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山
王福山（1907年11月11日—1993年12月20日），上海人，中国物理学家，出生于上海县法华乡钱家巷老宅（今长宁区）的一个耕读之家。1980年至1993年任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同时也是九三学社成员，曾任上海市第三至八届人大代表、上海市物理学会副理事长、《辞海》物理分科主编等职。
人物经历
1914年在他叔父兴办并自任校长的启新小学读书，1917年考入上海县立第一小学（又名敬业学堂）。从9岁起就住读于学校，长期的住读生活，使他具备了较强的自理能力。1919年高小毕业，考入南洋中学。在中学阶段，对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平时还喜欢自己动手做些小实验，在家中建立了暗室，自己冲洗和放大照片。他的毛笔字和钢笔字都写得清秀工整，他还喜欢篆刻，对体育、音乐也十分爱好。中学时曾是校足球队队员，能吹箫吹笙，但这些爱好最终都适可而止，惟独对数理的兴趣从无止境。
1922年在南洋中学理科班毕业，考入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是一所有名的教会学校，当时该校部分教师和学生家长因学校的教会气息太浓、民族自尊心受到压抑而离开，筹建了象征复兴中华的光华大学，王福山亦随之转入光华大学读书。在光华期间，得到留德数学博士、中国数学教育前辈朱公仅教授的赏识，在朱公仅的影响下，王福山于1929年春到德国，在哥廷根大学学习理论物理。
在哥廷根大学，他因肺病进行了两次手术和较长时间的疗养。1932年病愈，继续学习，并有机会聆听了M.马克斯·玻恩（Born）讲授的原子物理、电磁学等课程。当时纳粹已在德国执政，消灭犹太教师的浪潮很快波及哥廷根市，玻恩等教授被解职。在玻恩的建议下，王福山带着玻恩的推荐信来到莱比锡大学，师从W.海森伯格（Heisenberg）。在莱比锡大学，王福山聆听了由海森伯和F.洪德（Hund）以一年的间隔在每4个学期里循环讲授的力学、热学、电磁学和光学4门课程，以及他们讲授的专题课程，其中包括原子物理和量子力学入门。在这期间，正值海森伯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因而他有机会参加庆贺海森伯获诺贝尔奖的各种活动，分享欢乐。1940年，王福山发表博士论文“关于能量很高的质子和中子的轫致介子辐射”，并获博士学位。此论文的中译本已收集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一书中。王福山在德国长达十多个年头，因而有较多的机会对德国社会的文化、风土人情、成语典故以及德国的教育进行深入了解，特别对德国大学教授院从事教学又进行科研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促进科研的开展的做法，有深刻的印象。
获得博士学位后，王福山乘当时最后一班从欧洲回国的轮船回到上海市，并执教于光华大学，同时在圣约翰大学兼课。1946年经教育部评审定为正教授。抗战胜利后，同济大学由四川省迁回上海，1947年，王福山应聘为同济大学教授，1948年任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王福山调到复旦大学，任刚创建的物理系主任。
1956年，王福山加入九三学社，1958年被选为上海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几届连选连任，直至第八届。从1961年起，担任上海市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直至1985年。1959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上海市组织力量重新编写《辞海》，王福山任物理分科主编。这项工作任务艰巨，持续时间很长，直到1979年，《辞海》才正式出版。60年代初，在贯彻“高教60条”之际，作为系主任和校务委员会委员的王福山，根据院系调整、全面学习苏联教学经验的精神，就大学本科学生的培养目标、加强基础课教学、重视实验、加强外语学习、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严格学习制度等问题，发表了积极的意见和建议，对全面贯彻“高教60条”，稳定教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1964年，王福山被树立为物理系教学标兵。
王福山受到很大冲击。1969年，军宣队、工宣队按上级指示，成立了一个“理科大批判组”，王福山与理科其他教授、专家，都调到该组，从事外文资料的翻译工作。由于王福山德语基础非常好，他主要进行德文的翻译及译稿的校阅。所有的译稿都作为资料，印成大字本、或部分刊登在《自然辩证法》和《摘译》上，亦有以“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翻译组”的名义出版，经王福山翻译出版的有《马克思教学手稿》、伊曼努尔·康德的《宇宙发展史概论》（原名“关于诸天体的一般发展史和一般理论或根据牛顿定律试论整个宇宙的结构及其力学起源”）、《尼古拉·哥白尼和克罗狄斯·托勒密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以及海森伯的《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等。
王福山又回到物理系系主任的岗位，领导全系师生努力赶超世界教学与科研的先进水平。1980年，王福山从系主任的岗位上退下，致力于近代物理学史的研究和科学史研究生的培养，并主编出版了《近代物理学史研究》第一、第二辑。时值同济大学重建物理系，王福山受同济大学之聘，兼任同济大学玻耳固体物理实验室主任和物理系名誉系主任，为同济大学玻耳实验室的建立和物理系的重建而奔波。王福山为中国物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物理人才的培养，为物理学史的研究奋斗终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1993年在上海逝世，终年86岁。
人才培养
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前身是复旦大学数理系的物理组。1952 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时，把当时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物理系的主要教师和设备集中到复旦大学，创建复旦大学物理系。王福山任物理系主任。刚成立的物理系，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一共只有18人。他们来自十多个不同的单位，彼此不熟，而且刚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有的同志还带有某种沮丧情绪。王福山虚怀若谷，倾听各方面意见，事事从全系的大局出发，很快消除了各种矛盾，使全系教师各尽本人之所能。他又积极引进像谢希德、华中一、蔡祖泉、赖祖武等一批优秀人才。
建系后，物理系学生大幅度增加，1952年首次经统一招生进入物理系一年级的学生就有100多人。王福山意识到首要的任务是尽快把在学习苏联基础上形成的物理专业教学计划中的各门课程开出来，同时致力于实验室建设，并积极组织力量开展科学研究。从5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组织全系教师在理论物理、固体物理、原子核物理、光学、绝缘介质物理、无线电电子学、电子计算机、电子物理、真空物理与真空技术等领域开展研究工作。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复旦大学的物理系已具有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普通物理实验室、中级物理实验室、物理演示实验室等教学实验室和许多科研实验室，原来只有18位教师的物理系，一跃成为有200余位教职工的全校最大的系。
在同济大学，从原来的以土建为主的单科性工科学校向理工结合的多科性大学转变过程中，1979年，决定重建同济大学物理系，并接受德国大众汽车厂基金会的资助，建立玻耳固体物理实验室。王福山在兼任同济大学物理系名誉系主任和玻耳固体物理实验室主任期间，具体参加重建物理系的规划与决策。王福山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利用复旦大学和上海市的力量，为同济大学借用力量，引进人才，使同济大学物理系很快建立起来，并具有自己的特色。
从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到复旦大学物理系主任，又到同济大学物理系名誉主任，前后40余年，王福山一直默默无闻、埋头工作，充分体现了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热爱祖国，不计名利，甘为“孺子牛”的精神。
王福山是学理论物理的，但他始终认为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在物理教学中加强实验十分重要，尤其是学生刚进大学的第一门实验课——普通物理实验，它是学生接受实验训练的开端，是以后实验工作的基础。早在1948年，在他担任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时期，就深感没有物理实验室之苦。同济大学从四川省迁回上海市途中，因轮船触礁，全部仪器都沉没在长江之中。而当时的国民政府根本没有经费用于建设实验室，同济物理系的学生只能到别的学校去做实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济物理系开始筹建实验室。为了让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的效益，王福山曾多次到五金旧货市场和地摊购买废旧物品，因陋就简地把实验室建设起来。到院系调整时，同济大学物理系已能开出实验20余个。复旦大学物理系创建后不到三年，就建成有相当规模的普通物理实验室和中级物理实验室。王福山注意到，建设实验室固然要购置许多仪器，但有的设备并非市场上所能购到，必须自己加工制造。所以在创建复旦物理系的同时，就成立了金工场和玻璃工场。这两个工场虽不正规，但许多社会上的工厂不能胜任的工作，他们却能胜任，因而为实验室建设作出了贡献，而且在以后开展科研工作、特别是高真空技术和激光研究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王福山是一位有名望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物理教育家。当他初任复旦大学物理系主任时，王福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主张在批判英美教育制度时，不是否定一切；学习苏联的教育，不能一切照搬。这些观点，对于缓和某些极端做法，避免或减少极端做法的消极作用，有一定效果。关于本科学生在业务方面的培养目标，他认为本科学生的培养口径应宽一点，适应性应强一点、基础要扎实一点，认为把本科学生培养成物理学家、专门家或高级专门人才等提法都太高，实际上是达不到的。他曾形象地将本科培养出来的学生比喻为一种：“高质量的原材料”，“未开口的斧头”，认为本科毕业的学生到工作岗位上必然有一个再学习的问题，学生只要具备了学习的基础、学习的能力和习惯，将来不论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都应能够胜任的。他在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主张课堂讲授的内容要少而精，给学生必要的基础，而比较深入的问题应启发学生自己进行思考和钻研。认为把所有的内容都讲深讲透并不是好的讲授方式，把许多内容经教师嚼碎后喂给学生，看起来给了学生许多知识，实际上使学生失去了必要的思考和研究的机会，最终必将影响学生消化能力的增长。他一向不赞成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扶得过多、抱得过多的做法，主张要让学生会走路，碰些钉子，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进。在课程安排上，他主张学时数应少一点，学生课外自学的时间应适当多一点，要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学得主动一点，积极一点，不要把学生的课外时间安排得过紧，使学生处于被动状态。他非常重视因材施教，认为对学生的要求不宜统得过死，不要一刀切，既不要拔苗助长，也不要压抑生长。在教学管理上，王福山一向不赞成根据学生考试成绩的高低来评价教师的教学水平，因为这种管理方法会使研究教学变为研究考试，甚至去帮助学生考试。在师资培养上，他一直主张每位高等学校的教师必须既搞教学又搞科研，对学习苏联后成立的主要任务是搞教学的普通物理教研组一直有不同看法。50年代后期，对一大批青年教师被分配到普通物理教研组专事教学而感到非常不安。为了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他曾利用晚上时间为普物教研组的青年教师作关于原子核方面的讲座，以帮助他们进入前沿领域。直到他退居二线，他对未能改变这种状况仍感到遗憾。王福山在教育方面的许多见解，并非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被大家所认识、理解，要付之实施困难更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原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正是王福山的教育思想得以实施的时期，尽管王福山到晚年已退居二线，但他的教育思想对复旦大学物理系的影响都一直存在。
科学研究
摆脱行政工作退居二线后，王福山便转向物理学史的研究和研究生的培养。他为物理学史硕士研究生开设专业课和指导硕士论文。短短几年，由王福山主编的《近代物理学史研究》第一辑问世，此书首次印刷9000册，受到同行的欢迎并很快售完。出版社又第二次印刷。接着，《近代物理学史研究》第二辑亦出版了。这两册书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王福山被邀请担任《物理学思想丛书》编委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卷编委。
王福山研究的是近代物理学史。其中量子力学的创立和发展史是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海森伯格是量子力学的创立者之一，而且是王福山的导师，故王福山在晚年花了较多的精力在对海森伯的研究上。他撰写的《年代的海森伯》《我在德国学习期间的若干回忆》，以生动的事例介绍了海森伯创立量子力学的奋斗过程、在大学的学习情况和成长道路以及老师A索米菲（Sommerfeld）、N.尼尔斯·玻尔（Bohr）、马克斯·玻恩以及同学W.沃尔夫冈·泡利（Pauli）等著名物理学家对海森伯成长的影响和作用，使我们体会到优良学风和学术环境对人才成长的重要性，为我们提供了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教学相长、学术民主、不拘一格起用优秀人才的范例。
当纳粹统治德国之后，海森伯格没有接受许多友人的劝告而留在德国，以后又从事核能利用的研究，此项工作是在德国国防部领导下进行的，海森伯又是这项工作科学上的领导者。二次大战结束前，海森伯等一批德国物理学家都被美国俘获，关在英国数月。因此，二次大战以后，对海森伯的功过是非、政治评价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亦是人们特别是广大物理学家关心的问题。王福山在古稀之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非常仔细地收集史料，进行分析，写信给在德国的朋友，直接了解情况，得到不少第一手资料。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他主编的《近代物理学史研究》第二辑中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核能工作”一文中。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对王福山的此项工作非常重视和关心，认为它是一件有价值的物理学史研究。他曾多次把他所见到的有关资料寄给王福山，最后一篇资料是在1993年底寄出的。在信件到达上海市时，王福山已经去世。与这项研究工作相结合的另一件工作是王福山翻译了海森伯格夫人伊丽莎白·海森伯著的回忆海森伯的《一个非政治家的政治生活》一书。王福山在译者序中说：“今年是海森伯逝世10周年，我也特以此译本来表示对他教诲的崇敬和怀念。”王福山写的文章或译的书，不仅是严谨的科学工作，而且字字句句之间都凝结着一种真挚的师生情谊。
是他基于对导师海森伯和同学、朋友E.巴格（Bagge）、C.F.魏茨泽克（Weisasaker）等人相处多年中的了解，是合乎逻辑的。西方许多人士，包括一些物理学家，在二次大戗期间亲身经受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迫害，他们对海森伯格作出不同的评价，也是合乎逻辑的。这表明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人物评价
为人正直、与人为善、坚持原则、不哗众取宠，是王福山自己的写照。早在建系初期，为了调动全系教师的积极性，他主动担任一年级的课程，而把高年级的课程让给其他老师开设。在教师定职时，主动谦让。在教学用房紧张时，首先缩小系主任办公室。实际上，物理系主任的办公室一向是全系条件最差的房间之一。王福山一生从未因个人名利向组织提出什么要求，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却能坚持原则，勇于发表意见。在“左”的错误严重的时期，他总是坚持自己的正确看法，对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青年和教师十分关心，寻找适当时机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王福山一生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珍惜一针一线，一分一厘。王福山的家在上海市区，离位于郊区的复旦大学很远。他平时一直住在复旦的一间单身房内，每逢周末才回家，有时在一星期的中间回家一次，第二天一早便赶到学校，顺便带一点食物。他平时在教工食堂用膳，与单身青年教师一桌吃饭，共同谈，从国内外事件、校系内外事件直到体育、音乐，被誉为“平民系主任”，王福山对公家的财物更是倍加爱护，担任系主任的几十年中，对最普通的办公用品都非常珍惜。起草文件，都写在用过的信笺的反面。在同济大学大学兼任名誉系主任之后，从复旦到同济，宁愿多走一段路，而少换一次公共汽车。同济给王福山的顾问酬金，他总是按当时的规定以一定的比例上交复旦大学，把全部余额交还同济大学物理系，作为系主任的活动费用。王福山退居二线后，便把复旦的单身房还给学校，搬回上海市家中。由于上海交通拥挤，来复旦很不方便，系里多次要派车接送，他总是笑着拒绝。事后，他对别的同志说：“有两种舒服，一种是身体舒服，心里不舒服，一种是心里舒服，身子不舒服，我宁愿要后者。”可是一些经济比较困难、子女较多的职工，得到王福山资助之事，则是大家所共知的。同济大学有一位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王福山的学生，在读书期间因家庭经济困难常得到王福山的帮助，在上海解放前夕，这位同学因工作需要必须与当时已隐蔽起来的同济大学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联系，经常出没于许多公开场合，王福山冒着危险从市区赶到同济大学，向这位学生提供了在发生不测时可到他家中隐蔽的路线。1957年，这位教师受到不公正对待，处境十分困难，王福山不但给他经济上支持，在1963年，还以长辈的身份给他主持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使人终生难忘。
王福山的一生看起来相当平淡，但又极不平凡。他把自己的人品，才智和心血都渗入了培养人才的事业。他发表的论文并不很多，但却以自己的言行和品性，在教育战线这一神圣的岗位上写下了一篇默默无闻而成果辉煌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