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庆黎
苏庆黎，出生于1946年，台湾省台北市人，前台湾夏潮杂志总编辑，爱国主义者苏新长女，中国台湾的民主运动参与者与社会运动参与者。2004年10月19日10时45分在北京病逝，享年58岁。
人物生平
苏庆黎的父亲为前台湾共产党的重要领袖苏新，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时，苏庆黎全家前往上海市避难，之后苏新滞留大陆，苏庆黎与母亲回到台湾，但不久后母亲即被逮捕，于是苏庆黎被寄养于亲戚家中。苏庆黎于高雄女中毕业后，于1964年考取东海大学历史系，1965年重考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苏庆黎就读大学期间不但认识杨逵，就读台大期间也与王晓波、南方朔、徐正光、王拓等人相识；1971年苏庆黎本有意前往美国德拉瓦大学社会学系就读，但台湾当局“国民政府”由于其父苏新的背景而不准其出境。
苏庆黎于1946年2月10日在台湾省台北市出生，取名“庆黎”，即“庆祝台湾的黎明”、庆祝台湾光复之意。她是爱国主义者苏新的长女。苏新在“二·二八事件”后携家人奔赴祖国大陆，其妻被累，铛入狱，后来苏新托人将苏庆黎带回台湾由亲友抚育。苏庆黎是由姨母抚养长大的。从此以后，父女两人隔着迢遥海峡两岸相离，终究无法再见到一面。
苏庆黎此后，出任《夏潮》杂志首任总编辑，《海峡》杂志总编辑，在陈鼓应介绍下与张俊宏、许信良、姚嘉文和康宁祥等党外人士，同时在台湾政论、夏潮杂志等杂志从事写作。苏庆黎与陈映真、陈鼓应等人大量介绍台湾于日本占据时期的人事物、并且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分析台湾的政经发展，引发当局注意；1978年开始苏庆黎开始从事党外助选活动，并且于美丽岛杂志担任编辑；美丽岛事件后，苏庆黎也于1979年12月25日被捕，后因罪证不足释放。据吕秀莲在所著《重审美丽岛》中指出，中国国民党当局释放她的主要原因，还是考量其父苏新在大陆的因素。
1983年，苏庆黎加入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并且于1984年与邱义仁、贺端蕃等人筹组劳工法律支援会。1987年苏庆黎与王义雄、王拓等人筹组工党，但之后于1988年退党；1989年台湾劳动党成立后，苏庆黎出任劳动党秘书长，但也于1990年辞职。之后苏庆黎从事有关劳工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田野调查，2004年10月19日病逝于北京市。
人物事件
姨母女性意识的启蒙者
苏庆黎的诞生，连系她往后反叛的时代氛围，到处都飘荡凝重地肃杀气，她的生命从此与这个社会的脉动搏斗，印染赤烈的色彩。
五湖四海、豪放不拘的个性，成为苏庆黎日后的社会组织工作中很特殊的长处。可能是受姨妈影响，她姨妈在当时的交往对象，有许多是有异议色彩的，这些人让她对人的辨识与敏锐度提高。但在40年代出生的台湾女性，很少有她那样特立独行的表现。她认为，纵然革命家族的背景让她早熟，但形成她的人道关怀与女性自觉的关键，则与姨母的教育有关。苏庆黎的姨妈蛮关心贫穷的病人，她大概每一年，总会有一两次把家里旧的衣服之类整理好，然后就开始拜访一些比较穷的人。事实上这种直接的人道关怀，对苏庆黎的影响很大。因为说实话，在当时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对而言，外面那个贫穷世界是完全陌生的，因为姨妈的慈善举动，直接把苏庆黎带到那种贫穷的家庭。
当时苏庆黎是很不喜欢这种等于有点像是强迫的教育形式。姨妈是有意的，但姨妈就是一定要苏庆黎我去接受这样的教育；姨母拜访那些穷人，他们的家里黑暗、肮脏、恶臭，苏庆黎到现在闭上眼睛都还可以回到那个……害怕的不得了。所以，苏庆黎觉得影响我一生很大，苏庆黎现在还可以看到的，就是进入那样的家庭，看到苏庆黎姨妈能够和颜悦色，好像很高兴和这些穷人很亲近的谈话。苏庆黎真的很佩服她。可是苏庆黎恨不得跑掉，苏庆黎姨妈却能够那样愉快，譬如跟病人谈话什么的，这个对苏庆黎的影响很大。庆黎的姨妈，在结婚前曾有个志愿，想当记者，是颇有独立见解的女性，却未能如愿。可是她婚后的一言一行，仍表现出女性的自主。譬如说，在家庭教育中，她对子女两性平权的生活教育，和无时无刻要小孩不要歧视贫穷。
大学时期吸收思想的养分
对历史一直有强烈兴趣的庆黎，终于如愿考上台湾中部一所教会大学历史系。当然，她很快就失望于系上保守的学风。“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大学也是中国国民党掌控思想教育的一环，因此，就不难想像历史教育，其实就是要让年轻人对历史失忆。
决定离开中部后，苏庆黎又回到姨妈家准备重考。后来，上了台湾的菁英学校——台湾大学哲学系。台大，就像是香港大学在殖民地的功能一样，是统治菁英的培养所，台湾已脱离日本殖民，许多入主统治阶层的人士，都出自此地。但是，台大同时也是反叛青年的聚集地。哲学系的培训，并未带给庆黎学习上的成长，她觉得当时哲学系都读些蒋梦麟的、经验主义的东西，逻辑实证论之类的，例如伊曼努尔·康德。后来，她觉得哲学系的环境很糟糕，便转到社会系，没想到会更烂。
如果学院的学习对庆黎有帮助的话，应是校际的串连。当时她认识一群有批判能力的朋友，像南方朔、王晓波、王拓、徐正光等人，他们后来都是台湾社会舆论与良心的指标。庆黎觉得，像徐正光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给她的收获很大，在她往后从事社会实践时，让她更贴近台湾的现实。另一方面，她的思想倾向，先是受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中较进步的流派影响，后来偷偷地找了社会主义的书来看，这些书是从“匪情”资料室偷出来的。
60年代，外面世界风起云涌，信息却依旧吹进密不透风的台北市。玛利诺修会的外国修女，将琼·贝兹和鲍勃·迪伦反越南战争的歌曲带进校园。那时，苏庆黎从自订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星岛日报》，得知文革与火红的香港学生运动。
社会关怀介入人权工作
70年代，台湾社会依然延续白色恐怖的“反共镇压”，这时苏庆黎开始介入人权工作。陈映真案、陈玉玺事件、陈明忠案、成大、淡江青年案的罗织罪名，无非是怕有任何社会主义的星火冒出。当然，对主张“台湾独立”的派系，也全力打压。透过美籍在台研究女工问题的艾琳达（LindaGailArrigo）关系，也透过教会系统，庆黎暗中将这些档案送出去，给国际特赦组织或海外华人，然后向国民党政府施压。这项工作很冒险，后来在美丽岛事件中，差点被关的庆黎透露，中国国民党对她与这群朋友搞的人权工作，一直视为眼中钉。
社会形势演变，说明了台湾社会必须有左派的窗口。在一个晴朗的下午，苏庆黎与名作家陈映真相约在街上，若无其事的作散步状，苏庆黎打算跟陈映真商量大事。那时候，电话监听、跟踪、装窃听器是常有之事，在大街上交谈，恐怕是较安全的。苏庆黎左顾右看，觉得放心了，将想办一份社会主义刊物的想法，告诉了陈映真，据苏庆黎形容，他吓得要命，骂她是不是疯了。
果然，台湾战后第一份社会主义刊物《夏潮》杂志出炉了，苏庆黎任总编辑。为了要掩护左倾色彩，通常都将社会主义写成社会正义。这份杂志标榜“乡土的、社会的、文学的”，延续日本殖民地时代，左派力量“反帝、反封建、反资”的色彩。
陈菊祭拜
高雄市市长陈菊09年5月21日率团前往北京、上海市“行销2009年世界运动会”，陈菊此行的官方发布行程，只有一个属私人性质的活动，那就是去祭拜故友苏庆黎。
2009年5月23日，陈菊在北京福田公墓祭拜早年共同参与党外运动的苏庆黎。陈菊一边拭泪，一边轻抚着苏庆黎骨灰坛，她说：“我看到她漂亮照片，庆黎在那个年代非常有魅力，永远让人难忘的，永远的苏庆黎！”
十年一别天人永隔，1998年陈菊曾来北京探望当时已病重的苏庆黎，这次访京陈菊坚持一定要来墓园看看。而祭拜苏庆黎是北京行唯一的“私人行程”。陈菊在北京福田公墓“祭奠室”为苏庆黎献上一束淡雅的鲜花，表达对老朋友、好姐妹的深情怀念。她还轻抚苏庆黎的骨灰坛，伫立凝思，神情肃穆。
站在苏庆黎骨灰坛前，陈菊曾细心地端详骨灰坛上方的记载与逝者的图像，口中还喃喃低语，似乎在追寻当年共同参与过、已然逝去的流离岁月。陈菊说：“虽然庆黎听不到了，但这是我和她心里的通话。”
陈菊回忆说，在台湾最威权、最困难的年代，她们共同度过了艰难、恐惧的岁月。她说，苏庆黎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在恐惧中长大，2004年在北京逝世留下很多未竟志业。如今，台湾时空已有很大变化，让人更觉感慨。
对于媒体记者询问有关苏庆黎的父亲被外界视为统派人士，陈菊淡淡地回应说，今天来看苏庆黎，不是来各自陈述政治立场的：“人除了政治，还有人性，人生有那么多政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