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体中文
繁体中文(Traditional Chinese)又叫繁体字,是指已被简化字代替的原来笔画繁多,结构复杂的汉字。但繁体中文的内涵不是指笔画结构复杂的汉字,而是特指为简化字取代了的那些笔画结构复杂的汉字。
中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区汉字存在差异,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采用“书同文”政策,确立小篆的标准地位,使汉字真正开始走向定性。且秦朝篆、隶并用,秦隶是从具备象形特点的古文字演变为不象形的今文字的转折点。秦汉也出现了楷书,楷书源于隶书,由魏碑发展而来的楷书在唐朝发展成熟,而后也随着隋唐时期诞生的科举一直影响着后世。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中规定的考试专用书体“台阁体”“馆阁体”,都是楷书。19世纪,西方文化入侵东亚,随之兴起的改革思潮决定对当时的汉字进行简化改革。民国时期的汉字改革的知识分子,以钱玄同为代表。1935年,《第一批简体字表》发布,新中国成立以后,于1964年5月完成了《简化字总表》,并由中国相关部门审定和出版。而后,系统的简化字在中国大陆地区取得了“规范汉字”的地位,而与简化字相对的繁体中文成为了传统汉字。
在当代,繁体中文的主要通行地区是中原地区的港澳台地区。而中国大陆、日本和朝鲜半岛、新加坡等曾通行繁体中文的地区,都已经或通过简化,或通过废除等措施而不再通行繁体字,只是在某些特殊场合使用。尽管繁体中文已经不再是中国大陆的通行文字,但对于繁体中文的应用学习,会有利于阅读古籍等繁体字作品,同时也为中国大陆与台湾等地区的交流沟通提供便利。
基本定义
繁体中文又叫繁体字,是指已被简化字代替的原来笔画繁多,结构复杂的汉字。但繁体中文的内涵不是指笔画结构复杂的汉字,而是特指为简化字取代了的那些笔画结构复杂的汉字。例如“、、蹿、、馕、、疆、、鬻、冀”等汉字结构复杂,但它们不是繁体中文,所以不能简单地把繁体中文理解为笔画结构复杂的汉字,而要理解它是相对于简化字而言的。
起源与发展
中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区汉字存在差异,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秦秦灭六国之战后推行了“书同文”的政策,史料记载,秦朝的书同文政策以秦国大篆为基础,通过优化,制定出小篆。在此过程中,又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并作为日用文字在当时全国广为流传,隶书的形式与现代繁体中文较为接近,在这之后,便有了现代所称的繁体中文的书写体系。小篆和隶书是汉字发展中的两个分水岭,小篆是象形体古文字的结束,隶书是改象形为笔画化的新文字的开始,它将象形式的古文字进一步符号化、系统化、便利化。
汉初,草书也盛行开来,《说文解字》中载:“汉兴有草书”。草书是为书写方便,由篆书向隶书演变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有法度的字体。草书有许多种类,如草篆、草隶、藁草、章草、今草、狂草等。章草是隶书的草写体,东汉汉章帝时盛行,到东汉末章草逐渐演变为今草。汉字演变为草书的过程中,为民间俗体字、异体字提供了直接依据,也为当代繁体字简化提供了先例,当代中国大陆简体字的许多偏旁到字,都是繁体中文草化后的形态。
行书出现在东汉末年,在魏晋得到发展。行书是介于草书与楷书之间的字体,也是楷书主要的辅助字体,一直沿用到现代。汉末,由隶书演变的楷书开始兴起,在转变早期,能明显看出来由隶到楷的过渡痕迹。流行于魏晋南北朝的魏碑字体,就是一种夹杂汉隶的字体。由魏碑发展而来的楷书在唐朝发展成熟,而后也随着隋唐时期诞生的科举一直影响着后世。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中规定的考试专用书体“台阁体”“馆阁体”,都是楷书。宋代出现的宋体字不能算是汉字的演化史了,而是作为印刷的一种字体处理方式。书写用的楷体字与印刷用的宋体字仍是现代的标准。
19世纪,西方文化入侵东亚。由于国家的积贫积弱,随之兴起的是民族主义思潮。在这些改革先驱中,普遍认为国家的羸弱在于民智未开,而造成民智未开的最基本原因在于汉字的学习太过于复杂,不如西方字母文字简便,易学。因此,应仿照西文拉丁字母或东文(假名),创制切音新字或拼音简字,只有这样才能开启民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汉字改革思潮成为所趋大势。
民国时期的汉字改革的知识分子,以钱玄同为代表,他通过与学术界的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等人研究,提出汉字改革的两种方案:一是仿照西方国家语言文字,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二是改良汉字,将繁难的汉字改为简便的字,减省笔画和采取简俗字为主要的改良途径。其中,以支持“简化”汉字,改良汉字者居多,他们认为从汉字一蹴而就的改变为罗马拼音显得不现实,只能力求减省汉字的笔画,于是便开始了简化汉字的改革。由此也产生了近现代以来关于汉字正式的简体字规范与规定,就是出自 1935年版的《第一批简体字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制定汉字改革方针,包括两方面内容,即笔画的简化,用简化字代替繁体字;另一方面,对汉字整理,进行字数简化,废除不必要的汉字。在之后的 15 年时间内,中国相关文字部门先后通过印发大量文件,向社会征求汉字简化草案意见,在全中国范围内征求汉字简化的良策,反复修改了各种关于汉字简化方案的文件,并针对汉字中常出现的异体字也作出了整理,终于于1964年5月完成了《简化字总表》,并由中国相关部门审定和出版。由此,系统的简化字在中国大陆地区取得了“规范汉字”的地位。而与简化字相对的繁体中文便不在中国大陆通行,成为了传统汉字,并且新加坡等国家也在1969年颁布《简体字表》开始推行简化字。但繁体中文在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依旧通行。
使用范畴
通行地区
在当代,繁体中文的主要通行地区是中原地区的港澳台地区。而中国大陆、日本和朝鲜半岛等曾通行繁体中文的地区,都已经或通过简化,或通过废除等措施而不再通行繁体字,而只是在某些特殊场合使用。
使用情况
中国大陆
虽然中国大陆在当代已通行简化字,但繁体中文并不是已经不再使用,在某些特殊场合下仍可以使用繁体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一)文物古迹;(二)姓氏中的异体字;(三)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四)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五)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六)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
港澳台
同是通行繁体中文的港澳台地区,它们各自的使用情况与标准也有所不同。
香港特别行政区地区通行的文字以2000年颁布的《常用字字形表(二零零零年修订本)》为准,此表中的文字一般为普遍被认定的繁体中文。一般来说,用于印刷的文件,都以繁体中文为使用对象。政府层面和教育层面上,对繁体中文的使用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由于历史等因素,香港地区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不管是阅读还是书写,都习惯于使用繁体中文。
澳门语言学会会长、当代语言学家程祥徽在1984年所著《繁简由之》中提出“繁简字体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应当在历史文化意义上加以把握,采取‘繁简由之’的包容性态度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简体字的普及和汉语规范化”的观念以来,汉字在澳门的使用就一直遵循着繁简由社会需求来选择繁简形式,不拘泥于其中的某一种。澳门不成文的法定用字是繁体中文,民众对于“一字两体”和“繁简并存”的汉字使用现状也表示认可,总体来说澳门地区民众“据繁识简”比较容易。
台湾地区使用的汉字标准为《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次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和《罕用字体表》。台湾使用繁体中文,台湾地区称作“正体字”。台湾也曾有过专门针对汉字手写的简化,不同于大陆汉字简化只保留一个标准字,而废除其他写法的做法,台湾地区的汉字简化在数量上并没有限定。因而,不同的简笔字、不同的异体字伴随着官方所规范的正体大量出现,互相混淆,使得很多词语意思完全一致,但写法却不同。
繁简差异
从繁简字字形的角度来说,汉字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古今同一的汉字,没有繁简之别,比如“之”“乎”“者”“也”等,这一部分占全部汉字的绝大多数;二是有繁简之别的汉字,这些字古今有差异,但这一部分只是全部汉字中很少的一部分。除去偏旁部首以及类推简化字以外,真正的简化字其实并不多,而这些简化字中,很多又都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在古代不是通行字而已。另外从字形上来说,已有相关研究统计能表明,繁体字比简化字的平均笔画多出一倍,两者字形本身存在差异。
而从繁简转换的角度看,繁体字和简化字大多数是一一对应的,即“一简对一繁”。比如“鄉”简化为“乡”、“風”简化为“风”、“飛”简化为“飞”等,一简对一繁的情况,繁简是可以自由转化的。但一部分简化字和繁体字并不是一一对应的,而是一个简体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繁体字以及多个常用异体字,即“一简对多繁”。一简对多繁的字组在由简转繁的过程中曾被人们错误使用,比如把“皇后”写成“皇後”、把“故里”写成“故裹”、把“诗坛泰斗”写成“诗坛泰鬥”等都是错误的,因为“皇后”自古以来就写成“皇后”,而繁体字“後”是指前后的后。还有一部份字体,貌似简化字,实际并无对应的繁体字,比如“”“”等。
影响与价值
民族符号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产物,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它的意义已经不能局限于一种文化交流工具,而是文化本身。从结绳记事到岩石刻画,繁体字的产生和发展凝聚着中华民族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智慧。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汉字是国家民族统一的纽带。从秦始皇时期的“书同文”开始,汉字就突破了地域的限制,承担了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使命,成为民族统一的一大象征。同时,汉字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一面旗帜。尤其是在“世界为一家”的全球体系之下,汉字的使用人口已经越来越多,汉字文化已经成为世界主流文化之一。对于外来学者,繁体字也能够充当中国传统文化旗帜的角色。
分析汉字
汉字是一种意音文字,根据繁体中文来看,汉字的主体是形声字。因此,汉字在部分表音的基础上,还能够通过字体形体结构直接表达某一事物或是反映某类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汉字的创造及发展均围绕这一核心。而繁体中文能够将汉字表音表意功能很好地展现出来,例如《汉字认知研究》一书中就举了“——杰”的例子:繁体字“傑”的所指是“才能超群的人”,与人有关,所以写作“傑”,从“亻”,“桀”声。“亻”是“人”的功能变体,类化符号,表示与人有关;声旁“桀”,本义是突出,是标识符号……是“才能出众的人”(《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应用价值
尽管繁体中文已经不再是中国大陆的通行文字,但它依旧具有应用的价值。对于繁体字的应用学习,会有利于阅读古籍等繁体字作品,同时也为中国大陆与台湾等地区的交流沟通提供便利。从就业角度来看,古籍译注、繁体字信息化、繁体字教学等工作均有大量人才空缺,同时也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相关争议
简化字,除了港澳台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在中国全面推行,但全面恢复繁体字或恢复部分繁体字的呼声在一些时期也会不断出现,是否恢复繁体字的争议不断。
主张恢复繁体字的人士认为简化字抹煞了汉字因形见义的特点,是对传统汉字文化的破坏,他们中也有人将繁体楷书认作是汉字的正宗,是汉字文化的唯一代表。中原地区现代诗人、学者、书法家流沙河曾在《正体字回家》中主张恢复繁体字,竭力贬低简化字。曾任中国政协委员的潘庆林在2009年两会期间提出恢复繁体字,他认为繁体字在字形结构上更完善更美,他还认为在电脑逐渐普及的情况下,“汉字输入”的难题已经解决,繁体字和简体字对电脑打字已无区别,汉字简化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意义。另外,中国电影导演冯小刚曾用“親不见,愛无心”的举例,赢得了不少人的赞同,他说此举旨在“让小学生感受传统文化”。反对恢复繁体字的人士则认为,汉字简化并非近代才有,从大篆到小篆,从篆书到隶书,这些都是汉字的简化。繁体中文笔画繁复且异体字较多,人们为了提高写字效率,不得不将部分汉字进行简化,若再在社会恢复繁体字过于偏激,是不合理的。而汉字简化是为了适应在更大范围内的交流和沟通所需,从长远来看汉字简化适应中原地区走向世界的大趋势。学者苏培成、曲雪春认为流沙河、潘庆林的观点不合理,他认为应用发展的眼光看繁简字才可以。
其他语言
日本繁体汉字
中日两国的文字交流是从后汉光武中元节二年(57年)开始的,起因是汉朝皇帝向日本赠送了刻有“汉委奴国王”的金印。而后,司马炎太康五年(285年),百济王仁将《论语》《千字文》经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在唐朝,中日交流盛行,大量的汉字传到了日本。公元712年,日本在汉字的影响下形成了日本的书面语。日本人直接书写用汉字记录当时的日本文化生活,大量的书籍、文本也是用中文汉字编写的。公元8世纪,著名的《古事纪》《日本书纪》《万叶集》三部日本汉字古籍诞生。其中,《万叶集》最为成熟,它让每一个日语的发音都借用对应汉字表示,后世称此时汉字为“万叶假名”。奈良时代,一个日语发音有几个甚至十几个汉字对应,使用时颇感不便,于是逐渐淘汰一些笔画多的汉字。平安时代初期,用草书书写万叶假名变为流行,草假名取代了万叶假名。为标注佛经等文言文的语音,汉字偏旁部首被拿来标注训读语音。平安时代中期,草假名中的音假名被简化为类似于记号的平假名。汉字在日本的传播中,不只演化了片假名和平假名,而是根据其自身易于创造的特点,形成了一批由日本人根据汉字六书自创的“会意”或“形声”汉字。这些日本自家创造的汉字不同于中国大陆通行的简化字,是只限于日语使用的汉字,在日本称为“国字”或“和制汉字”。
经明治维新后,日本吸收西方文化,繁体汉字被认为是日本落后的根源,这种思想甚至影响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先进文人。在日本内部,经过先进学者“罗马字派”南部义筹、“假名文字派”前岛密和“限制汉字派”福泽谕吉等人的探索,最终政府在这些专家学者的影响下,着手对繁体汉字进行简化,并进一步进行相应的的整理工作。
朝鲜繁体汉字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的确切时期不可考,但至迟不能迟于西汉。尽管汉字有很多优势,但对于朝鲜民族来讲,不可避免出现“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的情况,朝鲜语丰富的形态变化,复杂的助词结构,独特的语音规则和固有词系统与汉语不能言文一致,百姓不识汉字,苦无语言无法记述。之后,朝鲜民族开始探索朝鲜式汉字使用方法,整体上分为“誓记体”、“吏札”、“乡札”和“口诀”。
参考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三十七 号.中国政府网.2024-01-03
程祥徽:澳门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富矿.百家号.2023-12-28
国务院关于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中国政府网.2023-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