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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皮士

嬉皮士

嬉皮士是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的，对社会采取消极反抗态度的亚文化群体。嬉皮士的英文为Hippies，又名花童、花儿少年、花之子，是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的主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开始膨胀，与传统的观念发生冲突；越南战争、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陆续兴起，美国社会动荡不安。这些社会问题为嬉皮士们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埋下了伏笔。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美国“婴儿潮”的青年们成长起来，在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影响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叛运动，成为嬉皮士。

1960年，肯·凯西建立了名为“快乐的恶作剧者”的嬉皮士社区，使得嬉皮士人数迅速增加，并在1963年建立起了早期的嬉皮士群居村。1963年，嬉皮士们的小规模的学生反战运动自发地开始。1964年，肯·凯西带领嬉皮士们举行了跨越整个美国的巴士之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嬉皮士运动的开端。1966年，反战运动逐渐壮大，把整个美国社会引向了“反主流文化”的方向。1967年1月14日，嬉皮士们旧金山金门公园的聚游会代表了公开的嬉皮士运动的正式开始，这场聚游会的成功使得这样的集会在60年代中后期接连举行，且摇滚成为了嬉皮士们聚会的主题。如，嬉皮士们在1967年6月举行的的蒙特利国际流行音乐节、爱之夏等，使嬉皮士广泛地出现在了世界各国。1969年8月举行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将嬉皮士运动推向了高潮，“和平、反战、博爱、平等”是这次聚会的主题。

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嬉皮士的音乐会逐渐商业化，并走向暴力，特别是1969年的阿尔塔蒙特音乐节让人们感到失望。嬉皮士的集会和运动逐渐背离了他们“爱与和平”的初衷，这加速了嬉皮士运动的衰落，并使嬉皮士运动最终走向消亡。21世纪，美国及世界各地出现了新嬉皮士，他们恢复了一些19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观点，但一般没有政治目的，只是单纯地崇尚自由。

嬉皮士们积极投身于反文化运动，提倡性解放，支持毒品，并希望从群居生活中开辟新的社会规则。嬉皮士们依据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行动，使得色情和暴力成为了嬉皮士的代名词。嬉皮士们热衷于摇滚、地下漫画、黑色幽默小说，喜欢标新立异的打扮，如男士留长发、穿鲜艳的花衣服，而女士留直发、不化妆等，牛仔裤、比基尼、民族风服饰、宽腰带等也是嬉皮士们代表性的服饰。虽然嬉皮士最终衰落并主流化，但是作为青年一代，嬉皮士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他们以嬉皮士运动挑战了传统，迫使主流社会做出调整，促进了社会的变革，也让美国社会更加自由，留下了摇滚乐等许多精神财富；另一方面，嬉皮士们反叛的生活方式和手段又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毒品泛滥、性道德滑坡等许多延续至现代的困扰及危害。

名称和词源

嬉皮士

“嬉皮士”一词来源于美国作家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在1957年发表的的文章《白种黑人》中塑造的“Hipsters”（嬉皮斯特，或译希泼斯特），是“不顺从者”“粗野的人”“没有奋斗目标的叛逆者，没有口号的鼓动者，没有纲领的革命者”，即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具有反叛精神的群体。而“Hipsters”或“Hip”被50年代“垮掉的一代”用来描述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

60年代，随着青年群体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发展，媒体将“Hipsters”一词化为“Hippie”，将“Hippie”一词渲染为含意更为广泛的专有名词，以指代60年代早期留长发、听摇滚、吸毒、实践着自由恋爱、摒弃大众文化的这部分年轻人。从词根上看，“Hippie”是“hip”和“pie”两部分组成的，其中，“hip”是知道、了解的意思，而“pie”是指“···的人”，合起来就是指一个明白的人。

1965年9月5日，旧金山作家迈克尔·范伦（Michael·Fallon）在一篇描写“蓝色尤尼卡咖啡屋”（Blue Unicorn coffeehouse，是吸食大麻合法与性别自由联盟的聚会场所）的文章中首次使用“hipple”一词指代旧金山的反文化，但是这时该词义没有得到迅速传播。1965年9月6月，《旧金山纪事报》的专栏作家赫柏·凯恩（Herb Caen）首次使用术语“嬉皮士”（hippies）描述展开活动的嬉皮士们。1967年后，随着嬉皮士运动的深入，该词在媒体的报道下逐渐深入人心，为人们所接受，嬉皮士们自身也开始慢慢接受这个词，作为他们不同于社会中循规蹈矩的人们的身份标志。而中文的嬉皮士是由英文“Hippies”的谐音翻译而来。

花童

因为许多嬉皮士在他们的头发里插花或向行人分花，并以戴花作为嬉皮士的标志，所以嬉皮士也以“花童”（flower children）或“花儿少年”“花之子”自称。原因有二：一方面，嬉皮士们追求爱，所以也追求美好的事物，尤其以花为主；另一方面，由于嬉皮士多以男性为主，而男性戴花会被主流文化视为异类，但嬉皮士追求标新立异，所以反而更喜欢戴花。

历史发展

背景

美苏争霸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之后，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雄厚，便妄图争霸全球，但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阻碍。美国与苏联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等方面有许多差异，这让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态度从战时的合作渐渐转变为遏制。为了保证美国的霸主地位，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反共斗争，政府在组建调查委员会进行广泛调查的同时还怂大众检举揭发，使得整个社会笼罩在反共的阴影下，严重抑制了人们的自由，社会空气沉闷。并且，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对政治大多采取冷淡的态度，不发表任何意见和建议，这让政治环境更加恶劣。特别是苏联1949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美国政府感受到威胁，种种防备让人们都处在恐惧中。当年参加嬉皮士运动的人们回忆：“对原子弹的恐惧之所以在他们脑海中挥之不去，是因为学校每天都要进行防空练习，训练如何迅速钻到桌子下，如何迅速跑向防空洞。校园警报声不断，学生们一直胆战心惊，久而久之，在年轻人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无法抹去。”自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组织的成立，两极格局最终形成，美国与苏联展开了将近三十年的争霸斗争。对美苏核战争的恐惧使美国的人民对未来充满未知与担忧，造成了引起嬉皮士进行反抗斗争的重要矛盾。

民权运动

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政治力量的壮大，他们渐渐不甘于局限在当局限定的范围内，希望获得自己应有的各项权利。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1929年-1968年）的带领下，黑人们开始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展开各项斗争。1955年年底的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一名黑人坐在白人专座上后被逮捕并起诉，引发的黑人抵制公共汽车的运动）等一系列运动标志着黑人民权运动高潮的到来。50年代民权运动的斗争形式从开始的非暴力，争取法律平等转向了武装斗争，使得社会环境动荡不安，也为60年代更大规模、更有影响力的民权运动做了铺垫。

到了60年代，美国经济迅速发展，贫富差距被拉大，而穷人中人数最多的是黑人，他们的贫穷更被种族歧视加深，于是，黑人运动更加风起云涌。比如，1960年四名黑人大学生被餐馆拒绝接待后，采取静坐的方式进行抗议，这一方法很快传播，黑人们以此向种族隔离法发起挑战。尽管美国在1964年颁布了《1964年民权法案》，在1965年颁布了《选举权法》，但是种族歧视仍然存在，于是，黑人们向当局发起了更加猛烈的冲击，斗争的形式也逐渐走向暴力。1966年和1967年的夏季，旧金山、波士顿、底特律等许多城市都爆发了城市种族骚乱，共造成了数千人受伤，75人死亡。1968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被杀，让人们感到震惊之余，更多的是对现实的愤怒，激起了人们的反抗斗志。

并且，在20世纪50、60年代，虽然美国的全国性议题是种族歧视，但性别歧视问题也很突出。然而，性别歧视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许多男人认为，“就业市场去性别化”（被《纽约时报》戏称为“兔女郎问题”）等问题是很滑稽的事情。甚至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会议上，男性委员拒绝认真对待妇女的投诉，并拿性别议题开玩笑。女性们为了获得工作机会，开展了一系列女性主义运动。所以，人们一系列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大大促进了新左派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反主流文化的运动）等的高涨，成为促使嬉皮士诞生的社会矛盾之一。

“垮掉的一代”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中出现了“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他们受右派保守势力的压制，极度彷徨，以极端的生活方式公然对抗主流文化，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其中，许多作家的作品及思想为反文化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对嬉皮士和嬉皮士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914年-1997年）的代表作《在路上》、欧文·艾伦·金斯伯格（Irwin Allen Ginsberg，1926年-1997年）的《嚎叫》和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1914年-1997年）的《赤裸的午餐》，他们的文学流派被称为“垮掉派”。“垮掉的一代”成为嬉皮士等60年代反叛者的先驱，可以说，嬉皮士们就是“垮掉的一代”的延续。因为人数的不足和社会的限制，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运动，而60年代的青年们在其影响下选择了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反文化运动，即嬉皮士运动。

产生和发展

20世纪60年代，战后中产阶级子女在60年代大多进入了青春期、成为了大学生，在60年代里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中都起到了带头的作用。这一代人出生于美国二战后的“婴儿潮”（Baby boom），他们的父母受到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Mclane Spock，1903年-1998年）的放纵式育儿理论的影响，对孩子格外放纵，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斯波克医生养大的孩子”。他们多自以为是、不懂服从、不会适应、没有社会责任，受到了“突出个体”的教育。但他们长大后却在现实社会中处处受到压抑，社会中存在的种族歧视、不平等待遇，学校严厉的管教，社会迅速变化造成的压力等问题更刺激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精神与物质的极度失衡使他们陷入了迷茫之中，催生了青年的反叛精神。所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60年代，青年一代异化感强烈，且他们的价值观与某些传统的观念产生冲突，于是他们抛弃了那些传统价值观，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和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展开了一系列反叛运动，替代了活跃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成为嬉皮士。

反战运动

越南战争（1961年-1975年）是引发嬉皮士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越南战争被美国人自己认为是是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有着优渥生活的青年们对越南战争的合理性和美国的领导集团产生了怀疑，现实的残酷高涨了他们的斗争情绪。并且，国家大规模的征兵使青年们处于一种恐慌的状态。于是，青年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现有的状况、拯救祖国、拯救自己的未来，便积极投身于反主流文化的浪潮中，成为嬉皮士。早在1963年，这些美国的学生们就开始了自发的小规模的反战运动，成为早期的嬉皮士运动。到了1966年，反战运动的规模逐渐壮大，把整个美国社会引向了“反主流文化”的方向。期间，嬉皮士还提出了大胆直白，毫不掩饰自身的喜爱和憎恶的反越南战争口号，即“要做爱，而不要作战！”（“Make love not war！”）。

巴士之旅

1960年，在斯坦福大学参与了早期的LSD（迷幻剂的一种，即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实验并对毒品上瘾的肯·凯西（Ken Kesey，1935年-2001年），在他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的寓所，建立了一个名为“快乐的恶作剧者”（“Merry Pranksters”）的社区，为年轻人提供毒品，让许多有反主流文化倾向的人们聚集到了一起，使得嬉皮士人数迅速增加。1963年，肯·凯西在离旧金山不远的乡村拉宏达建立一个公社，其中的人们穿着俗艳的服装，涂着白日荧光漆的油彩，可以说是早期具有嬉皮士倾向的群居村的代表。

1964年，肯·凯西用他发表于1962年的作品《飞越疯人院》的版税发起了名为“巴士之旅”的行为艺术，引发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嬉皮士浪潮。“巴士之旅”的内容为：作家尼尔·卡萨迪（Neal Cassady，1926年-1968年）驾驶着一辆由1939年的老爷巴士车改装而成的，命名为“远行号”（Further）的校车，从加利福尼亚州出发，横跨美国大陆，到达纽约世界贸易大厦，然后又返回。“远行号”的车身涂满了炫丽迷幻的色彩，载满“欢乐的恶作剧者”社区中的嬉皮士们，他们自带迷幻药物，以“酸剂挑战”（Acid Test）为名沿途免费分送LSD，使LSD迅速风靡全国，这也在后来直接导致LSD等迷幻药物在美国的泛滥。包括尼尔·卡萨迪在内，几乎所有50年代末著名的“垮掉派”作家的代表都参加了“巴士之旅”，如欧文·艾伦·金斯伯格、杰克·凯鲁亚克、提莫里·利瑞、理查德·阿尔伯特。这场周游全美的旅行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是嬉皮士们一场周游全国的演出：他们肆无忌惮地吸食迷幻药物，穿着奇装异服，露宿街头，过着群居的生活，借迷幻药物的作用表演摇滚或即兴演出，并借摇滚乐再现迷幻药物吸食后的梦幻感觉。“巴士之旅”中，嬉皮士们常因迷幻药的作用发作而停止表演，等到清醒后又继续上路，被人们称为“疯子”。这场行为艺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尾随其后，成为了嬉皮士们流动的大聚会，当时嬉皮士中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你在车上吗？”

“巴士之旅”象征着“垮掉的一代”将背包革命的运动火炬传给了他们的下一代，即嬉皮士们，这场活动成为了连接两代反文化运动者的著名的社会运动，是真正意义上的嬉皮士运动的开端。从此，嬉皮士不仅在理论上接受而且在行动上实践着垮掉派的思想、生活方式和背包革命，并青出于蓝胜于蓝。1968年，倡导“新新闻写作”的汤姆·伍尔夫（Tom Wolfe）以这次影响深远的巴士之旅为蓝本，创作了纪实性非小说作品《令人振奋的兴奋剂实验》(The Electric Kool Aid Acid Test），将肯·凯西周游全美的壮举远播到世界各国，肯·凯西的名声由此大振，被誉为嬉皮士运动的拓荒者。

举办聚会

1967年1月14日，近15000名青年聚集在旧金山金门公园，代表了公开的嬉皮士运动的正式开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型的、公开的“聚游会”，使美国人充分发现并认识了青年群体的力量。在媒体的不断报道下，“嬉皮士”这个专门称呼在此集会的青年人的词语也开始在全国上下流传（此前被称为嬉皮斯特）。

这场聚会中，首先是欧文·艾伦·金斯伯格、拉姆·达斯、提莫里·利瑞、杰里·鲁宾等代表人在保罗广场进行演讲，讨论生活、爱、光明与和平。欧文·艾伦·金斯伯格说：“我们应该和平运用我们的‘花朵力量’”，提莫里·利瑞说：“我们应该攻击、表述和逃避现今的社会秩序”，理查德·阿尔伯特说：“就这样做，并在运动中寻找光明”，杰里·鲁宾则鼓励嬉皮士应该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参与政治活动。然后，旧金山的Grateful Dead、杰斐逊飞机乐等摇滚乐队进行了演出，且“新掘地派”（当时的空想共产主义政治派别）在此分发免费的食品，有些食品还参杂了 LSD。在场的《新闻周刊》记者多角度地拍摄了聚游会的彩色照片，并且报道说：“这是一个爱的宴会，一个幻觉剂的野餐，一个嬉皮士的音乐会。”

这样的集会在60年代中后期以后一个接一个地举行，并且摇滚成为了聚会的主题。美国旧金山湾地区聚集了众多的嬉皮士摇滚乐队，鲍勃·迪伦（Bob Dylan）和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等乐手或乐队的摇滚乐成了嬉皮士们反抗主流文化的新式武器。比如，嬉皮士们在1967年6月举行的蒙特利国际流行音乐节、爱之夏等代表性的嬉皮士聚会，美国旧金山湾地区众多的嬉皮士摇滚乐队，举办了多次“人类自由活动集会”（“Human Be-In”）“流行音乐节”（“The Pop Festival”）等聚会。在这些聚会中，嬉皮士们以夸张怪异的服装，异样的表演方式，在毒品的致幻作用下，寻找纯粹自然的人性。随着这些聚会的不断增加，嬉皮士的文化在短短几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反文化运动也成为了美国全国性的运动，并且广泛地出现在了世界各国。由于嬉皮士成为了这些反文化运动的主体（先前主体为50年代“垮掉的一代”），所以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反文化运动被统称为“嬉皮士运动”。

1969年8月举行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将嬉皮士运动推向了高潮。“和平、反战、博爱、平等”是这次聚会的主题。起初，这次音乐节以营利为目的，是纯粹商业性质的音乐节，但在公布消息后吸引了估计超过45万的乐迷前来参加，场面十分壮观，甚至造成了纽约州史上最大规模的交通堵塞。许多参加音乐节的人都看不到台上的摇滚乐手，但只是听到乐手的声音也足以让他们兴奋不已。这场音乐节举行了三天，在拥挤恶劣的环境中竟没有任何的争吵或是冲突，相反，嬉皮士们很愉快地享受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在这里吸毒是合法的，做爱是自由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快乐，感受主流社会中所没有的关爱、平等，嬉皮士们为参加这次音乐节而感到自豪。

衰落

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嬉皮士的音乐会逐渐商业化，并走向暴力。特别是1969年的阿尔塔蒙特音乐节让人们感到失望，暴力、金钱成为了这场音乐会的代名词。这场音乐节是滚石乐队为庆祝他们完成全美旅行而组织的免费演出，邀请了杰斐逊飞机、感恩乐队等许多出名的乐队，但组织计划不善，舞台简陋，且错误地邀请了名为“地狱天使”的暴走族黑帮负责音乐会的安保工作，地狱天使在混乱的演出中采用了暴力手段阻止了想要挤近舞台的人们，甚至毫不犹豫地枪杀了一名持枪接近舞台的人。阿尔塔蒙特音乐节上的暴力事件是当年发生在美国最大的暴力事件之一，围绕这次音乐节的宣传导致了举行音乐节等广场文化类型的嬉皮士文化运动开始衰落。同年举办的西部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也十分混乱，许多人在毒品和酒精的影响下失控，让乐队的演出不得不中止。这些充斥着暴力和死亡的聚会让社会大众感到反感与不安，开始采取行动抵制反文化运动。并且，这一时期3k党、白人至上主义等群体和观念开始膨胀，暴力活动和种族歧视背离了嬉皮士们“爱与和平”的初衷，种种矛盾加速了嬉皮士运动的衰落，使嬉皮士运动最终走向消亡。

新嬉皮士

21世纪，美国及世界各地出现了新嬉皮士，他们恢复了一些19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观点，但一般无政治目的，只崇尚单纯的自由，追求穿他们愿意穿的衣服，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所以，“新嬉皮士”在是一种群体、观念、生活方式之余，也成为了一种潮流的服装风格，其主要特点为强调时尚和个性，并在以往的风格服饰上注入新元素。

主要主张

反文化运动

嬉皮士运动指的就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反文化运动，是在青年人当中流行的、以反战和反主流文化为特征的一种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其主要口号是“爱、正义、自由与和平”，主要内容包括摇滚、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东方神秘主义，以及各种独出心裁的表演艺术等等，主要形式为集会、游行、音乐会等广场文化类型活动。就运动本身而言，它包涵以下几方面内容：⑴民权运动；⑵反战和平运动；⑶文化反抗运动，即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抗一切现存文化的运动。嬉皮士们反主流文化的运动使得60年代的民俗艺术、通俗艺术、大众艺术、“垃圾文化”、高雅艺术之间的界限被消除甚至摧毁，因为这场反文化运动不承认中产阶级的趣味是高尚的，运动的主战场在大众文化界中，其动力及所产生的效果也民间的、非专业的、非权威的。其中，先锋艺术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提倡性解放

在嬉皮士们众多的口号中，“性解放”是对美国社会道德冲击最大的一个。嬉皮士们反对新教伦理中有关两性的观念，主张释放性爱的本能，将性行为从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中分离出来。“性解放”这一思想在嬉皮士间兴起，主要因为是受到了美国学者诺曼·布朗（Norman·O·Brown）的影响。诺曼·布朗在《生与死的对抗》（《Life Against Death》，或译《生死抗争》）等作品中认为，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压制人的本能诉求，而是应该减少或取消对性欲的压抑，回归到人类存在的自然状态，尽情享受感官乐趣。并且，他认为不应该对人在性取向上区别对待，而是应该对所有性向都表示支持，不论是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所以，对嬉皮士们来讲，性是不分时间、地点和性别的，他们要求的性自由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由，本能的需求，与婚姻、性别无关。

1967年在旧金山举行的集会“爱之夏”（“the Summer of Love”）就是嬉皮士们在诺曼·布朗的思想的影响下为追求性解放而进行的一次具体活动。有人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一群感情饥渴的孩子，试图通过他们的“努力”创造出一个满是爱的社会。之后，，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更是突显了嬉皮士们性解放的思想，显示出他们并没有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是“整个伍德斯托克的上空飘荡着爱……大家在那里分享一切：食品、毒品、交谈，包括性”。嬉皮士们的性革命使得同性恋者也开始为获得尊重和理解而行动，反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欧文·艾伦·金斯伯格表明自己同性恋的身份，号召同性恋们主动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一举动无疑鼓舞了当时的同性恋们。男同性恋者首先向传统发动挑战，他们以游行示威和递交请愿书等方式，要求修整相关法律，希望被社会认可。接着，女同性恋者也积极响应，展开一系列争取恋爱自由权利的运动。随着对性观念的开放，避孕技术的发展和避孕手段的多样化，让人们不再害怕因为婚前性行为而不小心怀孕了，这些都让青年们觉得交配更加的安全。

在嬉皮士们的性革命下，色情在这一时期更加泛滥。比如，杂志《花花公子》堂而皇之地刊登女性裸照，向读者们传授性知识；联邦法院宣布解禁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淫秽书籍的大卫·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作品；摇滚音乐剧《头发》（《Hair》）中有一幕直接展示了男女演员在性爱庆祝仪式中的裸体。在这些作品和嬉皮士性自由观念的影响下，青年们思想更加开放，抛弃传统，并将这些观念加以实践，他们谈论有关性的话题时不再遮遮掩掩，而是显示出一种自豪感。在嬉皮士们眼中，性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求，更是人们相互交流的一种手段，交流得越频繁，爱就越多，爱越多越需要交流，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人们会感到被爱包围，世界就和谐了。

嬉皮士文化中的性革命，不仅改变了人们对异性恋的性观念和性行为看法，更让人们重新审视同性恋这个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未婚同居、婚前性行为、性滥交、同性恋电视等等。但是，性解放也带来了例如未成年少女怀孕、色情泛滥、政府对淫秽刊物放松管制、艾滋病肆虐、离婚率提高、道德观念淡薄等社会问题。这些消极影响至今还仍然存在。

支持毒品

毒品是嬉皮士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几乎所有的嬉皮士都吸食毒品，即使是个别的不吸毒的人也绝对是支持毒品的。1967年5月14日的《纽约时报杂志》对嬉皮士吸毒进行过这样的描述：“到处可以看到吸大麻的人。人们在边道上吸，在点心店里吸，坐在停着的车里吸，或躺在金门公园的草地上吸。街上几乎每一个20岁的人都是用毒者，不是吸大麻，就是吃迷幻药，或者两者都用。”毒品种类繁多，在嬉皮士看来，能让人产生幻觉的才是他们想要的好的毒品，他们正是借助毒品的一些化学成分来刺激大脑皮层，使人进入一种迷幻状态，在幻觉中逃避虚伪的现实，以获得精神解脱。

1938年，化学家艾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1906年-2008年）在一次偶然中研制出的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或称LSD，在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提摩西·赖锐是毒品革命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本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后来由于致力于对致幻剂尤其是LSD的研究，招募大学生作为实验对象，并向社会进行出售，最终被哈佛开除。后来，提摩西·赖锐与欧文·艾伦·金斯伯格相遇，他们两人一拍即合，希望让所有对社会不满的、思想空虚的年轻人都能意识到毒品的重要性，开始在毒品革命中重新发挥作用。毒品革命中另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则是肯·凯西，他曾经就职于一家精神病院，在一次实验中自己服用了LSD，让他体验到了人类意识本身无法体验到的精神世界。他意识到只有在迷幻剂的作用下，人才能摆脱自我意识的控制，进入一种完全自由的世界，他创作的小说《飞越疯人院》的成功问世与这次经历不无关系。之后，肯·凯西建立了“快乐的恶作剧者”社区，并与嬉皮士们举办了巴士之旅等活动，并且嬉皮士们在音乐节中也公开吸食毒品，使毒品在嬉皮士中迅速蔓延开来。

嬉皮士们吸食LSD、大麻、可卡因等任何能找到的致幻剂，这些致幻剂有时能极大地提高服用者对声音、颜色和运动的感受力，产生更大的灵性感受和新经验，但是在这一体验后又使人产生恐惧感和长时期的意志消沉，导致精神失常乃至自杀行为。嬉皮士们沉迷于其中，染上毒瘾，成为“瘾君子”，健康状况恶化，不少人还因此而丧命。随着嬉皮士运动的发展，他们并没有通过毒品找到解脱，而是对未来更加的迷茫。主流社会的人们感受到毒品的存在是一种危害，它使青年们萎靡不振、自我毁灭，使整个社会不再是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了。于是主流社会的人们开始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美国国会在1966年通过相关法律，将LSD、大麻等致幻物归为毒品，禁止食用，但是为时已晚，毒品对美国社会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难以抹去。

虽然政府对毒品进行了管制，但由于嬉皮士们都是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具有极强的逆反心理，所以他们固执地反其道而行之。嬉皮士们希望通过毒品让他们能够远离现实社会的虚伪，看清社会的真实面目，认为当他们吸食毒品后就会进入一个现实社会无法破坏的美好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有所获得，寻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然而人们在清醒后并不能将他们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下所看到的或是感受到的一切完全解释清楚，所以毒品并没有动摇主流文化的地位，反而让人们对这种颓废的反抗方式感到反感，进而采取各种行动来抵制它。美国犯罪学家斯卡皮帝在《毒品——我们究竟了解多少》一书中表示，在城市地区因抢劫财产罪而入狱的犯人中，有35%是麻醉品拥有者；吸毒者中，有25%的人伤害了他人的利益；吸毒还造成了财产的极大浪费，与麻醉品有关的各种犯罪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至少每年有10多亿美元。斯卡皮帝指出：“毒品文化既是美国社会的溃疡，也反映了嬉皮士文化的严重缺陷。”

群居生活

群居是嬉皮士们反抗传统生活方式，追求精神世界的一种体现。最初，旧金山的海特阿里伯利区在当时成为了嬉皮士们的大本营，越来越多的青年们涌向这里。在群居生活中，嬉皮士们互相尊重、人人平等，还会将自己的东西凑到一起后分享。“友爱”是他们的口号，并且自称是“友爱的一代”（Love Generation）。旧金山一个地下刊物《退缩者》就曾刊登过一首体现了友爱这一思想的歌：

但是，随着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发展，大本营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嬉皮士，而其中不乏那些纯粹为了毒品和性而来的伪嬉皮士们，这让海特阿里伯利变得鱼龙混杂、乌烟瘴气，犯罪率直线上升，不再是纯正的嬉皮士们进行反主流文化的根据地了。于是很多嬉皮士选择离开，去重新寻找他们理想中的国度。

嬉皮士们的群居生活都非常简朴。在嬉皮士们的思想中，从来都是业余娱乐活动胜过工作本身，并且为了反抗传统的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嬉皮士们放弃工作，到乡村或是城市的一角过及其简朴的生活，只要能有东西吃饱肚子就行。1968年，美国17岁少年迈克·梅特里与7名辍学的学生一起在家乡莱顿城建立了最初的群居村，即莱顿公社。他们的生活很简单，实行财产、食品，甚至是性公有的“大家庭”（extended family）似的制度。最初，这样的群居村或公社多数存在于旧金山的衿树岭地区、洛杉矶的日落带、纽约的东村等地方。到了70年代，美国全国，甚至是在欧洲的其他国家都出现了许多的嬉皮士群居村。为了防止类似海特阿里伯利大本营的情况再次发生，群居村多对其成员进行了规定：必须是穿着上像嬉皮士，必须认同嬉皮士的社会方式，必须同意分享一切，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必须要有积极寻找能体现他们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态度。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嬉皮士们是为了共同的目的而选择群居的，所以当时出现了公社种类的区分，例如有同性恋倾向的公社，有共同宗教信仰的公社，相同政治意识的公社等等。嬉皮士们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在哪种公社中，也可以自由选择退出，毕竟他们反抗主流社会就是为了获得彻底自由的权利。生活在这样没有利益冲突，没有个性压抑的环境中，大家相互尊重，平等自由，关系融洽，不仅解放了被传统社会所控制的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而且让他们找到了自我存在感，寻得了自身的价值。

嬉皮士们对公社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他们试图通过公社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可行的，然后建立一个颠覆传统、完全按照自己意志发展的社会。但其理想成分比较多，很多部分并不能付与实践。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理想高于现实的做法，嬉皮士的公社多很快瓦解，且最终不再有人组建公社。嬉皮士们失去了他们的战场，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也许仍有少部分的嬉皮士坚持着这样的生活方式，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不再能对主流社会产生更多的影响力。

个人主义、享乐主义

嬉皮士们抨击的是美国当时在经济繁荣发展下膨胀起来的物质主义和金钱崇拜观念，而追求的则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反对道德传统、社会规则，只追求自由和快乐。但是，过分的放纵和自由使他们的活动逐渐迷失了方向、与社会脱节，导致嬉皮士文化最终走向衰落。嬉皮士们用享乐主义来表现、代替原先的反叛精神，“反叛”成为了他们满足自己私欲的一种借口。所以，在嬉皮士活跃的后期，斗志丧失，意志消沉，暴力事件增多等各种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对社会的稳定带来很大的威胁。比如，嬉皮士们在反文化运动中推崇的性解放贪图肉体享乐，其带来的少女怀孕、艾滋病肆虐等问题十分严重，为青年人带来了很大危害；并且，许多嬉皮士们贪图享乐而吸食毒品，影响了下一代的健康，有先天性缺陷或是染上艾滋病的婴儿越来越多，这让大家都感到恐惧。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使得“嬉皮士”成为了色情和暴力的代名词。吸毒还诱发了盗窃，抢劫，强奸等犯罪行为，美国在世界上是监禁犯人最多的国家。太多的社会问题让人们开始害怕，害怕会对社会稳定以及他们的社会利

审美表现

摇滚音乐

美国的60年代被称为是“摇滚的年代”，这一时期摇滚音乐大肆流行。这种音乐的风行又成就了大量的文化偶像。这些偶像不似过去的歌唱明星，他们拥有更大的名气，代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往往有更深刻的思想，其作品反映社会现实，尤其是青年人的生活经历与思想变化。对于60年代的青年来说，真正最先影响他们的音乐是加入摇滚元素的乡村音乐。鲍勃·迪伦就是其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歌词具有鲜明的反主流文化意识，他的《随风飘荡》（《Blowing In Wind》）《时代的变迁》（《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成为了时代的圣歌，鲍勃·迪伦与走红于50年代的埃尔维斯·皮礼士利都成为了摇滚乐不朽的象征。

真正引起摇滚乐热潮，对嬉皮士反文化运动贡献最大的是英国的披头士乐队。1963年，披头士推出新曲《Please，Please me》引起轰动，甚至英国的王太后和玛格丽特公主都出席了他们在皇家综艺剧场的演出。1964年，美国的音乐市场也被披头士所占据，美国掀起了“披头士热浪”。披头士乐队由四个年轻人组成，他们一切挑战传统的行为和对社会提出质疑的歌词都能得到青年们的共鸣。嬉皮士的先驱肯·凯西在1965年参加了披头士的演唱会后激动地说：“他们可以把音乐厅里的所有年轻人都弄得如痴如醉，神魂颠倒······其开启新感知、新意识的威力无可估量。”在当时国内外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披头士乐队的摇滚成了嬉皮士们反抗主流文化的新式武器，许多嬉皮士效仿披头士，纷纷“turnon”（用致幻剂开启心灵），“turn in”（在心灵深处寻求本真），“drop out”（远离现行制度下的社会）。1966年，肯·凯西和“快乐的恶作剧者”社区中的人们成功举办了一场“幻觉欢庆日”活动。活动中，人们吸食着毒品，听着摇滚乐飘飘欲仙，由此形成了所谓的“迷幻摇滚”（acid rock）音乐风格，嬉皮士乐队们纷纷创作了许多迷幻摇滚风格的音乐，这一音乐风格成为了嬉皮士文化中最具代表的表现形式。

在披头士乐队的摇滚在美国兴起后，迅速风靡到欧洲，同时，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The Who（The Who）成为著名摇滚乐队。1967年，加州海岸成功举办了蒙特瑞音乐节之后，摇滚音乐节迅速在美国各地兴起。在亚特兰大，10万人观看了现场演出；在西雅图，直升飞机从空中向人群抛洒鲜花以示庆祝。旧金山湾地区聚集了众多的嬉皮士摇滚乐队，他们举办了“人类自由活动集会”“流行音乐节”等聚会，以夸张怪异的服装，异样的表演方式，在毒品的致幻作用下，寻找纯粹自然的人性。越来越多的嬉皮士摇滚集会将摇滚乐推向高潮，其反主流文化特性得到进一步传播。越来越多的音乐节不断举办起来，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将反文化运动发展至最高潮，成为“这一代人及其代表了文化与老一辈彻底分裂的标志”。但1969年的阿特蒙特音乐节让人们感到失望，暴力、金钱成为了这场音乐会的代名词，同年举办的“西部伍德斯托克摇滚乐音乐节”也十分混乱，许多人在毒品和酒精的影响下失控，演唱不得不中止。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这些音乐节的失败，嬉皮士音乐集会这一形式的活动逐渐走向消亡，但嬉皮士的音乐风格对音乐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衣着打扮

在衣着打扮方面，嬉皮士们多穿着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服装、牛仔裤、牛仔皮靴、宽腰带等。他们服饰的材料多取自大自然，给人一种散漫而带有些田园气息的感觉。并且，嬉皮士们热衷于打破男性和女性在外表上的界限：男孩们喜欢留长发，有的还畜胡须；他们喜欢穿花衣裳，有的还用香水。女孩们要么穿着和男孩一样的牛仔长裤，要么穿超短裙。她们不喜欢以往用以表现女性温婉性质的卷发，而是喜欢平直的头发。很多嬉皮士女孩不化妆，来表现对自然的亲近。他们以这种看似稀奇古怪的外表反抗社会、抗拒传统。

嬉皮士的穿着已经形成了一种服装风格，成为服饰时尚设计行业的流行风格之一。他们对爱、和平、自由、自然的崇尚和对暴力的反对，以及对“反叛”精神的提倡形成了一种大胆而前卫的设计理念，极具个性化。这种着装打扮受到了众多消费者和服饰设计师的喜爱。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嬉皮士运动己经逐渐走向衰落，但是它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结果却在进一步显现，嬉皮士风格服饰不断地走向时尚的舞台，并推动着嬉皮士风格服饰不断发展。21世纪以后，嬉皮士风格逐渐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穿着搭配中，并对当今服饰设计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尚界还出现了名为“新嬉皮士”的服装风格。

地下漫画

地下漫画（Underground comics）是嬉皮士反文化运动的衍生品，它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即“Comix”，末尾的“x”在美国电影分级制度中表示限制级、少儿不宜。地下漫画的读者群体就是嬉皮士那些新潮前卫的年轻人，其大多展现的是主流文化在刻意回避的方面的内容，例如：性、暴力、摇滚等。地下漫画以非正式渠道进行传播，多以小册子形式自资出版，在一些漫画店或洗衣店派发，纽约和三藩市是地下漫画发展的两个重要基地。地下漫画与传统漫画大相径庭的表现手法很好地诠释了反主流文化这个主题，在当时与摇滚乐一并成为嬉皮士运动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文学作品

60年代的美国文坛上最为活跃的文学作品是“黑色幽默”小说。60年代，美国作家鲁斯·杰伊·弗里德曼在自1960年以来发表在美国报刊杂志上中收集了许多荒诞离奇、独树一帜的小说片段，并把它们编成一部集子出版，取名《黑色幽默》。从此，黑色幽默便成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风行60年代。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不同于一般的幽默风格，它大都关注战争、种族歧视、环境污染等严重社会问题，并把严肃的问题喜剧化，把美国及周围世界的种种丑陋、畸形、荒诞和阴暗事物，加以渲染、扩大，使其荒谬化，也嘲笑个人的痛苦与不幸，在自己心灵的伤口上撒盐，这就使这种讽刺更加冷漠和残酷，具有震撼力，最经典的是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发布于1961年的《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该书借描写混乱、荒诞、丑陋的军队生活，暗喻荒谬的当代社会体制，批判资本主义“井井有条的混乱”和“制度化的疯狂”。

60年代末，嬉皮士们的反战运动达到高潮时，人们发现《第22条军规》说出了深刻的反战道理，于是被奉为至宝，风行一时，先后印刷了800万册，又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广为传播。《第22条军规》“黑色幽默”风行美国文坛，从文学高度体现出60年代嬉皮士们激进、反叛的时代精神。“黑色幽默”不仅嘲笑社会，也同时自嘲，对社会的不满进行宣泄与批判。他们的文学作品反映出他们对生活的贴近，以及对传统的学术形式的狭隘性的否定。

主要影响

积极影响

社会变革

首先，嬉皮士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的变革。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冷战思想的巨大压制下，美国的人民自由受限，几乎无法享受自己的公民权利，社会中的各种反抗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正当人们无计可施的时候，嬉皮士们用其独特的方式发出怒吼，对传统发起挑战，让人们重新思考一直以来的价值观，对统治阶级提出质疑，给政府了带来压力。在强烈的社会反应下，美国政府和整个美国社会不得不做出调整，以适应大众的要求。最终，美国社会得到变革，美国也因此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人性化。嬉皮士对人类社会提出一次次提出质疑，进行了一次次挑战，为社会注入了新的能量，打破了思想的僵化和观念的陈旧，让人类社会得到了发展和进步。

精神财富

其次，嬉皮士运动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精神财富。嬉皮士们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使享乐主义、物质主义不再受到反对。甚至在这些观念的刺激下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嬉皮士们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思想的开放以及对性自由的追求等等都影响着如今的美国。嬉皮士们甚至还引领了潮流，自成一派，流传至今。牛仔裤，迷你裙，比基尼等嬉皮士服饰都受到现代许多青年的热爱；摇滚成了现代音乐的重要元素之一。并且，嬉皮士们使宗教信仰更加自由，更加丰富，影响力也增加了。有人曾经统计过，非正统宗教的信众在1950年为14万人，在嬉皮士们进行运动后，增加到了1968年的218万人。

并且，嬉皮士们的环保观念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很大。从前的人们为了一己私欲，曾不断向大自然索取，导致环境被污染、生态被破坏，人与环境严重异化。正如思想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语名：Friedrich Engels，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所说：“我们不应过分陶醉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获得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因此，嬉皮士们极力推崇与自然和睦相处，互相尊重。在一定程度上，嬉皮士们要求回归自然就是一种环保思想的体现，他们用实际行动引起人们对环境的重视。60年代末，在嬉皮士们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注重环境保护，环保意识逐渐增强。1970年4月，两千多万美国人参加了第一届地球日（地球 Day）纪念活动，为此，美国国会还专门暂时休会，以强调政府对此问题的重视。同时，政府还派出了大量警察封锁道路，维持秩序。政府的这些举动在美国环保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到了20世纪70、80年代，许多参与反抗斗争的嬉皮士学生成为了学者或教授，他们以科学的态度反思过去，对美国社会中的价值观念、美国的种族多元化、非人现象及社会不平等问题提出大量的富有见地的理论。

消极影响

吸食毒品

因为嬉皮士们的推崇和传播引起的吸毒的泛滥让美国社会很是困扰。在嬉皮士们的运动下，毒品的吸食已经不分地区、不分年龄、不分人群了。从纽约的哈莱姆到新泽西州的纽瓦克，从华尔街到贫民窟，到处是吸食毒品的人们。1971年，一次全国性调查显示，11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2400万至少吸用过一次大麻，频率最高的是在18岁到21岁，而18岁到21岁的青年中有40%曾吸用过大麻；用海洛因的人数从1960年的5万人增加到了1970年的约50万人。毒品让人们沉迷于虚幻之中，意志消沉、身体虚弱，严重影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虽然政府已经采取很多行动来取缔毒品，可是并不彻底，毒品仍然存在并继续危害着社会。

性解放

同样给社会带来困扰的还有性解放问题。由于嬉皮士运动的性自由和性解放的观念，性乱交、少女怀孕、人工流产、同性恋、艾滋病等问题接连出现，使得美国直到现代仍然存在社会性的观念混乱、性行为泛滥、性道德滑坡、性准则失控等问题。嬉皮士们对性自由的追求不断扩大化，甚至超出了道德的底线。并且，享乐主义的盛行让很多青年失去了斗志，选择逃避现实社会，渐渐与社会脱节，使得当时的社会失去许多年轻人的力量，难以稳定发展。

评价与争议

一位名为乔的美国嬉皮士说：“我注意到，那些曾因我蓄发而恨不得揍我的人，也开始留长发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美国知名摇滚乐队林纳德·斯金纳德（Lynyrd Skynyrd）在奥克兰体育馆巨大的联邦旗帜前唱起《阿拉巴马，甜蜜的家》（《Sweet Home Alabama》）时，他们看上去和当年大街上闲晃的嬉皮士如出一辙。所以我猜，是的，嬉皮士们的确掀起了一场革命。”

一位当年的嬉皮士、美国学生运动的激进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写道：“现在，60年代似乎远去了，一个生活时代远去了。……但我知道，这个时代仍与我们在一起，它不仅在我们的记忆中，也在我们的政治中。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代，认真又愚蠢，肤浅又破坏。我们在那个年代向这个世界投石头，它所激起的涟漪，现在仍在拍打着而我们，无论是为了更好还是为了更坏。”

美国作家格特鲁德·西莫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在《一个国家、两种文化》（《One Nation, Two Cultures》）一书中猛烈抨击嬉皮士的反文化运动：“反正统文化运动旨在把所有人从资产阶级价值观这种荒谬无用的影响中解放出来，但这种所谓的解放也把许多人从那些美好品德中解放了出来。这些美德对社会曾起过稳定化、社会化和道德化的作用。但反正统文化运动开始之后，这些美德也随风飘逝，不再继往。毫无疑问，其结果是，犯罪率和私生婴儿出生率上升，依靠福利生活的人数增加。”

作家戈云在《在自由女神像下》一书中提到，有人认为“60 年代的嬉皮士，敲响了美国沉迷自大的警钟，促进了社会的变革”。

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接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乒乓球代表团时，对一名嬉皮士“请问你对‘嬉皮士运动’有什么看法？”的问题作出了如下回答：“现在青年人对现状有点不满，他们想寻求真理。青年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比如说男孩子留长发。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些有志女青年剃光头。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的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这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要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的程巍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书中认为，嬉皮士这一中产阶级白人孩子们的反叛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撒娇”。他们打着反资本主义的旗号，只玩了一场文字和符号的反叛游戏。实际上，资产阶级的孩子们利用左派的理论，夺取了以往属于贵族的文化领导权，如涂鸦、摇滚等亚文化，模糊了传统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界限，为日后多元流行文化的商品化大生产打开了大门。因此，不难理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什么很多当年叛逆的嬉皮士已事业有成，变成了兼顾物质和精神享受的雅皮士。

在嬉皮士出现在乌克兰地区后，研究乌克兰现代史的乌克兰专家威廉·杰伊·里施（William Jay Risch）认为：“没有重大的政治改革，愈发单调的公共生活对 ‘村庄生活传统’的腐蚀，是乌克兰西部地区那个时代的病症。除此之外，这地方遭受着严酷的“俄罗斯化”政策。任何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表现，都会被苏联当局镇压，这使得当时乌克兰西部的气氛令人窒息。快速的工业化、传统乡村结构的破坏和移民的涌入，使得乌克兰西部成了完美的反文化繁殖基地。”

在苏联，苏联政府一直否认嬉皮士在其国内的存在。1969年，在一些苏联政府的文件中有类似“这个年轻人是‘所谓的嬉皮士’”的描述。苏联当局很难接受苏联公民中存在着嬉皮士，因为他们认为，在苏联，没有什么是值得抗议的。

嬉皮士与雅皮士

在嬉皮士热潮衰退后，20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股“雅皮士”潮流。“雅皮士”即“Yuppie”或“Yuppies”，是“Young Urban Professionals”的缩写，字面含义是指“居住在城市的年轻的专业人员”，即一般都集中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大城市的、出生于二战后（出生于1946年-1964年，年龄在25岁-45岁之间）的、从事经过专门训练或具有专业知识（如银行家、律师、艺术家、广告商、房地产经纪人等）的人。雅皮士们通过对上一个时代的“嬉皮士文化”或“反主流文化”的否定，展示了80年代美国社会中特定群体的精神面貌。“雅皮士文化”与“嬉皮士文化”既彼此区别又相互联系。从所发生的时间上看，“雅皮士”与“嬉皮士”相隔一代人，即前后相差20年左右。从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角度看，两者之间的差别也是十分明显的：像当年“嬉皮士文化”否定美国的主流文化一样，“雅皮士文化”又是对“嬉皮士文化”的否定。所以，“雅皮士文化”是与“嬉皮士文化”完全相反的两股文化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