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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戴礼记

大戴礼记

《大戴礼记》（又名《大戴礼》《大戴记》）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大戴礼记》并非一人一时所写，一般认为该书中的文章是由孔子弟子及其后学者共同创作而成，这些篇章原本分散流传，《汉书·艺文志》泛称为：“《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西汉人戴德从中选录八十五篇编辑成书，被称为《大戴礼记》。

《礼记》原本是对《礼经》的补充阐述，从属于《礼经》。《汉书·艺文志》指出，《礼记》是“七十子后学”在先秦至秦汉形成的。戴德利用《礼记》文献编选了《大戴礼记》八十五篇。而戴德的侄子戴圣抄选的有四十九篇，被后人称为《小戴礼记》。最早提及《大戴礼记》这部书的是汉代著名学者郑玄。《小戴礼记》的传述者众多，而《大戴礼记》却无人问津，并且不断散失，现仅存三十九篇。《大戴礼记》的编次相对杂乱，但内容丰富，涵盖社会观、人生观和儒家思想学说等众多领域，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尊师重教等，都可在其中找到根源。

《大戴礼记》的重要注疏包括《大戴礼记注》《大戴礼记补注》和《大戴礼记解》等，其中《大戴礼记注》是北周卢辩的注释本，共计十三卷。此注自唐宋以来已散佚大半，现存的部分也因与原意不符而难以理解；孔广森在《大戴礼记补注》中，广泛收集多个版本，包括宋刊本、元本、《汉魏丛书》本、朱本、高安本，以及清代最新的卢文召校本和戴震校本，作为对校的依据；清朝王聘珍所著的《大戴礼记解》最为精审，该书首有阮元、凌廷堪、汪廷儒的序言和作者自序，是目前最佳的读本，由中华书局1982年1月出版，已多次重印。《大戴礼记》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社会状况、伦理观念和礼学史提供了宝贵资料，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也是研究先秦社会和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书名释义

《汉书·儒林传》提到，汉代有三家传习《礼》记，分别为戴德、戴圣和庆普。戴德抄选的《记》文有八十五篇，被称为《大戴礼记》。而戴德的侄子戴圣抄选的《记》文有四十九篇，被后人称为《礼记》，以示区别。

作者介绍

戴德，西汉梁人，字延君，世称“大戴”，西汉经师和学官，是今文礼学的“大戴学”的开创者，与侄子戴圣、庆普同师从精通礼学的后仓，学成后三人皆成为博士。戴德曾任郡太傅，其傅徐良因习《大戴礼》而成为博士，曾任刺史、郡守等官职。戴德大约生于刘彻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在刘奭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被任命为幼子刘兴的太傅，去世时间大约在刘骜阳朔二年以前(公元前23年)。因此，他的主要学术活动时期是西汉宣帝、元帝、成帝时期(大约在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23年之间)。

成书年代

关于《大戴礼记》成书年代情况，学术界观点较多。最早提及《大戴礼记》这部书的是汉代著名学者郑玄。唐孔颖达《记正义》引郑玄《六艺论》记载：“今礼行于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郑玄学通五经，尤其精通于礼学，曾师从太学博士东郡张恭祖学习三礼。

王葆玹先生在《礼类经记的各種傳本及其学派》一文中，根据《汉书·玄成传》的记载，推断《礼记》一书的成书时间在刘奭永光四年(公元前40年)之后。以此类推，他认为《大戴礼记》的成书时间应该略早于《礼记》。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中山王刘修之墓被发掘（墓葬时间为宇文赟五凤三年，即公元前55年）。从该墓出土的一批竹简中，整理者发现有两篇残简，分别是《哀公问五义》和《保傅传》。虽然这两篇竹简的内容尚未公布，但《大戴礼记》中的这两篇能够集中在一起被发现，似乎蕴含着《大戴礼记》成书的一些信息。丁进因此认为，“两篇文章同时出现本身说明它们是以单篇形式流传的《大戴礼记》篇目。前者讲修养，后者讲教育，其用意十分明显。因此将该批书籍下葬的日期视为《大戴礼记》成书的下限。”

近现代学者王文锦最初认为《大戴礼记》编定时间在东汉时期，收录的文章大多产生在公元之前，其中多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在1973年河北定县出土的汉墓中，其中《哀公问五义》《保傅传》两篇竹简简文被证实为《大戴礼记》的一部分，而简文所记载的最晚时间是刘弗陵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因此王文锦认为《大戴礼记》的编成时间早于东汉时期，应编定于西汉，且略晚于《礼记》，所辑录的文章也主要是先秦时期的作品。

内容来源

《礼记》原本是对《礼经》的“记”，是对经义的说明和补充发挥，《礼记》就是对《礼经》经义的阐述和发挥，是从属于《礼经》的。《汉书·艺文志》提到“《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记百三十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礼记》是“七十子后学”在先秦至秦汉礼学传习过程中形成的，依附于《礼经》一书。到西汉时期，传习的“记”已经不多，戴德利用《记》文献编选了《大戴礼记》八十五篇。

内容主旨

《大戴礼记》记载了古礼逸文、古史旧闻、明堂制度等，阐述了孔子与曾子关于仁政、德治、礼教、教育为本的理念，以及君子的德行和孝道等内容。其主要内容来自戴德从孔子弟子及后学说礼的131篇文章中所挑选130篇文章，并加入了33篇《明堂阴阳记》、7篇《孔子三朝记》、21篇《王氏史记》和23篇《乐记》。其中治历明时的有《夏小正》一篇；关于古礼逸文的有《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朝事》《投壶》《公冠》等篇；关于古史旧闻的有《五帝德》《世本》《文王官人》《武王践阵》等篇；关于《孔子三朝记》的有《千乘》《四代》《虞戴德》等篇；关于孔子语录的有《主言》《哀公问五义》等篇。

孔子语录类

荀子、贾谊论议类

治历明时类

曾子言行类

古史旧闻类

明堂阴阳类

《孔子三朝记》类

古礼逸文类

资料来源

注疏

《大戴礼记》现存最早的注本是北周卢辩的《大戴礼记注》十三卷，其部分篇目在宋代曾得到朱熹、杨简、王应麟的注释。然而，自唐至明，对其研究甚少。直至清朝，孔广森、王聘珍、汪照、洪颐煊、孙诒让、王树神和戴礼等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留下了丰富的注释和解读著作。孔广森在《大戴礼记补注》中，充分准备校勘工作，广泛收集多个版本；清朝王聘珍所著的《大戴礼记解》最为精审，该书首有阮元、凌廷堪、汪廷儒的序言和作者自序，在经文校勘方面，他反对根据其他书籍如《孔子家语》等来增删《大戴礼记》中的字句。

《大戴礼记注》

《大戴礼记注》是北周卢辩的注释本，共计十三卷。卢辩是北周范阳涿县人，北魏正光初年的秀才和太学博士，他学识渊博，从元修时期到关中，西魏的太子和诸王都向他学习。宇文泰当政时，卢辩参与了朝廷的各种制度建设，深得宇文泰赏识，官至大将军，去世后被追封为范阳郡公。《大戴礼记注》中，有五卷共计十五篇没有注释，其余八卷二十四篇有注释。虽然该注原未注明作者，但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确定为卢辩所著。然而，此注自唐宋以来已散佚大半，现存的部分也因与原意不符而难以理解。此外，该注的注释较为简略，未注之处较多，已注之处也有许多不当之处。在四库馆臣编《四库全书》时，他们以《永乐大典》的版本为基础，对《大戴礼记注》进行了重新校正和收录。

《大戴礼记补注》

《大戴礼记》在唐朝后传承不足，文字错乱严重，清代学者面临重要问题，即通过校勘恢复其原貌。孔广森在《大戴礼记补注》中，充分准备校勘工作，广泛收集多个版本，包括宋刊本、元本、《汉魏丛书》本、朱本、高安本、卢文召校本和戴震校本，作为校对依据。例如，《王言》中“教定则正矣”一句，孔姓根据朱本修正“则”字；《哀公间五义》中，孔氏吸收戴震校本成果，注明脱漏的《荀子》内容。《诸侯迁庙》《诸侯畔庙》等篇，记录了诸侯礼制，弥补了《仪礼》的不足。《五帝德》《世本》两篇，载有上古帝王世系，为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提供了依据，是探索史前史的重要文献。《夏小正》是中原地区现存最古老月令，其中被称作“经”的文字，据传自夏朝，反映了上古先民对天文星官、气象物候的认识，在天文学、气象学、农业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大戴礼记解》

《大戴礼记解》是清代王聘珍所著，他花费三十多年研究《大戴礼记》，这部作品是他平生精心之作。该书首有阮元、凌廷堪、汪廷儒的序言和作者自序。王聘珍仿照郑玄的《三礼目录》，为该书编写了《目录》一卷，描述了每篇的名称、来源和顺序。在经文校勘方面，他反对根据其他书籍如《孔子家语》等来增删《大戴礼记》中的字句。他在自序中说：“只依据传统的旧版本，不进行增删改动。对于明显的错字，则注解说明应该是什么字；或者由于古今文字不同，存在假借现象，读音相似，意义相通，则注解说明应该读为什么。在解释时，主要依据《尔雅》《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以及两汉经师的训来解释字义。对于常见的解释，不再标明出处；对于稍微深奥的内容，必然引用原书；也大量引经据典，以证明其义。如果有不确定的地方，绝对没有杜撰之言。”旧说中有可取之处，则加以“卢注云”以作区分。在礼典与器物的详细辨别上，以先师康成的论述为主导。

由于礼学以郑氏为专，而其学又深受他生平所敬仰的诸位大师影响。他在维护旧本原貌的同时，根据古训进行注释，成果显著。但过于强调他校的做法，反而忽视了旧本的独特之处，部分释义也显得牵强。然而，总体来看，此书瑕不掩瑜，是研究《大戴礼记》的佳作。推荐使用王文锦先生的点校本，以《广雅书局丛书》为底本，用咸丰元年（1851）家刻本进行对校，所有校正均有校记。标点以王氏注解为准，内容根据内容划分段落。书前有王文锦先生的前言，深入探讨了大、戴圣《礼记》的成书过程、研究状况与价值，观点精辟，是目前最佳的读本。中华书局1982年1月出版，已多次重印。

文学特色

语言

《大戴礼记》收录的篇目以语录体和对话体为主，这种文体形式决定了其语言风格。它以日常用语为基础，展现出平易近人、朴素自然的特性。在日常生活交流中，人们常用的语言通常是直截了当、开门见山的，这一点在《大戴礼记》中也有所体现。例如，曾子直接表达了自己对某事的看法，并坦诚地向孔子请教。这种直白的对话方式，既体现了曾子对孔子的尊敬，也显示出他渴望得到孔子指导的真诚。在师生之间的问答中，孔子作为师长，与弟子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因为地位差异而显得拘谨或客套。他们之间的对话简洁明了，有问题就直接问，没有过多的顾虑。这种坦诚、直率的交流方式，也体现了《大戴礼记》语言风格的特色。

情感

《大戴礼记》语气词在古汉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能够显露出个人的情感。上古时期，由于语调无法明确表达情感，人们开始使用语气助词来弥补这一缺陷。语气词的使用往往是无意识或下意识的，因此能够真实地反映说话人的情感。在《大戴礼记》中，通过使用不同的语气词，如嘻、哉、矣等，来表达自己对所听内容的意见。例如，郑哀公听完孔子的讲解后，连续使用了三个语气词来表达对孔子的赞同和尊敬。这些语气词的位置各不相同，但都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即哀公对孔子的解说十分赞赏。在《大戴礼记》中，有时会多用语气词，有时会单用，这通常是随着当时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能够真实地表达个人的情感。

价值意义

文献价值

《大戴礼记》保存了《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壳》《公冠》等先秦礼典，为后世学者研究先秦制提供了珍贵资料。这四篇性质与《仪礼》所含十七篇一致，可以确定出自《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礼古经》五十六卷中的四篇，即鲁恭王从孔子旧宅坏壁中得到的古文经。沈文倬先生指出，《仪礼》所载典在春秋时期现实生活中确实经常举行，是客观存在的实际。因此，《大戴礼记》中的《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等篇章是考察研究先秦存在的诸侯迁、宴会上举行的投壶礼的礼仪形式、细节的文献依据。

儒家学派在孔子去世后分化，产生了多个派别。《韩非子》提到，孔子死后，儒家分为颛孙师、孔伋、颜氏、孟氏、漆雕姓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八派。各派学者撰写著作，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大戴礼记》中保存的“曾子”十篇是研究儒家主流思孟学派的重要文献，而《子张问入官》《孔子三朝记》则是研究子张学派的重要文献，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儒学发展史和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价值

《大戴礼记》中的《诸侯迁庙》《诸侯畔庙》《朝事》《公符》等篇目，详述了诸侯的礼制，为《仪礼》提供了补充。而《五帝德》和《世本》两篇则记录了上古帝王世系，为司马迁撰写《五帝本纪》提供了重要依据。更重要的是，《夏小正》一文，作为现存最古老的一部月令，其中的“经”字据传自夏朝，深刻反映了上古先民对天文星官、气象物候的认识，在天文学、气象学和农业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大戴礼记》中“曾子十篇”的内容论述了立身孝行的要点（包括《立事》《本孝》《立孝》《大孝》和《事父母》），其次讨论了行礼秉德、居仁由义的原则和进退有度的事宜（《制言》上、中、下篇），再进一步阐述了进德修业的重要性（《疾病》篇），最后深入探讨了天地阴阳、礼乐律历的道理（《天圆》篇）。这一系列内容涵盖了修身养性、君子人格塑造、主体精神确立、孝道实践、仁政礼治实施以及儒家天道观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体系。曾子在孔子去世后，留居鲁地，积极弘扬儒学，广收门徒，对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戴礼记·明堂》集殷周明堂制度于一体，九室象征九宫，继承了十月历的明堂制度。九室36门、72窗与十月太阳历每月包含的天数、五行天数相呼应，十二堂对应阳历十二月。据《通典》记载，明堂有外搏二十四丈应节气，二十八柱象七宿，均为汉代增设。《大戴礼记·明堂》融合两种历法、文化传统于一体，形成巧妙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