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堂
李辉堂（1869—1943），广东四会县人，邮商。7岁时因父经商至沪，曾在上海玛礼逊洋行任建筑绘图打字员。因与外国集邮者相识，受影响而开始集邮。二十世纪初弃职后在北四川路设店经营邮票。1922年参加发起成立神州邮票研究会，任审核员。1925年与周今觉等发起组织中华邮票会，任董事。后该会全体董事加入外侨组织的上海邮票会。1936年与陈复祥、朱世杰、张承惠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国邮商公会，并任流通部主任。为中国邮商中资格最老者。三十年代以前，中原地区集邮家（如周今觉、袁克文等）多向其配购得珍贵邮票。
与邮票结缘
李辉堂7岁时随父到上海市经商。20岁时，进入上海马理逊洋行，学习建筑图打样，并且开始学习英文。
当时，骑自行车去街上兜风是一件非常时髦之举，李辉堂也买了一辆，每星期六必去骑一圈。有一天，他在街上遇到了一位外国人杜比的自行车坏了，李辉堂主动帮他修理。修完后，两人闲谈，杜比告诉他自己喜欢收集邮票，请他协助找些从信封上洗下来的旧邮票。在此之前，李辉堂还不知道邮票是何物，更不知道还有人在收集它。过了几天，李辉堂从洋行往来的信件中，剪下来不少邮票，都送给了杜比，杜比回赠他一些饼干糖果和10元钱。由此李辉堂开始与邮票结缘。
19世纪未和20世纪初，李辉堂住在上海云南路会东里，后来搬到江西路桃源坊105号，便从事邮票买卖活动。为了经营邮票生意，他还在当时的报纸上刊登“收买人头”和“龙头”的广告。
20世纪初，李辉堂从业余邮商转为职业邮商，在上海四川北路设店经营邮票。那时，中国人很少收集邮票，顾客几乎都是住在上海市的外国人。在这条街上，还有两家邮票商店，店主都是他的广东省同乡——陈绍周与冯兴记——他们两人经营邮票时间都不长。陈氏故去，冯氏返回广东。
邮票轶事
1919年7月初，美国在上海邮局发行“美国总统像第一次加盖改值邮票”，李辉堂从美国邮局买下了其中面值2元的全部复盖邮票，将2枚送给售票员作为酬谢，其余均按面值10倍至50倍售出。
当时，美国在华客邮邮局设在外白渡桥，今黄浦公园附近。美国客邮局的职员张某与李辉堂是至交，李曾拜托张某代为注意变体邮票，多年未果。1922年12月下旬，美客邮邮局行将结束之时，张向李辉堂出示一全张面值2元的复盖邮票，而且只按面值卖给他，以示友情。张某在美国客邮邮局即将结束时，奉命将所存邮票全部销毁，面值2元者数量不多，置于最下层。当张某发现这是一张复盖邮票时，设法将其挪于上层，趁美国人不注意时，藏于他处。
这张复盖邮票，系加盖时略有移动所造成，并非全张每枚邮票都见清晰复盖痕迹，在全张右下方复盖最明显，左上方则不清晰。李辉堂将其撕开后，分等级出售。
李辉堂一生多次经手名贵邮票。例如，1922年4月，棉加义邮集第一次拍卖时，其中有一枚“红印花小壹圆”邮票，当时争购这枚邮票的人，只有那么两三位，结果被李辉堂以银200多两（约合150美元）的代价拍获。第二年，他私下卖给上海市一位收藏家霍雪侯，售价不详。霍氏在保存30年后，于1955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750美元的代价转让给美籍夏威夷华人收藏家李罗拔（ROBERTC.H.LEE）。
在“万寿八倒”邮票中，有一种“万寿加小字壹分倒盖”邮票，李辉堂在民国初年曾获旧票2枚，分别卖给德铿和梁芸斋。但是，这种倒盖邮票当时在集邮界被认为是伪品，而且时间还相当久，然而李姓深信绝非品，只是说不出道理来，直到40年代中期，也就是李辉堂逝世以后，才被上海国粹邮票公司主人陈志川考证为真品，其论文发表于《国粹邮刊》上。李辉堂经营邮票方式，相当保守与陈旧。民国以后、他不做广告，只买卖一些高档的中原地区早期邮票，也不设立门市，仅同当时著名的大集邮家交往，如周今觉、袁克文等。
袁寒云在《说邮》中，记有“予初自复祥易得省新1元，继以辉堂之介，自布许易得3分作2分倒盖……”“清海关邮政局第一次大龙文券之阔边3分新者，已极罕贵，而阔边5分新券，尤为难得。难者为华邮大珍品之一，有求之累年，而无一购者。昨岁今觉，曾以一枚见赏，虽边际微有裂痕，而胶水完好，色泽鲜洁，已自诩宝矣。顷以辉堂之介，又得一枚，视前尤为精美完善……”“予近以李辉堂之介，得自德意志国人某君所藏邮券一巨册，就中珍品，累累，颇有仅存之奇宝，爰缕述之，以志邮录。”“中华民国临时中立邮券有二分一品，周今觉藏一连残函者，曾于邮话中记之。其外惟李子辉堂有之，亦连残函。
从袁克文几则简略的记载，可以看到当年李辉堂曾卖给（包括介绍）他不少名贵的中国邮票。李辉堂虽然终身专门经营邮票生意，而且经手中国珍罕名品难以胜数，可惜他不注意研究邮票发行的来龙去脉，真伪鉴定，没有个人的邮学著作，更没有自己的邮集。据说此人还相当主观与自信。由于经营手段落后，因此后来营业不振，无法与同行竞争，晚年生活苦不堪言，既吸食鸦片烟，又双目失明。所剩邮票被其继室以极低之价全部卖掉，对他并予以虐待。上海市集邮界曾准备赞助他的生活，因其无独立生活能力，找不到能使李辉堂真正受益的办法，只得中止进行。
李辉堂在外国人主持的“上海邮票会”担任过中国籍董事；在周今觉任会长的“中华邮票会”里担任过拍卖部主任；在“中国邮商公会”里担任过第二届会长。
邮票事业
中国最早的邮票商社出现在1909年，一是上海的李辉堂，一是福州市的"世界邮票社"。约20世纪初，李辉堂在上海江西路桃源坊105号的住家里，开始了他的邮票买卖活动。为了经营邮票他还在报纸上刊登收买“人头”和“龙头”的广告。朱世杰曾撰《老邮商李辉堂略传》，对李姓评价甚高，其文曰：“吾国邮商前辈中资格最老者，当推李辉堂君。君粤籍，现高龄已六十有九，清末时，卜居云南路会乐里，现寓居北江西路桃源坊一O五号。余在四十年前已与君订交为邮友，过从甚密。其次有陈绍周及冯兴记二君，亦粤籍，均设肆在北四川路，惟范围较小。所谓吾国邮商创自粤人，言不虚也。陈君已逝世，而冯君亦回粤不知所终，独李君健在。八一三后，炮火隆隆中，一度抱恙甚剧，同好闻之甚忧。余即亲访慰问，兹则早巳恢复健康矣。李君在逊清时代，本供职玛立逊洋行，为建筑打样，交友广阔，西友居多，因斯时集邮者皆为西人。而国人对于此道，极为幼稚，除胡乱粘贴杂邮外，一无研究，何谓邮学，更非所知，对于国邮尤为漠然。李君有高足二，为冯荣龄与庄梁立二君，在寓所习练建筑图样，兼习邮艺。满师后，见邮业有发展期望，遂弃旧业而专致力于邮。冯君设肆四川路宁波路口，惜在一二八后去世。庄君设肆虹口区，与绘慈禧万寿票图案之法人地维拉君之夫人。按夫人珍藏名贵华邮颇丰，庄君为之经手贩售，获利亦丰。工部局西人德根及施开甲二君，亦为庄之主顾。后庄君介绍施与夫人直接交易，珍品成交甚多。施君深感之，乃介绍庄于工部局打样处供职以报之。” (载《邮典》第一卷第二期)
专业邮商
李辉堂先生常参加邮票拍卖会与西人竞价。张赓伯在《邮海沧桑录》中写道：“李姓得风气之先，早年为打样师，后专营邮业。先后经营，垂五十年，珍品经手虽多，惟平时对于邮票不喜加以研究，票品到手辄尽。自信力太强，亦为后来营业不振之原因。二十余年前，鲁意师摩拍卖，每有一老者道貌岸然，手御钻戒，口衔雪茄，据前排坐，每遇罕贵票，辄与碧眼儿竟购甚力。某次与一西人争购临时中立一角六分、五角票两枚，出价高于市值一倍以上。此时国人高等集邮家颇少，人均为之注目。时余方弱冠，求学沪滨，亦时至鲁意师摩拍购廉价西票，见此老者，亦以为奇，私询于人，始知即老邮商李辉堂也。”
李辉堂先生还注意联系邮局人员取得变体邮票的优先购买权。自1898年起，大清国家邮政开始发行伦敦版“蟠龙图”邮票，上海市有位叫朱世杰的在邮局服务，那时他尚未集邮，也没有邮识。有一天，朱世杰卖邮票时，发现面值5角的邮票全张票没打齿孔，只好用剪子剪开出售。李辉堂此时正在洋行任职，已经具有一些邮识，嘱托上海、北京、天津市、福州市等地邮局内相识的工作人员，如有打齿孔或错印等邮票，他都可以高价收购。朱世杰闻之，非常后悔曾费功夫把能赚大价钱的邮票毁掉。李辉堂与朱世杰两人商定，凡遇中缝漏齿邮票，面值在1角以内者，每3对作价1元。后来，朱世杰发现了不少这样的邮票，每星期两人都会交易两三次，多则百余对，少时也有数十对，李辉堂都是照价收取。
辛亥革命爆发以前，李辉堂主要是在家中接待外国集邮者，替他们补配中国邮票。他待人态度相当诚恳，从不得罪任何一位顾客。
李姓经手邮票珍品虽多，但自己很少保留。他曾经多次经手红印花“小壹圆”邮票。有一次，有位外国人要卖给他一枚“小壹圆”邮票，索价100元，李辉堂还价92元，未能成交。1922年，棉加义的中国邮集在鲁意师摩洋行分期拍卖，李氏拍得红印花小字当一元新票一枚，万寿大样票三枚。“小一元”后归霍雪侯所有，三样票被收入周今觉邮集。这枚邮票黄氏图鉴编号为第16号。据传这一枚红印花小壹圆票，是海关邮政客卿绵嘉义当年亲自在邮局窗口购买的，当时共买了二枚，保存在绵氏中国邮票专集中。1921年绵嘉义退休，次年四月绵氏邮集在上海拍卖。邮商李辉堂拍得此枚，据闻当时拍价仅二百数十银两，约合美金150元左右而已。李辉堂旋郎於1923年，将此枚小壹圆票秘密转让与霍雪侯，他人均无所知，直到二十五年以後，交通部邮政总局和新光邮票会，於1948年5月19日在上海联合举办邮票展览会，霍雪候以此枚邮票参加展出，集邮界始恍然大悟。霍氏保存30年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卖给美籍华人收藏家李罗拔。
《邮乘》第一卷第二期，“珍品披露”专页曾刊出周今觉珍藏的“1922年美国在华客邮二元复盖票四方连”珂罗版影印图样，此四方连就是从李辉堂手中购得的。
1927年，袁克文购得名贵的布许邮集，是由李辉堂介绍成交的。在《寒云日记》中曾多次提及：“(1927年2月)十九日，李辉堂来，邀过布许家观邮券。”“(3月)初五日，李辉堂来，邀至布许处观邮券，有佳品甚多，索值四千元，署约而返。”“十四日，雨中偕辉堂访布许，商邮集事。予先返，辉堂、布许携邮册继至，遂以册归予，值四千金，珍券累累：最罕贵者有汉口、南京临时中立用过者全七八枚。福州市中立欠资全六枚。二元宫门倒印、四分暂作三分倒盖、海关加盖四分及一角棕色两倒盖、伦敦加盖四分倒盖等品，或久已名著，或未见谱录，皆希世品也……”该年袁克文还从李辉堂手中购得不少国邮名贵票。《寒云日记》载：“(二月)二十六日，辉堂来。为予以三百元易得中华三分券暂作二分倒盖一品。厥券存世者不逾二十枚，亦奇宝也。” “二十八日，辉堂来，以光复、共和纪念券两全部贻我。”“(三月)十二日，辉堂以新行限吉黑贴用邮券全部见让。”“(四月)二十五日，辉堂为余求得限新省贴用新票，已销印者全部，值七十元。”“(五月)初八日，辉堂携示临时中立中华民国二分邮券一品，联一残函，乃元年三月二十日自汉口寄往上海市者，其文字与他品无殊，惟华民二字相离较狭，人遂疑为伪，或恐别有此版式，若万寿券大字加盖之有长短距离然，不得目为伪且邮印真确无疑，非作伪者所能办。厥品海内仅存二枚，一归今觉，一即此也。”“十二日，耀宗、辉堂来，为余易得清红印花暂作二分邮商倒盖一品，其上卦形邮印，值七十元。”“十五日，辉堂为余以一百九十元易得珍邮二品：一海关第一次阔边五分新券；一红印花加盖当五元新券。”
在“万寿八倒”邮票中，有一种“万寿加小字壹分倒盖”邮票，李辉堂在民国初年曾获旧票2枚，分别卖给德铿和梁芸斋。这种倒盖邮票当时在集邮界被认为是伪品，而且时间还相当久。然而李姓深信绝非伪品，只说不出道理来。直到李辉堂逝世后，才被上海国粹邮票公司主人陈志川考证为真品，其论文发表于《国粹邮刊》上。
组建邮会
1912年，在上海工部局任职的德根和施开甲、在中国海关任职的绵嘉义等人在上海开利饭店聚会，决定成立上海邮票会。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集邮团体。中国集邮者中最早加入该会的是李辉堂先生，并担任该会理事。1937年，为纪念该会成立25周年，曾于4月11日至17日在博物院路亚洲文会伍连德讲堂举办集邮展览，有30人参展，展品共268框，其中华邮占60％，商埠、客邮占10％，其余为世界各国邮票。中原地区周今觉、李辉堂、叶颂蕃、朱世杰的藏品参加了这次展出，并在这次邮展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1922年张承惠先生结识了华商证券交易所任职的陈复祥，由于有共同的爱好，邀约叶颂藩、李辉堂、黎永锦等中国集邮有限公司先驱，在沪文监师路陈复祥家聚会。8月，由先生和陈复祥发起，经过商议决定创立上海神州邮票研究会。会上推举承惠先生为英文书记。“研集最久”的京兆画家张株村为会长，会议规定每月举行一次月会，为维护会员权利，交换票簿中的邮票不得售于非会员。
1925年7月11日成立中华邮票会时，李辉堂被推选为评议员。当时该会未设交换部。至该年12月6日召开第四次常会，始有人提议创设邮票交换部，并推举李辉堂为交换部主任。为此，李辉堂认真制定了交换章程。不知何种原因，《中华邮票会交换章程》迟至1927年2月才由董事会审定通过。
李辉堂制定的邮票交换规则是建立在会员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以邮票交换簿为载体；以交换部主任为中心；以轮流互寄的方法沟通会员有无需缺，使缺票会员可从容选择所需之票，并先取票而后付款。使余票会员不必上市便可售出复品，这在邮票商业尚不发达时期，无疑受到集邮团体成员的欢迎。可是此交换规则手续繁琐，在时间上受邮递速度、会员闲暇时间等限制；在交换邮票品种和数量上受交换簿制约，且会员诚实程度参差不齐，其处罚办法并不易实行，所以，邮票交换规则尽管制订得十分周密，但在实际操作中，交换双方都感到诸多不便，不如到邮商店摊选购或出售，不仅宽松自由，且可议价还价，随意挑选。因此，中华邮票会会员之间的邮票交换活动并不那么活跃，参加的人数有限，影响也不大。
中华邮票会在1926年1月3日召开的该年首次常务会上议定要改组“领导班子”，即“添设董事会，……凡董事以常年居住本埠之会员为限，并可选举外国人二名。”此选外国人为董事一节，乃是周今觉、李辉堂等人被推选为有外籍人的集邮团体——上海邮票会董事的回报。但此议迟而未决，或许是外籍集邮家不愿接受，或众会员反对此举。至该年9月26日召开的第一次年会，经选举产生的6名董事仍全是中国人。在会刊《邮乘》二卷四期插页中，刊出了“董事部全体造像”及职务分工：周今觉，会长兼出版部主任；张棣村，中文书记兼会计部主任；叶颂蕃，英文书记；陈复祥，拍卖部主任；袁醴波，藏书部主任；李辉堂，交换部主任。上述6人，前5人均是集邮家，仅李辉堂一人自署邮商。不少著名邮商均未能入选，而李辉堂却能独占一席，可见李辉堂在周今觉会长眼中非同一般。
1936年1月1日，经过上海市著名邮商陈复祥多方联络、酝酿筹备，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邮票行业组织——中国邮商公会。流通部由邓伯昭与李辉堂两先生负责。该会成立后，组织健全、纪律严明，注意邮商道德，得到了集邮界的认可和好评。
集邮著作
李辉堂虽然终生专门经营邮票生意，而且经手中国珍罕品难以胜数，可惜他不注意研究邮票发行的来龙去脉和真伪鉴定，更没有自己的邮集与邮学著作。只是发表了几篇概论性质的短文。
在《神州邮票研究会会刊》第一期中，刊登了李辉堂先生的《中国邮票史》一文，追述了世界邮票和集邮事业诞生、发展的过程，简单介绍了中国大龙邮票、万寿邮票及其改值邮票、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及商埠邮票的有关情况，其中对万寿邮票改值邮票叙述尤为详细。在今天看来，这些文章可能失之浅显，但作为发表在中国第一个集邮团体的唯一一份会刊上的文章，其影响还是较大的。
张包子俊先生创办的《邮话》以奥伦多邮票公司名义出版，1942年1月1日创刊，第1期刊出时年71岁的邮坛元老李辉堂的300字简短《叙言》，以及陈复祥先生的《邮商与集邮家之关系》，基本阐明张包子俊与年轻气盛的钟韵玉合作创办奥伦多公司的宗旨。
凄凉晚年
李辉堂先生年轻时可谓风光无限，老境却非常凄凉。由于经营手段落后，因此后来营业不振，无法与同行竞争，晚年生活苦不堪言，首先是票品被盗卖。据《新光邮票杂志》7卷6期文章，李先生晚年所藏珍票，已经出售尽，但历年所积的普通票如前清之无水印小套，民国之伦敦北京版半分至二元小套、新省公文贴用票等，均有大量储积。一日，家中门户未启，忽失去次类票一大批，总值在二千元以上，李先生懊悔万分。应该是其继室所为。后来他双目失明，吸食鸦片烟的旧好复发，因为久病没有戒绝，所剩邮票被其继室以极低之价全部卖掉，供自己挥霍，并对李先生予以虐待。上海市集邮界曾准备赞助他的生活，因其双目失明无独立生活能力，恐怕钱款被其妇截留中饱，又找不到能使李辉堂真正受益的办法，只得中止进行。
1943年1月10日，李辉堂先生在上海逝世，家徒四壁，全赖生前好友支持，后事才能办成。《甲戌邮刊》第10卷1、2、3、4、5期连续发表了《李辉堂老境堪怜》和《李辉堂君在沪逝世》两篇文章，对李辉堂先生晚年的遭遇寄予无限同情。《国粹邮刊》在《名邮商李辉堂逝世》消息中写道：“今日国内集邮家宜无不知李辉堂其人者。李姓经营邮业最早，在国人中应居元老之列。惜本人并无邮集，致晚年存货售罄后，以日薄西山之年，历遭坎坷，诚邮人中之最不幸者也。”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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