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樾
常（1884-1912），字子发，山西黎城人。1901年考入山西武备学堂，与阎锡山、黄国梁、张瑜、温寿泉、乔煦、姚以价等同学，并与阎锡山结义。1904年常樾被派至北洋新军见习。返晋后任新军队官，督使公所调查马兵委员。1906年经荣炳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任山西新军八十五标教练官。1911年参加辛亥太原起义，任山西军政府军令部长。1912年1月5日在太平县（今襄汾县）史村镇，被驻该镇谢有功所属童宝山部捕获后牺牲。
人物生平
常樾(1884—1912)，字子发，黎城城内小南街人。出身寒微，不为境遇所挫。少负大志，胆识过人。每与友人谈论海外革命，则拍案曰：“我中国欲不亡，非实行革命不可！”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下令“废科举，兴学堂”。次年，山西太原武备学堂成立，常樾认为是自己施展才能的时机，毅然赴太原考入武备学堂。除军事基本课程外，对史地、数理无不苦心攻研。他曾对学友说：“天下之事，匹夫有责，况我辈身为军人乎？”常樾于武备学堂毕业后，被派至北洋新军见习，以善体士兵，勤干操练，成绩优异，为上司赏识，任协军校。返晋后，任新军队官、督练公所调查马兵委员。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中国同盟会山西分会首次派荣炳从日本东京回太原，秘密组建同盟会。荣炳遵照同盟会在新军发展会员的指示，介绍常樾、张煌等加入同盟会。从此，在新军中播下革命种子。常樾等积极联络同志，开展革命工作。宣统元年(1909)，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温寿泉、阎锡山、黄国良先后回国，在山西新军中崭露头角。同盟会为掌握新军，将会员安置在重要岗位上。常樾被保荐为八十五标教练官。
辛亥武昌首义，山西同盟会于10月29日起义响应，击毙巡抚陆钟琦，推翻清政府在山西的统治，成立山西军政府，阎锡山为都督，常樾任军令部部长。赞襄军务，动合机宜，筹措军需，功劳卓著。
于1912年1月5日潜行至太平县(今襄汾县)史村镇，被驻该镇谢有功所属童宝山部捕获。常樾形容举止，不似常人，童料为民军要人。决计杀之以邀功。常樾已知无可隐讳，坦然告以实情，讲明革命形势，劝喻其归顺，童不依。常樾乃大呼曰：“速杀我”！当被缚至镇郊，强令下跪。常樾不屈，行邢人员乃击其股骨而仆地。他大声曰：“可以见我死难诸同胞矣”！言未已而颈已断，围观者无不赞其牺牲之壮烈，时年仅29岁。
革命事迹
父债子还 立志反清
黎城县城至宋天圣三年（1025年）从古县迁居建城到民国1937年，是座保存完整、功能齐全的正方型古城垣。城墙用土筑起，周长四里多，高三丈有余，城壕深宽各一丈左右。门有三个，东曰“拱辰”，西曰“西戌”，南曰“南熏”，门上建有两层楼，门外有瓮城、重门，城四角建有角楼。1884年春，就在这座古城小南街最南端的一个常氏小院里，一个男婴呱呱落地了，他的父母为了让他长大后超越前辈就取名为常樾。后来常氏夫妇又先后给常樾增添了常超、常戍、常令三位兄弟。常樾的父亲中年在城里一家米店搞搬运、干杂活。他从小上过几年私塾，学过拳术，且为人忠厚，办事勤快，在米店十几年来与老板相处得特别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晚清政府之腐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上当地的地痞无赖经常欺行霸市，迫使这家米店关门改行。店主看到人家贩运烟土特别挣钱，也学着做起来，仍雇佣其当保镖。当时常樾父亲也知道这是风险极大的黑买卖，可一是迫于店主与自己的关系；二是自己的几个儿子上学正在用钱，只能默认。没想到几次下来就被官府发现，双双被捕判刑。常樾父亲被判三年。那时的囚犯，吃的是猪狗食，干的却是牛马活。一年下来，就积劳成疾，入狱两年后其父病死在牢里。本来常樾之父坐牢后就断了经济来源，现在又死在牢里，全家像塌了天，在亲戚邻里的帮助下才将丧发出。
几天之后，官府的捕头带人找上门来。“按大清刑律，父债子还，你家有四子，由谁顶债？”。四个儿子都是自己的心头肉，谁愿意往火坑里跳呢？此时此刻，常樾母亲为难了，这时常樾看透了母亲心事，毫不犹豫的站在母亲面前说：“妈，我是长子，我愿意去替父抵债，我走后你要保重身体，照顾好我的弟弟们。”说完就随捕头去了。
这天晚上，蹲在大狱中的常樾没有掉一滴眼泪，他毕竟已是完小毕业的秀才了。夜深了，他望着铁窗外面高挂的明月，想着清朝黑暗、腐败的制度，暗暗地握紧拳头告诫自己：我要坚强地活下去，等着吧，这笔账总有一天要算！
走向革命 践行诺言
1900年（光绪27年）冬季的一个大雪天，常樾抵债刑满，告别了铁窗，这年他17岁。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母亲早已在给常樾张罗着。“这个小女挺不错，她家也情愿，你就答应了吧！”母亲已在耳边唠叨数天。父亲走了，母命难违啊！无奈之下，1901年春常樾与这位女子“拜天地结良缘”。新婚当天，前来贺喜的本县元村完小同学范增玉告诉他：“山西太原也要开设武备学堂，是一所省立学校，全省招收120名学员，除保证学生衣食外，每月还发一定饷银”。常樾早就知道武备学校是培养军人的新式学校，终于等到本省的开设。“天赐良机，好事，咱们一起去吧！”新婚第七天，常樾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亲、兄弟和新婚的妻子，与好友范增玉踏上了太原的赶考行程。
山西武备学堂属于初创，又是新学，入学考试并不很难，试题为“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常樾和范增玉顺利通过了考试。同堂通过考试的还有阎锡山、黄国梁、张瑜、温寿泉、乔煦、姚以价等人，几年后这些人均成为山西辛亥革命的领袖和先驱。
初入武备学堂，除国文课外，对这些学员来说都是新课。他们对新课程最感兴趣的是步兵操典，觉得非常有意思，虽然文字不免有些枯燥，然而其中知识面相当广泛。对文化课他们感兴趣的是数学、历史和地理，因为在他们看来，数学可以启发人们的思维；历史可以了解古今大事演变；地理可以知晓世界。他们最不费力的是国文课，最优秀的功课也正是国文，每次他们都能考出好成绩。第一年的学习，他们收获颇丰。
第二年，他们对各种新课程已经全面适应，同时对军事各科也十分用心，每次上课勤于笔记，善握要领。
第三年，他们对于学与术，均很努力。术科方面他们对基本操作，很下功夫，动作姿态，较为标准，尤其像常樾、阎锡山、黄国梁这样的同学经常出队示范，渐渐在同学中也树立了好的形象，颇得同学的信任。
另外，三年期间，他们这些学员的政治思想也在转变。当时，康有为主持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已有四五个年头，但其影响仍在一般青年学生中流传不息。公车上书、六君子就义等等，仍是学生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尽管上海等地鼓吹反清革命的书刊已在流传，而风气闭塞的山西，就是在知识分子荟萃的学堂里，人们的口头禅仍是“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之类已经过了时的口号。但每与同学们谈起海外革命时，常樾则拍案而起：“我中国欲不亡，非实行革命不可！”
对于常樾的言行，阎锡山等学友非常敬佩和赞扬。此间常与阎有深厚的私交，一是常是父死，阎是母亡，同命相怜；二是在政治进步方面常优于阎，而在经济方面阎优于常，他俩优势互补，常被学友视为常阎集团。后来，阎与常干脆结为“拜把兄弟”。阎锡山生于1883年，常樾生于1884年，阎比常年长一岁，阎为兄长，常为弟弟。
太原武备学堂三年毕业后的1904年，同班的阎锡山、姚以价、张维清被清政府公派到日本陆军学校深造，常樾被派至北洋新军见习。此间，他善体士兵，勤于操练，成绩优异，为上司赏识，任协军校。返晋后任新军队官，督使公所调查马兵委员。
1906年（光绪32年），中国同盟会山西分会首次派荣炳从日本东京回太原，秘密组建同盟会，荣炳遵照同盟会在新军发展会员的指示，介绍常樾、张煌等加入同盟会。从此，在新军中播下革命种子。常樾等积极联络同志，开展革命工作。1909年（宣统元年），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温寿泉、阎锡山、黄国良先后回国，在山西新军中崭露头角。同盟会为掌握新军，将会员安置在重要岗位上。经过阎锡山的推荐常樾任八十五标教练官。此间，每遇到士兵生病时，他总是亲自请医问药，并用自己的薪水购买补养品，直至回复健康。一天在训练场上他看到一个河南士兵闷闷不乐，心事重重，当了解到这个士兵收到了家乡水灾、全家处在饥饿中的来信时，他以这个士兵的名义给家乡寄去20元大洋，给他家解除燃眉之急。
辛亥武昌首义，山西同盟会于10月29日起义响应，击毙巡抚陆钟琦，推翻清政府在山西的统治，成立山西军政府，阎锡山为都督，常樾任军令部部长，温寿泉为军政部长，黄国梁为参谋部长，景定成为政事部长，曾纪钢为财政部长，乔义生为外交部长，杜上化为参议部总长。常樾担任军令部长后不负重望，赞襄军务，动合机宜，筹措军需，功劳卓著，以实际行动践行着革命诺言。
卫护共和 死而无悔
太原起义的成功，大大地鼓舞了北方的革命斗志，但袁世凯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为了敷衍“南北议和”的政治局面，表面上在北方命令秦、晋两处清军立即停战。实际中山西的清军卢永祥部并没有停止前进，于12月12日占领娘子关后，继续向太原进军。因此，1911年12月27日，伍廷芳在“南北议和”第二次会上，对袁世凯进行强烈谴责。袁世凯在北京组成责任内阁后，即安排袁克定派刘盥训（猗氏县人）由京来晋，向山西军政府提出：如果山西承认袁世凯任第一任大总统，即不攻晋。当时，江浙联军已于1911年12月2日攻克南京，南北双方代表在南京议和。山西当局为缓和局势采取权宜之策，由政事部长景定成（景梅九）代阎锡山拟书致袁，表示承认袁世凯，由常樾偕刘盥训赴京送达。至井陉，清军不许过，经交涉，只准一人行。常樾只能绕过河北省平山县前往。所带盘缠途中遗失，备受饥饿劳累之苦。书送袁后，久无结果，刘闻清军已破娘子关，嘱常樾返晋飞函民军，北据石岭关，南据韩侯岭，再图恢复。时清军已遍布京南，盘查甚严，常樾只得夜行，取道东阳关，单身上太行。
这天晚上，常樾策马扬鞭从河北涉县来到东阳关。“啊！生养自己的故乡就在眼前了。”自从走出赵店桥赴太原上学、工作已十多年了，与家里只有书信来往，从未回过家乡，不禁浓浓的亲情涌上心头。老母、弟弟们，爱妻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要么回家一趟？”又想军务在身、情况紧急，早一刻到达目的地就可早一刻挽救同胞的生命。想到这里他急忙在路边的一家小店充饥后，含泪上马绕过古城，绕过家门向正西方向的翼城飞奔。那时，驻平阳（今临汾市）的清总兵谢有功部与由太原南下的民军杨彭龄等部对峙，常樾情况不明，于1912年1月5日潜行至太平县（今襄汾县）史村镇，被驻该镇谢有功所属童宝山部捕获。
常樾形容举止，不似常人，童料为民军要人，决计杀之以邀功。常樾已知无可隐讳，坦然告以实情，讲明革命形势，劝喻其归顺，童不依。常樾乃大呼曰：“速杀我”！当被缚至镇郊，强令下跪。常樾不屈，行刑人员乃击其股骨而仆地。他大声曰：“可以见我死难诸同胞矣”！言未已而颈已断，并将头悬于史村村外，围观者无不赞其牺牲之壮烈，时年仅29岁。
当军令部长常樾英勇就义的消息在晋军上下传开后，从都督阎锡山到普通士兵无不为失去一位革命先驱，一位著名军事领导人而悲痛万分。阎锡山顿足垂胸：“兄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先我而去了，我一定要继承你的遗志，去完成你未完的事业”。当时正值政事、战事混乱之时，对其后事无能为力。
经过五年多艰苦复杂的斗争，在袁世凯死后特殊的政治环境下，阎锡山政治、军事一齐下手，多方运作，终于在1917年被北京政府特任为兼山西省长。从此阎锡山既是握有山西军事实权的督军，又是握有山西行政实权的省长，终于将一省的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这一政治目标的实现，无疑为阎锡山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进一步施展“抱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就在1917年春，与常拜过把子的阎锡山大哥总算有时间来处理常樾弟弟的后事。以阎锡山为首的军政要人计60名捐款在常樾烈士的故乡黎城县小南街为其立碑修祠，并派要员到现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又将其母多次接到太原亲自接见，同时亲口承诺：“干娘，常樾弟弟为革命捐躯了，您家的事就是我阎锡山的事，以后有什么困难我都管”。随后将其两个弟弟常超、常令安排在省府工作，又将其几个侄儿侄女转学至太原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