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宗教对话录
《自然宗教对话录》是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创作的宗教神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779年。这本书的主题是驳斥当时流行的宗教假设，也就是宇宙设计论，设计论是当时宗教理论的中心支柱。休谟接受了柏克莱的观点，认为一切知识都以经验为来源，而经验是没有客观内容的。因此，在心灵面前，除了知觉以外，就再也没有任何事物了。休谟得出这样结论：世界上存在的只有心理的知觉、感觉，此外是否有真实的存在，那是不可能知道的。休谟的不可知观点是彻头彻尾的。他不仅怀疑客观实体在物质上的存在，同时也怀疑它在精神上的存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代表大卫·休谟晚年较成熟的哲学思想。该书一直是讨论有关用来证明上帝存在及其属性特点的证据的性质的经典作品之一。
作者简介
大卫·休谟（David Hume），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是经验主义哲学心理学代表之一，欧洲近代不可知论的主要代表。1711年5月7日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卒于1776年8月25日。11岁进爱丁堡大学。1729年起专攻哲学。1732年刚满21岁就开始撰写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人性论》，1734年去法国自修，继续哲学著述。1748年出使维也纳和都灵。1749年回家乡，潜心著述。1751年移居爱丁堡市。1763年任驻法大使馆秘书；1765年升任使馆代办。1767～1768年任副国务大臣。1769年8月退休返爱丁堡。
作品简介
《自然宗教对话录》仿效马库斯·西塞罗论述同一主题的著作《神的本质》，在后面这本书里，一个斯多亚派学者，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和一个怀疑论者讨沦神的本质和存在的各种证明。西塞罗和大卫·休谟都认为对话的形式使他们能够讨论这些“危险”的题目而他们个人不必对任何具体的观点承担责任。他们可以让他们的主人翁去攻击各种为人接受的论证和立场，而他们自己不必赞同或拒绝任何特定的宗教观点。
休漠《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开篇是这场讨论的旁观者青年潘斐留斯写给他的友人赫未柏斯的一封信。潘斐留斯解释说，对话的形式是极其适合于讨论神学的，一方面因为这个题目涉及到雅威存在的学说，后者很显然不允许任何的质疑，而另一方面它导致关于上帝的性质、他的属性，命令和计划的极端晦暗和不定的哲学问题。对话的形式大概能够既谆谆教诲“明显的”真理，又揭露了各种困难。
在第一篇里斐罗和克里安提斯争论了怀疑论的优点之后，休漠描写斐罗和正统的狄美亚同意人类的理性不适于领会神的真理。他们一致同意下面的观点：神性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斐罗总结了这个情况，他断言，人们的观念全部以经验为基础，人们没有任何关于神的属性和作用的经验。这样，最高存在的性质是不可领会的和神秘的。
克里安提斯立刻予以反驳并陈述了大卫·休谟在整个《自然宗教对话录》中详加分析的理论。克里安提斯坚决认为，人们所具有的关于自然世界的闻识和明证能够使人们推断雅威的存在和性质。他然后表述了所谓的“设计论论证”，这种论证在古代和近代的神学讨论中十分流行，但是它以伊萨克·牛顿爵士的表述形式变得极端大众化了。克里安提斯则称，看着世界，你将会看到，它无非是一架区分为许多小机器的巨大机器。所有的部分都彼此配合，所以这整个巨大的复合体和谐一致地运行着。这种贯穿于全自然之中的手段对于目的的适应与产生于人类设计和理智的适应精确相似。因为自然的对象与人类的产物彼此相似，所以人们根据类比推出其原因也必定是彼此相似的。因此，自然的作者必定与人的心灵是相似的，虽然他必定拥有更为巨大的能力，因为他的产物更为伟大。
在第三篇，克里安提斯坚持认为，自然作品与人类艺术作品的相似是不证自明的和无可否定的。当人们按照最新的科学知识来考察自然的不同方面时，人们达到的最明白的结论是这些方面必定是设计的结果。通过引证几个例子，克里安提斯试图表明设计论论证的巨大的似是性。
斐罗在第六篇至第八篇中坚持认为，除了设计者的解释外还可提出其他的解释来说明世界中的秩序，这些另外的替代者也能被证明至少是可能的，他考虑了两种理论，其中一种理论认为，秩序产生于生殖或生长过程，而另一种理论认为秩序恰好是物质微粒聚集方式的偶然结果。
狄美亚在第九篇极力主张，先天的理性论证不依赖于无论何种经验的信息，这种论证表明：必定有一个神圣的存在。狄美亚论述说，关于必定有本体论或雅威的经典神学论证说明了发生在这个世界中的原因次序。大卫·休谟让克里安提斯来质疑这个论证，方式是引用休漠在其《人性论》和《人类理解研究》中已提出来的某些关于因果关系的怀疑沦论点和先天论证的非决定性的观点。而且，休谟指出，即使先天的东西是合法的，即使它实际上证明了必定有一个第一因，或必然实存的存在，它依然不能证明这个存在非得是上帝。或许这个物质的世界自身就是第一因，它自身的原因。
休谟以这个批评结束了他关于旨在于证明雅威存在的论证考察，转到就上帝的性质或属性能知道些什么的问题上面。在第十篇的开头，斐罗和狄美亚狂热地谈论人的苦难和软弱，狄美亚把它们描叙为人为什么必须寻求上帝保护的原因。斐罗用关于人类境况的同样材料指出，我们无法从正发生在人类世界中的事情里推出神性的道德品质。
克里安提斯在第十一篇论辩道，如果人们回到他关于人和神的类比上去，就能做出一种解释。如果自然的作者只是有限在完善的，那么这个宇宙中的不完善性就能通过归于他的限制来说明。斐罗接着论证道，现在的经验没有给任何关于神的道德属性的推论提供任何的基础，人们愈是认识到人的弱点，人们就愈不能断然赞成关于这个世界是由一个善的和仁慈的神统治的宗教假设。
当斐罗揭示出四种可能性并听起来倾向于最后一种可能性时，狄美亚惶恐地认识到他和斐罗并不真正地一致。狄美亚强调雅威的不可理解的性质，强调人类理智能力的软弱，强调人类生活的悲惨是接受正统神学的基础。斐罗用同样的观点导出了不可知论的结论：由于我们的性质和上帝的性质，我们不可能知道他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我们亦不可能知道是否有关于这个所经验到的世界特征的任何说明和正当理由。当狄美亚明白了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多么的宽阔之后，他便退出了讨论，斐罗和克里安提斯仍然留在那里评价他们论证的结论。
在最后一篇，即第十二篇，斐罗提出了被认为是大卫·休谟自己的宗教观点的概要。自然里面处处都有设计的明证。斐罗指出，“我依然无法获知设计者的道德特征。来自这个可观察的世界的明证是，自然的作品与我们的人工产品而非我们的仁慈的或善的行为更加相似。因此，我们有更充足的理由坚持认为神的自然属性与我们自己的自然属性相似，而不是坚持认为他的道德属性与人类的美德相似。”结果，斐罗赞成一种非道德的，哲学的和理性的宗教。
1776年休谟增加了最后的一段辩论总结“自然神学的全部，……能够包括在一个简单的、不过是有些含糊的、至少是界限不明确的命题之内，这命题是，宇宙中秩序的原因或诸原因与人类理智可能有些微的相似。”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可以说的了，有关原因或者原因的道德特征尤其如此。
对话以两段令人迷惑不解的评论作为结束。斐罗发表了他临别前的意见：“在学术人士之中，做一个哲学的怀疑主义者是做一个健全的，虔信的耶稣教徒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
在这篇对话的最后，大卫·休谟让潘斐留斯来评论整个讨论，他说：“斐罗的原则比狄美亚的原则更有可能性，而克里安提斯的原则还要更为接近真理。”然而，这可能是出于对他老师的忠诚，因为这似乎并不反映休谟自己对这个话题的看法。
创作背景
休漠在他那个时代以“伟大的不信仰宗教者”闻名，他在1751年左右着手写《自然宗教对话录》。他把他的手稿给几个朋友看过，他们因其反宗教的内容而劝他不要出版。在几年内，他数易其稿，最后，在1776年他去逝之前才改定此稿。他非常挂心于落实此著会在他死后不久出版。大卫·休谟最初在他的遗嘱中，要求他的朋友，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安排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当斯密予以拒绝时，休漠改变了他的遗嘱，指示他的外甥，如果出版社在他死后两年还未出版此著，就由他来处理此事。此著最终于1779年出版。
作品鉴赏
《对话录》是采取对话的形式写成的。采取这种形式写作学术著作，无疑会受到古代柏拉图等人的影响。从休谟本人来说，在这部有关哲学和宗教问题的，最晚完成的著作中，之所以采取对话的形式，这也由于他后来认识到，这种写作形式具有自身的优点。这一认识体现在1751年；3月10日致友人埃利奥特的一封信中。在这封信中，他在提到已将写完的《对话录》寄给收信人时，还谈到他为什么要采取对话的方式来写这一著作。他说，他对此的想法是：运用对话的方式，使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充分陈述自己的观点，并相互进行驳难，这有助于人们认识，并避免或克服一些“流行的错误”。
《对话录》中的对话人有三位：克里安提斯、狄美亚和斐罗。他们分别代表了宇宙设计论者、天启论者和大卫·休谟本人的观点。在对话中，休谟的代言人斐罗站在怀疑论立场上，对克里安提斯所代表的宇宙设计论，及狄美亚所代表的天启论观点的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当然，作为对当时实际情况的反映，狄美亚和克里安提斯之间也进行了一定的斗争。
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对“自然宗教”的辩破主要环绕着两个重要的议题：设计论和神义论。休漠对“设计论”的辩破主要在《自然宗教对话录》的第二至四篇；对是“神义论”的辩破则主要在《自然宗教对话录》的第十至十一篇。
一、对宇宙设计论的批判
按照大卫·休谟在《对话录》中的论述，宇宙设计论是这样一种理论，即主张整个宇宙以及其中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部分，都是一些大小不同的机器。“这些各式各样的机器，甚至它们的最细微的部分；都彼此精确地配合着。”这种大自然中的各种存在物彼此之间精确配合的程度，虽然远远超过由人类设计和制造的各种产品相互之间精确配合的程度，但二者之间却极为“相似”。由此，设计论者便进行推论：自然界中的存在物与人工产品，作为结果既然彼此相似，那么，根据类比的原则，就可推知，产生它们二者的原因，彼此也是相似的。既然人工产品是出于精神性的“心灵和理智”的设计和制造，那么，整个自然界及其中的万事万物的存在，也必然是出于类似于人的心灵和理性的精神性的东西的设计与安排。由此也便得出了“神与人相似”的结论。这不但论证了雅威的存在，而且还论证了上帝是类似于人的心灵的精神性的存在物。
为宇宙设计论者所主张的这种最后导向“神与人相似”结论的设计论观点，在其提出后便遭到了天启论者的反对。这在《对话录》第二篇就有反映。天启论者反对的理由是：设计论者对上帝的存在所作的证明，属于后天的证明。它依据的是人类后天的不可靠的感觉经验，而且最后还得出了神与人相似的结论。这就不但不能有力地论证上帝存在的必然性，而且还“隐含着对于至高存在的贬抑”。在他们看来，设计论者的论证方法的不可取还在于：它会被无神论者利用来最终否认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存在。
在休漠的“自然宗教”讨论中，除了“设计论”外，还有“神义论”。所谓“神义论”是“指为雅威的公正性进行辩护的学说。源于希腊语theos（神）和dike（公正）。其目的是为了协调基督教的上帝全能和仁慈的教义与世间存在的罪恶现实的矛盾。该学说最早由古罗马奥古斯丁较系统的提出。认为上帝只创造善的东西，恶并非出自上帝。只有当本质上为善的人类滥用了上帝赋予的自由而变得腐败和堕落时，世界上才有恶出现。“神义论”的说法主要是维护着人普遍心里既有宗教倾向的心理，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狄美亚说：“每个人亦可谓是在他自己的心里感觉到宗教的真理；是由于他感觉到自己的懦弱和不幸，不是由于任何的推理，才引他去追寻人及万物所依赖的那个“存在”的保佑。生活中即使是最好的景况也是如此的懊恼和烦厌，所以未来始终是所有我们的希望和畏惧的对象。我们不息地向前瞻望，又用祈祷、礼拜和牺牲，来求解那些我们由经验得知的，足以折磨和压迫我们的不知的力量。我们是多么可怜的生物啊！假如宗教不提出些赎罪的方法，并且平服那些不息的刺激和磨难我们的恐怖，那么在这人生的数不清的灾难之中，我们有什么办法呢？”甚至乎，连一直抱持怀疑主义的斐罗也指出：“我确是相信，使每个人得到确当的宗教感的最好的而且实在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对于人类的悲惨和邪恶作恰当的描述。为着这个目的，一种雄辩和丰富的想象的才能，比起推理和论证的才能来，更为需要。因为不是有必要去证明每个人内心的感觉吗？有必要的只是使我们，假如可能的话，更亲切地和更锐敏地感觉我们内心所感觉到的。”换言之，个人在内心的宗教倾向是缘于从人类面对世事的悲惨与无奈而产生的，“神义论”的说法正好是巩固宗教中的雅威的神圣性及解释世间的悲惨问题，为个人在内心的宗教倾向作出了一个既能保存“上帝”的完善性质，又能平衡经验中的“恶”悲惨之出现。
然而，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却认为“神义论”的说法也是有问题的。
从观念来说，“神义论”是荒谬的，即“上帝”既然是完美的，又怎可能容许“恶”与悲惨的出现呢？斐罗说：“我们承认他的力量是无限的，凡是他所意欲的都实现了，但是人类及其他动物都是不幸的，足见他并不意欲人及其他动物的幸福。他的智慧是无限的：他从不会在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中出错，但是自然的历程并不倾向于人类或动物的幸福，足见自然的历程并非为这个目的而设的。在人类知识的全部领域中，再没有比这些推论更可靠，更无谬误的了。”“他愿意制止罪恶，而不能制止吗？那么他就是软弱无力的。他能够制止，而不愿意制止吗？那么他就是怀有恶意的。他既能够制止又愿意制止吗？那么罪恶是从那里来的呢？”这样看来，“神义论”至少不能为“雅威的属性”作出恰当的说明。
大卫·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通过对设计论、神义论的批判，竭力把道德属性从“上帝”那里撤除。而且，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不仅仅是把上帝请出了道德领域，他也把一些重要的原则引入了伦理政治领域。首先，休谟让自然神论者克里安提斯提出了“真宗教”的标准：“宗教的正当职务在于规范人心，使人的行为人道化。灌输节制、秩序和服从的精神；由于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只在于加强道德与正义的动机，它就有被忽略以及和这些其他动机混淆的危险。当它自己独立一格，作为一个独立的原则来控制人类，那么它就离开了它的正当范围，而只变成内乱和野心的掩护了。”其次，大卫·休谟让怀疑论者斐罗在上述标准之外作了一个补充——做一个哲学上的怀疑主义者是做一个虔信的基督徒的第一步和最重要一步，斐罗的意图，一方面要防止克里安提斯在设计论上得出超出因果联系的结论，尤其是把道德属性赋予雅威；另一方面要防止正统神学中那些傲慢的独断论者。
作品影响
《自然宗教对话录》代表休谟晚年较成熟的哲学思想。这本书的主题是驳斥当时流行的宗教假设，也就是宇宙设计论（简称设计论）；设计论是当时宗教理论的中心支柱，驳斥了设计论，客观上就给予宗教本身以一冲沉重的打击。大卫·休谟对宗教的批判既影响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为他们所利用和受到他们的重视；也影响了伊曼努尔·康德，把康德“从独断的迷雾中惊醒”，康德也认为上帝的存在与否不能从理性得到证明，它只能是信仰的对象。设计论流行于18世纪，经过休谟的批判，康德的传播，设计论在学术思想界再也站不住脚，此后也就不再有人以这一类的论证来证明雅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