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江水
《水经注》是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著的古代中国地理名著，共四十卷。该书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1252条大小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是中原地区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地理巨著，而且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山水游记，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水经注》记载了历史上和当时的洪水暴发的情况，这些记载包括洪水暴发时间、洪水大小等情况，相当具体、详实。这些历史水文资料大多为郦道元实地考察收集而来，有的得之于古书记载，有的则得之于许多河流上的石人或测水石铭的记录，非常珍贵，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洪水的发展变化规律，防汛救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郦道元（466或472—527），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字善长。涿州市（今河北涿县）人，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并且爱好游览，足迹遍及河南省、山东省、山西省、河北省、安徽、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地。他为官“执法情刻”、“素有严猛之称”，颇遭皇族、豪强忌恨。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汝南郡王元悦乘武威郡刺史萧宝夤企图反叛之机，怂朝廷派郦道元去作关右大使。途中，萧宝派人把他和他弟弟道峻及两个儿子一同杀害。郦道元一生勤于读书和著述，代表作有《水经注》。道元写景文字，遣词精当，“词组只字，妙绝古今”。历来研究《水经注》称“郦学”。唐朝李白、杜甫的诗，都吸收了《水经注》的艺术滋养，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文章实脱胎于《水经注》。宋朝苏轼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也屡读。”张岱说：“古人记山水，太上有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宏道。”刘熙载亦云：“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州市游记，此先导也”日本地理学家米仓二郎称郦道元为“中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地理学家”。
作品影响
《水经注》完成于1400多年以前，当时雕版印刷尚未出现，一切书籍的流传都是通过传抄来实现的，《水经注》也不例外。隋统一全国，整理国家藏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水经注》一书的钞本，卷数为四十，是完整无缺的本子，这也是所知《水经注》最早的钞本。天宝取代隋朝后，《水经注》成为唐朝的国家藏书，《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经籍志》均著录为40卷。唐后经五代十国至北宋初，《水经注》的钞本仍为足本，被作为历朝的国家藏书代代相传。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崇文院（北宋朝廷的藏书库）整理藏书，编制《崇文总目》，《水经注》被著录为35卷。从这个时候开始，北宋以前的一些类书和地理书所引《水经注》中的青弋江、沱水、（北）南洛河等卷篇就不见了。事实上，《水经注》的钞本，并不为历代朝廷所独有，民间也有流传。是否为隋之后，从朝流落民间，我们并不知道；是足本还是残本，也不能确定。可以确定的是，在唐朝后期，《水经注》已为一般知识分子所见，唐代诗人陆龟蒙有诗“山经水疏不离身”，说明《水经注》已有民间的钞本；到了北宋，此书在民间的流传只会更为广泛，苏轼《石钟山记》有文“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就引了一整段《水经注》的文字。然而，这些钞本，早已不见影踪。从宋代钞本中钞出的本子，也绝无所闻。元代也没有钞本流传。到了明代修《永乐大典》，《水经注》被钞录在内，这个钞本一直流传了下来，我们称它为“永乐大典本”。这是我们所知的现存的最早的《水经注》的钞本。除了“永乐大典本”，明代还有一些郦学家的私人钞本。比较著名的有柳大中的影宋校本和赵琦美的三校本等，后来也都已失传。现存的明钞本有两部，一部是稽瑞楼藏本，从宋元写刊本中钞出，有清人何焯、顾广圻等校跋，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一部是海盐朱希祖旧藏，也是从宋本钞出，有王国维、章太炎等校跋。另，天津人民图书馆也藏有一部明钞残本，称为“练湖书院钞本”，仅存卷21-24。清代最著名的《水经注》钞本为天津人民图书馆所藏的“小山堂五校钞本”。这是一部完整无缺的清钞本，卷首有“戊午夏篁病翁五校毕漫志于首”的题字，可知是乾隆三年（1738）年全祖望33岁时的作品。正文以外，批注甚多，要旨与赵一清《水经注释》合，可知是赵一清手笔。这部钞本熔二人业绩于一炉，是郦学界的宝贵遗产。
《水经注》对于中原地区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水经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写，还被作为文学作品受到后人高度评价。书中的缺点也有：他因为是北朝人，所以南方水系的记录有些简单，其中还有些差错。当然，如此宏富的巨作，受到当时时代和条件的限制，难免存在不少错误。唐朝杜佑在《通典》中即已明确指出其黄河河源问题上的“纰缪”。另外由于他不可能到边远地区和南方进行实地调查，这方面错误也较多些。有些地方的引书也不尽可信等等，但这些并不损害全书价值。《水经注》原有40卷，宋初已缺5卷，后人将其所余35卷，重新编定成40卷。由于迭经传抄翻刻，错简夺伪十分严重，有些章节甚至难以辨读。明清时不少学者为研究《水经注》做了大量工作，有的订正了经注混淆500余处，使经注基本恢复了原来面貌。有的做了不少辑佚工作，更多的是做了校勘注疏工作，清末著名学者杨守敬与其弟子熊会贞用了毕生精力撰写了《水经注疏》和编绘了古今对照、朱墨套印的《水经注图》，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有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为今后研究利用《水经注》提供了方便。戴震校勘《水经注》，删去妄增之字一千多个 ，改正错讹三千多处，补阙佚两千多处，足见功夫之深，如段玉裁所说：“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戴震全书》
刻本及流传
《水经注》一书的刊印，出现在北宋中后期。根据已知的信息，《水经注》的第一种刊本是成都府学宫刊本，刊印年代不得而知，而且早已亡佚。第二种刊本刊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也已亡佚。另，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残缺不全的南宋刊本，内容不足全书的三分之一，这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宋版《水经注》。明朝以后，雕板印刷术有了很大发展，刊本很多。流传的明代刊本有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黄省曾刊本，还有万历十三年（1585年）年吴琯以元二年本为底本的刻本。最著名的刊本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朱谋玮校勘的《水经注笺》，这是《水经注》刊本史上的名本。在《水经注笺》的基础上，清代的许多郦学家，进一步认真校勘，出现了不少优秀刊本。特别是在乾隆年间郦学研究进入全盛期后，先后刊印了两种超越前代的佳本：其一是赵一清所校勘正，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刊印的《水经注释》。依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的评价，此书为赵一清“数年考订苦心”的杰作。《水经注释》刊行以后，接着刊行的就是武英殿聚珍本，即所谓的“殿本。继殿本以后刊行的是全祖望的《七校本水经注》，他所依据的底本是一本被称作“双韭山房校本”的家传本。全氏一生，校此书共七次，《七校本水经注》在他死后的光绪十四年（1888年）刊行，可惜这个本子在付印之前，被校勘失误，从而影响了这部刻本的声誉。郦学史上，《水经注》的最后一种刻本，是王先谦的《合校本水经注》，刊行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以殿本为底本，把朱谋玮的《水经注笺》、赵一清的《水经注释》以及孙星衍等校本的成果收入在内，这是一种受人欢迎的佳本。
其它版本
清代后期，欧洲在18世纪末年出现的石版印刷术传入中原地区。石印书籍在这时大批出现，包括《水经注》在内。光绪二十年（1894年）长沙宝华书局石印的巾箱本《合校水经注》，即是石印本。铅印是流行的一种印刷技术，中国在30年代曾经出版过几种铅印本《水经注》：一种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本，由殿本排印而成；一种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本，由合校本排印而成。这两种铅印本《水经注》，对此书的流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普通原稿和钞本，制作成铅印本是容易的，但对于一些正文中夹带了珍贵批注的本子，却只有影印才行。1935年，商务印书馆采用影印的办法，出版了《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影印本。《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的问世，是中原地区郦历史学上的一件大事。除了这部影印本外，建国以后，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另一部规模巨大的《水经注》影印本，这就是杨守敬、熊会贞合撰的《水经注疏》。遗憾的是，他们的定稿本被人盗卖，下落不明，只有早年的钞本流传。中国科学院于1957年影印了他们的早期钞本，这是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的第二部《水经注》影印本。1971年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他们早年的另一部钞本，这是中国的第三部《水经注》影印本。
作品特点
1. 例义谨严。凡经文均以“过”字叙述水的流行所经之地，凡注文则以“”字作为叙述水的流经之地的标志。二字使经、注分明，全书无一处苟且。
2. 确定“迳见”（目验）的鉴定标准，强调实践第一的精神。这是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依亲历所见，订正材料，以定取舍。
3. 提出一个“经之误正”的论点，大胆指出经文水道的讹误，同时也对前人注经的旧解进行了驳斥。这种在尊经时代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发展了疑古惑经之风，影响很大。
4. 郦道元作注，于所见石刻，有的存录，有的考证。其所录石刻，纠正了《洛阳伽蓝记》所颠倒了的一字石经与三体石经先后的记述错误，又保存了世界上最早的水文实录。他所开创的碑刻文物之学，成为宋人金石之学的先导，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创作背景
郦道元在自己序文中写道，首先，古代地理书籍，《山海经》过于芜杂，《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只具轮廓，《汉书地理志》记述又不详备，而一些都、赋限于体裁不能畅所记述《水经》一书虽专述河流，具系统纲领，但未记水道以外地理情况。他在游历大好河山时所见所闻十分丰富，为了把这些丰富的地理知识传于后人，所以他选定《水经》一书为纲来描述全国地理情况。王先谦评价：郦道元注《水经》的目的在于“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王先谦合校本序》）。其次，他认识到地理现象是在经常变化的，上古情况已很渺茫，其后部族迁徙、城市兴衰、河道变迁、名称交互更替等等都十分复杂，所以他决定以水道为纲，可以进而描述经常变化中的地理情况。而更重要的是，他当时身处政局分裂时代，他向往祖国统一，着眼于《尚书·禹贡》所描写过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版图广大的祖国，他利用属于全国的自然因素河流水系来作纲，可以把当时人为的政治疆界的限制打破了，从而充分体现他要实施祖国统一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