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文字
金石文字，指把重要文献刻在青铜器和石碑上的文字。
金文自殷周开始就存在，是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到秦以后，便普遍用石刻代金刻。这些文字与流传至今的文献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研究历史弥足珍贵的史料。有佐证历史文献、补充历史文献、补充历史文献、复原真实历史等历史价值。解读金石文字方法主要从金石年代辨别、金石文字解读、专业研读内容几方面研判。
金石文字研究思路要从金石学的研究对象、发展历史及研究内容等几方面进行思考。
金石文字定义
中国自公元前十三、十四世纪起，常把重要文献刻在青铜器和石碑上，以永传后世，即称之为“金石文字”。
金文
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文字。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又叫作“钟鼎文”。
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之战，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与甲骨文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团块多。金文早在汉代已不断出土，是研究春秋战国文字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的最珍贵的资料。
最初，统治者仅在他们的礼器上刻上自己名字或符号以示区别。后来渐渐刻上带有纪念性的文字，或说明作器的用途和作杨华。后又进一步将需要保存的重要文献也刻在上面了。这种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之为“铭”。
石刻
到秦以后，便普遍用石刻代金刻。如石鼓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其书体为文（大篆），其原石鼓在陕西宝鸡南，唐初被发现，今藏故宫博物院。史书记载较多的是司马迁写《史记》时，便将秦始皇巡游天下颂扬功德的刻石，如泰山、琅邪、之、碣石等石刻上的文辞，均收入《秦始皇本纪》。从汉以来，碑的应用愈广，石刻愈多，史学家们取以考证史实，其价值不在金文之下，后人考证旧史，便以“金石”并称了。
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曾把几部重要的儒家经传刻在石板上，作为统一的标准课本。著名的有公元174年（东汉熹平三年），刘宏令刻五经、二传于石，竖在洛阳太学门外，以供全国读书人传抄证误，史称“熹平石经”。公元三世纪初，魏明帝正始年间，刻“三体石经”；公元九世纪中叶，李昂开成年间，在长安用楷书刻了十二部儒家经传，称“开成石经”，现尚存于西安市。此外尚有“蜀石金”、“北宋石经”、“南宋石经”和“清石经”等，都是中国珍贵的文献资料。
史料价值
区别历史文献
金石文字与流传至今的文献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研究历史弥足珍贵的史料，但它又不同于纯粹的历史文献。由于有些金属物品锈迹斑斑，有的碑刻严重风化，以至无法辨认，还有一些被人为损坏，只留下了拓片，或是为前代学者所征引而得以保存下来。但大部分金石是实物，是有形的，因而兼具考古材料的性质。正是因为金石文字的这种特殊性，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古代的金石将会源源不断地被发掘出来，被埋在地下的文字就能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史料。因此，出土的金石文字可以说是无限的，而流传下来的古籍却是有限的，这是金石与文献的重要差别之一。历代典籍大多是经过作者加工取舍过的，特别是官方文献，必须要为尊者、长者讳，等等，于是乎曲笔、误笔层出不穷，这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甚至是一个个永远无法破解的谜团。另外一种情况，是当朝人随着政治风向或是其他因素而重新修订以前的文本，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
佐证历史文献
相对而言，金石文字虽然存在同样的弊端，尤其是碑刻，很多都是依据他人写就的文本镌刻上石的，有些则是后代翻录、翻刻的，但大多数是当时或时隔不久雕刻的。因此，金石文字通常要比文献资料更为原始。尤其重要的是，刻录者通常不会故意改动底本，当然不能排除误刻的现象。而且，金石文字是很难修改的，除非完全磨去原刻，再彻底重新雕刻，否则就会被原样保留下来。而金属器物上的文字则更难以去除，要么熔化后重新铸造，或者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腐蚀，人为磨损是有相当难度的，尤其是在古代。正因为如此，虽然流传至今的金石文字数量远远不及文献多，但其史料价值却是难以估量的。
补充历史文献
古代文献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广大民众生活的关注过少，即便有一些零散的记录，也都是特殊情况下才出现的。总体说来，传世文献中格外欠缺有关社会、宗教、妇女、文化、风俗等方面的史料，尤其是历朝历代的普通人、平常事，很少见诸史籍。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帝王将相史，几乎很少见到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相反，碑刻中却记录了不少难见于史乘的人物。这些人或许没有显赫的声名，但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而正是这些个体的人生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内涵。金石文字有意无意间所展示出的诸多不见于史书的珍贵资料，有补史乘之缺的重要价值。可以肯定，很多金石文字都是史籍所不曾刊载的，内容涉及历代的典章制度、朝廷政令、文人墨客的诗词文章等，这些都可以在金石中有所发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唯一流传下来的罕见史料。毫无疑问，这些资料是其他类型史料根本无法替代的，完全可以弥补现存文献之不足。
复原真实历史
金石文字亦保留在现存的文献之中，但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金石文字便失去了其史料价值。历史学工作者完全可以用金石与典籍相互印证，进而恢复二者的本来面目，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加准确的史料。众所周知，历代典籍绝大多数是后代刊印的，就中国古代而言，宋版、元版书籍质量优良，但数量极少，而流传下来的宋代之前的雕版印刷品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元代以前的金石史料却是非常丰富的，其数量远远超出书籍之类的文献，这些文字除了少量是后代翻刻的而外，绝大多数都是历朝历代雕刻而成的。显而易见，就保存时间而言，金属、碑石通常要比书籍长得多，因而也更原汁原昧地保留了当时历史的真实状态。
一般说来，古代典籍并非当事人自己主持刻印的，而往往是稍晚一些甚至是其后代编辑修订的，因而不太可能完全准确。相反，金石文字通常是组织刊刻之人出于不同目的，或炫耀声名，或扩大影响，或出于某种信仰，等等。在作者写作后不久便刻写上金石的，因而较书籍更具原始性。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样的文本，金石史料总体上也会比书籍提供更为丰富翔实的信息，如很多碑刻题碑者、刻碑者、刻工及其相关人员的一些情况，即珍贵而难得的史料。
重要历史资料
历代金石文字是流传至今最为重要的历史资料之一，其中许多是保存至今的文献中所全然不载的，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不仅是其他类型史料所无法替代的，而且也完全可以弥补现存文献的缺陷。同时，金石史料可与史籍互证，使二者都有可能恢复其本来面目，这既能纠正现存文献的某些错谬，也可用文献校对金石文字，为历史研究提供更为可靠、准确的史料，进而加深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
解读方法
金石文字缺陷
金石文字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与其他文献资料一样，也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其原因大致有三：
金石年代辨别
使用者在运用金石史料时必须要对金石本身进行尽可能准确的辨别，尤其是那些没有注明时间的金石，判定其具体年代显得格外重要。通常而言，刻写于金石上的文字长短不一，有的甚至仅有一二字，有的则多达数千字或更多。其中，多数金石从其内容和题款便可作出准确判断。对于那些无法确定的金石，特别是字数少而不能判定其年代，抑或那些难以辨认的文字，在将其作为史料应用时必须要非常谨慎。
金石文字解读
在对金石本身作出适当判断之后，还要对金石文字进行尽可能详细的解读。由于年代久远，很多金石上的文字变得模糊起来，有些是缺损笔画，有些甚至根本无从辨认。在这种情况下，考订清楚每一个字，实际上就是挖掘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有时就如猜谜一样，要根据前后文或其他内容增补缺字、辨别模糊不清的文字，等等，否则很难发挥金石文字的史料作用。
专业研读内容
研读金石文字必须具备极强的专业知识，否则是不可能发掘金石史料内在的巨大价值的。应该说，古代流传下来的金石涉及到各个时代非常特殊的历史，其中包括社会、宗教、风俗、妇女、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的史实。如果读者缺乏对当时历史的深刻认识，那么，理解金石史料就很容易出现偏差或错误。正因为如此，金石史料的研究必须要与时代的大背景、金石文字所反映的小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方能全面而透彻地把握其所包含的丰富内涵。金石史料的解读必须要具备相当的专业素养，不然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的。
金石研究思路
从金石学的研究对象、发展历史及研究内容几方面深入思考：
石刻文献溯源
钟鼎器物存在可以追追溯到商朝，而石刻文献的产生、发展沿革却一直缺少确切的研究。对石刻文献的源流可以探讨刻石与碑刻两种文献的重要区别：刻石文献从秦始皇时代兴起，主要用于纪事，歌颂功绩，传至后代；“碑”本是下葬用或伫立庙前用以系牲口的实用性石类物，无勒名纪事刻功的功能，在这类石碑上刻字的风气，始于西汉而盛于东汉。
金石学史的梳理
金石器物在历史上不断出土发现，人们对金石文献不断搜集、整理、研究乃至成学，后来者不能不在前人基础上继起而行。通过对金石学史的考察，纠正了宋代以来注重收藏鉴赏的倾向，重新发掘出金石学在研究经史、考核故实等方面的学术价值，表达出乾嘉金石学的学术追求与研究转向。
对金石器物的考证
对每件器物临摹图形和文字，描述各部位尺寸大小，然后对铭文进行考释。尺寸是“用汉建初虑虒铜尺，尺今藏曲阜圣公府”，以求实证。或对宋代金石学家重在搜集而考辨粗疏的检讨，也有对金石器物在文字发展源流、经史考证等方面价值的发掘验证。
金石研究方法
对金石器物的考证研究，较重视“有足证文字之原流者，有足辨经史之讹者”，于此可见研究金石的方法。以经史文献来证解金石器物。如对秦金师比、汉铜虎符、汉鸠杖、汉鱼鹭洗等器物的考证中，器物有的有铭文，有的无铭文，本身提供的信息并不多。援引经史文献记载对这些器物的形制、用途、起源与沿革等问题进行论述，指出了这些器物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使人对这些器物有了清楚的认识。
对照法
在释读古文字可以用《说之解字》作对照，有时也以文献用字作对照。只是缺少不同器物间字形的横向比较，因而只从字形出发，难免出错。可见是否有文献用例作参照或证明，是当时学者判读释字的一个重要依据。
偏旁分析
惯常以《说文》来释读古文字字形。是在铭文与《说文》字形对照之后显出差异，也是通过分析字形构件来释读字形的，考释错的文字中，也能发现明显有偏旁分析的痕迹。
文字演变规律
对隶书书写中形近构件的相互混淆现象和汉代常把隶书字形又改写成小篆写法的做法进行研究认识。
从声音角度释读
从字形角度对比识字，或通过语音关系释读铭文，可以是“皆以对音相同而误”，也是以读音相近而沟通诸字。
铭文辞例
在铭文释读中也常用铭文辞例来校释文字。
研究新思路
总结在具体研究中的体会出来的对所谓金石材料的反思：
第一，重新认识新材料与旧材料的关系，需要特别重视对传统金石学的材料整理。不要一味地去追逐新材料，没有充分利用的材料就是新材料，因为它完全可能带给你全新的信息。
第二，新出墓志之外不能忽视传世文献所载的大碑，有时候后者反而更重要。无论《权德舆诗文集》中收录的《唐故太清宫三洞法师吴善经碑铭》，抑或《唐文粹》中保存的由冯宿撰文、柳公权书写的《唐升玄刘先生碑铭》，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线索，考察中晚唐那些重要道士生平的框架性信息来源。
第三，强调碑志文本性与物质性的统一，需要特别重视石碑在文本内容以外的信息。如李隆基曾在临汾市的浮山县庆唐观立下石碑，碑阴刻有太子、亲王及朝廷重臣的名衔，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表现形式。
金石文化保护
拓展传承方式
“保护”有两个层面，一是抢救，一是传承。从中国篆刻艺术的情况来看，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特点使得它仍然被广泛应用，无“濒危”之忧。对它的保护更多不是抢救，而是传承。关于传承，首先要把原来的东西继承下来，之后就是逐渐拓展。在中国，篆刻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那么就要把篆刻推广到域外，比如“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发动艺术家，以各国的文字进行篆刻创作，这种形式，也是保护措施之一。”
重振金石学
“重振金石学”不只是一句口号，还有一系列具体的举措。比如推进“砚铭文化”、恢复青铜器“全形拓”技术、拓片题跋、“镌刻”技艺与“传拓”技术的复原等。
参考资料
金石文字.郑州日报.2023-09-23
雷闻：金石文献与中国道教史研究.今日头条.2023-09-23
印者·信也丨陈振濂：重振金石学.今日头条.2023-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