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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

红高粱

《红高粱》（英文名：Red Sorghum）是1988年张艺谋执导的中国电影，改编自莫言的《红高粱》和《高粱酒》，由巩俐、姜文等主演。

影片是被公认的中国西部电影的代表作之一，故事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讲述了九儿和余占鳖历尽波折相爱，共同打理高粱酒坊，最终一起抗日的故事。

影片于1988年10月1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是亚洲地区第一部获得金熊奖的电影作品。中国票房为88万人民币，全球票房为108371美元。截至2022年11月01日)

影片剧情

戴凤莲（巩俐饰）的父亲为了一匹黑骡子，将她嫁给了十八里坡开烧酒坊的五十多岁的麻风病病人李大头。在送亲的路上，轿夫们按照规矩在半道上颠轿折腾新娘子，

路过有百十亩高粱的青沙口时，一个带枪的蒙面强盗冒充“秃三炮”劫财劫色，轿夫余占鳌（姜文饰）救下了九儿，二人互生爱慕之情。

九儿被安全送到十八里坡后，在新婚当晚用剪刀刺了李大头。按照家乡风俗，新婚三天九儿的父亲接她回门，由于李家给了黑骡子，父亲一直劝说九儿之后回李家。回门路上戴凤莲被蒙面人掳走到高粱地里去，挣扎中发现他是救下自己的轿夫余占，二人有了肌肤之亲。

李大头被人杀了，但没人知道是谁干的，众伙计觉得太邪气都不想干了，九儿接手了酒坊，留下了众伙计，带着大伙清扫院子，用高粱酒把十八里坡泼上三遍消毒，以防止麻风病传染。余占鳌喝多了来找九儿撒酒疯，被伙计们抬走扔到了缸里。很快九儿被土匪秃三炮（计春华饰）劫走，罗汉大哥（滕汝骏饰）和伙计们凑钱将九儿赎了回来，余占鳌跑去找了秃三炮麻烦，彼此都差点要了对方性命，在这个过程中余占鳖得知秃三炮并没有动九儿。重阳节，照老规矩烧锅上生火，九儿看伙计们干活、敬酒神，跟着大家一起喝高粱酒。正高兴着，余占鳌来了，往新酒里撒尿，也主动帮着干活，最终九儿接纳了他。之后伙计们发现酒意外地好喝，九儿给酒起名十八里红，罗汉大哥把酒放在门口后，当天夜里就离开了。

一晃九年，十八里红也出了名，九儿的儿子九岁了，那年七月，日本人修公路到了青沙口，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要人们踏烂高粱，甚至要求中国人去剥和皇军“作对”的秃三炮和罗汉大哥的人皮。罗汉大哥牺牲后，九儿拿出了罗汉大叔酿的十八里红，和伙计们喝了后决心打鬼子报仇。九儿在给余占鳖和伙计们送饭途中被日军的机关枪打死，余占鳖和伙计们抱着土雷冲向日本军车，爆炸过后，只有余占鳖和他的儿子活了下来。

角色介绍

影片制作

前期筹备

原著作者莫言对于电影的改编没有任何要求，不需要忠于原著，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在张艺谋的要求下，莫言和陈剑雨、朱伟一起参加了改编。最终张艺谋的定稿在剧本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精简。

取景

张艺谋执导的许多电影中都存在着大量中国西部影像，《红高粱》的故事背景是19世纪30年代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其外景基地也主要是宁夏银川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选角

最开始根据原著小说女一号想找史可来饰演，剧组去了史可班里后人们都推荐巩俐，但是巩俐不在，在离开的前一天巩俐恰好回来了，经过一些交流，剧组讨论决定了巩俐，因为觉得她的气质有“味道”。张艺谋曾谈到对巩俐的第一印象是清秀、聪明，经过进一步了解，发现她外表并不张扬但性格正好符合人物。

莫言最初见到巩俐时感觉和他心目中的女主角形象相差太大，他觉得那时的巩俐看起来像是不谙世事的女学生，但是电影拍出来后莫言确实感觉很震撼。

幕后故事

张艺谋在高密东北乡拍戏时和农户签合同让他们改种高粱，但种出来的高粱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后来在县委的帮助下，农户们获得了5吨化肥，把种高粱当成任务，这才种出了影片需要的高粱。

1987年底电影局已经确定《孩子王》参赛柏林电影节，但后来陈凯歌选择到戛纳参赛。西影厂的杨凤良导演向当时的选片人余玉熙女士推荐了张艺谋的《红高粱》，1988年，张艺谋到柏林参赛，那年《红高粱》轰动柏林，让世界看到了以前从没有看到过的中影股份，张艺谋激动得一夜没睡。

影片特色

主题

《红高粱》是张艺谋最著名的代表作品之一，整部影片在一种原始而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美好的人性与蓬勃的生命力，赞美生命的自由和激情，传达激昂的爱国热情。比如在颠轿的过程中，古铜色皮肤的壮汉们跟随律动摇晃身体，四周是黄沙，整个场景充斥着环境的萧瑟，又展现出生命的旺盛力量。此外，九儿回娘家的途中，和赤膊的余占鳖在高粱地里野合，欲望在漫无边际的高粱地中延伸，整个过程弥漫着原始的冲动与激情。在影片中祭酒是一个颇具仪式感的场景，伙计们用力摔碎酒碗，展现了一种顺从本能和放纵力量的酒神精神，十八里坡的人们并不符合传统文化中压抑生命欲望的形象，而是拥有着一种大胆宣泄、不屈不挠、敢爱敢恨的强劲精神。影片中罗汉大哥不惧危险坚持抗日，后来白酒作坊的众人与日军对战，电影将个人的野性与豪放上升至民族大义，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人物

在整部电影中，九儿颠覆了传统女性形象的特点，在自己被动的命运中主动寻求改变。九儿在李大头被杀后成为整个酒坊的掌柜，周围全都是阳刚的男性，她凭借自己的性格以及能力，获得了他人的尊重。那个时期在恋爱婚姻方面仍然需要遵循父母之命和媒之言，九儿毅然决然地与余占鳌结合，不顾及世俗的眼光。九儿是有着英雄气概的女性，敢于用自己的行动来反抗压抑的世界来换得自己的自由，决不向强势低头妥协，宣告了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

在电影中，轿夫余占鳖最初对于九儿的遭遇是同情但无力改变的。在送亲路上有土匪想要劫走九儿时，余占鳖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挺身而出将她救下。为了帮助九儿彻底摆脱不公的命运，余占鳖经过内心的挣扎，悄悄杀了李大头，体现了他的敢爱敢恨和勇敢追求真爱的性格，而他并没有暴露自己，这也说明他十分聪明冷静。影片末尾，余占鳖和伙计们不顾性命为罗汉大哥报仇，展现了追求自由、奋勇杀敌、从容赴死的生命豪情。

在电影《红高粱》中，导演创造出了一群红高粱般的纯种的生命——他们大胆真实，遵从自己内心发出呼唤，余占鳖面对爱情，毫不掩饰、赤诚热烈地追求，戴凤莲面对情欲真实直接地表达，敢爱敢恨，展现着直指人心的自由奔放的生命强力。

意象

《红高粱》中最重要的自然风光是那片高粱地，首先是表达电影主题思想的艺术创作需要。男女主角在高粱地里野合，高粱地不仅是故事发生的空间，也反映出生命的神圣和力量，也是爱的见证。而在日本军队强迫百姓踩踏高粱的镜头中，观众又会感受到生命被摧残的心痛。影片结尾，高速流动的高粱的镜头在观众内心唤起的则是对已经逝去的生命的怀念。当画面上充满了高粱地时，它是作为一个巨大的自然生命给观众以自由舒展、坚强宽厚、热烈旺盛的审美感受，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生命的相似性。

色彩

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在影片中将色彩运用得炉火纯青，红色成为贯穿影片始终的主基调。《红高粱》一开始，就是铺天盖地的大红色，身穿红色嫁衣的戴凤莲，红色的花轿，包括后来九儿和余占鳖也是在红色的高粱地里野合，高粱酒也是红色。在整体红色氛围中，观众并不会觉得虚假，反而认为本应如此。高粱地里和日本人的血战，更是用了红色的背景，结尾九儿和众兄弟都牺牲之后，余占鳖和孩子在鲜红的血色的阳光中凝望。影片通过红色释放出粗犷、野性、自由、浪荡、激情、渴望以及喜悦。

同时，影片当中也善用色彩来烘托气氛。九儿再次回到十八里坡的时候，李大头已经被人杀死了，九儿怕被传染上麻风病，一个人在黑黑的院子里，天上挂着圆月。这个场景中用了冷色调的蓝色基调以表达孤寂、凄楚与无助。

美学风格

《红高粱》打破了传统电影美学，充分表现人物感性的行为，更为直接地表达人的内在追求、生理本能与精神冲动，注重表现自我与个体意识。《红高粱》最大的美学特色，就是描写了人的感性冲动对于理性冲动的超越，打造出一部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狄俄尼索斯”式的电影作品

《红高粱》的另一突破在于对“丑”的展现，上映之初，有一些观众并不能接受其对于很多恐怖、隐晦画面直接大胆的呈现，如剥人皮、撒尿、污浊的皮肤等。导演将这些“丑”与电影观念、历史背景、民族文化相结合，不去回避“丑”，让恐怖、荒诞、残酷的画面作为刺激观众审美感官的手段，给人以生活意志破裂的疼痛感，进而去进行审“丑”的内在反思。

风格突破

拍摄《红高粱》时张艺谋没有完全遵循第五代导演以表达个人的感情为重同时造型反传统的风格，也没有完全依据传统电影重视戏剧性和依从三一律理论化的风格，他希望自己的电影不同于上述两类，于是将两类电影的特点综合和融汇，一方面可发挥年轻导演的长处，一方面可以以轻松自然的形态表达思想。

配乐

为《红高粱》配乐的赵季平谈到：“《红高粱》需要体现‘火红’的主题，彰显出对于生命意志的由衷赞美。”所以配乐摒弃了复杂的唱腔，选择用朴实狂野的原生态民歌来表达浓烈的情感。赵季平运用了几首具有地方戏曲元素的歌曲穿插在影片当中，还运用了民间乐器唢呐、中国大鼓打击乐器。

《妹妹曲》原是用戏曲风格写成，偏文雅，为了契合电影偏向张扬热烈的风格，改用夯歌为紊材，每个重音都砸在观众的心上，令观众感受到风风火火、轰轰烈烈的情感。这段旋律的行腔中不仅采用了山东地方戏曲的柳腔和茂腔，而且还加上了秦腔花腔的唱法，唱腔完全没有任何修饰，甚至还有破音的音节。歌词中所用的衬词“哎”“啊”“哇”“呀”“儿”，很明显取材于民间戏曲的音乐元素。乐句结尾曲调上扬，尾音拉长，是人物内心情感的热烈表达。

《颠轿曲》中，赵季平为使“颠轿”的画面更为生动，对民族乐曲《抬花轿》做了改编，利用唢呐和锣鼓的搭配，再现了黄土高原人们娶亲的传统。

《酒神曲》这首歌曲在影片中共唱了两次，一次是酿出新酒时的庄严仪式，另一次是决定为罗汉大哥报仇时所唱。这段旋律的音乐素材取材于河南豫剧民俗音乐元素，《酒神曲》的音阶旋律是同音反复，旋律走向呈直线型，没有大的音域跨度，便于直抒胸臆。

结尾童谣取材于地方民间民谣音乐元素，豆官从头至尾唱童谣时，大鼓的鼓点一直在延续，最后直到字幕的结束，大鼓仍然在敲击，大鼓鼓点持续的节奏加上几十把唢呐齐奏的声音，给人强烈的震撼和心灵的撞击。

影片荣誉

参考资料：

制作发行

制作方

上映日期

票房情况

《红高粱》在国内上映后影响力巨大，甚至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形，80年代中国的电影票价是几毛钱一张，但这部电影的票价一度被炒到5-10元一张。最终，《红高粱》的中国票房为88万人民币，全球票房为108371美元。

影片评价

正面评价

”本片最大特色是拍出中国人豪迈爽快的一面，跟大陆电影一贯的哀伤沉重传统大异其趣。摄影师顾长卫在取景和色彩的运用上有出色表现，男女主角在高粱地野合的一段有中国电影罕见的“景人合一”之美，令人看得畅快淋漓。”——南方网

“《红高粱》并不是十分具有现实性的作品，也不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寻根。相反，在这个联系三代的以过去时回叙出来的故事中，塑造的是一个未来意义的人格，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影片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就是勃勃的生命力，就是张扬活得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因此．摆在观众面前的作品不是一个已被理解的世界，而是对一个世界的生命的理想。这种理想就是在那具有“太阳崇拜”的神话中。《红高粱》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反映农民的影片，它的视角已从传统的对土地的礼赞转向了对生命的礼赞。故事的超常特点决定了叙事的非现实性，故事的地点也被淡化。在影片中甚至淡化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村落。影片中的所有叙事元素与视听元素都在为这种自然生命的热烈、自由自在和痛快淋漓的风格服务。与以往的探索影片不同，《红高粱》虽然也承载了导演对生命主题的意念，但并不是完全像《黄土地》等探索片那样淡化情节，靠纯粹的电影视像语言的震撼力来直接表达导演的意念。张艺谋在这部影片中是从实处入手，从规定情境下的具体人物性格入手，编织一个完整、美妙动人的故事框架，从而使意念通过故事的曲折、人物的行为、动作自然而然地流溢出来。”——电影网

他的画面令人沉醉，视听效果就像直接来自大千世界。他带来的艺术盛宴是那样令人醉心，以至于你开车回家的路上还怀疑自己正酒驾。幸好《红高粱》在结构上有缺陷，张艺谋的这部处女作要是再好点的话，就得测测他身体里的艺术基因了。——德森·豪，《华盛顿邮报》

这个故事的平实性是很有力量的，即便它的画面是如此梦幻、残暴也来得些许突兀，但这种特质在好莱坞已经不复存在了。这部影片的视听语言无意低调，它恨不得将那些极具张力的色彩铺满银幕，最后的视觉效果也确实是极致而美艳的。如果这个故事过于理想且具有说教性，那也是影片的魅力之一。——罗杰·伊伯特，美国著名影评人、剧本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

不论是作为一个富有冲击的民俗故事，还是作为对中国劳动人民鲜活生命力和坚忍品质的致敬，它都是成功的。——杰夫·安德鲁，《Time Out消费导刊》

负面评价

“在张艺谋的‘红高粱时代’，《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都曾招来骂声，说张艺谋用丑化中国人来博取外国人的欢心。”——四川新闻网

《红高粱》给我们一种很矛盾的感觉。这场殉难本来能叫我们大开眼界的，最后却适得其反——它让我们跳戏地意识到这个故事实际是多么土气。《红高粱》服务于政治而非戏剧张力，故事中的人物也不过是以社会责任感而非内在情感为动机去行动，因而也经不起推敲。最后，开头呈现的那种个体性的复兴到结尾已经荡然无存。叙事者拿起号角，把虚构的神话变成了宣传片。——哈儿·辛森，《华盛顿邮报》

本该新颖的史诗性体裁，结果看起来非常老套。——文斯特·坎比，《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