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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里抗英斗争

三元里抗英斗争

三元里抗英斗争（1841年5月29日—5月31日），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军队与清朝民间武装力量在广州市郊外三元里发生的冲突事件。

爱新觉罗·旻宁二十年（公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朝为向英国妥协求和，委派钦差大臣博尔济吉特·琦善前往广州市与以查理·义律为全权代表的英国人谈判。次年1月，英国方面因为不满谈判进展，进攻虎门镇的沙角、大角炮台。道光皇帝闻讯下令与英军开战，以侍卫内大臣爱新觉罗·奕山为靖逆将军，前往广东省进剿英军。同年五月，英军占据广州城北的四方炮台，炮轰广州城。清军将领奕山惶恐求降，与英军签下《广州和约》，以撤军赔款换取英军不进入广州城。但在合约签订的第三天，盘踞四方炮台的小股英军却窜至广州城北三元里一带扰掠乡民。期间，韦绍光、何玉成等三元里附近百姓群起抵抗，联合附近103个乡的义勇，武装誓师，联合抗击英军。5月30日，三元里人民进攻四方炮台，诱使英军司令郭富率部进入牛栏岗丘陵地带的埋伏。英军受到打击后，被迫撤回四方炮台。三元里人民趁胜追击，并联合周边县乡赶来的其他义勇，共计上万人围攻四方炮台。清军不敢再战，英方代表查理·义律转而威胁清朝，扬言毁约攻城。爱新觉罗·奕山等人恐慌，随后令广州市知府余保纯等出城驱散村民，英军才得以解围。此后英军不敢继续在广州停留，于6月初撤离广州。

在三元里抗英斗争中，广州三元里人民杀死英军5名，打伤英军23名，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嚣张气焰，极大程度鼓舞了广州人民的斗志，也为后来广州人民火烧洋馆，进行反租地、反进城等一系列斗争树立了榜样。当代学者赵矢元评价三元里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的武装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第一声，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辉前导。

事件背景

爱新觉罗·旻宁二十年（公元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为向英国妥协求和，将虎门销烟的林则徐、邓廷桢革职，又委派钦差大人博尔济吉特·琦善前往广州市与以查理·义律为全权代表的英国人谈判。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年）1月，英国方面因为不满谈判进展，进攻虎门镇的沙角、大角炮台。道光皇帝闻讯下令与英军开战。同年4月，道光皇帝以侍卫内大臣爱新觉罗·奕山为靖逆将军，前往广东进剿英军。但是奕山消极怠战，加之不会带兵，面对英军时节节败退。

同年2月，英军攻破大虎山炮台，沿珠江进逼广州。5月，英军攻陷了广州城北诸炮台，并设司令部于地势最高的四方炮台，开始炮轰广州城。奕山等人大为惶恐，不顾没有谈判资格便派出广州市知府余保纯向英军求降。至5月27日，奕山等人私自接受英方条件，与之签下《广州和约》，答应向英国缴纳600万元赎城费，赔偿其商馆损失30万元，并令清军退出广州城60英里外等条件，以换取英军不进入广州城。然而，双方达成协议停战后，盘踞四方炮台的英军却携带武器在广州西北郊区三元里街道及泥城、西村、萧冈等村庄劫掠，实施抢掠粮食，奸淫妇女，甚至开棺暴骨等种种暴行。爱新觉罗·奕山非但没有制止，还发出息民布告，不准当地百姓与英国官兵发生冲突，这让当地百姓再也不甘忍受清政府的屈辱与英国侵略军的野蛮。

事件经过

集结备战

1841年5月29日，一股扰掠的英军闯入广州郊区三元里村口东华里，调戏侮辱菜农韦绍光之妻李喜。韦绍光愤而联合村民，当场打死了数名英军。事后，三元里村民认为英军还会前来报复，于是在村北的三元古庙前集会，决定武装抗击英军，并以庙里的三星旗作为抗英指挥令旗，誓师约定：“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吹螺前进，鸣金收兵，杀绝英夷，打死无怨。”与此同时，萧岗村举人何玉成则传书至广州市东北郊、南海、番禺区、增城区，发动各乡百姓。当日下午，三元里附近103个乡的代表聚集三元里牛栏岗（今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会盟，商议抗英之策，最终决定以15至50岁的男子组成主干队伍，并派群众至四方炮台，计划将英军诱至牛栏岗丘陵地带歼灭。

牛栏岗告捷

5月30日晨，三元里一带103个乡的工人、农民义勇、乡绅等齐聚牛栏岗。其中，一小队群众按照原定部署，手持武器与各色旗帜向驻扎在四方炮台的2000名英军发起佯攻。当时还在吃早饭的英军听到杀声四起，震惊不已。英军司令郭富急令少数人驻守四方炮台，率主力部队携带来福枪、冲天炮、野战炮等武器迎战。群众见英军出动立即北撤，将其引至牛栏岗一带。英军进入牛栏岗后，早已埋伏在当地的七八千余名群众迅速将英军包围，并以大刀、长矛、锄头、藤牌、抬枪等武器与之展开肉搏。双方战至午后，天降暴雨，英军火药受潮，枪炮失灵，又脚陷泥泞，寸步难行，遭到了三元里人民进一步的砍杀截堵。英军司令卧乌古见形势不利，于当晚率部逃回四方炮台。

包围四方炮台

三元里街道人民在牛栏岗首战告捷后，消息迅速传至广州市城郊各乡。部分义勇为防止英军逃脱，在当晚又趁胜追击，包围四方炮台。至5月31日，广州手工业人及附近州县如花城、增城区、从化区等地团练也陆续赶来，包围四方炮台的民众增至数万，相继饿死英军。他们用土枪、土炮、矛戈、盾牌、锄头、镰锹等，与英军作战。儿童妇女也以喊声助威，并为各乡的参战群众送饭。郭富不敢再战，英方代表查理·义律转而威胁清政府，扬言要毁约攻城。爱新觉罗·奕山等人闻讯恐慌，急忙派出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安抚英军。而后余保纯又率番禺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团练中从士绅施加压力。最后士绅潜避，团练也逐渐散去，四方炮台的英军得以逃脱。

事件结果

在三元里抗英斗争中，三元里人民以20余人牺牲的代价，包围英军于四方炮台，最终以广州市知府余保纯出面镇压遣散乡勇，使英军逃离四方炮台告终。四方炮台解围之后，英军不敢继续在广州多做停留。6月初，英军按照《广州合约》的协定，撤离广州城北的各炮台，不久后乘军舰撤离广州。

影响与后续

广州市三元里抗英斗争虽然没有正式的组织与名称，却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嚣张气焰，极大程度上鼓舞了广州地区人民的斗志，也为后来广州人民火烧洋馆，进行反租地、反进城等一系列斗争树立了榜样。6月初，英军在从四方炮台撤离，退出虎门镇时曾发出告示恫吓中国人民“后勿再犯”，广州人民群众当即发出《申谕英夷告示》，警告英军，称其若敢再来，广东省人民将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广州人民后来也践行了这一誓言。

1841年8月，随着英军再度北犯，攻陷厦门市、定海、镇海、宁波市、上海市等地，兵临南京城下，清政府被迫投降，与之签下《中英南京条约》。而广州市城乡人民则在三元里抗英斗争的鼓舞下，在民间坚持着与英军的抗争，他们自发举办团练、义勇，成立爱国武装力量，进行了一系列斗争。1841年12月，英国水手在广州十三行一带购物不愿付款，并以刺刀和枪支伤人，广州人民愤而火烧英国商馆；1843年，英国人欲强行租占广州的黄埔区、河南省等地，以暴力驱赶乡民，河南48乡民众联合前往十三洋行商馆游行示威，迫使英国放弃了强租河南的企图。在1843年至1849年间，英国人数次想要打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英国人不能入城居住的规定，强行入城，遭到了广州市人民长达七年的抵制抗争，最终不得不放弃入城计划。

事件评价

中山大学教授陈锡祺在《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纪念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120周年》一文中评价三元里抗英斗争是广东人民对外国侵略者长期积愤的爆发，是拯救祖国解广州之围的斗争，认为这场胜利证明了中国人民有力量击败任何敢于来犯的侵略者。

当代学者赵矢元在《三元里抗英起义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评价三元里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的武装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第一声，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辉前导，激励了人们在近百年民族危难时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意志和胜利的信心。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指出三元里抗英斗争是三元里民众进行的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非一场保卫祖国的战斗。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虽然值得称颂，但不应脱离当时的时代，将其上升至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

中山大学历史教授李锦全在《鸦片战争时期岭南人士的爱国情怀》一文中表示三元里群众反击英国侵略者是一场即是保家又是卫国的斗争，充分体现了岭南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厦门大学教授王明前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沿海的地方军事化与绅权伸张》一文中指出三元里抗英斗争，是三元里人民在以保卫家乡为行动主旨的同时，不自觉承担起反侵略历史责任的体现，不必苛求是否具有近代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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