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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

蒋梦麟

蒋梦麟(1886年1月20日～1964年6月19日)，原名蒋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市人，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景星学社社员。蒋梦麟是中国新教育的倡导者之一，有《西潮》《孟邻文存》《谈学问》《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新潮》等著作传世。

1898年，蒋梦麟入绍兴中西学堂就读，结识任学堂监督的蔡元培，此后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就读。1908年赴美留学，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12年毕业获教育学士，之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17年3月获博士学位归国。1919年7月，蒋梦麟代理北京大学校务，9月任北京大学教育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总务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曾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第三中山大学(后改为浙江大学)校长，1928年担任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部长。1930年，蒋梦麟辞去教育部长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直至1945年6月任行政院秘书长，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离开教育界。此后他担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10月，蒋梦麟迁居台湾；1964年6月19日，蒋梦麟病逝于台北市。

蒋梦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对旧的教学秩序和科研制度进行整顿，大力实施以“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为核心的改革举措，使一度衰败的北京大学重现生机与活力；在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时，他主持制定了《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蒋梦麟的推动下，台湾地区在土地改革、技术革新、人口控制等方面加快发展，为农村的复兴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1886年1月20日，蒋梦麟出生于余姚市黄家埠镇，幼时进入私塾完成启蒙教育，学习了四年时间，他却对中国传统教育所讲授的《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深感乏味。1898年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就读，接触到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并为之吸引，时值蔡元培任学堂监督，受业于蔡元培，师生之谊深厚，此后便成为他的坚定追随者。

1902年，就读于杭州教会学校的蒋梦麟受学生运动影响被迫退学，为避免对以后求学造成不利影响，他将原名蒋梦熊改为蒋梦麟，顺利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学习；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

出国留学

1908年，蒋梦麟自费赴美留学，先于1909年2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农学，就读半年后，他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农业，各个领域均需学习西方，便决定放弃农学专业，同年秋季转入社会科学学院主攻教育，以期教育救国；1912年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获教育学士。

毕业后，蒋梦麟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教育家约翰·杜威研习教育学和哲学。1917年3月，他撰写毕业论文《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将上千年中国教育制度与西方教育发展相比较，探讨了不同教育环境对国民素质和国家命运的影响，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投身教育

1917年6月，蒋梦麟回到中国，他先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兼任江苏教育会理事，又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社部总书记，担任该社刊物《教育与职业》主编。1919年创办《新教育》杂志，致力于新教育思想的传播。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学生而辞职出京，1919年7月，受蔡元培之托，蒋梦麟代为主持北大校务，两个月后蔡元培复任校长之职，蒋梦麟受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哲学系主任、总务长，此后凡蔡元培离校出访，他均代理北大校务。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蒋梦麟与胡适共同发表《我们对学生的希望》。1923年，蔡元培辞职，蒋梦麟第三次担任代理校长职务；1924年，蒋梦麟发表《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1926年，蒋梦麟因发声谴责镇压学生的暴行，被列入政府通缉黑名单，被迫离开北京大学转赴上海市、杭州市。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梦麟先后担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第三中山大学(后改为浙江大学)校长。1928年，蒋梦麟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同年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成为第一任教育部长，在任期内他主持制定了《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和相关大学规程，出台了针对中国教育工作的全面方案。

1930年，蒋梦麟辞去教育部长职务，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梦麟积极支援抗战，与文化界人士一起支持政府对日交涉，在肯定和保护学生抗日热情的同时，他也反对学生放弃学业，而进行游行抗议等活动，以避免无谓的牺牲。1933年5月4日，他受聘为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6月14日，他受聘为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委员；1934年，他受聘为隶属全国经济委员会的教育委员会委员。1935年11月24日，蒋梦麟、胡适、梅贻琦等平津各大学校长、教授联名发表宣言，斥责冀东伪政府，反对华北“自治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局势紧张，蒋梦麟率北京大学南迁，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设长沙市，后移昆明市，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战争环境中培养人才，积蓄力量。蒋梦麟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为三常委，共同负责大学日常事务，保障大后方的高等教育不中断。1941年7月，蒋梦麟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弃教从政

抗战胜利后，1945年6月，蒋梦麟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10月他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自此离开教育界。蒋梦麟在北京大学任职累计二十余年，成为北京大学校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1948年10月，蒋梦麟任中美合作成立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简称农复会），主要开展农村土地改革以及复兴中国农村社会。1949年7月至9月，他往返台湾、福建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等地，协商开展农复会相关工作；同年10月，蒋梦麟迁居台湾。

1950年至1953年，蒋梦麟率先提出人口节育问题，并陆续发表《三七五减租面面观》《土地问题与人口》《为什么要限田？限田以后怎么办》等十篇有关阐释土地改革政策的文章，领导和推动台湾土地改革。此后他致力于技术革新、人口控制，为中国台湾农业的复兴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1958年，蒋梦麟因在农村复兴方面的突出成就，获得菲律宾政府颁发的麦赛赛奖。1959年，蒋梦麟发表“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一文，再度呼吁推行家庭计划及节制生育的必要性。

逝世

1964年6月19日，蒋梦麟因肝癌病逝于台北市，享年79岁。

主要成就

推进北京大学教学改革

蒋梦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对旧的教学秩序和科研制度进行整顿，大力实施以“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为核心的改革举措，使一度衰败的北京大学重现生机与活力。

校长治校：校长治校是一种借鉴美国教育制度、保障民主办学的策略。蒋梦麟认为中国有许多地方要向西方学习，尤其是美国，包括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他主持起草《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明确规定北大“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设置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将学术与事务明显划分开来，强化校长权限，除行政事务多由校长决定外，教务方面完全由各院系负责，校长不予干涉，校长对学术范围内的事务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尊重。

教授治学：任职伊始，蒋梦麟着手对北京大学的教师队伍进行整顿，设立了“研究教授”和“专任教授”制度，以优厚的待遇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加盟，同时改善教师的学术研究条件，改变了过去大学教授为生活所迫，多在校外兼课而影响本校教学质量的状况；为提高教学水平，蒋梦麟要求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破格录用新人，并延聘大批留美学生和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如刘树杞、李四光、钱玄同等均为各自领域顶级学者；恢复和建立学术团体，推进中外学术交流，陆续出版各种刊物，由著名学者定期举行学术演讲，在当时的科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学生求学：他主持制订《国立北京大学学则》，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继承通才教育思想，要求学生必须具备比较全面的知识，理科学生掌握文史知识，文科学生必须学习自然科学；教学方面偏重专精发展，鼓励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注重推行西式教育，施行外语教学，灌输西方文化；恢复并改组研究院，设立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对入学考试、论文答辩、学位授予作出具体规定；重视学生体育工作和学生学习环境问题，改善学生住宿条件等。

完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

蒋梦麟作为一名受过西方教育思想熏陶的教育理论家，在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时，主持制定了《大学组织法》《专科学校组织法》，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提出高等教育不仅是做真学问 ,还要直接服务社会, 为社会之进化出力，将文化教育和职业教育相并重。因而，高等教育可分为多科综合性大学、多科大学和专科学校三个层次，构筑起既有发展真学术价值的大学，又有直接服务于社会进步的职业专科学校的高等教育系统；他要求“大学须具备三学院，至少须有一学院为自然科学院或应用科学院”,在克服阻力和困难后，终于将系科调整制度化 ,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运用，高校学科设置逐渐趋于合理；此外，蒋梦麟认识到提高高校效能的重要性，从增强学校硬件到提升学校软件都提出了一定的解决措施，为高等教育的系统化管理奠定了基础。

蒋梦麟推行的这些法规政策出台，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已走向完备，对中国高等教育影响深远，直到1952年新中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才被改变，其间高等教育为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形成了较为合理的院校结构和系科结构，使得当时的高等教育得到了较为平稳的发展。

推动和领导台湾农村复兴

在蒋梦麟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即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早年所期望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他关注民生问题，坚守为”生民立命“的宗旨，在贴近农村实际的基础上出台改良计划；致力于乡村农会的改组工作，使之成为民治、民有、民享的农民团体，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组织；负责建设对台湾农业具有全局影响的石门水库，进一步推动水利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利用美国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持，组织农业技术人员下乡，开展技术革新，使台湾农业在产品结构、生产技术、市场销售等方面上了一个台阶，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思想主张

蒋梦麟早年在家乡接受传统教育，又亲身体验西方教育制度与教学环境，他引进和介绍西方教育思想，并与中国传统教育相结合，学贯中西，在长期的教育研究与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教育思想。

教育的本质

蒋梦麟认为教育是一门科学，属于实践科学或应用科学，不能脱离其它科学而独立存在，有着自己的客观规律。其基本特点是：教育为全生的科学，目的是享受人生完整而圆满的幸福，教育就是达成人类丰富生活的方法。教育为利群之科学，这是达到全生目的的方法之一，即儒家所说“明德”“新民”“已欲立而立人”，有健全的个人，才有健全的社会；同理，社会越开明，个人的生活越丰富。教育为复杂之科学，人生不论个人或社会，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都颇为广泛，教育之事因此变得繁广，需要以其他各种科学为基础，综合其他科学所得的真理而利用之。

重视个性教育

蒋梦麟反对僵硬的封建旧教育，提倡活泼的资产阶级新教育。他主张，个性教育的前提是尊重个人，目标在于增进个人价值，养成具有健全的人格、独立不移的精神、精确明晰的思考力的个人，这样才能改造社会，即“活泼泼底一个人、能改良社会的人”。他认为，通过发展个性的教育，遵循个人固有的特性而发展，在增进个人价值的同时，创造民主社会，对个人而言，教育是目的；对社会而言，教育只是方法和手段，教育要兼顾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方法上，个性教育实施的方法是学生自动，重要途径是学生自治，通过养成自治发展个性主义。他告诫青年学生，要弄清自己的真正职责与奋斗目标之所在，学生自治的方向应用在有益的活动上去。

注重平民教育

蒋梦麟认为平民是社会的基础，社会进步不是少数知识阶层的人能够做到，应从下层开始逐步推动。他指出，20世纪应该是平民主义的时代，国家之进步，人类之幸福，赖教育平均之发展，由此他提出必须实施平民教育，对弱势平民子弟给予平等教育的机会，以启蒙知识、提高水平，进而增进社会文明程度。他主张以教育的方法，培养健全的个人，使国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担当重任，能发扬自由精神。同时他提出平民主义教育的本质内涵与“积极的个人主义”相一致，即尊重个人价值、发展个性。

开展职业教育

1917年蒋梦麟归国，即致力于职业教育活动。他主张职业与教育不可分割，学校的课程要中国化，教育要社会化，使课程适合于中国社会的需要，适合于学生实际的生活。要求缩小与西方在职业教育方面的差距，使得国民“操一技之长以求适当之生活”，大力提倡职业教育，实施职业教育。针对当时工业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应以教育来解决职业中存在的问题，为工业、农业、商业和家政等各方面培养急需人才，“施设职业教育、补习教育加增经济之能率”；要分类施教，根据不同职业类别，开展多种教育模式，学校“注重职业陶冶以养成生计之观念”，以达到“养成工业社会之领袖”和“工业社会之良匠”的目的。

学术与政治

蒋梦麟认为学术是一国精神之所寄，中国要想方设法，奖励学术，在全社会营造研究学术的氛围，激发尊重学术的精神，开展学术救国、教育救国。他希望通过发展学术，培养增进中国发展、能产生真正领导中国的人才。他认为学术应与政治联系，不应完全脱离，但要采取分析和区别对待的态度。从历史看，政治是转瞬即逝的历史陈迹，而学术、文化才有恒久的价值。他认为青年学生不应过多介入现实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与造就有知识、有能力的有用之才，为国家所用；国家危难时，即可关注国家大事、唤醒民众，但不应忘记自身将来之职责，荒废学业。

科学艺术并重

蒋梦麟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要想使国人获得丰富的生活，就要发展科学和艺术，引导科学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他深知科学与艺术是完美人生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科学是心智活动的产物，旨在满足知识上的欲望，结果就创造了物质文明。在现代文明里，艺术与科学必须携手合作，才能使人生圆满无缺。”他提出了注重美感教育、体育教育以养成健全之个人，注重科学以养成真实正当之知识”等科学教育目标。在学校教育方面，蒋梦麟要求青年学生必须研究西洋的文学、科学、哲学和美术等，对于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蒋梦麟充满信心。

主要作品

蒋梦麟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孟邻文存》《谈学问》《文化的交流与思想的演进》等，论文有《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高等学术为教育之基础》《个人之价值与教育之关系》《世界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改变人生的态度》《和平与教育》《新旧与调和》等。主要著作摘录如下：

人物评价

曾任中国国民党台湾“总统”的严家淦认为，蒋梦麟的成就深受中外人士的钦佩与赞扬，赞赏他“尤其他办学与治事，都能执简驾繁，从善服义。他对人和善的态度，对事明敏的精神，更是使人怀念难忘。”

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陶希圣回忆说：“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之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梦麟先生是决定一切的人。北大六年安定，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

2016年12月7日，蒋梦麟的曾孙蒋梦在余姚梦麟中学落成仪式致辞中说：“蒋梦麟先生坦荡的胸怀、充满真知灼见的教育思想和卓越的教育成就，影响了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

人物争议

教授陈平原对北京大学的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他提出一种观点：在历史学界的叙述中，蔡元培的贡献被过分强调，这导致其他同样重要的校长被相对忽视。其中，蒋梦麟就是一位被忽略的重要人物。

1988年，值北京大学建校90周年之际，出版了一本名为《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的书籍，意在表彰北京大学在中华文化史上的独到地位和贡献。然而，该书初版并未收录蒋梦麟。十年后，即1998年的百年校庆时，书籍经过修订，增补了有关蒋梦麟的内容。尽管这样，一些研究者还是指出，在近期的校庆活动中，蒋梦麟的名字鲜少出现。

陈平原也表达了他的遗憾，指出在众多关于北京大学的出版物中，蒋梦麟作为校长的地位显得颇为尴尬。在官方组织的校史编中，蒋梦麟被描述为“典型的中国国民党新官僚”，并声称他在北大并不受欢迎。

蔡元培曾公开承认，在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十年半时间里，实际在校工作的时间只有五年半。在蔡元培不在校内的时候，处理行政事务的任务常常落在蒋梦麟身上。蒋梦麟不仅长期担任总务长的职务，还三度代理执行校长职责，因此当时就有人评论，过去五六年间，北大的实际领导者更像是蒋梦麟而非蔡元培。

人物轶事

应对日本兵

日本侵华期间，蒋梦麟与教育界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声讨侵略行为。日本宪兵找上门来，“请”他去兵营作解释，蒋梦麟与日本军官针锋相对，进行多轮语言较量。日军居然想把他挟持到大连，蒋梦麟冷静地说：“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的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无计可施的日本军官尽管未达目的，也只好让蒋梦麟平安回到学校。

不管就是管

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三个名校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均有各自不同的传统、特长及学风，以学校历史及任职资历而论，蒋梦麟应该居于领导地位。但他为了三校团结，坚决主张不设校长，实行常委负责制，由三人共同主持校务，并推请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为主席，主持学校一切日常行政事务；而蒋梦麟负责对外联络，校内事务基本不管。蒋梦麟就此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一旦北京大学师生遇到课程安排、经费分配，以及指导学生等问题或分歧，蒋梦麟总是耐心地劝说大家容忍退让，以大局为重，从而营造和谐友爱的学习氛围，为抗战后国家建设保留难得的学习种子和人才储备。

“传奇”婚姻

蒋梦麟一生有过三次婚姻，其中第二、三次婚姻都颇有戏剧性。蒋梦麟第二任妻子叫陶曾谷，陶曾谷的亡夫高仁山，不仅是北京大学教育系创始人，而且与蒋梦麟是莫逆之交，因政治原因被杀。之后陶曾谷处境凄凉，蒋梦麟对她呵护有加，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后，即聘陶曾谷为秘书。工作中接触频繁，双方逐渐产生感情。蒋梦麟为了迎娶陶曾谷，决然与原配孙玉书离婚，引起同事好友不解，社会上反对声音较多，思想传统的胡适夫人江冬秀极端反对胡适做证婚人，把家门上锁，为了兑现诺言，胡适不惜跳窗逃脱，完成证婚使命。婚后两人感情很好，生活美满。1958年，第二任妻子陶曾谷因病去世。之后，蒋梦麟与徐贤乐结婚，两人相差22岁，而短短不到两年，蒋梦麟便与徐贤乐离婚，一年后，蒋梦麟在1964年6月19日病逝。

个人生活

蒋梦麟有过三次婚姻，他的原配为乡下女子孙玉书，生有子女四人，长子仁宇，次子仁渊，长女燕华，幼子仁浩。1933年他与北京大学已故教授高仁山之遗孀陶曾谷结婚，而与孙玉书以“离婚不离家”的方式，协议离婚。1961年7月18日，蒋梦麟与徐贤乐结婚，1963年4月10日，蒋梦麟便通过法律诉讼程序，与徐贤乐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