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勤
徐勤（1873—1945），号雪庵，早岁入邑，字君勉，广东三水县人。庠生出身，康有为十大弟子之一，维新派的报刊活动家之一。1895年在上海创办《强学报》，出版仅两周即停。
个人经历
1896年协助梁启超办《时务报》。在该报上发表《中国除害议》一文，抨击科举制度，受到张之洞干涉，文未登完而中辍。1897年随梁启超赴长沙市任时务学堂教习，同时给澳门《知新报》撰稿。不久，被康有为推荐为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大力进行维新变法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旅日华侨中影响很大。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追随康有为在海外流亡多年。1889年在美国旧金山与梁启田创办保皇党机关报《文兴日报》进行论战达两月之久。失败后前往广州市，创办《国事报》，继续同革命派报纸进行争辩。辛亥革命后在天津市作寓公。1945年去世。
生平
1890年秋初次见康有为，著弟子籍，1891年入长兴里万木草堂受业。徐勤治学勤奋，“坚苦刚毅，以进于成”，是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又因其为人慷慨，性情爽直，能“急朋友之难”，深得康有为的嘉许。徐勤家境相对宽裕，且少年持家，“常供养朋友之才贤者”，万木草堂几次搬迁及平日刻板印书之费，皆由他出，而他自己“几以任恤破其家也”。徐勤心直口快，康有为也曾当面指出他“好善如不及，疾恶如探汤，好面折人，不能容人过，强御则益折之。”在万木草堂，学有余力的弟子常协助康有为编书，“编书工作徐勤最积极”，“逢编书日，有晏起未列席者，即入室干涉。”1896年，徐勤与另一名草堂弟子王觉任担任学长，主持草堂的管理和教学工作，讲课答问，一如既往，这也为他后来主持横滨大同学校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徐勤是最早接受康有为变法思想的草堂弟子之一，也是最早投入变法宣传和实务之中的弟子之一。1895年12月，上海强学会成立，康决定设立一机关报即《强学报》，以与北京的《中外纪闻》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因康有他事在身，于是电调徐勤与何树龄赴沪主持报务。徐何二人于次年1月初抵沪，他们秉奉康有为厘定的宗旨，以孔子纪年，高举“自强”的大旗，大论变法的必要性。《强学报》虽然只出了三期便遭封禁，但因由徐何二人主编，完全反映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政治色彩鲜明，甚至还第一次在报刊上登出了开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其意义不可低估。同时，这次上海市之行也是徐勤正式登上政治生活舞台的开端，徐勤在上海结识了不少新学之士，开阔了视野，为日后的政治活动打下了一定基础。
1897年2月，徐勤与康广仁等人在澳门办起《知新报》，并出任撰述，连续发表了《地球大势公论》等系列政论文章，分析了世界格局，指出俄罗斯是当前中国的头号敌人，寄言中国学习欧美日本，实行变法维新，十年就能收复国土并抬头于世界，在当时的维新派人士中，也堪为较有见地和激进的言论。1897年秋冬，徐勤在《时务报》上连载发表了《中国除害议》，揭露中国的“十二大害”，鼓吹变法除害，又极力抨击科举制度，引起清代官员的仇视，张之洞特授意幕僚梁鼎芬驰函当时《时务报》报馆经理汪康年予以压制，汪遂不续登。
徐勤还称赞孟子“重民仁天下”的思想，认为这是“孟子大义”，但不幸为后人所忽视。他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合到“民本”思想中，在《\u003c孟子大义述\u003e自序》中，他指出：正是由于“为民”还是“不为民”，使孟子与吴起商鞅等“一时之士”或“一国之士”不同，成为“天下之士”、“古今之士”而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同时，他寄希望于统治者，若他们能像乔治·华盛顿一样“变民主而为民”，则天下变为“君民之世”，而“非君之世也”。
徐勤也是康有为最忠实、信赖的门徒，被人誉为“康氏之子路”，他与康有为关系之密切，甚至连梁启超都及不上。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罹难舟中，危难之际，作书托付徐勤照料老母家人，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徐勤任保皇会副会长，保皇会改为宪政会后则出任副总裁，积极协助康有为推行保皇运动，论其力其功，不愧为康氏之股肱。
1897年正值维新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康有为发动手下弟子，联络国内维新志士，广造变法言论，大设学会及各类新式团体，躬身维新实践，应该说正是身边需要得力助手的时候，而此时康有为派遣以徐勤为首的四位心腹弟子东渡日本，执教横滨市，不愧为康有为高瞻远瞩之举。徐勤等人也不负师门厚望，他们在推行以“学以报国”为主旨的励志教育的同时，以横滨大同学校为中心，广泛联络华侨，鼓吹变法维新，开创了维新派在海外的第一块根据地。
1897年冬徐勤受任横滨大同学校总教习之时，年仅二十五岁。
在许多方面，徐勤都接受了康有为的观念，从徐勤的身上，的确最能看到康有为的影子，是故有人称他为“不是康有为的康有为”。同康一样，徐勤也是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代表，在看到西方枪炮威慑的同时，他们亦领悟到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的优势，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康有为、徐勤等为救国奔走，倡导维新，致力于启蒙工作，并希望从传统之中发掘出能立得起来并可与西方文化抗衡的东西，“孔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他们唯一能找到的答案。他们希冀在“传统”和“新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使文化的发展符合社会变革的需要，然而传统的教化已经深入骨髓，尽管提倡新学，也改变不了他们心理上的传统文化的优势，使他们呈现欲“新”还“旧”的特点。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也是文化转型时期近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共性问题，即既有固守传统的一面，也有因时“纳新”的一面，并希冀寻找二者的结合点。尽管这种努力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从努力的方向和动机来看，他们还是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
无论如何，作为近代爱国志士和先觉者之一，徐勤的所有活动，都是以救国报国为出发点的，他身在日本，心系中华，始终都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1898年初，徐勤刚到横滨市不久，他就飞鸿至当时消息灵通人士、上海市《时务报》编辑汪康年，问讯国内最新举动。1898年11月，徐勤还秘密回国，处理一些政变的善后事宜。庚子前夕，康有为策划勤王运动，调徐勤离横滨，此后徐勤再也没有回过横滨大同学校。
徐勤离开横滨后，由另一康门弟子林奎（字慧儒）继任总教习。1923年横滨遭大地震，横滨大同学校毁于一旦，是故“无形解散”，今校址已不复存，档案也全无，其历届学生姓名也多无从稽考，但其毕业生咸备爱国之志，大都投入了当时浩浩荡荡的救国运动，如近代爱国学者苏曼殊就是其中一位。
值得一提的是，戊戌政变后，以梁启超为首的康门弟子群来到横滨市，为横滨大同学校增添了新的力量，除林奎外，梁启田（字君力）、钟卓京、劳（字伯）、鲍炽、罗昌等都先后出任过中文教习，1899年横滨大同学校的学生总人数也由150名增至200余名。梁启超还在横滨大同学校创立了“志学会”，引导学生讨论政治得失，分析各种变法主张。稍后梁启超又创办了神户同文学校和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横滨大同学校的优等生冯龙（自由）、冯斯栾、郑贯一、曾广勷、郑云汉和张汝智等七人也升入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继续学习，同时湖南时务学堂的林圭、蔡锷、范源濂、秦力山和唐才质等十余人也进入该校。由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更为自由宽松的气氛，诸生“高谈革命”，并吸引了不少有志青年前往交流学习，使之成为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一时之大本营，这也算是横滨大同学校的扩展和提升。
1900年徐勤只身南洋，联络华侨志士，筹集经费和筹划起义，冀图对抗以慈禧、瓜尔佳·荣禄为首的后党，重新扶立光绪帝，同年4月还曾潜回广东省，召集勤王之士，数月后，勤王运动终告失败。1904年徐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创办《商报》，翌年冬在新加坡创办《南洋总汇报》，后来还创立广州市《国事报》和《国是报》，“日仆仆于南洋、美、墨十余年”，全力投身于保皇活动。1912年徐勤被海外华侨推选为国会议员，归国后曾任进步党广东支部长、华侨宣慰使等。1916年2月曾募兵反袁，在“海珠事变”中负伤，逃至香港，后移居澳门，晚年居住天津市。
评价
纵观徐勤一生，虽未秉革命之志而行维新保皇之道，但其“志芳而行洁，至公而无私”，为国奔走，飘零半生，“二十年中虽败不舍，虽劳不倦，贫贱不移，威武不诎”，精忠报国，令人敬服。而横滨大同学校时期是徐勤事业的第一个高峰，他在横滨大同学校推行的励志教育，尽管仍有诸多不足和缺陷，但它最早在海外吹响了教育救国的号角，传播了变法图强的思想，促进了海内外华人的觉醒，也不失为近代中国史册上的一个亮点。
摘录
摘自 陈学章、王杰：《徐勤与横滨大同学校》，方志钦、王杰 主编：《康有为与近代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269页。
摘录经作者本人同意。
[1]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出版社1953年版，第124页。又，康有为在《送三水徐勤君勉应侨选议员归国序》（1913年2月《不忍》第一册，文部第4－6页）称（徐勤）“从吾游者二十有四年”，疑为误记，参考其它著述，应为二十三年，即一八八九年徐不曾拜见康。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26页。
《送三水徐勤君勉应侨选议员归国序》，《不忍》第一册，文部第4页。
[4]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68页。
北京强学会机关报，初名《万国公报》，因与上海市传教士所办报同名，1895年12月16日起更名为《中外纪闻》。
[6]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35页。
[7]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158页；康有为：《致何树龄徐勤书》（1896年1月26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237页。
按，徐勤的《地球大势公论》系列文章，连载于光绪二十三年《知新报》第二、三、四、五、十、十一、十二、十三、二十册。
[9]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1页；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编），第87页。
徐勤：《\u003c孟子大义述\u003e自序》，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一日《知新报》第二十一册。
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239页。
历来著述多称徐为横滨大同学校校长，这是不太正式的说法。查当时报纸，皆称徐勤为“总教习”而非“校长”，而后来延聘挂职的犬养毅则被称为“（名誉）校长”。又，教习为清末对官学教师的通称，而校长为一近代名词，并沿用至今。按《辞海》解释，“（清末）有些学校设总教习一人，相当于校长或教务长”；又查，清末京师大学堂曾拟设中西文总教习各一人（见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知新报》第二十二册“京外近事”栏），由本文稍后对横滨大同学校的组织管理机构情况的介绍可知，徐勤所任的总教习与今天意义上的校长颇有不同，而更类似于“教务长”一职。但是，此后“总教习”这一称呼逐步被取代，钟卓京在以后成立的神户同文学校也常被称为校长，到1908年，梁启超也曾致信给“横滨大同学校‘林校长’”。（参见汤志钧：《乘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636，667页。）
[13]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517页。
横滨大同学校的毕业生，除了苏曼殊和下文提到的冯自由、冯斯栾、郑贯一、曾广勷、郑云溪和张汝智等人外，杨维新在《任公先生事略》（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5页）还提到有卢藉刚、郑经、杨维新、鲍文、陈国权、陈日平、张金灿、张汝可等。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革命逸史》初集，第72－73页。
《送三水徐勤君勉应侨选议员归国序》，《不忍》第一册，文部第4－5页；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万木草堂诗集——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