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

鲍尔与埃里希·冯·鲁登道夫关系密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同在参谋本部作战署（前者任少校参谋，后者任上校署长）。

基本介绍

德籍顾问团的奠基人—鲍尔

鲍尔是一名重炮专家，柏林洪堡大学因所发明的重炮理论和所设计的新型重炮授予其荣誉博士头衔。他的重炮理论和他设计的新型重炮在德军围攻比利时列日要塞时大显身手。1916年鲁登道夫出任陆军第一总监，鲍尔在参谋本部地位逐渐重要。鲁登道夫为人粗犷，头脑简单，只知勇猛前进；鲍尔头脑精细，目光锐利，二人一搭一档，相得益彰。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对鲍尔的打击很深，所有的幻想与事业基本结束，但对于恢复帝制的企图仍不死心，为光耀帝国，他积极参与埃里希·冯·鲁登道夫与部分美国人士的合谋，先帮助白俄罗斯，旨在推翻苏共政权。1920年，鲍尔参加兵变，占领柏林数日，后流亡国外，先后服务于西班牙、奥地利、阿根廷，工作由军用航空至防虫灾害等，还一度担任苏联红军的炮兵顾问。

1927年11月中旬，鲍尔抵达广州市，不久遇上共产党在广东起义，随即由李济深陪同在12月中旬抵达　上海，再由朱家骅陪同与蒋介石见面，会谈内容根据中国国民党资料记载“我领袖以鲍尔上校学识渊博，且热心为中国服务，乃聘之为军事顾问。”但当时宁汉分流，蒋介石牌引退状态，应该不能做出肯定的承诺。另有资料显示：两人会谈十分融洽，鲍尔向蒋介石提出空军和自动武器的发展，强调两者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蒋介石希望鲍尔将来能来华服务，鲍洋也表示如有机会定将来华作长期停留。由此推测两人最初会晤并没有达成有关请鲍尔任总顾问的协议。而具体问题也需要蒋介石复职后回南京市与同僚磋商。鲍尔也要回国与国防军及领袖级工业巨头洽谈技术援助与武器供应。

鲍尔在中国呆了大约4个月。期间参观了南京、武汉市等地，与蒋介石有过多次会谈，陈上了几份如何发中国实力的建议书。1928年3月底返回德国。同年6月，蒋介石政工聘请其为总顾问，任期两年，由中国驻德公使馆书面通知，并命鲍尔组建顾问团。

从顾问团名单上可以看出鲍尔创立的顾问团大致上属于经济与技术性的，其目标在于增强中国的国力，以助中国对内维护国家统一，对外抗拒费强敌。所以在其组团成员中，纯粹的经济与技术专家占据该团核心地位。鲍尔认为中国想要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先决条件是要有现代化的工业与经济基础。所以顾问团的初始任务主要在于协助中国政府发各种与国防有关的经济建设。鲍尔在德国向政府各部门在职官员接洽赴华工作的问题，在取得当事人同意之后，再由中国驻德使馆以正式公文向隶属的部门提出借用。尽管当时德国政府公开反对军事顾问团的出现。但是对于文职官员赴华任职并不反对，一般多予以照准。并且还给出2年停薪留职的政策，方便在华任职期满后可以返德继续工作。例如柏林中央政府经济部高级顾问舒巴特、农业部的桑底尔。此外中国驻德使馆也从德国借用了许多现役的警官（多为退役的军官），著名的有科纳上校，文德少校和特希上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国家安全，警察、宪兵的训练以及陆地与空中交通的管制。鲍尔认为当时中国的环境，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需时太久，倒不如利用现有的环境，建立一支有效率的宪警部队，可以国家安全，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作示范。所以顾问团中警察顾问人数比例相当高，可能是鲍尔认为他们可以一才两用，既可以避人耳目，需要时又马上可以出任军事顾问。另外因凡尔赛和约的影响，德国国防部编制较战前大为缩减，所以许多军官退役后，又被该部聘为文职人员（类似有些部门人员退休以后的返聘）。电讯专家斯派斯中校、陆军工程师乔丹少校即属此类。除了这些从德国政府机构借用的人才和退役军官外，顾问团还包括“元老派”和“非德籍人士”，前者是一些北伐前已在中国各地方工作的德国人，将他们集中在南京市，在鲍尔的领导下有组织地协助中国发展各种建设。例如地质学开培教授，工业顾问亚曼与安塞区博士等。顾问团本身包含若干非德籍顾问，因为鲍尔一来认为协助中国发各种建设与自卫能力，不但对中德有利，对西方各国也无害，还可以遏制苏联。二来可以混淆国际间的注意力，视该团为一国际性组织，而不是纯粹的德国顾问团。这人中有奥地利的克莱特纳上校（警官，在华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荷兰的戴佛来梅雷上校（在华担任炮兵监督），还有一在中央军校担任考官的白俄罗斯军官。

鲍尔在递交给蒋介石的《整理中国陆军建议书》中着重指出中国必须先具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建设现代化军队均将受到阻碍。想要使中国战斗力加强。建立一支现代化陆军、空军示范教导旅或者师极为重要。该旅或师要配备标准现代化武器，接受最新式的德国陆军训练方式，逐渐使全国部队均接受相同训练，达到同一水平。

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裁军，以便集中现有的财力物力，使国军达到精练的标准。蒋介石对鲍尔的建议表示赞赏。1929年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成立，鲍尔草拟遣办草案，将全国军队分成6个编遣区整编，共缩编成常备军50个师及执行警察任务的保安队12万人，又按陆军步兵新编制，至多不得超过8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合计兵员80万人。全国军费以国家总收入40%为限。草案还规定全国军队　完全隶属于中央，以求军、政令统一。

阻碍此草案实行最严重者就是寻些表面服从中央，却仍然拥有相当武力的地方军阀。他们不愿意自己拥兵自重的政治资本被削减，这导致了中央最后不得不以武力解决，以求国家的真正统一。鲍尔及其所属德籍顾问也就无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在讨伐广西军阀的战役中，鲍尔亲自到武汉市一筹划作战计划，桂军虽遭挫败退出武汉，鲍尔却于1929年4月底不幸身患重病关到上海市医治，不久即病逝在医院（其死因有一种传闻：由于他在蒋桂战争中一直建议蒋介石对桂系除恶必尽，因而遭到西南实力派人物的嫉恨，在一次宴会中被下天花疫苗而死。）

鲍尔在医院中自知时日不多，由航空顾问傅赫斯中校记录了其遗嘱，首先表示感谢中国领袖对德籍顾问团的爱护，祝愿蒋委员长身体康泰，中国实力日渐强大，随即重提空军的重要性，希望与德国顾问合作迅速建立一支现代化空军战斗部队。推荐赫尔曼·克里拜尔中校继承或暂代总顾问职，建议王恩汉调教导旅。最后请蒋介石照顾其家属。这些后来皆如所请。

鲍尔在中国实际工作时间不到半年，但是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蒋介石在与德籍顾问的谈话及演讲中经常提到鲍尔，勉励他们多多仿效鲍尔。鲍尔强调将军事与政治完全分离，军事机构直接对国家元首负责，军事教育着重智与质的训练，教材和教导方式均采用德式，进而促成中国成立军事情报与新闻机构，以便对各种潜在的敌人的情况能有充分的了解。鲍尔虽然来华时间不长，但他组建了顾问团，创立了顾问团的工作模式，规划了工作方向，为未来十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可称为德籍军事顾问团的奠基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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