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海姆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原名卡罗利·曼海姆，1893年3月27日生于布达佩斯，是德国社会学家，也是经典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生涯经历了匈牙利、德国和英国三个阶段，影响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学领域。曼海姆因受纳粹迫害，1933年逃往英国，继续在伦敦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教育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47年1月9日卒于伦敦。
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曼海姆在布达佩斯接受早期教育，在罗兰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学，同时也前往柏林（在那里他与乔治·西梅尔学习）和巴黎深造，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后返回匈牙利。他在布达佩斯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海德堡大学获得了进一步的学历。
学术生涯
曼海姆在战争期间参与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圈子，包括由卡尔·波兰尼创立的伽利略圈，迈克尔·波兰尼也参与其中，奥斯卡·亚斯组织的社会科学协会，以及由乔治·卢卡奇领导的“星期日圈”。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短暂存在的时期，即1919年，曼海姆在布达佩斯大学教授教育学，得益于他的朋友和导师卢卡奇的赞助，后者转向共产主义，而曼海姆并不赞同。在霍尔希·霍尔蒂成为匈牙利摄政王后，曼海姆和卢卡奇都被迫流亡。曼海姆选择了在德国流亡，并在1920年至1933年期间一直在那里。
1921年，他与心理学家朱莉娅·朗结婚，她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朱莉娅·朗。尽管她经常被忽视，但朗与曼海姆合作撰写了许多作品，并与曼海姆的一些学生一起整理了许多他的作品，以便在他去世后出版。在未能获得在海德堡教授哲学的赞助后，曼海姆于1924年在德国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和埃米尔·莱德勒的指导下开始工作。1926年，曼海姆的博士资格被社会科学系接受，从而满足了在海德堡大学教授社会学课程的要求。曼海姆被选中担任这个职位，其他竞争者包括瓦尔特·本雅明。从1929年到1933年，他在法兰克福大学担任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诺伯特·埃利亚斯和汉斯·格斯特从1930年春季到1933年春季担任他的助手，埃利亚斯是资深合作伙伴。格雷塔·库克霍夫，后来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知名人物，是他在法兰克福的行政助理，1933年初离开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学习并为曼海姆的移民做准备。
1933年，曼海姆根据反犹法律被迫离开教授职位，并被迫流亡。逃离纳粹政权并定居英国后，曼海姆成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学讲师，参与了一个旨在帮助学术流亡者的项目。1941年，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弗雷德·克拉克爵士邀请他在该学院兼职教授社会学，同时在战时条件下减少了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角色。1946年1月，他被任命为伦敦教育学院的第一位社会学教授，直到一年后在伦敦去世。在英国期间，曼海姆在“Moot”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一个基督教讨论小组，托马斯·艾略特也是其中的成员，关注宗教和文化在社会中的作用，由J.H.奥尔德汉姆召集。他还通过编辑劳特里奇国际社会学和社会重建图书馆（后来成为国际社会学图书馆）获得了影响力。
逝世
曼海姆于1947年1月9日在伦敦因先天性心脏病去世，享年53岁。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被邀请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任，但遗憾的是他无法接受这个职位。他的遗体被火化，并被放置在戈尔德斯格林火葬场的骨灰室中，后来与妻子的骨灰混合在一起。最初他被安置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面，但后来弗洛伊德被迁移了。
主要著作
曼海姆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变革时代的人与社会》《自由、权力与民主设计》《时代诊断》《知识社会学论集》《社会学系统论》等。他最著名的著作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1936年），在这本书中，他区分了部分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后者代表了特定社会群体独特的全面世界观，还区分了支持现有社会安排的意识形态和寻求未来并提出社会转型的乌托邦。
人物评价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瑟在《社会学思想名家》一书中指出：“虽然卡尔·曼海姆充满活力的大脑使他在社会学许多领域内都有所建树，但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曼海姆有关知识社会学的论述是他全部著作中最有价值和最不朽的部分。”当代美国著名知识社会学权威彼得·伯格认为，只是从曼海姆以后，知识社会学才成为一种可用于研究人类思想所有方面的实证方法。
主要观点
曼海姆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强调人的意识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人的社会地位，这是全部认识论包括现代认识论的基本要素。决定行动方式的正是这种深入到意识的“范畴结构”中的社会“存在制约”。为了建立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他一方面区别于相对主义和相关主义，强调历史上真理形成的前提；一方面强调精神的社会制约性对精神彻底解放的意义。曼海姆探讨时代民主蜕变为极权专政的原因，主张在保障人的社会价值的前提下，对自由加以设计，对各种社会力量进行调节。他认为精英人物在这种设计中负有特殊使命 。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可以表述为以下几个主要论点：
1．知识以两种主要形式出现：第一种形式即政治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受存在制约的”，也就是说，它是“依赖于境遇”或“与境遇有关的”。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知识，它是由知识持有者的生存条件决定的。
2．说(人文科学概论或社会科学的)知识是“受存在制约的”，并不等于把他贬低为“仅仅是相对的”知识。确实，这种知识不具有例如2X2=4这样的客观性，但这仅仅意味着，社会科学知识、历史学知识或政治知识具有一种不同于数学知识的客观性。知识社会学并不提倡相对主义，按照相对主义的观点，一切都是相对真理。相反，它提倡“关联主义”，按照关联主义的观点，有些真理只能理解为是与某一种观点相关的。
3．需要根据知识社会学对认识论加以彻底的改造。一方面，认识论需要使其自身摆脱个体主义，从而围绕这样一种洞见重建自身，即认识者总是某个群体的成员。另一方面，认识论必须克服他现在坚持一种“静态的”真理观的状况。按照静态的真理观，真理和“真”之意义是永恒的，认识论必须承认真理是一个历史过程：“真”之意义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从静态的真理观转向动态的真理观，也会导致对判断的产生与其内容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看法。尽管从心理学上讲，判断的产生也许与其内容无关，但判断的社会政治环境却是其内容的组成部分。最后，甚至在2 x 2=4这样的情况下。说存在着某种诸如“真理本体”这类事物也会使人误入歧途。这样说只具有启发价值。
4．我们有必要对两种主要的意识形态观加以区分：按照“特殊论的”意识形态观，一个群体集体持有的信念中，有一些是属于意识形态的；按照“整体论的”意识形态观，所有集体持有的信念都属于意识形态。知识社会学家则采取了一种“普遍论的”整体观：他并不把他自己的信念与其他群体的那些信念区分开来；他的信念也是属于意识形态的。
5．知识社会学关心的是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研究。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构成了这样一些情况，即一个群体的集体知识可能(但并非必然)无法与生存条件相适应：意识形态可能会在试图稳定社会时曲解现实；而乌托邦则可能会在试图对社会进行激进的改革时曲解现实。
6．知识社会学将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科学的政治学基础。在最近的几十年当中，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出现了。这种知识分子是“自由漂泊的”，他们不受任何特定的阶级约束。这种知识分子能够理解不同观点的局部真理，并且能对他们进行调解。如果一个群体的某种观点“符合”该群体的生存条件，那么，他就是局部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