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恂诚
杜恂诚，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兼任职务
1、上海社会科学院兼职博导
2、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荣誉奖励
1、上海市第六、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连续两届获得一等奖
其他奖项多次
发表论文
1、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3篇，另有1篇待发表
2、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7篇
3、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发表论文7篇，另有1篇待发表
4、在《学术月刊》、《财经研究》、《学术季刊》等国内外刊物上或论文集上共发表论文150篇以上
图书出版
1、个人专著7本
2、主编1本
3、合作10多本
研究课题
1、近代上海钱业习惯法研究
2、主持：中国近代国有经济的政策、制度与演变
3、参加：近代上海市房地产价格研究
最后学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博士
岗位职称：教授 博导
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史，金融理论
教学课程：中国经济史研究（上，下）、史料学、
中国近代经济史
观念
杜恂诚：重思近代经济史
黄坚=文 2006年10月18日
40年前，杜恂诚从上海最好的中学毕业，幸运的进入一家味精厂。在那灰色的十年，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伴他度过艰难岁月。从19世纪的西洋文学里，他知道了如何从人性的角度看待历史。
21年前，杜恂诚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所。在阜外月坛公园北小街的图书馆里，他抹去历史的厚厚尘埃，在《银行周报》、《中国银行周报》的枯燥文字中挥汗如雨，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构建近代中国的金融图景。
今天，年近花甲的杜恂诚带领他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弟子，希望重新反思经济史。在他看来，这门学问的知识结构需要更新。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切入，如蝗虫一般占有历史资料，这两点缺一不可。
在正统历史书上，十九世纪的中国被危机笼罩，政治事件占据了重要篇幅。近年来，思想史的研究，让我们从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鲁迅直到储安平等几代思想家身上看到了启蒙的力量。在杜恂诚眼中，这都不够，我们需要再补上经济视角。
浦东新区，在距离金融区不远的一个住宅楼里，杜先生向我讲述他眼中的近代中国的经济脉络。仿佛回到一百年前，买办、民族资本家、钱庄、会审公堂，不再是充满意识形态的符号，而是还原为生动活泼的人性，还原为热血青年与商业冲动。
我期待着，在不远的某一天，书市上出现中国人写作的通俗近代经济史。它和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一样好看，也和道格拉斯·诺思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样深刻。
租界新论
问：我们往往把近代中国看作一段屈辱的抗争史。对西方势力，人们有很强的抵触情绪。你怎么看待西方势力？
答：日本人看待历史的态度和我们很不一样。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亚于中国人，但却把佩里当作开国之父。要知道，佩里是1853年美国侵略日本时的舰队司令。佩里固然给他们带来了屈辱，但也给日本带来了新的经济因素，新的商业文明。
一段历史，在当事人看来，当然有道德方面的褒贬，存在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外国人侵略中国，当然值得痛恨。但在搞历史的人看来，历史的评价却可能有所不同。在对待中国近代史时，我们忽略了外国人带来的潜移默化的经济发展。
并非所有外国商人都是借用不平等条约来打压中国人。他们多数是和政治没有多少联系的。日本的大企业，可能和政府联系紧密一点。西方，如欧美商人，还有日本中小商人，都是来做生意而已。这方面我们不要过分谴责，不要盲目排外。
现在这么多外国公司进入中国，我们觉得对中国经济有利，当时也是如此。绝大部分外国公司并不是和政治挂钩，他来投资一个项目，就要和你签订不平等条约？没这个事。
另外，租界制度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预期。那时候军阀混战，乱哄哄的，谁敢投资？为什么上海市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投资？工业、金融、外贸，都是一半以上。为什么？因为它比较稳定，大家为了追求一个稳定的环境，宁可离老家远一点，来这里投资。
在租界里发生的纠纷，中国政府不能随便插手，要由租界当局来管。涉及经济纠纷，租界的会审公（会审公堂）一般看重商业习惯。后来，中国地方政府的法院，也按着租界的会审公廨行事，在经济判案中表现出比较超脱的做法。
在政府比较弱的情况下，租界显示了一种相对独立性。而且像上海市的总商会、同业组织，社会地位非常高，他们提出的主张，份量很足。但是，在政府强势的时候，这些组织的声音就不太起作用了。
被妖魔化的买办
问：一些近代小说提到买办时，大多把他们写成恶魔。买办到底是什么样子？
答：买办不是恶魔，是活生生的人。我所接触的买办资料，绝大部分有爱国情怀。
所谓买办，是指外国人来中国投资，由于不了解中国市场，需要雇用一些本地人为他服务。这些人的头头就叫买办。买办首先在贸易领域，如洋行里出现。中国最早投资于工业的就是买办，他们在贸易领域积累了很多资金后，转而投资工业。作为工业的投资人，甚至直接经营工业和轮船运输业。唐庭枢、徐润、郑观应是其中的佼佼者。
买办对工业、新式商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人有爱国情怀。他们本来在外国企业中的地位非常高，但却放弃这些利益，去国有企业（当时称官督商办）任职。工资低，甚至不开工资，还要受各种关系牵扯，陷入多种矛盾。用徐润的话说，“舍长局而救短局”。
而且，买办也有一个发展历程。第一，必须是本国贸易商人中出类拔萃者才能做买办；第二步成为买办；第三步，向本国企业投资，成为企业家。有些人，如唐庭枢、郑观应等，最后到了官督商办企业去，服务于这样的企业。为什么呢？我觉得是爱国情怀。
官督商办企业包括轮船、航运、纺织，还有矿业。都是国家实行行业控制的领域。可以说，他们就是第一代民族资本家，领风气之先。过去，我们只从近代史上看到政治家，还有符合自己需要的思想家，企业家却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挑选的眼光太受限制，历史不完整嘛。
问：为什么美国有福特、约翰·洛克菲勒，日本有盛田昭夫等等，中国近代却没有类似企业家呢？
答：中国的民营企业做不大，有很多因素。一是家族制度。日本的家族，父亲死了，传给大儿子，其他子女可能有些财产，但企业的经营权肯定没有。英国也是如此。中国的问题在于，婚生子女有继承权，非婚生子女也有继承权。大家把财产一分。一个企业好不容易做大，创业者生下一大堆儿子，一分家就没了，做不大规模。一个企业壮大，要经历好几代人，这样才能不断社会化。而中国的这种家族继承方式，阻止它有效的社会化。
其次，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这也影响了企业的社会化。
所以，中国不能出现约翰·洛克菲勒、福特，还没发展到这一步，没到这个规模，还没达到钱德勒的《看不见的手》里所说的管理水平。没有层级革命，没有经理层的出现。
钱业之自我管理
问：谈谈钱业吧。这个近代中国的制度，和今天的金融制度有什么区别？您对此做过深入研究。
答：钱业，当时被称为百业之首。钱业，就是钱庄业。钱业同业公会，只有钱庄业中最有力量的机构才能加入。他们开出的本票相当于现金，信用度极高。要达到这一点，完全依靠整个业界的有效治理。
在英文翻译里，钱庄是native bank，本地的银行。差别在于，钱庄是合伙制，承担无限责任。银行是股份制的，承担有限责任。银行的业务以抵押贷款为主，也做一部分信用贷款。而钱庄主要做信用贷款，因为钱庄往往对某一行业的商人特别了解，比如某一钱庄主要做丝业的贷款，那么它对丝厂的情况就非常了解。很有信用的客户，不用抵押，可以放心地贷款。
有人认为钱庄很传统，是落后的制度。我看不对。钱业，当时是百业之首。开出的票据等于现金，信用度非常高。而且，当时全国的基准利率是上海钱业工会决定的，所谓银拆。银元的兑换率，叫洋厘，也是钱业决定的。如果它是落后的、保守的、封闭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问：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上海钱业公会的自我管理制度很强，拿它和意大利热那亚的马格里布商人的做法进行了对比。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答：上海钱业公会和马格里布商人的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自我管理，没有政府干预。但两者的管理结构不一样。
马格里布商人的自我管理，是解决代理商问题。比如，海外的某个代理人卷走了你的银钱，怎么制裁？办法是我们所有商人集体抵制他。这种机制比较排斥公共的法律体系，不需要政府和法律干预。西方学者Greif认为，这种机制短期有效，因为它的公共法律体系成长慢。所以，它是不发达社会的做法。
而上海钱业协会则更加进步，因为它管理的不是海外代理商问题，而是管理行业信用。它有一整套规则。你要加入行业协会，需要相当高的资质。如果你违反制度，就惩罚，甚至开除。如果你不讲信用，我们也联合抵制。但这种做法不经常用。它倒经常借助司法工具，借助当地的商业组织劝说，做到不仅我守信用，你也守信用。而且你我的规则可以连接起来。
所以我说，在当时政府比较弱的情况下，他们形成了一种规则网络。这种规则网络是稳定预期的基础。我认为，这个规则网络非同小可。现在的中国社会就缺少这种规则网络。现在只有政府纸面上的规则，没有化为行业内部能够经过磨合的、可操作的规则网络。
上海钱业公会比马格里布更高级，可以扩展到更大范围，不会造成司法体系的相对衰落。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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