丹尼尔·贝尔

丹尼尔·贝尔是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社会作用，从而把大众传媒与文化危机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他对文化危机的透辟分析，对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批判，体现了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但其新自由主义的文化立场，又决定了他的这种批判是温和的、不彻底的。

人物简介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是当代美国大名鼎鼎的学者和思想家，2011年1月25日去世。请注意与另一名同名学者贝淡宁(Daniel A. Bell)区分。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出生于纽约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出生时的名字是 Daniel Bolotsky，不久，父亲即离开人世。迫于生活，贝尔被寄托在一家犹太孤儿院里。孤儿院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底层生活的艰辛促进了他心智的早熟。从少年时期开始，贝尔就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表现了极大的热忱。13岁时姓改为Bell。1935至1939年，他先后就读于纽约城市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毕业以后，贝尔积极参与社会：担任过杂志社的主编、曾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席并任职于许多公共机构。贝尔在四五十年代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新领袖》杂志主编、《幸福》杂志编委和撰稿人。在六七十年代，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还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预测有关的活动，担任过美国文理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八十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等职。贝尔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1974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名居10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列，在欧美思想界声望甚高，最著名的著作是《意识形态的终结》，此书曾在1995年被泰晤士报评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有影响的100本书之一。

作为一名“介入型”学者，贝尔密切关注并深入广泛分析了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撰写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著作。他的名字和“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传播观

贝尔的学术著述很多，构成其综合思想体系的关键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两书外，还有一本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在前两本书中，贝尔着重探讨了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和社会(技术和经济)结构的变迁，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主要是美国)向“后工业社会”的萌发阶段，技术性决策将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传统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将为科技治国论所取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则追溯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历程，并剖析这种文化如何与经济和政治中的轴心原则、轴心结构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反映出贝尔全面探查当代西方社会结构、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领域的努力。他对资本主义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矛盾的透辟分析，代表了文化社会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的一项开创性成果，而其中涉及到的对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关系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其表层上，是指技术—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资本主义技术—经济体系以功能理性和节俭效益作为它的调节方式(轴心原则)，本身是一个官僚等级制结构(轴心构造)，其中的个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为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文化领域的特征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轴心原则)，它以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兴趣作为衡量尺度，追求个性的无限张扬和独立不羁，因而同技术—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成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然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却只能导致人们意义的迷失，从而瓦解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长此以往，将会使西方社会重蹈古代文明由奢华到内乱的覆灭之路。

媒介观

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涉及到他对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社会作用的总体看法，在这方面，他零零散散地主要表述了这样几层意思： 1、包括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传媒在内的通讯技术革命，与交通运输革命一起消除了社会的隔离状态，导致了大众社会的形成和大众文化的出现。贝尔认为大众传媒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扩大了相互间的影响和联系，同时也“造成对变化和新奇的渴望，促进了对轰动的追求，导致了文化的融合”。 2、大众传媒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贝尔指出，“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广告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是“新生活方式展现新价值观的预告”，在这方面，“广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单纯地刺激需要，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习俗。”《时代》周刊和《读者文摘》“这两家杂志均作为价值观变革的杠杆深入地影响了20世纪中叶的美国生活方式。” 3、视觉文化是大众文化最重要的性质，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而视觉文化在当代文化比重中的增加，实际上瓦解着文化的聚合力。贝尔注意到了电视这种视觉媒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崛起，他比较了印刷媒介和视觉媒介在传播效果上的差别；印刷媒介允许读者调节自己的阅读速度，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它强调的是认知性、象征性的内容和抽象思维的方式，因而能引起读者的理解和情感的净化；以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媒介，则把自己的速度强加给观众，没等观众来得及思考就一闪而过，它强调的是形象性内容和情感的震惊，导致的是观众反应的情绪化、戏剧化。在贝尔看来，视觉媒介创造出来的这种传播效果，不是来自内容而几乎全部来自技巧。视觉媒介就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如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或宽银幕立体声，为人们提供感官的刺激，追求直接、冲击、同步、轰动的效应，因此不可能使人获得某种超验的天职感、美化感，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净化，相反它“不可避免地要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内制造一种对常识知觉的歪曲”。所以，视觉文化虽比印刷文化更能迎合大众的感官需要，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却枯竭得更快。

伦理主义

第一，贝尔把新教伦理和伊斯兰教精神看成是“农夫的、小城镇的、商人的和工匠的生活方式合成的世界观”。而正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正是技术革命“借助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打破了农村的孤立状态，并且破天荒地把乡村纳入了共同文化和民族社会”，从而造成了小城镇主导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局面的终结。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觉组成的青年知识分子团体，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首次向拘谨而陈腐的小城镇生活方式和清教传统发起攻击。这场自称为“解放”的运动，是一股从欧洲吹来、登上了美国海岸的现代主义之风，一直延续到20年代消费道德观的建立，在6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运动中又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延伸。第三，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潢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第四，性欲崇拜取代金钱崇拜，成了美国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花花公子》杂志的大肆畅销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怂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性能力。”对“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提倡，还表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和《纽约时报》的广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亚州描写成“具有奇妙的诱惑力和兴奋力——甚至某种恐惧感”的“令人兴奋的州”；后者的标题则刻意模仿一部描写两对夫妇相互交换配偶取乐的电影的名字，鼓励人们旅行去过一个放纵的假期。放弃伊斯兰教教义和新教伦理的结果，使资本主义丧失了道德或超验的伦理观念。“新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工作领域仍沿用新教伦理业已失去活力的古老语言，但在消费领域却刺激娱乐、放松和纵欲的风气，结果导致了人格的分裂：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放浪形骸”。“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们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贝尔认为这只能造成人们灵魂的空虚。贝尔看来，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作为一项技术革命的大众传媒所起的社会作用，就表现在对前者的攻击和对后者的提倡，从而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不过，贝尔主要还是从传播内容剖析大众传媒的这一负面功能的，他对大众传媒负面功能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以它为载体的大众文化(享乐主义)的批判。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消费社会的出现)，只是导致新教伦理和伊斯兰教精神瓦解的一个方面的根源，另一个直接因素便是反传统的现代主义的冲击。

批判

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贝尔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作用；在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的异变过程中，贝尔又从传播者(文化大众)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通过这两项剖析，贝尔把大众传播媒介与文化危机联系起来，指出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包括现代主义)，对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起着瓦解破坏作用，而且由于大众文化内容本身的娱乐性、庸俗性和空幻性，使人们丧失了超验的信仰，而这是造成文化失去聚合力，导致西方社会领域断裂的根源所在。不仅如此，贝尔在一定程度上还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中，看到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控制机制——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贝尔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文化复合系统。经济上它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基础上，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换法则进行买卖，致使文化商品化渗透到整个社会。”在市场成为经济与文化的交汇点后，“经济逐步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贝尔蕴涵的意思无非是说，大众传媒之所以要迎合中产阶级享乐、庸俗的文化趣味，它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对流行艺术的倾泻，是因为文化大众长期视文化为商品，并从它的交换中获得了一种势利的价值观，因此将艺术的思想迅速地翻制成商品加以推销，尽可能为社会提供娱乐性的文化消费品。正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导致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负面的社会作用。

个人生活

丹尼尔·贝尔的个人生活同样丰富多彩。他的前两次婚姻分别与诺拉·波塔什尼克和伊莲·格雷厄姆结束。1960年，贝尔与文学评论学者、阿尔弗雷德·卡津的姐妹珀尔·卡津结婚。她也是犹太人。贝尔的儿子大卫·贝尔是普林斯顿大学法国历史教授，他的女儿乔迪·贝尔是一名学术管理人员，曾在纽约州塔里教堂玛丽蒙特学院教授美国妇女史等课程，于2005年退休。他于2011年1月25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家中去世。

学术成就

丹尼尔·贝尔以其对后工业化的贡献而闻名。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76年）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年）。他的两部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被《泰晤士文学评论》列为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100本书之一。除了贝尔，只有以赛亚·伯林、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阿尔贝·加缪、乔治·奥威尔和汉娜·阿伦特有两本书被列入其中。贝尔的学术成就不仅在于他的著作，他还曾担任剑桥大学1987年的美国历史和制度访问教授，并在多个重要委员会中担任成员，包括1964年至1965年总统科技委员会和1979年总统80年代国家议程委员会。贝尔还是《安提阿克评论》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并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备受赞誉的文章，如《犯罪作为美国的生活方式》（1953年）、《社会主义：梦想与现实》（1952年）、《日本笔记》（1958年）、《伦理与邪恶：21世纪文化的框架》（2005年）和《自由教育的重建：基础课程》（2011年）。贝尔获得了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美国其他十四所大学的荣誉学位，以及爱丁堡纳皮尔大学和庆应义塾大学的荣誉学位。他还于1992年获得了美国社会学协会的特别贡献奖，并于1993年获得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科学奖。他还于1995年获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托克维尔奖。贝尔曾担任三得利基金会的董事，并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学者驻地。他自称是“经济学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外部链接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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