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既隐
《大道既隐》是《礼记·礼运》中的一篇文章，表达了大道已消失的观点。《礼记》是战国或秦汉的儒家著作集，收录了有关礼制的论述，被视为儒家经典之一。
文章内容
原文
现在，大道已经隐藏起来，天下成为了家族的领地。每个人都亲近自己的亲人，抚养自己的孩子，财货和力量都属于自己。天子诸侯的继承被认为是合理的礼节，城市和城墙以及护城河被认为是为了防御而建造的。礼义被用作规则，以正确区分君臣关系，加深父子关系，促进兄弟间的和睦，调和夫妻关系，建立规章制度，划定土地和居住区，尊重勇敢智慧的人，追求个人成就，因此阴谋开始盛行，战争也因此爆发。大禹、商汤、周文王、姬发、姬诵和周公，这些都是选择的典范。这六个君子，没有一个是不遵守礼制的。他们宣扬礼制的意义，检验诚信，揭露错误，提倡仁爱和谦让，向人民展示常规。如果有人不这样做，那么当权者就会失去地位，人民会认为这是一种灾祸。这就叫做小康。
译文
当今，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已经消失了，天下变成了一家一姓的产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人和子女，财物和劳动力都归自己所有。天子诸侯的权力变成了世袭的，并且成为了合法的礼制，修建城郭和护城河作为牢固的防御工事。制定礼仪作为准则，用来规定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更加亲密，使兄弟关系更加和睦，使夫妻关系更加和谐，使各种制度得到确立，划分田地和住宅，尊重勇敢聪明的人，让他们为自己建功立业，所以阴谋诡计因此兴起，战争也由此产生。大禹、商汤、周文王、姬发、姬诵和周公，这些人都是从这里选出的。这六位君子，没有哪一个不谨慎对待礼制的。他们弘扬礼制的精神，考察人们的信用，揭露过错，倡导仁爱和谦让，向老百姓显示常规。如果有违背这种情况的行为，掌握权力的人会被罢免，老百姓也会把他视为祸患。这种社会被称为小康。
出处
《礼记》是由汉代学者整理的，其中包括孔子及其学生的言论和解释。书中大部分内容可能由孔子的七十多位学生及其后代撰写，同时还收录了一些其他古代文献。据传，戴德选择了其中的八十五篇，命名为《大戴礼记》，而戴圣则选取了其中的四十九篇，称之为《小戴礼记》。
注解
- 既：已经。
- 大人世及：大人，天子诸侯；世及，世代相传。
- 睦：使......和睦。
- 纪：纲纪，准则。
- 知：通“智”。
- 著：明，说明，彰显。以著其义：揭露。
- 势：权势。
- 常：常规
- 执：职位。
- 谓：叫作。
思想
大同小康
儒家的理想社会是大同世界，这是一个与最高人格相匹配的世界观。《礼记》中的《礼记·礼运》篇描绘了一个大同世界的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特点
- 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
- 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
- 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
- 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
- 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
- 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
小康思想
与大同思想相反，小康思想歌颂王权。正是因为有歌颂王权的小康思想的掩盖，反王权的大同思想才能够存在。儒家的小康思想与大同思想同时出现在《礼记·礼运》中。文章在总结了大同世界之后，转向了完全与大同思想对立的叙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对比
- 天下为公的大道没有了，改为“天下为家”。
- 社会现象与大同世界相反。
- 来自权力的私有：“大人世及以为礼。”
- 礼、义本质上是为世袭的王权服务的。
- 礼、义表面上是超脱的、公道的，实际上是依附于权力的，为权力服务的。
- “以功为己”即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作为衡量功利的标准和尺度。
- 社会充满了矛盾和斗争。
- 在位者去位，无位者遭殃，天下大乱。
针砭
- 康者安也，所以说大体安定。
- 表面上在歌颂禹、汤、文、武、姬诵、周公的盛德，实际上是在抵制天下为家的“大人世及”制度，旁及这种制度下形成的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
- 秦汉以后的儒者尊小康而不言大同市，具体表现是以三代为法，尊禹汤文武周公为圣，于是大同的历史和理想被抛弃了。
- 造成大同历史割裂的始于东汉郑玄。郑氏注《礼记》，以大道之行为五方上帝事，而五帝通常包括黄帝、尧、舜。黄帝、尧、舜之世并非“谋闭不兴”，黄帝曾战蚩尤于涿鹿县，舜征有苗。由于混淆了大同和小康的历史界线，大同世界的“谋闭而不兴”与小康之治的“兵由此起”发生了矛盾，于是后儒补充纠正并为之圆场说：“《正义》曰以三王之时教会稠数，欲责繁多，在下不堪其弊，则致如此。然谓谋作兵起也，案《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尚书》舜征有苗，则五帝有兵。今此三五之时而云兵由此起者，兵设久矣，但上代之时用之希少，时有所用，故虽用而不言也。三王之时每事须兵，兵起繁数，故云兵由此起也。”其实这个圆场是无法使圆的，既然是“谋闭而不兴”的大同世界，何设兵之必要？既以设兵，何大同之有？且《礼记·礼运》明明是说：“兵由此起”，指的是小康之世的三代禹汤文武的盛世。起者始也，不是此时才兴起的事，怎么能说“由此起”呢？其实这个解释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兵起何时，而在于混淆“大同”与“小康”的界线，大同既然也有战涿鹿县、征三苗之事，说明兵者自古有之，乃至“每事须兵”。既然社会要靠武力来维持，则《礼运》描写的“天下为公”的原则，“讲信修睦”的世风，彼此亲善的关系，人人为公的道德，以及“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的社会秩序，也就不复存在了。
- 或以为“天下为家”就是王者视天下为家，说的是王者对天下关切之深，所以“天下为家”与“天下为公”的宏旨是一致的。这是对原文的恶意歪曲！原文清楚地说：“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说的是“天下为公”的大道隐去之后才出了“天下为家”，后者是前者的倒退和反动，何言宏旨一致？为什么先人的合理思想于千百年后反遭到后人的歪曲呢？没有别的，王权的影响所致，所以说后人的思想就一定比前人先进，处处用进化论来套解社会现象，是不科学的。
- 大同思想与《周易》的渊缘关系
-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出现了与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相类似的大同思想本来就是奇迹，但这个奇迹并非是无缘无故地偶然出现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思想渊源和社会基础，而这些大多又与《周易》的思想和材料相联系。
- (一)历史渊源
-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而特别又有着极其丰富的介于历史和传说之间的远古史资料。《周礼·春官》：“外书掌书外气，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三皇五帝之时不一定有正规的史籍，但既然设专门衙门掌管，至少也有一定数量的史料，包括文和献的两个方面的史料。
- 三皇五帝是我国远古史的两个极其重要的阶段，许多带政治和制度性的传说就发生在这里。三皇虽然和五方上帝并称，但却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自然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风貌。桓谭《新论》：“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以天子之治天下也，以大人世及而为礼，明大人非天子。凡文各有所对，《易·革》卦，大人虎变对君子豹变，故大人为天子。”阮籍《通老论》也说：“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道法自然，“以道治”也就是按人类社会最初的状貌来治理，指的自然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原始社会是无所谓皇与帝的，也无所谓权力。黄石公《三略》区别三皇与五方上帝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说：“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以天子之治天下也，以大人世及而为礼，明大人非天子。凡文各有所对，《易·革》卦，大人虎变对君子豹变，故大人为天子。”三皇时代是不存在政教的，人们按照天地运转的自然法则劳作生活，“故天下无所归功于帝者”，然而天下太平。有王的时代就不同了，道德规范有了，政教法令有了，规矩原则有了，甲兵之事也有了，然而也天下太平。所谓有王的时代也就是夏、商、周的三王时代。对照前面所述的大同和小康，正好是大同属三皇时代，而小康则是夏、商、周的三王时代。
- 借用孔子的口气说：“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来之逮也，而有志焉。”
- 这段话从字面上看，是孔子感叹自己其生也晚，未赶上大道施行的时机，也未见到三代英明之主，然而却向往天下为公的大道。这算是提起下文的导语，同时也是有意制造模糊的巧设。我们知道，“三代”指夏、商、周，“三代之英”自然是指禹、汤、文、武、姬诵、周公等六君子，而六君子都是小康之治的代表。然则行大道的是谁呢？是什么时候呢？作者没有说。其所以不说，其中就有个肯定王权与否定王权的问题，因为三代之前是三皇和五帝时代，明确说大道之行在三皇时期，则颂扬大道便是否定王权；如说大道之行在五方上帝时期，虽然肯定了王权，但却伤害了大道，因而既不说三皇，也不说五帝。郑玄注《礼记》，肯定“大道谓五帝时也”，于是就产生了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兵起于何时的矛盾。然则究竟是三皇还是五帝呢？我们认为更像是三皇，因为只有三皇时代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作为大同世界的历史渊源。这点，《易传·系辞》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大致的轮廓。
- (二)思想渊源
- 大同思想最主要的特点是用“天下为公”的口号反对王权，不是反对被后儒篡改了的立长立嫡，反对传天位于子，而是从根本上取消王权，否定王权的存在。这点，我们只要将《礼记·礼运》对大同世界的描写和后世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略加比较，就清楚了。《桃花源记》正是根据《礼运》的思想具体形象化的。然则《礼运》的思想又从何而来呢？来自我们通常所说的“易道”。
- 《周易》上经《乾》卦的用九爻辞说：“见群龙无首吉。”意思是要看到群龙无首才吉利，反过来说，只要群龙有首，就不吉利。这话初看起来似乎反逻辑，实际上是合逻辑的，群龙有首必然有争，无首才能无争，无争才能太平，所以说吉。然则是何物在争，所争何物呢？是群龙在争，争作为首。只有不设“首”，大家一样，才能无争。用于人事，是一种十足的反王权思想
- 但《礼记·礼运》毕竟产生在群龙有首的时代，而且又是议论具体的社会制度，是实实在在的政治问题，既不能像《易经》一样隐晦，也不可能像《易传》那样超脱，因而也就不可能那样直搞，除了尽量描述社会的和谐协调外，凡涉及王权的地方仅用“天下为公”一语带过，而且打着孔子的旗号。也惟其如此，才能在王权的严密控制下存在了两千余年，并不断散发出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
- (三)社会基础
- 所谓社会基础，指的是现实生活对作者思想的刺激和影响。《礼记·礼运》篇不可能产生在“大同世界”的三代，也不可能产生在“郁郁乎文哉”的西周公国，更不可能产生在天下纷争的春秋战国。”“三代”人有这种大体相似的实践，但不可能形成这样完整的思想。西周是名义上大一统的社会，天下宗周，人们正享受着天下“贤君”的“庇荫”，也形成不了这样的思想。春秋战国出现的是百家争鸣，人们在激烈竞争中探索治国的方略，表现不出如此的安详和平静。只有在通过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之后渴望统一，而统一之后又通过暴秦恶政的摧残，人们从正反两方面得到了教训，于是痛定思痛，认识到任何君主都无助于社会治理，王权始终是为君主以及附属于君主的极少数人服务的。于是天下为公的“大道”也就应运而生了。所以说大同思想既是对暴秦统一的反动，又是对长期分裂的非难。人们从实践中看到，表面统一的西周未能给人民带来好处，根本不统一的战国给人民带来战祸，而彻底统一的暴秦又给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于是人们只好返于古朴，回到“三代”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并加以理想化，作为向往，更作为自我陶醉了。
参考资料
礼记·礼运之今大道既隐说明当时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百度教育.2024-10-30
《礼记·礼运》中记载:“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新浪爱问知识人·教育.2024-10-30
大道之隐选自《礼记·礼运》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百度教育.2024-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