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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

甘阳

甘阳，男，1952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并获得西方哲学硕士学位，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原院长，清华大学新雅书院讲席教授。

1999年起甘阳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2002年他著作的书籍《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出版。2008年甘阳被中山大学聘为讲座教授。次年他出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2011年7月1日，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正式成立，甘阳任兼职教授。2014年甘阳出任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通识教育试验区）总监。2017年9月，甘阳被聘为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2019年他被浙江工商大学聘为兼职教授。2022年4月15日，甘阳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新雅书院院长职务。

甘阳主要从事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西方文明史、大学理论等。他曾先后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清华大学第八届“清韵烛光·我最喜爱的教师”等奖项。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甘阳，1952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曾在北大荒下乡八年。1982年获黑龙江大学学士，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获西方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在北京创办象征中国学术新生代崛起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主编出版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标志之一。1989年前往美国入著名学府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长期进修，先后师从社会理论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政治哲学家爱兰·布鲁姆( Allan Bloom)，法国名史家孚雷(Francois Furet)，以及中国政治学家邹谠等名师，广泛研究社会理论、政治哲学、西方文明史。

工作经历

1999年起甘阳任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中山大学哲学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高访学者，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并担任英文学刊The China Review常务编委，北京“中国文化论坛”理事等学术职务。

2002年，他所著的书籍《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出版。2008年被中山大学聘为“逸仙学者”讲座教授。2009年，出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兼任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次年12月17日，甘阳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记录，由北京大学批评理论中心根据录音整理。

2011年7月1日，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正式成立，甘阳任兼职教授。2014年，甘阳出任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通识教育试验区）总监。2017年9月，甘阳被聘为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2019年11月27日，甘阳被聘为浙江工商大学兼职教授，校长陈寿灿为甘阳教授颁发了浙江工商大学兼职教授聘书，副校长赵英军为甘阳教授颁发了“博雅讲堂水晶杯及博雅讲堂讲师团聘书”。2022年4月15日，甘阳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新雅书院院长职务。

研究领域

甘阳主要从事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西方文明史、大学理论等。

主要成就

甘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八十年代组建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被普遍看成象征当时中国学术新生代的崛起，在中国思想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如刘小枫、陈来、阎步克、陈平原、陈嘉映、李银河等，均出自这个编委会。《文明·国家·大学》分三编，中编“第二次思想解放”是核心和基础，它提供了观察和思考的“眼睛”；上编“中国道路”只有在经历第二次思想解放之后才能被发现，而下编“大学”则是以第二次思想解放为基础提出的改革主张。中国发展到现在的阶段，中心议题早已从要不要改革、要不要解放思想，转变为如何改革、如何解放思想。甘阳出版的文集《文明·国家·大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月）汇集了他近十余年来关于思想解放和中国改革尤其是大学改革的思考，这些思考构成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一极，他大力提倡的“通识教育”理念，更强烈推动了中国主要大学纷纷走向通识教育道路，从而被公认为“中国通识教育之父”。

主要作品

书籍著作

发表论文

社会任职

人才培养

开设课程

甘阳教授开设课程有《大学之道》《自我·他人·社会》《莎士比亚与政治哲学》《古希腊文明》《美国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政经哲研讨课》《西方古典学基础》《社会调查》（耕读）。

主持课题

甘阳教授主持课题为西洋古典学交叉专业学科建设。

教学活动

2019年11月27日，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教授在浙江工商大学博雅讲堂，在下沙校区图书馆一楼报告厅进行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主题讲座。

2021年10月15日，参加“华东师范大学校庆七十周年系列讲座”活动，并以“修昔底德与‘修昔底德陷阱’”为题开展讲座。

人物主张

重新阅读西方

甘阳《文明·国家·大学》中的阐述，中国改革第一次思想解放最重要的成果，是从对西方的简单化的否定和批判中解放出来，转向大规模地学习西方；而第二次思想解放则是从西方和美国模式中解放和摆脱出来。第二次思想解放，中国人逐渐判断和辨别哪些西方的东西可能对人们比较有用，哪些东西仅仅是对西方有用，对人们并没有用，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甘阳主张的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核心内涵是“重新阅读西方”，这种阅读包括对西方的检讨，但这种检讨并非第一次思想解放之前那种简单化的否定和批判。因此第二次思想解放首先是阅读西方时的思想解放。阅读西方之所以需要解放思想，原因在于经历第一次思想解放之后所理解的西方过于单一化。其问题在于，西方本身并非铁板一块的整体，“内部有无数多的理论、潮流”，而抽象理解西方的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当成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这样一来，形成了一套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另一方面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

甘阳认为，在阅读西方时解放思想，关键是按照西方自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而不是把西方简单地视为中国的药方。基于这种方法阅读西方，关注的是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对西方的思想制度首先抱有存疑的态度。以甘阳对美国的阅读为例，他指出美国并不像国内一般介绍的那样独尊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思想和政治版图最为重要的变化是保守主义的崛起。因而可表示阅读美国时解放思想的一大具体内容，就是充分认识保守主义在当代美国的重要性。如甘阳所说，第二次思想解放所说的“从西方和美国模式中解放和摆脱出来”，有其具体含义。

重新理解中国

甘阳曾经特别强调“中西两端深入”的方法，主张在阅读西方时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暂时保持距离，以避免简单地将西方当药铺。他因此也对“文明对话”有多大意义抱怀疑态度。但同时，甘阳并不认为阅读西方与阅读中国无关，也并不是完全否定中西文明的比较，比如他主张应当拿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比较，拿现代中国与现代西方比较。理解甘阳思考的复杂性，是阅读《文明·国家·大学》的要点所在。

甘阳并没有否定“通过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他在《文明对话》中表示，“他并不反对这个问题，他更强调要更深入地看西方，因为你是通过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他要强调的是如何“深入了解西方”，或者简单地理解为，如何更为准确地把握和认识西方那些有价值的、好的文明脉络。甘阳认为这是确立中国人真正的文明自觉的着手点。在他看来，一味向西方表明中国如何好，实际上这种“好”也是在用西方的概念来说明。因而，首先通过深入了解西方来确立中国的文明自觉，是一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方法。理解了这一点，可以理解甘阳对于大学改革的主张，以及他对“中国道路”的归纳和对未来的主张。

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计划主要面向本科低年级学生，将先在珠海市校区试行，随后会逐步在全校推广。甘阳介绍，“共同核心课”共设有中国文明、全球视野、科技经济社会、人文基础与经典阅读四大类课程，每类课程都有4个必修学分，2009级新生须在本科前两年内修满16个学分的“共同核心课”。与以往的公选课不同，“共同核心课”将增加大量不同专业的必修和选修课，向全校开放供不同专业的学生选修。“以古代史为例，它是历史专业必修课，被列入‘共同核心课’后，历史专业和非历史专业的学生都可以选修，教师仍按照必修课的要求教学。”甘阳表示，开放专业课程给学生选修既增加了学生的自主选择面，又将各个领域的优势教学资源集中起来，产生聚变效应。按照计划，“共同核心课”将采用大班上课，小班讨论的形式，每个班级上限为300人，平均每30人就有一位博士研究生助教配合教师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