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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是中国黄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因1959年首先在宁阳县堡头村和泰安市市郊大汶口镇发现而得名，其年代距今约6000-4200年，时间上可以划分为3个时期，早期距今约6000—5500年，中期约距今5500—5000年，晚期约距今5000—4500年。

大汶口文化的空间分布以泰沂蒙山为中心，包括黄、淮下游的山东省全省、江苏省和安徽北部以及河南省东部等广大地区，面积超过20万平方千米。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种植适合黄河流域的耐旱作物粟，饲养业比较发达，饲养猪、狗、牛、羊、鸡等动物，此外，渔猎经济仍然占有一定的比重。大汶口文化的房屋有圆形半地穴式、方形平地起建式等，大多结构简单，面积不大，属小家庭式住屋。大汶口文化时期有拔牙风俗、枕骨变形等习俗，太阳、大山等为当时人们的精神信仰。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贫富分化现象已产生，男女社会分工已十分明确，私有制经济成分已超过公有制。中期阶段家族私有制已经巩固，部落之间的战争日益频繁。晚期阶段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商品生产业已出现并创造出图象文字。

截至2021年，已发掘的遗址有泰安市大汶口、滕州岗上、曲阜市西夏侯、州王因遗址等。大汶口文化最突出的手工业生产为玉器、骨牙器工艺和陶器生产等。大汶口文化用瓷土烧成的洁净白陶代表了中原地区甚至世界古代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大汶口文化陶器按质地可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按颜色可分为红陶、灰陶、白陶、橙黄色陶等，其中背壶是大汶口文化所特有的器物。大汶口遗址人的葬式一般为仰身直肢葬，也有俯身葬、屈肢葬和二次葬等。夫妻合葬和夫妻带小孩合葬的出现标志着母系社会的结束，开始或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2021年，大汶口遗址入选“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和确立，是新中国考古学发展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这一文化将中国东方地区已知的史前历史由龙山文化提前了1500余年。持续的科学考古也揭示了大汶口文化由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完整发展过程，从而为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实证。

名称由来

1959年，在津浦铁路复线工程中，施工人员在宁阳县施工工地内挖掘出年代久远的陶器碎片和其他文物，考古人员随即展开抢救性发掘。在大汶河南岸的堡头村，考古工作者首次发掘出133座史前墓葬，墓葬之间差别巨大，出土器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玉器、象牙器等。当时，考古学界已命名以软陶泥为主要特征的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和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龙山文化（距今约4400年至3800年）。大汶口墓地出土物中，既有彩陶又有黑陶、白陶，既有高等级墓葬又体现出明显的贫富差异，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它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还是更晚一些的夏朝、商代文化。20世纪50年代，江苏花厅、山东岗上等几处与大汶口墓地文化遗存类似的遗址也相继被发现和发掘，但年代问题都悬而未决。

1962年，山东曲阜西夏侯遗址的发掘从考古层面上确定了以大汶口墓地为代表的遗存早于龙山文化。时任中原地区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适时提出“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并利用中国公布的第一批碳14测年数据，把大汶口文化的绝对年代推定在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之间。

历史沿革

大汶口遗址文化遗存，最早是在1952年发掘的滕州岗上遗址，截至2021年9月，已发掘的著名遗址有泰安大汶口、滕州岗上、曲阜西夏侯、兖州王因、临沂大范庄、日照东海峪、莒县陵阳河、诸城呈子、胶县三里河、潍坊前埠下、栖霞杨家圈、广饶五村、长岛北庄，江苏邳县刘林、大墩子和新沂花厅遗址，安徽省蒙城县尉迟寺等。其年代跨度距今6100—4600年，前后延续约1500年。大汶口文化年代距今约6500—450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

大汶口文化早期（公元前6500—前4500年）

大汶口文化早期就已大量生产出磨制精致的石器，而且较多地使用了穿孔技术，有关出土文物如窄梯形玉铲、大件玉钺、穿孔石斧、骨牙雕筒、象牙镂空“8”字纹刻符梳形器、骨雕鸟、人面骨睢像、獐牙钩形器等，都是具有大汶口文化典型性和标志性的文物。大汶口文化有着非常精美的软陶泥，八角星、斜栅、圆圈纹，均为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的重要纹饰题材，表达了先民的自然崇拜和生命信仰。

淮河中游地区是中原地区和海岱地区交流的重要通道。仰韶时代中期，庙底沟文化向四周扩张，大汶口文化受到较为强烈的影响，鲁南苏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中发现较多的彩陶。这种交流态势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仰韶时代晚期发生逆转。虽然中原地区出现了双槐树、西山、青台等中心聚落，但在文化上却呈现收缩态势，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开始向中原地区扩张。

大汶口文化中期（公元前4200-前2600年）

大汶口文化以一群特点鲜明的陶器为主要特征，有代表性的如八角星纹彩陶盆、白陶三足鬶、背壶、高领罐、觚形杯、刻符涂朱大口尊、大圈足陶豆等。这些陶器以夹砂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也有灰陶、黑陶，而且还有少量硬质白陶。纹饰常见镂孔、划纹，附加堆纹、篮纹，还有软陶泥和朱绘。大汶口遗址中期开始，大汶口的文化开始向外扩散，一直到达河南省、安徽等地。

大汶口文化晚期（公元前4200-前2500年）

海岱地区人群西迁的趋势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晚段达到高潮。鲁南苏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人群大规模向淮河中游迁徙，并沿着颍河继续向西北占领豫东，到达中原腹地，形成了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对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早期的文化变革产生了关键作用。

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以灰陶最多，次为黑陶和白陶。大汶口文化中期已经出现的仿兽型陶器，在晚期又有了创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制骨工艺已趋于成熟。大汶口遗址的透雕十六齿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代表着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最高水平。

自然地理

大汶口文化的空间分布以泰沂蒙山为中心，包括黄、淮下游的山东省全省、江苏省和安徽北部以及河南省东部等广大地区，面积超过20万平方千米。时间上可以划分为3个时期，早期距今约6000—5500年，中期约距今5500—5000年，晚期约距今5000—4500年。基本处于汉族先民首领少昊氏的地区，处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发展的过渡状态，且已处于奴隶社会。

早期阶段：王因类型，主要分布于大汶河流域和泗河中上游地区，陶系以夹砂红陶最多，二期灰陶比例有所上升；刘林类型，主要分布于淮河下游以北地区，即泗河、沂河和沭河的下游地区；紫荆山类型，最初发现于蓬莱紫荆山遗址，其文化面貌的全面认识，则赖于后来发掘的邱家庄和北庄遗址。

中晚期阶段：大汶口遗址类型，主要分布于汶河流域和泗河中上游地区，东起汶、泗河上游，西达古运河西岸，北自泰山，南到微山湖畔；花厅遗址类型，主要分布于泗、沂、沭等河下游地区，地处江苏省的淮河以北区域；陵阳河类型，主要分布于沂、沭河中上游，以及日照市、赣榆区等东部沿海地区；尚庄类型，主要分布于鲁西北的小清河和徒骇河中上游地区；五村类型，主要分布于鲁北的淄河和孝妇河流域地区，南抵泰沂山系北麓，向北可能越过黄河到达惠民、东营市一带；三里河类型，主要分布于潍河、瀰河流域，西、南分别与五村、陵阳河类型相邻，东跨胶莱平原，南依沂山山脉，北靠莱州湾；北庄类型，主要分布于胶莱平原东部的半岛大陆和沿海岛屿；尉迟寺类型，主要分布于以淮河支流—涡河为中心的皖北、豫东和鲁西南地区。

考古发掘

1959年，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单位在宁阳堡头墓地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与已知的龙山文化完全不同的新遗存，遂提出“堡头类型”的名称。1963年曲阜西夏侯遗址的发掘，发现龙山文化的灰坑打破“堡头类型”的地层关系，解决了两者孰早孰晚的问题，并将“堡头类型”改称为大汶口文化。1973~1975年，在日照东海峪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著名的“三叠层”，即龙山文化早期、过渡期和大汶口文化晚期自上而下依次叠压的层位关系。从而证明大汶口文化不仅在相对年代上早于龙山文化，而且在以陶器为代表的器物形态上也具有一脉相承的演变关系。后来胶县三里河遗址的发掘，再次证实了这一事实，并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大汶口遗址经过1959年、1974年、1978年三次考古发掘，遗址内涵丰富，有墓葬、房址、窖坑等，出土文物1万余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器皿，包括软陶泥、红陶、白陶、灰陶、黑陶等。生产工具有磨制石器和磨制骨器，其中，骨针磨制之精细，几乎可以与今天的针相媲美。这些文物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还展示了古代先民们的艺术才华和审美观念。其中，陶器是大汶口文化最具特色的文物之一，其制作工艺精湛，造型优美，纹样丰富，如彩陶器皿中的几何形纹、八角星纹、花瓣纹、勾连回旋纹等装饰纹样，表现出大汶口先民们高超的制陶水平。大汶口遗址的发现揭示了大汶口文化时期当地居民的埋葬形态，为山东省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浙江省沿海地区的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1975至1978年间，对兖州王因遗址进行了7次考古发掘，总面积达约为1万平方米。一共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899座，房址14座，灰坑423座，少部分遗存年代属于北辛文化，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

1992年和1993年，专家对枣庄建新遗址进行了两次发掘，枣庄建新遗址位于枣庄市西北，现存面积约3万余平方米，发掘面积达2781平方米。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92座，成年人墓有76座，未成年人墓有16座。76座成年人墓中有随葬品的71座，随葬品多的高达百十件，少的仅仅数件。未成年人墓葬的随葬品很少，仅1~3件，并且残缺不完整，陶器是随葬品大宗，基本是小型明器，少量为日常生活用品，器类有鼎、鬶、豆、背壶、盉、罐、尊、盆、瓮、瓶、筒形杯等。生产工具有石铲、钺、斧、纺轮、鹿角锄等。2006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发掘建新遗址，发现墓葬13座，均为小型墓。

2019年4月，文物调查时发现岸堤二村大汶口文化墓葬，地处沂蒙山腹地，沂南县西北部的山间盆地，大汶河上游。该遗址包涵新石器时代大汶口遗址、周、汉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大汶口文化时期遗物最为丰富，惜文化堆积基本无存。地表暴露2座被破坏的墓葬，遂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南北排列，均为竖穴土坑墓，东西向，有葬具。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个别为石、骨器，放置于棺内、棺外或器物坑内。墓葬时代为大汶口文化早期偏晚阶段，是沂南县西北境山区发现较早的文化遗存，对研究该区域新石器时代聚落分布提供了新材料。

重要遗址

截至2007年，大汶口文化的遗址已发现的有六百余处之多，经过发掘的也有50余处。现已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多达2000余座以上。其中比较重要的遗址有：泰安大汶口遗址、曲阜西夏侯遗址、日照东海峪遗址、兖州王因遗址、邹县野店遗址、茌平尚庄遗址、广饶五村遗址、胶县三里河遗址、诸诚呈子遗址、滕县岗上遗址、枣庄建新遗址、莒县陵阳河遗址和大朱村遗址、蓬莱紫荆山遗址、长岛北庄遗址、栖霞杨家圈遗址。还有山东省南邻江苏省省邳县刘林遗址、大墩子遗址、新沂花厅遗址，安徽省富庄遗址、蒙城尉迟寺遗址，以及山东省西邻河南省的郸城段寨遗址、鹿邑栾台遗址等。其中典型遗址有：大汶口遗址、野店、王因、建新、西夏侯、尚庄、五村、三里河、呈子、陵阳河、大朱村、紫荆山、北庄、刘林、大墩子、花厅遗址、尉迟寺、段寨等17处。

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

大汶口遗址位于山东泰安，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典型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地与命名地，是中华文明5000年探源工程的关键聚落遗址。大汶口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300-前2600年，其出土的玉器中装饰品较多，这是大汶口文化玉器的一个特点。大汶口文化常见的装饰用玉主要有玉环、玉镯、玉坠等，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装饰打扮的生活习惯。大汶口遗址包含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三个阶段的文化遗存，尤以大汶口文化遗存最具代表性。大汶口遗址共发现墓葬、房址、陶窑等遗迹100余处，并出土了大量生产生活用具，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说明私有制已经出现。

泰安市大汶口遗址是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地，是中国黄河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据举足轻重地位。1959年首次发掘，清理133座墓葬，出土随葬器物与中原仰韶文化面貌不同，具有独特的东方特色，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大汶口文化命名。证实了山东龙山文化是一支有独立来源的文化，从而打破了当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仅有仰韶、龙山两支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东、西地区应是两个独立文化区，刷新了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认识。后随着有关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特别是1974年、1978年进行的第二、三次考古发掘，大汶口文化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明确。大汶口遗址前后延续的文化发展序列实证了海岱地区史前文化谱系的清晰脉络。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久，文化序列完整。为山东龙山文化的本地来源找到线索，不仅从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上找到了大汶口文化承袭自北辛文化的明确证据，并且将大汶口文化早、中、晚三期的文化面貌进行完整补充，为构建并完善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支撑。大汶口遗址的发掘成果为研究史前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问题开辟了道路并提供重要依据。

阜阳岳家湖遗址

岳家湖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阜阳市颍东区，2020年6~11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颍东区文旅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岳家湖遗址共分三个发掘区，东北部为一、二区，西南部为三区。二区发现有壕沟、墓葬、灰坑、祭祀坑等遗迹30余处。三区发现灰坑、墓葬等20余处。本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遗物，以陶器为主，另有少量石器、骨器。陶器有鼎、鬹、豆、盆、盘、大口尊、杯、罐、纺轮、器盖等；石器有钺、凿、锛、钻、砺石、镞等；骨器有凿、针等。岳家湖新石器时代遗址主体为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与尉迟寺类型相似。岳家湖遗址是阜阳市首次系统发掘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证明阜阳地区也是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的重要分布区。

泗洪赵庄遗址

赵庄遗址位于宿迁市泗洪县梅花镇赵庄村。1982~1983年首次发掘，2016~2017年进行了第二、三次发掘，发掘总面积1100平方米。勘察确认赵庄为一处总面积85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遗址，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总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灰坑、壕沟、兽坑、陶窑、水井等各种遗迹。赵庄遗址陶器以灰黑陶为主，红陶少见，纹饰有篮纹、镂孔、弦纹、捺窝纹、附加堆纹、划纹等。

曲阜西夏侯遗址

西夏侯遗址位于曲阜市息陬镇西夏侯村西，沂河南岸。西夏侯遗址发掘面积仅有414平方米，但发现了灰坑、陶窑、墓葬及建筑遗存，出土了大量大汶口文化器物，包括鼎、鬹、盉、壶、罐、缶、豆、钵、杯等陶器800余件；此外还有少量龙山文化器物罐、盆、盘、杯等陶器和斧、纺轮、针等石器骨器。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以及商代的文化遗存。西夏侯遗址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2021年山东省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

日照东海峪遗址

东海峪遗址位于日照市经济开发区北京路街道东海峪村。东海峪遗址面积约8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发现为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三叠层”。该遗址房屋台基出现了夯筑技术，也开启了中原地区传统的夯筑台基式土木建筑的先河。东海峪遗址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2021年山东百年百项重要考古发现。

墓葬研究

墓葬方向

大汶口遗址人的葬式通常为仰身直肢葬，也有俯身葬、屈肢葬和二次葬等，还发现部分折头葬、折肢葬等较为特殊的葬式。中晚期以后的文化层出土有木质葬具，随葬品中还出现了带有各种陶文的大口尊。大汶口墓葬中还出现夫妻合葬墓或夫妻带小孩的合葬墓，说明母系社会结束，人类社会开始步入父系氏族社会。

墓葬形制

竖穴土坑墓是中原地区从古至今的代表性墓葬形制，鲁中南地区的这3个遗址也不例外。有些墓葬的形似并不是太规整。如大汶口遗址早期的墓葬平面近梯形，头端略宽，足部偏窄；兖州王因遗址部分合葬墓和二次葬的墓坑为长方形或椭圆形浅坑。大汶口遗址早期发现有3座“仿石棺”葬，并不具备通常所说的石棺葬的完整结构，但修筑者用此来仿效石棺的用意相当明确。北辛文化就有数量不多的石棺葬，到大汶口文化已几乎没有。这3座石棺葬可以算是北辛文化对大汶口葬俗的深远影响的印证。二层台在早期就存在，可以分为熟土二层台和生土二层台。大汶口遗址早期有10座墓葬建造了二层台，生土二层台墓4座，3座为男性墓，1座为女性墓；熟土二层台墓6座，男性墓有4座，女性墓有1座。大汶口遗址中晚期有二层台的墓葬18座，男性墓4座，女性墓4座。建新遗址多数墓葬都有二层台，占比高达53.3%。从有限的数据可以看到，男女在二层台拥有概率和类型上确实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微乎其微。二层台在不同遗址间的差异较大，早期的大汶口的二层台占比达到17%，兖州王因遗址仅一座。中晚期的建新遗址占比为53.3%，大汶口为12%，西夏侯姓为65.6%。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已经有明确的木质葬具出现。大汶口遗址的木质葬具出现率约7%。葬具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有顶和四壁，勉强算葬具；第二类为有顶、底和四壁、原木构筑的墓葬；第三类为有顶和四壁，井字形墓葬。其中第一、二类各发现1座。第三类最多，有7座，既有单人墓，也有合葬墓，既有男性墓，也有女性墓。这些墓葬从墓葬规模上看都是大型墓。大汶口遗址的葬具的有无应当与墓葬的规模相关，和性别没有直接关联。

墓葬规模

大汶口遗址早期，女性墓面积最大为3.26平方米，最小为0.68平方米，平均为1.58平方米。男性墓面积最大为5.28平方米，最小为1.15平方米，平均为2.17平方米。男性墓平均面积比女性大0.59平方米。其中1~2平方米的墓最多，男女墓葬的比率分别达到了60%和58.82%。面积小于1平方米的墓葬，都是女性墓，没有男性墓。面积大于2平方米的墓葬，男性墓的比率是女性墓的2倍。

大汶口遗址中晚期，女性墓面积最大为13.44平方米，最小为0.9平方米，平均为2.33平方米。男性墓面积最大为4.41平方米，最小为0.87平方米，平均为2.02平方米。去除异常值，男性墓坑平均面积比女性大0.54平方米。

墓葬规模还与随葬品数量有关，两者呈正相关，随葬品多的墓葬，自然要有更大的墓室规模盛放物品。随葬品的数量，与墓主人生前的经济地位有关，富有者才能随葬较多东西。换言之，墓坑越大，墓主人也就越富有。

陪葬品

随葬獐牙或獐牙勾形器是鲁中南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特色，尤其是在大汶口遗址。獐牙一般握在墓主人手中，或左手，或右手，或两手各一。数量上大多是1件，极个别墓葬有3、4件。随葬獐牙的个体基本是成年人。龟甲是动物骨骼中的独特存在。在大汶口遗址中晚期和王因遗址都有发现。对龟甲意义、用途的研究由来已久，多数学者都支持它可能是部落中巫医的医具。骨牙雕筒、鳄鱼鳞版等是墓葬中极少的存在，发现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拥有这些物品的墓葬随葬品丰富，墓室规模大，有二层台和葬具。这些珍稀随葬品和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相关。骨牙雕筒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器具，在墓中一般摆放在腰部，它类型和良渚的玉琮很像，很可能是一种通天的工具或祭祖的法器。它的拥有者身份很高，可能是部落集团内的祭司、巫师或部落首领。

经济发展

经济地位

大汶口文化早期，男女经济地位已不再平等。大汶口遗址遗址作为一个区域中心遗址，社会成员的物质财富高于王因。如果墓葬随葬品数量区间代表墓葬的等级，大汶口遗址显然有较复杂的层次。大多数先民的随葬品都低于20件，少数人有50件以上的随葬品。不同等级的墓葬，基本都是男性墓占优势，尤其是较高等级的墓葬，以男性为主。兖州王因遗址却呈现不同的局面，社会成员没有大汶口的那么富裕，墓葬之间也没有什么等级，男女在随葬品数量上也几乎无差异。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中心型的遗址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和男女经济实力的差异，但是在普通遗址，仍是一片和谐的局面，男女仍生活在“平等”的社会之中。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男女的经济地位失衡已经变为普通现象。大汶口遗址仍旧是中心型遗址，社会成员比较富裕。墓葬之间的等级分化比较显著，富有者拥有更多的随葬品，群体间的经济差异已经到了难以匹敌的局面。但是男女之间的经济差距似乎并没有随之扩大。建新遗址作为一个小型聚落，代表了大多数普通遗址，他们的经济实力尽管不行，社会成员比较贫穷，但是墓葬也呈现等级分化现象，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的随葬品。说明此时男女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已经在整个区域内蔓延，成为大汶口文化的主流。

经济生产

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生产工具种类众多、有石质、骨质、陶质。男性专用的生产工具有镞类、凿类、两端刃器类、骨锥、骨矛、锛类、骨柶等，不仅种类多，数量更达到了平均每人有13.13件。女性专用生产工具仅有石纺轮，种类少。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男性的主要生产工具是锥、凿、锛、匕、镞、刀类等，还有加工未完成的半成品、制作工具的原料，如骨料、牙料。女性的主要生产工具则有纺轮和骨针。男女共用的生产工具有牙/蚌镰、斧、钩、铲等。男女所从事的工作和早期基本相同。

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种植适合黄河流域的耐旱作物粟。农业生产工具有石铲、鹿角锄等，木质农具如耒、耜等已经出现。三里河遗址中发现了贮藏的窖穴，表明当时已有较多的剩余粮食，农业经济达到较高水平。大汶口文化的饲养业比较发达，饲养猪、狗、牛、羊、鸡等动物，渔猎经济仍然占有一定的比重，骨镞、角质鱼镖、网坠等遗物表明当时居民在进行狩猎和捕鱼。当时还出现了一种大汶口文化特有的獐牙刃钩状器，鹿角为柄，可用来捕鱼和切割，为多用途复合工具，是大汶口文化的代表之一。

工艺美术

大汶口文化以一群特点鲜明的陶器为主要特征，有代表性的如八角星纹彩陶盆、白陶三足鬶、背壶、高领罐、觚形杯、刻符涂朱大口尊、大圈足陶豆等。这些陶器以夹砂陶和泥质红陶为主，也有灰陶、黑陶，而且还有少量硬质白陶。纹饰常见镂孔、划纹，附加堆纹、篮纹，还有软陶泥和朱绘。大汶口文化时期除发达的陶器生产技术外，制石、制玉、牙雕、骨雕业等也较发达，在其早期就已大量生产出磨制精致的石器，而且较多地使用了穿孔技术，有关出土文物如窄梯形玉铲、大件玉钺、穿孔石斧、骨牙雕筒、象牙镂空“8”字纹刻符梳形器、骨雕鸟、人面骨睢像、獐牙钩形器等，都是具有大汶口文化典型性和标志性的文物。大汶口文化用瓷土烧成的洁净白陶代表了中原地区甚至世界古代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大汶口文化陶器按质地可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按颜色可分为红陶、灰陶、白陶、橙黄色陶等，其中背壶是大汶口文化所特有的器物。

大汶口文化的房屋有圆形半地穴式，屋顶为木质的原始梁架结构，屋顶呈圆锥形。还有方形平地起建式，墙基挖沟槽，沟内填黄土立木柱砌建而成。当时的房屋大多结构简单，面积不大，小家庭式住屋。

生活习俗

葬俗

大汶口遗址先后于1959年、1974年、1978年进行了3次科学发掘，共发现墓葬189座，其墓向（也就是人体的头向）均向东方，有“头东”的葬俗。如果以大汶口遗址为中心再向四边辐射，“头东”而葬的习俗普遍存在。在大汶口文化所上承的北辛文化，以及下续的龙山文化，乃至岳石文化中，也存在这种习俗。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以泰山为中心的文化区域内，头东脚西的埋葬形式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头向东方的埋葬形式被广泛认同并延续几千年，必定有着它所属的信仰，而这种习俗应当与东方崇拜、太阳崇拜有关。史前时期，“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有过日神或日神信仰的历史”。太阳每天东升西落，循环往复，人们希望其灵魂能像太阳一样，周而复始，死后还可以再生。而大汶口人对死者的这种“头东”的安置，包含着对灵魂回归的一种寄托。

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成年女性和成年男性的丧葬仪式在遗址之间具有多样性，因此不宜对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性别关系和身份表达进行整体概括。例如，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三里河和建新遗址的墓葬表现出了不同的丧葬方式。三里河遗址，男性个体的随葬品数量平均为21.5件，而女性个体为14.6件。建新遗址，男性墓葬平均有17.8件随葬品，女性墓葬平均有11.1件。建新遗址早期，男性墓葬和女性墓葬的随葬品数量相当，但到了晚期，男性墓葬的随葬品数量要多于女性墓葬。

拔牙习俗

海岱地区的拔牙风俗兴起于北辛文化，繁荣于大汶口文化，衰落于龙山文化，贯穿于海岱地区史前时期居民中，是海岱地区时期史前居民尤其是大汶口文化居民的重要标志。拔牙现象在大汶口文化出现率非常高，拔牙的个体都是成年人。拔牙现象无明显的性别差异。这种习俗应该是在个体进入性成熟的转折时期进行的，可能和成年仪式相关，进而推测是开始婚配的标志。

枕骨变形

枕骨变形的出现概率也颇高。大汶口遗址的34个样本中，枕骨变形的出现率为100%。枕骨变形的男女出现率均为100%。王因遗址的的枕骨变形出现率约为69.51%，男性为75.76%，女性为43.75%。这些人的颅骨上不仅发现枕骨变形现象，大多数还拔除了上侧门齿。枕部变形的现象流行于大汶口文化的各个遗址，是大汶口文化居民非常有代表性的现象。枕骨变形的原因可能是处于美观、彰显强大或尊卑以其区分族群的需求‘。枕骨变形现象是大汶口文化居民的重要标志，是族群的象征。现代山东省一些地方仍有睡扁头的习俗。

太阳崇拜

大汶口遗址文化中的太阳崇拜遗迹中，最典型的是太阳直观形象的表现，在这些图形符号中又尤以图像文字最典型，而在大汶口文化的葬俗中所存在的头东脚西的葬式同样体现了对太阳的崇拜。在大汶口文化中，著名的“日、火、山”所组成的图像文字及简文，可以说是远古时代大汶口人对太阳崇拜最为典型的表现。截至2022年，海岱地区有关日、火、山的图像已发现8个，其中日、火、山三者组图的有3件，以日、火组图的有5件。前者有一件采集于莒县陵阳河遗址，一件出土于大朱村遗址及诸城前寨遗址。后者分别出土于陵阳河、大朱村遗址。对太阳的描绘常常是一个大的圆点，有的会有涂朱。因其存在的普遍性，有学者甚至认为这种图像文字是大汶口文化的族徽。尽管学术界对于此类图像的释读有飞鸟说、火焰说、云气说等多种释读，但图像上部为太阳是毫无疑义的，整个图像文字所反映的是史前先民举行祭日仪式的生动景象。

大山崇拜

人们对于山岳的崇奉，一方面是山的博大、高峻，以直观的形象给人以与天相接的感觉；另一方面山本来就是人类赖以生存与谋求物质生活资料的重要基地之一。在史前时期，生产能力极其低下，人类对于大山的依赖尤重，在对于生存的物质之源不可控的情况下，对生产这些物质的大山产生崇拜，也就顺理成章了。

泰山信仰的形成与发展，同任何一种信仰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一样，依赖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性质的不断完善。泰山信仰的形成是复杂的，但其信仰源头是人类对太阳、对大山的崇拜。因此也可以说，对太阳、对大山的崇拜构成了泰山信仰的核心。在大汶口人的眼中，位于东方的泰山，高大雄伟且具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变化莫测的气候物象，都是那么神秘莫测。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们非常自然形成了对泰山的崇拜。

聚落和建筑

大汶口文化早期聚落有长岛北庄和青岛北阡等遗址。北庄遗址是坐落在长岛大黑山岛东部临海坡地上的聚落，分为南北两大群，中部有较宽的间隔，每群内部又分为若干组。北阡遗址是一处濒邻黄海的小型环壕聚落，中部有两个小广场，广场周围分布着多少不一的房址。晚期的皖北蒙城尉迟寺小型环壕聚落，内部为相对独立的连间排房建筑。中晚期大小聚落的面积差别十分显著，焦家、岗上等遗址的规模已接近百万平方米，并开始出现有环壕的城址。章丘焦家遗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城址面积约12万平方米，而滕州岗上遗址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城址的出现和扩大，是社会分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或可视为早期国家诞生的标志。

房址有地面式和半地穴式建筑两类，平面以方形为主，面积多为10～20平方米，适合普通的核心家庭居住。地面式建筑多为木骨泥墙结构，四角的角柱较粗较深，应为承重柱。半地穴式建筑则先挖出一个浅穴，地面经铺垫加工，灶址多靠近一侧的墙壁，室内四壁下部和中部有数量不一的柱洞，多为斜坡式门道。尉迟寺类型的房址较为特殊，为互不相通的院落式连间排房，有2、4、5、8间不等，每间有独立的门道。房址周围有较浅的基槽，槽内密布小柱洞，应为木骨泥墙。大间房屋均有灶址，而有灶的房屋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消费单位。连间排房的出现应是受到豫南地区史前文化的影响。

社会文化

大汶口遗址文化的早期：其年代约在距今6100-5500年之间。本期的文化遗址以兖州的王因和江苏的刘林墓地为代表。这一时期文化的突出特点是：石器中开始出现穿孔石铲等较精致的磨制石器。陶器有泥质和羼和料的（砂、蚌末、云母等）两种，都以红褐色为主。灰陶占一定比例，黑陶不多。软陶泥盛行。陶器均为手制。陶器的纹饰有划纹、堆纹、锥刺纹、戳印纹等。代表性器物有釜形鼎、钵形鼎、觚形杯等。

大汶口文化中期：其年代约当距今5500-5000年前后。本期的文化遗址以大汶口遗址的早、中期墓、呈子下层墓、西夏侯下层墓为代表。这一期文化的突出特点是：开始出现轮制技术，但仅用于制造小件陶器。大件陶器仍手制为主，在鼎、罐类的口沿进行慢轮修正加工。彩陶仍盛行。典型陶器有：折腹鼎、实足鬶、背壶、大编织纹镂孔的高柄豆、灰白色的尊形器、单耳杯，并已开始出现无腹大袋足鬶（俗称“番薯鬶”）。

大汶口文化晚期：其年代约在距今5000一4600年前后。本期文化遗址以大汶口墓地晚期墓、西夏侯上层墓、三里河下层墓为代表。这一期文化的突出特点是：石器中出现了较多礼器化的石钺。陶器以灰黑陶为主，磨光黑陶占一定比例。并开始出现一种白色或黄色的细砂硬质陶。软陶泥已很少见。陶器纹饰出现了篮纹。典型器物有：篮纹鼎、细颈有腹小袋足鬶、无腹大袋足鬶、台座折腹豆、宽肩壶、黑陶高柄杯、瓶、长流盉、通体瘦高的背壶、垂腹尊形器等。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大汶口文化开始出现了刻在大口尊上的图象文字，共约十数个个体。这是目前山境内发现最早的原始文字。

大汶口文化时期，氏族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时期，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和贫富分化的出现，男女地位的变化：男子成为社会经济各个部门的主力，妇女成为家务劳动的主力。于是，氏族制度便从母权制进入了父权制。

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产生了小墓区或分群、分组埋葬现象；贫富分化现象已产生，并有逐渐加重的趋势；男女社会分工已十分明确。已经初步完成了由氏族所有制向家族所有制的转化，私有制经济成分已超过公有制。中期阶段家族私有制已经巩固，部落之间的战争日益频繁，许多战俘沦为奴隶。内外交流增多，文明因素不断涌现。晚期阶段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阶级对立已到处可见；商品生产业已出现；创造出图象文字。海岱地区已陆续进入文明社会的初期。

社会性质

学界根据大汶口遗址文化遗址发掘出土的物品，特别是墓葬，对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主要持3种不同看法：其一，认为私有制已经确立，一夫一妻制已得到巩固，应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阶段；其二，认为墓内随葬品悬殊，并已出现文字，应是奴隶社会的初级阶段，其三，根据大汶口墓葬材料，认为应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阶段。就这三种看法而言，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阶段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末期，后一阶段时母系社会开始解体，逐渐向父系社会过渡；中期则已经进入了父系社会，财富的私有化和贫富分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晚期生产力水平较中期有了较大发展，父权制已经逐渐没落，氏族制度也开始瓦解。

传承保护

1977年，位于泰安城南30公里处大汶河畔的大汶口遗址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规模1300平方米的“大汶口文化博物馆”建成，展示有关出土文物和模拟复原原始部落风貌；1998年，地方政府建起“大汶口陶艺研究中心”，生产的仿古陶器畅销国内外。2010年，大汶口遗址被列入全国首批23处国家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4年，为了更好地保护大汶口文化遗址，泰安市政府出台了《大汶口镇总体规划（2014—2030年）》，努力将大汶口打造成为“泰安市山水田园门户，全国历史文化名镇”。以大汶口文化为主线的“太阳部落”是中国首家展现史前文明的特大型主题公园，坐落在岱岳区满庄镇，2010年开建，占地3000余亩。太阳部落以情景体验的形式，将史前文化和游乐项目有机融合，使史前文明的场景在游客面前真实展现。

2021年，大汶口遗址入选“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为做好遗址保护工作，相关部门先后编制《大汶口遗址保护规划》《大汶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等。2022年，山东省泰安市成立了泰安大汶口文化保护和传承中心，作为大汶口文化遗址管护的专门机构，承担着大汶口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管理和维护，对出土文物进行征集、收藏和宣传展示，对大汶口文化遗址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等重要职能。

围绕遗址本体保护，泰安市完成了大汶口遗址保护设施建设工程、安全防范工程、已发掘房屋遗迹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等，并在遗址公园范围内安装安全防护设备，对遗址核心区进行全面视频监控，在遗址边界设立3733米长的封闭围网，多举措保护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与此同时，当地还完成大汶河防洪堤、文化墙等遗址环境保护工程，从而更好地展现大汶口遗址的价值内涵。为加强研究阐释工作，公园与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设立大汶口遗址考古工作站，配齐设备、经费、人员等，为探索文明起源、弘扬中华文化提供了更有力的科研支撑。为构建大汶口文化“全景式IP”，泰安市还从提升考古遗址公园综合效益入手，建成乡奢艺术酒店、创立汶阳镇田品农产品品牌、推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特色旅游商品、开发系列文创衍生品，通过整合周边文旅资源，不断提升、扩大大汶口文化影响力。截至2023年11月，泰安市在推进中的大汶口遗址汶河北岸保护展示工程，在对遗址模拟复原的同时，也会对古代农业生产、渔猎采集、制陶业等内容进行活化展示，并适当增加公众互动体验板块，全方位、多侧面地展现大汶口遗址的历史面貌与时代价值。

年代与分期

大汶口文化的分期方案颇多。学者基本都把大汶口文化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在具体的小期早晚划分上有所不同。高广仁先生把大汶口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以刘林墓地为代表，中期以大汶口墓地早、中期的墓葬为代表，晚期以大汶口晚期的墓地为代表。山东博物馆使用西夏侯和野店等遗址的材料将大汶口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段，三段有细分为十一期，一期为早段、二至七期为中段、八至十一期为晚段2。蔡凤书先生主张大汶口文化早期以王因遗址下层和中层的墓葬、大墩子下层的墓葬为代表，中期以王因遗址上层的墓葬、大墩子遗址上层的墓葬和大汶口早期及中期墓葬材料为代表，晚期以大汶口墓地晚期墓葬、西夏侯上层墓葬、景芝镇墓地和大范庄墓葬为代表3。栾丰实先生将大汶口文化划分为三个大阶段六期十一段，1、2段是第一期，3、4段是第二期，5、6段是三期，7段为第四期，8、9段为第五期，10、11段为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