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吾刚

鲍吾刚（1930年2月23日-1997年1月14日），德国著名汉学家，原名沃尔夫冈·利安得·鲍尔（Wolfgang Leander Bauer）。高中毕业后，他进入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学习汉学、日本学、蒙古学和哲学。

人物经历

鲍吾刚（Wolfgang Bauer）于1930年2月23日生于德国萨勒河畔的萨勒河畔哈雷（Halle）城。双亲过早去世后，幼小的鲍吾刚于1937年随哥哥一起来到慕尼黑，在那儿读完了文科高中。并于1948/49年冬季学期在慕尼黑大学刚成立不到二年的汉学学科开始汉学生涯，师从海尼士(Erich Haenisch）、福克斯(Walter Fuchs）和奥托·福兰阁(Herbert Franke）。除汉学主专业外，鲍吾刚还选修日本学、蒙古学和哲学，并修习满洲语、梵语和藏语。1953年，年仅23岁的他以题为《张良与陈平——汉代开国时期的两位政治家》（Chang Liang und ch'en P'ing der Han－Dynastie）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便在慕尼黑大学东亚学院开始助教生涯（1954-1960）。在此期间，于1959年完成了汉学专业教授资格论文。自那以后执教于汉学专业，并于1962年秋参与筹建海德堡大学的汉学学科，次年出任该学科的主任教授。1966年应母校慕尼黑大学的聘请，由海德堡返回慕尼黑大学，在慕尼黑大学东方学院执教，任东亚研究所所长，直至1997年去世。尽管不断收到其他大学的聘书，鲍吾刚却始终留任于母校。

在教学生涯中，鲍吾刚曾多次受聘于美国密歇根州（Michigen）大学，担任该校的客座教授，并与美国汉学界和东亚研究者建立和保持密切的联系。他曾到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西雅图美国华盛顿大学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夏威夷等国家和地区做过研究工作。此外，鲍吾刚还是下列大学的客座教授：美国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nia）（1968—1969），密执安大学（1977），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lty，Canberra）（1984），日本筑波大学(University of Tsukuba，Institute of 哲学，Tokyo）（1984）。在他漫长的学术生涯里，鲍吾刚培养的一批又一批中国学家如璀璨繁星照耀在德国汉学界，其中有的早已成为活跃于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国际知名人士。近30年来，鲍吾刚在慕尼黑大学指导的硕士论文超过了100篇（慕尼黑大学直到1969年才设立汉学硕士学位，汉学在这之前只能作为副专业），他自己是东亚研究所培养的第4位汉学博士，如今慕尼黑大学毕业的汉学博士已经接近三位数，而其中的大多数博士论文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自1990年起，他还被聘为德意志研究会汉学专业的鉴定专家，1976年至1993年间担任了德意志研究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1985年还被选为巴伐利亚州科学院院士，1992年成为莱茵－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科学院（Rheinisch—Westfalische Akacemie der Wissenschaften）通讯院士。

鲍吾刚治中国学颇有家学渊源。他出生的家庭对广义的亚洲怀有浓厚的兴趣，父亲鲍尔（Hans Bauer）教授是著名的阿拉伯学家和闪米特学家，大名赫然列在德国大百科全书(Brockhaus Enzyklop?die）之中，生前曾任德国东方学院研究协会（Deutsche Morgenl?ndische Gesellschaft）主席。鲍吾刚子承父业，但把研究目光投向东亚，据他说是担心父亲名气太大，自己再搞中亚学不易突破。而这一念之差造就了一位本世纪继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之后对德国社会和文化影响最大的汉学家。鲍吾刚曾于1977年5～6月来华访问。1997年1月14日，鲍吾刚去世。

学术研究

鲍吾刚一生著有16部学术著作，论文达69篇，还有众多的译文。他长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对中国文化的其它方面也十分精通。他与他老师福赫伯合译的中国古典小说选集《金匮——二千年中国短篇小说选》（Die Goldere Truhe.Chinesische Novellen 澳大利亚 Zwei Jahrtausenden.）自1959年出版后在西方汉学界广受好评，到1964年不仅出到第三版，而且有了英译本。而像《中国戏剧》（Chinesisches Theater），《中国——从帝国到共产主义》(China Vom kaiserstaat Zum Kommunismus）等著作和论文使他在广大民众中有了广泛的影响。他发表过一些道教论文，如《葛洪关于“知足”之理》。载《亚洲：传统和进步》﹙维斯巴登，1971﹚；《老子》，载《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个人崇拜》﹙慕尼黑，1971﹚等。主持编了《\u003c；国语\u003e；词语索引》两大册和《〈人物志〉词语索引》一册，二书分别于1973年和1974年在台北市出版。他领导过一个课题组，研究德国文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和中国人关于德国的研究。领衔主编奠基性文献《当代中国的德国形象——中国人研究德国论文索引》（German Impact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A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Publications）。60年代的西方汉学家一般都重考据而轻义理，而鲍吾刚深刻认识中国历史精神价值。他在教学之余用他那支妙笔写下一系列专著，其中一些更早已列在德国汉学家必读书目的首位。在鲍吾刚众多的学术成果中，最受推崇、在学术界最有影响的著作当是以下三部学术专著：《中国人的命名――论名、字、小名的构造规则及内涵》（Dcr Chinesische Personenname.1959）、《中国人的幸福观――论中国思想史的天堂、空想和理想观念》（china und die Hoffnung auf Gluck.Paradiese，Utopien，I der Idealvorstellungen in des Geistesgeschichte Chinas，1971）、《中国人的自我画像――古今中国自传体文学、文献综述》（Das Antlitz Chinas.Autobiographische Selbszeugnisse von den Anfangen bis.zur Gegenwart，1990），从思想内容角度来审视，此三部学术专著具有同一主线，内容互相关联，由此构成鲍吾刚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尤其是后两部著作，从准备到成书，写了近30年，在长达几十年的研究中，无论是从文献的拥有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这两部著作都是德国汉学界的经典之作，在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中，这两部著作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下面分别就这三部专著的学术背景、内容及特点作一阐述。

评价

致力于中国文化中“自我”“个性”文化表现形式的研究构成了鲍吾刚中国文化研究的独特之处。诚如鲍吾刚本人所总结的那样：“我认为，每个学者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学术研究后，会在自己的著作中形成一种类似红线的东西。……对我来说，我所感兴趣的是中国群体观念的另一面，即个人主义，更确切地说，是个人及个人在中国是如何思想的?”鲍吾刚把个性的研究同中国思想史中被人遗忘的那部分文化现象的探索进行结合，由此挖掘出中国文化中独有的“自我”表现形式。“自我”不仅仅出现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中也有“自我”，只是中国人的“自我”表现形式不同于西方文化中“自我”的表现形式。“同西方‘自我’相比，中国人的‘自我’是以社会压力为基本特征。这同中国人的伦理观有着直接关系”。鲍吾刚从以“自我”、“个性”为核心的本我文化价值观出发，力图证明中国文化中特有的“自我”、“个性”这一被人经常否认的文化表现形式，并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的名字》和《中国人的自我画像》，佐证他对中国人也有“自我”和“个性”的立论。

1997年1月16日，鲍吾刚去世后的第三天，德国《世界报》在悼念他的一篇文章中称：“他渊博的学识为学生打开了认识中国历史与哲学、道教与佛教、文化与文学的大门。他的言传身教已经突破了狭窄的中国问题，为许多学生指明了生活和实现自己的才能的道路。”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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