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尔
盖瑞·贝克（Gary Stanley Becker），男，1930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波茨维尔。1951年，贝克尔在普林斯顿大学获经济学学士，1953年在芝加哥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55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歧视经济学》在当时是一篇富有首创性的重要经济学论著。但由于他的论题（对歧视的经济分析）和研究方法（试图计量“非货币”因素对市场运行的影响）太出格了，以至于过了两年，在1957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才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为此，贝克尔被迫“流亡”哥伦比亚大学，直到1969年才返回芝加哥大学，并从此一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曾任经济系主任，现已去世。贝克尔是佩尔学会成员，是国家教育科学院的奠基人，曾在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还担任过1974年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贝克尔曾于1967年荣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成就
贝克尔与1991年度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但科斯的科研成果主要是论文，而贝克尔则是多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著述颇丰，主要论著有：《歧视经济学》（1957年初版，1971年再版），《生育力的经济分析》（1960年出版），《人力资本》（1964年初版，1975年再版），《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1976年出版），《家庭论》1981年出版）。在这些论著中，《生育率的经济分析》是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创始之作；《人力资本》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经典，是席卷60年代经济学界的“经济思想上的人力投资革命”的起点；《家庭论》1981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被该社称为是贝克尔有关家庭问题的一本划时代的著作，是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代表作。因而，这三部著作被西方经济学者称为“经典性”论著，具有深远的影响。此外，西方经济学者把贝克尔的时间经济学和新的消费论称为“贝克尔革命”。
贝克尔把经济理论扩展到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获得巨大成就而荣诺贝尔奖。他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方面最富有独创思维的人之一，他常常把普通观察到的明显不相关的现象同某一些原理的作用相联系，从而开拓经济分析的新视野。贝克尔开辟了一个以前只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关心的研究领域，他在扩展经济学的疆界方面所做的一切是其他经济学家所不及的，是新学术领域的开拓者。也正是如此，沙克尔顿奖贝克尔称为“作为帝国创建者的经济学家”贝克尔善于把经济理论运用于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把经济理论运用到过去同市场力量没有联系的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人口统计学、犯罪学和生物学等。他在研究人类行为时，总是力图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去揭示其经济动因，在分析影响人类行为的各种因素时，始终把经济因素放在重要地位。在运用经济理论分析人类行为方面，贝克尔是一个成功的先驱者。
贡献
早在20世纪的70年代，贝克尔就身于现代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行列。贝克尔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芝加哥学派的重要成员。他的学术思想与弗兰克。奈特一脉相承，与同时代的芝加哥学派的M.米尔顿·弗里德曼、H.刘易斯、T.彼得·舒尔茨和G.贝尔纳·斯蒂格勒等有许多共同之处。像这些人一样，他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反对国有干预经济生产，力主以微观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基础，建立经济科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主张把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把整个经济学建立在自由放任主义和市场均衡的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像克里斯多夫·奈特和奥拉夫·朔尔茨一样，他坚持资本概念的普遍性；像弗里德曼一样，他否定有效理论应是对现象的直观描述这样一种必要性，而认为理论只能得出有用的“预测”就是可行的；像贝尔纳·斯蒂格勒一样，他强调劳动市场上信息和搜寻活动的作用；像大多数芝加哥经济学家一样，他对政府的智能持怀疑态度。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贝克尔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不只是浓缩了“芝加哥传统”，与其同行相比，他不仅更多地地汲取了这些观念，而且开拓了新的应用范围，从而使他获得了“理论创新者”的美名。
贝克尔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开创者——他相信经济学可以用来分析人的所有行为。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受导师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启发，对歧视问题产生了兴趣，认为可以将歧视放到金钱追求和市场规律的框架中考虑。贝克尔认为，任何歧视行为，都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歧视别人的人，他自己也要承担代价。越是唯利是图的雇主，由于他要追求金钱收入的最大化，那么他对雇员的歧视就越少。
现在看来，贝克尔的想法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任何最大化的行为，都只能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追求某一个指标的最大化。人如果要放纵自己在性别、相貌、种族、党派或宗教上的歧视偏好，那他就必然会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这个想法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犹太人，在纽约做过出租车司机，受过被歧视之苦，最初听到贝克尔的想法时，也觉得这种经济分析太冷静了。不过大师毕竟是大师，弗里德曼很快就改变想法，强烈地支持贝克尔朝着这个方向研究下去。1955年，年轻的贝克尔以论文《种族歧视经济学》取得博士学位。阿尔钦对这篇论文赞不绝口，对他女儿说此人将来能获得诺贝尔奖。阿尔钦的女儿回答：“可现在并没有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啊！”事实上，到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才开始设立，而贝克尔于1992年获奖。在这期间，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探索，遭遇了大量的冷遇、嘲笑和排斥。比如，当时的经济增长理论大师索罗（Robert Solow）就对他的研究不以为然。但贝克尔说，有米尔顿·弗里德曼和阿尔钦的支持，其他评论就不重要。
只要有人群，就存在对事物的不同估值，就会出现交易；只要有选择，就必然有机会成本；只要存在时间，就存在耐用品，就会刺激投资，这样经济学就必然能派上用场。在此逻辑下，贝克尔1957年发表了《歧视经济学》、1964年发表了《人力资本》、1965年发表了“关于时间分配的理论”、1968年发表了“罪与罚”、1976年发表了《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1981年发表了《论家庭》、至1994年与墨菲（Kevin Murphy）发表了“关于香烟成瘾的实证分析”，可谓一发不可收拾。在贝克尔的示范下，经济学以科学的面目，悍然入侵了被认为只有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道德哲学和法学才应该涉足的研究领域。贝克尔说生儿育女是投资耐用品，引起了哄堂大笑。然而，全球长期的生育数据表明，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外出工作收入的提高，连一直拒绝使用任何避孕措施的天主教地区的生育率也显著下降了。外人可能以为宗教的力量是超越成本核算的，教徒们可能以为偷偷减少生育不会被人发现，但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方法，却使真相彰显无遗。事实表明，人们对成本的考虑和顺应，是无处不在的。
贝克尔不是象牙塔中的学者。从1985年起，他就开始定期为《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撰写通俗易懂的经济专栏。在这些经济专栏里，他解释为什么提高最低工资就会增加失业、主张以志愿兵制代替义务兵制、主张人体器官交易合法化、主张毒品合法化、主张以学券制来打破僵化的公立学校体系、主张国营企业应该改为民营企业、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执法效果、反对美国政府干预国内油价、反对农业补贴……他以清澈的语言、严谨的论证、生动的实例，向广大读者展现了经济学最美的内核——这是一门与生活密切相关、帮助人们区分动机和结果、揭示事与愿违规律的社会科学。
然而，经济学帝国主义并非完美无缺，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事实上，任何具体的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各种学科和多种角度来解释。它们不应该互相排斥，而应该互相补充。
贝克尔曾经与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贝尔纳·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合写过一篇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论文的标题是拉丁文“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意思是“口味不同，无需争论”。该文论证，经济分析不能以偏好不同来解释世事，而必须假定人们的偏好是一致的。比如，生育率高时，经济学家不能解释说“妇女喜欢多生孩子”，否则等到生育率下降，就谁都可以以“她们偏好变了”来敷衍解释。经济分析要有意义，必须假定人的偏好是恒常不变的，这时经济学家才能够根据约束条件的变化而推测或解释人的行为的变化。这是经济学安身立命的基本教条。
然而，人的口味确实是不同的。人的基因不同，禀赋不同，倾向不同，志向也不同。这些差异不仅能在个体之间观察到，还能在性别之间、年龄层之间、种族之间非常清晰地看到。例如，一个人的情绪是否稳定，对其学习成绩、工作表现、乃至收入水平是否有影响呢？答案是显然的。既然如此，那么把收入水平追溯到情绪因素、再把情绪因素追溯到生理禀赋，是否属于有价值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若是，就不能再假定人都是相同的了。
这就是说，能够随意包罗一切要素、而同时又假定人的偏好是恒常不变的经济学模型，可能会因为忽略了人性的差异或其他相关细节而流于空洞。其他社会科学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批评有时是有道理的。要克服经济学的这一缺点，经济学者只能是在坚持将经济规律运用到极致的同时，谦虚地参考和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法学的研究方式和成果。只有这样，我们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才会丰满起来。
盖瑞·贝克的自传，在他的主页上。1992年诺贝尔奖得者。贝克尔是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重要成员。在几十年的研究和教学生涯中，他独树一帜地发动了一场以其开创及研究的新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犯罪经济学等为主要内容的“贝克尔革命”。
我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Pottsville，宾州东部的一个煤矿小镇，我父亲的事业就在那儿。他第一次离开蒙特利尔和家人来到美国从商时才只有16岁。20世纪20年代在Pottsville定居之前，他曾在美国东部辗转搬迁数次。我的两位姐姐，Wendy和Natalie，还有哥哥Marvin也都出生在那儿。然而，当我四五岁时我们搬到了布鲁克林区区，在那里我父亲成了另一桩生意的合伙人。
我在布鲁克林念得初中和高中。我一直都是个好学生，直到16岁时相对智力活动开始对运动有了更多的兴趣。那时我不得不在手球和数学小组之间抉择，因为他们在同一时期相遇了。虽然我更擅长手球，却选择了数学，这也暗示着我在两者之间的倾向。
我的父亲在8年级就离开了蒙特利尔的学校，因为他更渴望挣钱。我的母亲在她六个月大时，随着她的家庭从东欧移民到纽约，也在8年级时就放弃了学业，因为那时女孩儿不期望接受更多的教育。我们家只有寥寥几本书，但是我的父亲密切关注政治金融新闻，我的姐姐给他念了很多。在我的父亲几乎失明时，我承担了朗读股市行情及其它金融发展报告的任务。也许这些引发了我对经济学的兴趣，虽然我更多的是感到枯燥。
我们经常在屋里讨论政治和公平。我相信这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我高中毕业时，我对数学的兴趣开始与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打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大一时，这两个兴趣一起伴随着我，当我偶然地听了一节经济课时，我被一门处理社会组织学科在数理方面的严密深深吸引。在接下来的暑假，我读了几本关于经济的书。
为了尽快在经济上独立了，我决定在大一末尾决定三年毕业，在普林斯顿这种选择完全自由。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不得不上额外的几门课程，我选择在接下来的暑假修完近世代数和微分方程。在方程课上，我听了一系列未公开的演讲，强调的是微分方程的解的存在证明及其唯一性。我学习很多这种证明，但是几乎没有实际地去解一个方程。然而，普林斯顿大学里我对数学的大量投入，使得我对经济学中越来越多的数理应用有充分准备。
在大三时，我失去了对经济学的兴趣，因为他看起来不像是解决那些重要的社会问题。我计划转向社会学，但是发现这门学科太难了。幸运的是，我决定到芝加哥大学进行经济学的研究生学习。1951年，我第一次听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微观经济学课程，是我重新对经济学感到兴奋。他强调经济理论并非聪明的学者们玩的游戏，而是分析现实世界的一个强大工具。他的课里同时充满了对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对其在实际的意义重大问题上的应用的洞察。这个课程以及之后与弗里德曼的联系对我以后选择研究方向有着巨大影响。
弗里德曼无疑是一位智慧的领导者，使得芝加哥拥有了第一批进行创新研究的经济学家。对我尤其重要的有，格雷格·刘易斯用经济理论分析劳力市场，西奥多·W·舒尔茨在人力资本上的顶尖研究，亚伦·戴雷科特将经济学应用于反托拉斯问题以及更广泛的应用于工业组织，还有L·J·萨维奇研究主观概率和统计学基础。
1952年，在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的基础之上，我发表了两篇文章。但是到芝加哥不久我就意识到我不得不重新学习经济学是关于什么学科。之后我什么也没发表，直到1957年，才发表了一篇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合著的文章，并出版了一本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书。这本书中包含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对少数人的收入、就业和职业的偏见产生的影响的第一次系统性努力。这让我走向了将经济学应用于社会问题的道路，一条我之后一直继续的道路。
几家主要刊物都对这本书作出了非常友好的评论，但几年里一直没有什么看得见的影响。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种族歧视不属于经济学，而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不相信我会对他们的领域有所贡献。然而，弗里德曼，辛克莱·刘易斯，奥拉夫·朔尔茨，还有其他芝加哥人都相信我写了一本重要的书。受到这些令我敬仰的人们的支持，是我在面多众多敌意时坚持下去的关键。
在研究生的第三年，我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的助教授。我的教学负担很轻，可以集中精力在研究上。然而，我感到如果我离开这个巢穴我可以在思维上更独立，而且不得不完全独立自主。在那个位置呆了三年之后，我拒绝了芝加哥大学更大一笔奖金的邀请，而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类似邀约以及国家经济研究局的邀请，最后还是在曼哈顿。我一直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比起留在芝加哥大学我成长得更加独立和自信。
12年时间，我都放在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所里的研究上。我的关于人力资本的书，是我在研究所的第一个研究项目的成果。这段时期，我还写了一些引用频率很高的文章，有关时间分配，犯罪与惩罚，以及非理性行为。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发起了一个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小组，而任何引起我们兴趣的都是相关课题。这涉及到把芝加哥大学的监督博士研究的研究小组系统移植过来，那是这种小组的发源地。几年后，雅各布·明赛尔加入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小组的副指导。我们有着活跃的氛围，吸引了哥伦比亚大部分最好的学生。在这个课题还未被普遍充分理解之前，明赛尔和我一直在做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学生们发现这很吸引人。我们也研究时间分配，以及其它前沿课题的研究。
1954年我第一次结婚，那段婚姻里我有两个女儿，Judy和Catherine。为了有一个更好的家庭氛围，我住在城郊，乘车来往于哥伦比亚和研究与家之间。最终，我开始厌倦了乘车上下班，决定要么搬到纽约，要么离开哥伦比亚去往其他大学。我也开始感到智力的停滞。
1968年的学生暴乱促成我离去的决定。我相信哥伦比亚应该采取一些强硬措施，维护自由探究的权力不受学生威胁的影响。中央管理部门想要这样做，但是它无此能力，许多行为还不及那些学生的员工反对这项提议。
1970年，我回到了芝加哥大学，发现那里的氛围分外刺激。经济学系依然很强大，尤其是在乔治·施蒂格勒和哈里·约翰逊加入之后。很快我和施蒂格勒成了亲密的朋友，他在我之后思考的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合著了两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味觉稳定性的争论（a controversial one on the stability of tastes），委托—代理问题的早期处理（an early treatment of the principle-agent problem）。施蒂格勒也引起了我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我曾在1958年发表过一篇关于此的小论文。在20世纪80年代我发表了两篇文章，建立了一个关于在政治进程中有特殊势力小组的角色的理论模型。
而我主攻家庭方向是在回到芝加哥之后。更早的时候，我就尝试用经济理论理解出生率和家庭规模。现在我开始考虑整个一系列的家庭问题：结婚，离婚，对于其它成员的无私，父母在孩子身上的投资，还有长期家庭行为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文章终于在1981年完结，书名为《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我持续研究这个课题，一个范围更广的版本在1991年出版。我尝试着不仅仅研究离婚的决定，家庭规模，以及所谓喜欢，还研究家庭构成变化的影响，不平等的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我的大部分关于家庭的研究，以及那些由芝加哥或其它地方的学生和教员所作的研究，都陈列在舍温·罗森和我管理的经济学应用的专题研究小组里。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工作类型都被主流经济学家们忽视或者强烈反对。我曾考虑出路，或许我真的不是一名经济学家。但年轻的经济学家中有更多赞成的声音。他们也许不同意我的分析，但接受这种类型的问题，像完全合法似的去研究。在过去的十年中，我收到了能摸得着的显示专业观点的变化的信息，包括美国经济协会主席，塞德曼奖，以及国家健康协会的第一社会科学麦瑞特（Award of Merit）。
1983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给我一份邀请。我很高兴的接受了，因为这是一个著名院系。对我的邀请给了社会学专业一个信号，理性选择方法是一个不错的理论典范。之后不久詹姆斯·科尔曼和我创建了跨学科讨论班，研究社会科学中的理性选择，比我们预期的要成功得多。
直到1985年，我都只在专业刊物上发表学术书籍和学术文章。那时，对于一个商业周刊邀请我写每月专栏感到吃惊。由于害怕我所写的不适于一般读者，我倾向于拒绝这份邀请。然而最终，我同意尝试做这样的专栏。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它让我学会了如何不借助行话来写经济和社会问题，每期大概800字。这项工作极大地提高了我用简洁的语言简练地讨论重要课题的能力。每月一次专栏的压力让我时刻关注引起杂志的商业和专业读者兴趣的课题。
1980年我第二次结婚，迎娶了Guity Nashat。我的第一任妻子在1970年去世。这带给了我两个继子，Michael和Cyrus。Guity帮助我克服了做商业周刊专栏时那些不情愿的情绪。她是一位研究中东史的历史学家，还有一点和我一样的兴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女人的角色，和经济增长的原因。她带来的个人的与专业上的协调让我的生活要好多了。
入世的大师
1994年，受经济学消息报的委托，采访诺贝尔奖得主盖瑞·贝克（Gary Becker）。几个话题之后，问题转到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发展的前景，他几乎是没有犹豫的说：中国将成为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economic su-perpower）。看得出来，他对这个问题是有过思考的。他的用词也发映了他一贯的精准。
作为一个严谨的不以研究中国经济为专业的经济学家，他是用对经济发展成长的一般规律作为判断预则的依据的。他看到了经济成长需要的要素都在那里，中国需要克服的是观念上的障碍和人为错误的改正，而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提供了克服观念障碍和改正错误的条件。
盖瑞·贝克曾在几个场合中提到他在阅读中国历史。他对中国发生的变化充满兴趣，敏感地意识到这其中的意义，才会在他己经十分繁忙的时间表中增加阅读中国历史项目。大师的分析头脑是不会轻易接受历史学家给出的结论的，他一定是在历史繁杂的事实中寻找可以比对的现象，从而得出他对中国发展潜力的估计。
加里·贝克尔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但又线索分明。他开创和发展了人力资本的研究，家庭经济学，对犯罪、歧视、上瘾和人口的经济学分析。他开创这些研究，不是为了将经济学推广到这些属于社会学、法学、人口学的领域，而是他发现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且应用经济学分析工具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能提供新的认识。
歧视是一种偏见，一种观念。你可以教育人们不要有歧视观念。但歧视经济学发现如果歧视的成本高过满足歧视偏见带来的边际效用的话，人们会减少歧视。所以要在社会中减少雇佣歧视的话，一种公共政策可以是帮助被歧视的群体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从而减少雇佣歧视。这种政策可能比培养政治上正确的观念要来得快，更有可操作性。
人力资本投资是指人们通过接受教育培训而获得更高的劳动技能和创新能力。盖瑞·贝克分析人们如何根据投资回报率作出人力资本投资的决定。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这其中既包括物质资本也报括人力资本，并且人力资本的累积能带来技术进步和创新，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率。从过去60年的历史看，中国一直重视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有着很大的改善空间，既能增进经济成长，又能改善民生，缩小收入差距，提供平等机会。教育部门要改革教学，培养会应用知识分析问题的人，而不是制造机器人。目前在调动人力资本的积极性上，各项政策较多地反映的是运动经济学原理。但经济建设是全民运动，而不是全明星运动。
对犯罪的经济学分析，也能对反腐提供帮助。惩治腐败官员主要是提高腐败的成本。但另一方面，建立减少腐败官员违法可能得到好处的制度，将能更长久地保持公务员队伍的廉洁。不然的话，腐败现象会长久存在下去。
盖瑞·贝克也曾有机会到美国政府出任内阁部长，但他选择留在大学。他是一个十分关心社会经济问题的入世的学术大师。他在大学的研究为很多社会问题的分析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新的认识。他在大学可以用更长的时间单位来考虑问题。
在我们痛悼失去这么一位大师的时候，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应用他创造的知识和方法去解决问题。他离开了，他又永远没有离开。
贝克尔：我喜欢“经济学帝国主义”
要说到“经济学帝国主义”，恐怕不能遗漏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Gary S. Becker）。
这位睿智的老人，将经济学的视野拓展到犯罪、家庭、偏好的形成、歧视等社会问题上。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是“将微观经济学分析扩展到更大领域，比如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和交往，甚至非市场行为”。他以经济学教授的身份被聘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
6月2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莘莘学子们众星捧月般等到了贝克尔的光临。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贝克尔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喜欢“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个说法。“这不是一个社会征服另一个社会那样的概念。经济学的方法可以用于更广泛的方面，而且可以和物理、生物、化学、生物工程等学科结合起来。经济学家想知道，能否用经济学的工具解决一些传统经济学解决不了的问题，例如社会、家庭、犯罪问题等等。”
在北大汇丰经济论坛上，贝克尔的演讲题目是“现代经济中的知识、人力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
贝克尔在演讲中重申了他在1960年代做出的贡献——将人置于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他在演讲结束时说：“我们谈论经济时会想到机器和有形资本，看到经济是由政府管理的，我们也可以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问题。人力资本以人为主，所以一个经济是否成功，要看它能否把个体所拥有的技能充分发挥出来，能否把人放在经济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带来的最大的革命性突破就在于此。”
停车产生的灵感
许多人都知道，贝克尔在寻找停车位时，产生了研究犯罪经济学的灵感。
加里贝克尔必须做出决定，而且要快。这位年轻的教授要迟到了，一个考生在等着他。在纽约市里找一个停车位不那么容易，而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没有为员工保留车位。所以，要么就非法停车，要么就找一个停车位。这就是他面临的选择。
贝克尔大致盘算了一下，停在非法停车点不花钱，而选择数个街区以外的停车场，要走很远的路，还有一笔停车费。他接下来思考，自己有多大可能会被抓住。
在走到考场的10分钟里，他意识到，警察——如果他们是理性的——一定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即抓住违法停车者的几率。他们不想把每一分钟都用在巡视上，他们也会做点概率分析。可以说，警察正在与违规者正展开一场思维较量。
这个有趣的课题，点燃了贝克尔的犯罪经济学思想火花。在他眼中，犯罪不是社会压迫的后果，犯罪者也不是社会状况的牺牲品。罪犯一样希望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一个人从犯罪中得到的利益，如盗窃得到的赃物比做其他事情，如开出租车或炒股票所获得的利益更大时，他就可能犯罪。而在社会这边，犯罪的社会成本是由跟踪、逮捕、审判以及随之产生的惩罚构成。于是，贝克尔建立了一个罪犯的模型，一个社会的模型，把两者放到一起，这样就能算出有多少犯罪事件。这个想法具有政策涵义，对国家来说，是否应该使用更高的惩罚措施用以威胁，或安排更多的警察，以提高惩罚罪犯的可能性，贝克尔可以给你算出结果来。
更神奇的是，这个工具可以检验各种法律的效果。比如环境法是否应该对环境污染、对逃税或政治献金进行惩罚，以经济学的观点可以给出一个理想的惩罚方式和惩罚标准。贝克尔甚至认为，把毒品合法化，让毒品价格由市场供求原则来决定，毒品增加，贩毒无利可图，这种非法活动和犯罪就会减少。
经济人的迷思
除去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十二年，贝克尔几乎在芝加哥大学度过了他的全部学术生涯。他的著作被普遍认为是芝加哥学派观点的典型代表。现在，“芝加哥学派”通常意味着把市场作为大多数经济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他们相信，经济学家的标准假设“经济人”——一种总是试图使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单位——能够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而不仅仅是经济行为。正是后一种、而非前一种信念代表了贝克尔对经济学贡献的特性，它也被指责为“帝国大厦”和“知识帝国主义”。
不过，贝克尔那些精巧的理论模型、可供验证的假设、令人惊诧的精确预测，还是赢得了批评者的尊重。他那些最初饱受争议的观点，多年后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经典原则，他的分析方法也在法律、犯罪学、家庭社会科学、人口学和其他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他看来，市场比个人要“理性”得多。经济学家分析市场，了解它如何运作。因此，贝克尔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市场——经济学是一种市场理论。个体的理论只是攻克市场问题的一个途径。
落入凡间的经济学
有意思的是，贝克尔在商界也有其影响力，这得益于他平易近人的文风和笔耕不辍的媒体写作。有人在评选商界智者时，将他列在第五位，排在前面的是迈克尔·戴尔。波特、汤姆。彼得斯、罗伯特。瑞奇、彼得·德鲁克和彼得。圣吉。由于这个排名是按谷歌搜索、《社会科学期刊引用文献索引》和LexisNexis全球学术在线资料库三者相加的结果，想必贝克尔在《商业周刊》写作19年的专栏帮了他的大忙。
1985年6月，《商业周刊》开始邀请一些专家为“经济观点”专栏写文章。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媒体上讨论经济话题时，还集中在预测GDP、通货膨胀率的走势和其他宏观经济学问题。似乎存在一个真空，没人讨论公共政策以及影响个人、家庭、公司和政府的激励的各种事件。贝克尔很适合填补这个真空。
普通读者被经济学吓坏了。贝克尔发现最初几个专栏是最难写的，他要用简单的、可被普通人理解的语言，表述复杂的经济学思想。开始他以为自己只会做一两年。不过后来他发现自己深深爱上了这项工作，爱上了用简单的语言、以经济学的理性推理来讨论现时最重大的话题。
各种各样的事件为他提供了谈资。他的话题涉及政府管制与自由化政策、劳工市场及移民人力资源和学校教育、家庭、歧视、犯罪和毒瘾、国际贸易和国际协议等等。难怪在此次北大演讲时，当听众抛来五花八门的问题，如大学生找工作难、虚拟经济、中美贸易、中国的发展战略时，贝克尔都可以应付自如。
一次又一次，贝克尔在专栏文章中回到他的中心主题：是正确的市场激励，而非政府管制，创造了最好的社会和经济结果，不管是印度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的经历，还是非洲让更多小孩上学的努力，不管是减少犯罪还是限制福利，不管是处理全球变暖还是让欧洲振兴。
2004年7月，贝克尔结束了他在《商业周刊》每周一篇、历时19年的专栏。总编斯蒂芬。谢帕德感慨说，“这是他的最后一篇‘经济观点’专栏，我们会心酸地想念他。”他认为，贝克尔是“我们时代最有原创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那富于思想性的、保守主义的声音，在一个到处都是喧嚣的、充满党派之见的理论家的时代显得很特别。他永远是一个绅士，但也是一个站在不同于流俗的位置、敢于面对来自各个方向批评的绅士”。
逝世
2014年5月3日，199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盖瑞·贝克（Gary S. Becker）在芝加哥逝世，享年83岁。贝克尔生前笔耕不辍，以下是他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部分文章节选。
2001年10月29日发表的和凯文·M·墨菲(Kevin M. Murphy)共同撰写的《灰烬中升起的繁荣》(Prosperity Will Rise Out of the Ashes)：
在19世纪，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对国家经历灾害和战争后经济的快速复苏做了解析。他认识到，只要这些国家保留了知识和技能，经济就能快速复苏，知识和技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美国在这两方面做得很好，这意味着，美国在经历了9/11恐怖袭击后，其中长期经济前景不太可能会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恶化。
日本神户1995年发生的地震带来的影响证明了穆勒得出的上述结论。那场地震摧毁了超过100,000栋建筑，其他许多建筑也严重受损，致使数十万人无家可归，6,000多人在地震中丧生。当时估计的损失总额约为1,114亿美元，占当时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还多。然而神户地区的GDP仅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恢复至接近震前的水平。
2003年10月7日发表的和爱德华·P·拉齐尔(Edward P. Lazear)以及墨菲共同撰写的《减税的双重益处》(The Double Benefit of Tax Cuts)：
我们的第二个观点是，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一样都非常重要，这个观点源自以下两个证据。人力资本、即每个人所体现出来的技能占美国总资本的比例约为70%，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这个国家人口的人力资本密切相关。那些在公民教育方面大量投入的国家在进行这些投资后往往也会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实施能够鼓励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政策非常重要。人力资本投资受到税后工资影响，因此也受到税率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来自所得税。
高累进所得税结构往往会阻碍人力资本投资，因为这一税制会降低高技能、高薪职业人群的税后薪酬。
2005年11月30日发表的《美国应放开技术工人移民政策》(Give Us Your Skilled 质量)：
其他国家也应该放开针对技术工人的移民政策。我认为日本和德国尤其应该如此。这两国的人口都在迅速老龄化，而且很快将会出现人口下降，但两国民众（尤其是日本）都不赞同吸收大量移民。放开针对技术工人的移民政策是日本和德国不得不做出的决定。但美国在吸引技术工人方面仍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美国仍然是绝大多数移民的首选目的地。因此，我们应该利用他们对移民到美国的偏爱，而不是逼着他们寻求移民到别的国家和地区。
2011年9月2日发表的《大萧条和政府失灵》(The Great Recession and Government Failure)：
人们普遍将金融危机和大萧条的起源归因于“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主要指不良贷款以及银行业为寻求增加利润所冒的过度风险。芝加哥经济学派(芝加哥 School of Economics)对市场竞争功效的分析不断受到媒体和学术界的攻击。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的资本主义广受诟病，并被呼吁需要彻底改变。
虽然许多银行的表现的确很糟糕，但政府的行为也是导致危机爆发且持续较长时间的原因。在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一直人为将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annie Mae, 房利美)和房地美(Freddie Mac, 房地美)这两个准政府机构利用国会成员的有力支持鼓励不负责任的抵押贷款行为，当时人们所需缴纳的首付款非常低；信用记录不良以及收入较低且来源不稳的家庭也享有低贷款利率政策。那些原本应该控制银行行为的监管机构反而鼓励银行这么做。
就算政府实施了恰当的政策，这场经济衰退的影响也可能是较为深远的，但“政府失灵”延长了危机的持续时间、加深了危机的严重程度，包括危机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一后果。在美国，这些政府行为包括将近一万亿美元应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联邦支出。政府的顶尖经济学家声称这些支出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足以让失业率降至8%之下，但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根本没有任何证据作支持。
这样的预测错得离谱，达到了让人难堪的程度。
《华尔街日报周末版》(The Wall Street Journal Weekend) 2010年3月27日刊登的题为《根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Basically an Optimist)的专访：
（贝克尔）继续说道：“然而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还没出道时，人们真以为计划经济是最有效的促进增长的方式。如今没人这么想，也许朝鲜除外。你到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甚至西欧去看看，年龄在50岁以下的多数经济学家都拥护自由市场。现在这些经济学家中间有着不同的理论重心和观点，但他们都是支持以市场为中心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上的胜利。这个胜利会给政策带来影响吗？会的，政策已经受到影响了。我认为未来几年这种影响会变得更大。”
窗外天色开始变暗，贝克尔这时站起身来，把一些文件装进公文包，然后穿上他的斜纹软呢外套，带上帽子。他说：“每当我想到自己的孩子和孙辈时，是的，他们都得努力斗争。自由不是轻易得来的，但这场斗争并非无望，无论如何都不会无望，从根本上来说我仍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