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比
性别比即性比(SexRatio)或性别结构(SexualStructure)，是指种群中雄性个体与雌性个体的比例。
性别比通常用每100个雌性的雄性数来表示，即以雌性个体数为100，计算雄性与雌性的比例，如果性比例等于1，表示雌雄个体数相等；如果大于1，表示雄性多于雌性；如果小于1，表示雄性少于雌性。不同生物种群具有不同的性比例特征。不同生物种群具有不同的性比例特征。
已知遗传机制直接调节着性比，反映自然选择直接控制着性比。若控制性比的遗传理论是正确的，选择就可以使双亲普遍产生两性性比的等量化，并在给予后代的遗传贡献上产生不同的能量开支。另一方面，若选择对两性产生相等的能量开支，便可引起性比高度不对称。
性别比影响着种群的出生率，因此也是种群数量变动的因素之一。
定义
种群的性比(SexRatio)或性别结构(SexualStructure)是种群统计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是指种群中雄性个体与雌性个体的比例。
基本内容
性别比通常用每100个雌性的雄性数来表示，即以雌性个体数为100，计算雄性与雌性的比例。如果性比例等于1，表示雌雄个体数相等；如果大于1，表示雄性多于雌性；如果小于1，表示雄性少于雌性。不同生物种群具有不同的性比例特征。人、猿等高等动物的性比例为1，鸭科及一些鸟类以及许多昆虫的性比例大于1，蜜蜂属、蚂蚁等社会昆虫的比例小于1，种群的性比例会随着个体发育阶段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例如，啮齿类出生时，性比例为1，但3周后的性比例则为1.4。
产生背景
现代的性别比理论起源于1930年Fisher对许多种群性别比率的研究，Fisher当时的结论有许多假设已被后来的进一步研究修正。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假定是父母代在子代上的投资与子代生长发育之间的关系对雌性子代个体和雄性子代个体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有两个重要的素材表明这种假设是不正确的。首先，一些种群由亚群组成，而亚群包含有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个体，而这种相互作用在性别间区别很大，这样的假定通常导致种群性别比率出现偏移，其次，一些环境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可影响性别个体的生长发育，父母代依据环境条件分配性别，同时在父母代间，性别比又有可能不同，子代个体的生长发育各不相同，不仅受外部环境条件的影响，同时也受种群内部环境因素的制约。
相关研究
查尔斯·达尔文(1871)在“人类的遗传与选择的关系”中认为，自然选择对性比有某些影响，但原因错综复杂。菲希厄(1930，1958)对此作了更详尽的讨论。菲希厄以双亲开支停止而后代能独立生存且有繁殖价值之前双亲开支的各种类型间的关系为基础，提出双亲照料结束后，“群体中雄性的总繁殖价值实际上等于雌性的总繁殖价值，因为每个性别必须供应该物种下一代全部血统的一半。据此，性比将自行调节，使得在自然选择的影响下，双亲在每个性别的子女方面需要的总花费相等。如此，他主张自然选择操纵着双亲在其雌、雄后代上的开支等量化：因此，在双亲开支停止时，照例将产生一对一的性比。
在菲希厄之后，有几位作者对“双亲开支”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讨论。Bodmer和Edwards(1960)把菲希厄理论作为“分析基础”，指出“在双亲照料停止时，双亲对每个性别的开支相等，且性比约为1-1/2。”Klman(1960)、Verner(1965)和Leigh(1970)也得到同样的结论，Leigh(1968)并补充“两性之间不同的死亡率不可能影响新生儿的性比”。Emlen认为在超过双亲照料结束的年龄上两性不同的死亡率可能影响基本性比的进化。Emlen(1973)和Arthur讨论了生育对的最佳策略，即如果双亲开支对每个雄性后代和每个雌性后代普遍不同，性比将大大偏离等量化。
1930年Fisher推测性别比在大群体中存在偏移，或朝向雄性个体或朝向雌性个体，比较倾向于朝向较为稀少的性别偏移，数量较少的子代个体常比数量较多的个体有较好的特性，因此从进化上讲，较少的个体因而会繁殖较多的子代个体，一旦偏移减少，那些数量较少的性别个体群会逐渐变小，当性别取向的偏差选择中性时，雄性与雌性个体数量大致相同。这一理论应用了“投资比”(或“性别分配比率”)，而不用“数量性别比”，如果雄性个体与雌性个体繁殖代价一样，那么投资比与性别比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性别比另一个多一倍，那么投资比会稳定在一相同水平而数量性别比将会出现偏移来予以调整。
1967年Hamilton建立了LMC模型，即“局部交配竞争”模型，它是第一个认为可以在组群下再予细分为亚组群来研究性别比的模型，如果子代个体生长发育在分散的种群环境里，那么交配仅在组内发生，雄性个体只与分散的雌性个体交配，而且不在固定的地方产蛋，此时模型假定性别比会渐渐朝向雄性方向偏移，因为雄性个体之间要竞争性地与雌性交配，为了有利于这一特性，就会出现偏移(通常朝向雄性)。
变化因素
关于性比的遗传理论则认为，自然选择将直接作用在性比上。Crow主张，选择会在繁殖的基础阈上产生等量性比，因为这将提供遗传重组的最大机会。Kalmus和Smith(1960)认为，有性繁殖的功能是尽可能减少近亲交配，在雌、雄数量相等时，雌、雄彼此相遇的机会最大，近亲交配量就最小。把这个理由应用到性成熟日十的性比上去，关于性比的遗传理论就自然而然地包含了菲希厄的推断，自然选择将使生殖时的性比相等，而不是使受精、出生、断乳或双亲照料停止时性比相等。
已知遗传机制直接调节着性比，反映自然选择直接控制着性比。若控制性比的遗传理论是正确的，选择就可以使双亲普遍产生两性性比的等量化，并在给予后代的遗传贡献上产生不同的能量开支。另一方面，若选择对两性产生相等的能量开支，便可引起性比高度不对称。
产生影响
性别比影响着种群的出生率，因此也是种群数量变动的因素之一，对于一雄一雌婚配的动物，种群当中的性比例如果不是1，就必然有一部分成熟个体找不到配偶，从而降低了种群的繁殖力，对于一雄多雌、一雌多雄分配制，以及没有固定配偶而随机交配的动物，一般来说，种群中雌性个体的数量适当地多于雄性个体有利于提高生殖力。
拓展
人口性别比
人口“第一性别比”指怀孕时的性别比；“第二性别比”指刚出生婴儿的性别比；“第三性别比”指所有成熟个体（此指出生后至死亡）的性别比。人口学上对人类社会或国家中的男女性别比，通常是以每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标准。人类二级性别比大约是105位男性对100位女性。
中国人口性别比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08.5，1987年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为110.9，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11.3，1995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为115.6，到了2000年变为116.9。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到2000年11月1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出生性别比，除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等个别自治区外，都高出正常范围。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0:116.9，有的省份高达100:138。，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700万，其中，0岁-15岁的男性比女性多出1800万。
2024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0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从性别构成看，男性人口72032万人，女性人口68935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49（以女性为100）。
出生性别比失衡地区已经成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重灾区。在个别出生性别比不平衡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跨境非法婚姻、跨境强行拐卖和强迫卖淫等社会问题。
参考资料
性别比知识.微信公众平台.2024-01-17
国家统计局:2023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2.9亿人.新浪财经.2024-01-18
人口数据.百家号.2024-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