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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一响

三转一响

三转一响（Four Big Things），又被称为“老四大件”，是对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的形象称谓，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轻工业产品，也是当时中国人民最为青睐的高档消费品。

20世纪50至70年代，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成为城市家庭渴望的“四大件”，价格昂贵且需凭票购买。改革开放后，商品供应增加，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四大件”逐渐普及。随着电力普及，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成为新宠。1980年代，彩电生产线引进，国产品牌涌现，家具风格也从单一变得多样化。但从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三转一响”老四大件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

三转一响是该时期女性择偶的重要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准。经济迅猛发展使生活消费用品从匮乏到丰富，智能化、个性化成为趋势。生活用品的更新换代展示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和社会巨变。2023年4月26日上午，山东市淄博盛康三转一响博物馆申报的《“三转一响”里的记忆》入选首届优秀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示范案例。

词源定义

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家庭是否拥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等耐用消费品，是衡量其家庭财富量与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也成为那个时代很多女性择偶的重要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和人民普遍的生活水平。因而，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被人们统称为“三转一响”，又称为“四大件”，成为当时年轻人结婚时期待的奢侈品。

历史沿革

起源

从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像火柴、自行车、胶鞋这些现在看来非常普通的东西，当时都作为最紧迫的工业生产品类，放在了与钢铁、船舶同等重要的位置。然而，受限于当时中国的轻工业生产能力，加之中国确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方针，导致一个时期内中国轻工业产品很难满足老百姓迅速增长的基本需求。这在一些生活耐用消费品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等制造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1958年3月11日，上海宏音无线电器材厂工程师张元震领导的试制小组与有关单位协作，试制成功国内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4年后，第一台全部采用国产元器件的美多牌28A型便携式中短波晶体管收音机研制成功，第一条晶体管收音机生产流水线也建立起来。美多牌28A收音机上市后立即引起轰动。

发展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是当时许多城市家庭渴望拥有、也比较稀有的四件家庭物品。这些东西不仅价格贵，而且是紧俏商品，一般都需要凭票购买。而在广大农村，能够买得起“四大件”的时间，比城市要晚上好几年。1958年3月，天津无线电厂试制小组参照苏联旗帜牌14英寸电子管电视机，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同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前身）进行第一次试播时，全北京仅有50台电视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大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商品的供给量极大增加，种类也逐渐丰富，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据北京市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的数量分别由1955年的24辆、4台、31.2只和21.6台增长至1978年的135.8辆、58.6台、208.1只和97台，分别增长了4.7倍、13.7倍、5.7倍和3.5倍。随着生产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四大件”中多年紧张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除个别名牌以外，都已敞开供应，“四大件”开始在广大城乡居民中普及。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电力工业的大发展使得电力在广大城乡得到普及，购置家用电器成为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显著标志。随之而来的，是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等电器成为老百姓追捧的“新四大件”。1980年代，彩电生产线引进，国产品牌涌现，家具风格也从单一变得多样化。但从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三转一响”老四大件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提升，人们追求品质消费，松下电器彩电、广州万宝集团有限公司冰箱等名牌家电流行。进入21世纪，家电科技化加速，三转一响更是转变为大尺寸平板可挂墙电视、功能性冰箱、滚筒式兼并烘干功能的洗衣机，以及家庭影院。

基本内容

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永久”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是流行的家用产品。1958年，均以“上海”为品名的A-581型手表、131型收音机、I和II照相机相继面市。1966年，“海鸥”牌DF型单反相机实现量产。1972年，“红灯”牌收音机投入生产。这些产品是当时“三转一响”的具体象征。

自行车

自行车有三大品牌较受欢迎，一是上海产的“凤凰”牌，一是天津产的“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牌，一是上海产的“永久”牌。这三个品牌的车有两种型号：一种28型，一种是26型。男青年喜欢28型，女青年喜欢26型。样式上也分为两种，一种是大链套单支架，一种是半链套双支架。其中，大链套会更受欢迎一些。颜色上一般都是黑色，女式26型也只有红色。

手表

20世纪50年代末，上海手表厂出产的“上海”牌手表，走时准确，样式美观，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而北京手表厂出产的“北京”牌手表也是一块响当当的牌子，也特受欢迎。这两种表的价格都是120元。到了70年代，上海手表厂推出了新产品“宝石花”牌手表，高字平盘带一朵宝石花。

缝纫机

缝纫机以上海产的“飞人”牌和“蜜蜂”牌为佳，北京产的燕牌次之，价位都在150元左右。

收音机

“一响”是收音机。过去北京老百姓管收音机叫“话匣子”，也有叫“戏匣子”的。收音机的节目有戏曲、京剧等，可以听到很多名家唱段，如：梅兰芳、马连良、裘盛戎、袁世海等，也能听小白玉霜、新凤霞、马泰、魏荣元等评剧名家唱的剧目。

价值影响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三转一响”稀缺且昂贵，需凭票购买，是当时人民所能拥有的最高财富，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准。能拥有一台收音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庭生活富裕程度的标杆。“听到响，才领证”，这是人们对结婚条件的描述，而这个“响”便是收音机。“三转一响”是该时代的人民所能拥有的最高财富，同时也是大部分女性判断配偶家庭条件的重要标准之一。

为促家电普及，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引进生产线投入巨额外汇。居民消费潜力促工业产能激增，冰箱、电视机产量跃居全球首位。从物资匮乏到丰富多元，生活用品更新换代，展现中国经济活力与社会巨变，提升民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生产与消费

生产情况

收音机

1953年，中国第一台全国产化“红星”牌502型收音机在南京无线电厂试制成功，从此结束了依靠进口散件组装收音机的历史，开始进行自主研制与生产。到1957年，中国年产收音机35万台。1963年，北京市试制成功晶体管收音机，定名为“牡丹”牌8402型。之后，晶体管收音机生产逐步取代电子管收音机生产。从1968年开始，中国掀起“大办无线电”运动，收音机产量有了很大提高，1970年的年产量超过300万台。1971年的年产量虽一度回落到240万台，但随后又逐年增长。1976年的年产量为969万台，1979年增至1387.5万台，1980年更是进一步增至3003.8万台。

自行车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最初两三年的恢复，到1952年，中国自行车产量即达8万辆。1957年的年产量增至80.6万辆，1965年升至183.8万辆，1976年达到668万辆，1979年更是突破了千万大关，创造了年产1009万辆的新纪录，跃居世界第一位。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共生产自行车8391万辆，自行车年产量增长720倍，平均每年递增23.5%。此后，1983年的自行车平均日产量相当于1949年年产量的5.4倍。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自行车保有量达到5亿辆，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行车王国”。

手表

手表工业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1955年，天津市、上海市先后试制出中国第一批国产手表，1958年开始批量生产。1956年至1958年，中原地区第一批手表厂先后在上海、天津、北京、南京、广州市等地建立，1958年产量为1.65万只。1958年至1979年，中国累计生产手表9633万只，平均年递增率为40%。1979年，中国共有手表生产厂家44个，总产量达到1750万只，居世界第5位。1983年，中国手表产量达到3469万只，比1958年增长2101倍，年均递增35.8%。

缝纫机

中国能够真正独立地生产缝纫机，也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三年恢复时期，上海市、广州、青岛市三地5家缝纫机厂先后恢复生产，1952年产量达到6.6万台。1957年，中国有7家缝纫机主机厂，产量达到27.8万台。1965年，中国的缝纫机厂增至22家，产量为123.8万台。1976年，中国的缝纫机产量提高至362.4万台。到1979年，中国以582万台的年产量成为世界上缝纫机产量最高的国家。

消费情况

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三转一响”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都是地地道道的奢侈品，能够消费得起的为数不多。直到进入20世纪80年代，“三转一响”才迅速得到普及。据统计，自行车的每百人平均拥有量，1952年为0.12辆，1983年为15.4辆，增长127倍；手表的每百人平均拥有量，1952年为0.07只，1983年为22.2只，增长316倍；缝纫机的每百人平均拥有量，1952年为0.05台，1983年为7.5台，增长149倍。在主要满足中国国内需求的同时，“三转一响”产品还不断出口国外。1980年，上海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三大件”外销创汇占其总产值的17.5%。在计划经济时代，“三转一响”属稀缺商品，均由国营批发公司独家经营，价格也由国家严格把控，几十年来总体波动不大。1958年，由于经济工作中出现“左”的错误，致使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遭到破坏，物价上涨幅度较大。“文革”初期，国内各级物价管理机构被撤销，物价管理工作陷于瘫痪，许多商品供不应求，市场物价出现了失控状况。为此，196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各地切实加强物价管理，物价由此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开始对物价体系和物价管理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部分不合理的商品价格得到理顺。1986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地方物价局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放开了自行车、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等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使得这些产品档次差价、质量差价、地区差价进一步拉开。商品经营权也逐步放宽，多数工业企业、商业零售企业、基层供销社都开展了兼营批发业务，有些个体户也开始介入批发，从而搞活了批发市场。自此，以“三转一响”为代表的“老四大件”开始向以录音机、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新四大件”转换。

收音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生产的收音机成本高、价格贵，一般家庭很难消费得起。1955年，中国收音机社会拥有量仅为105万台，1957年为250万台。1960年后，中国收音机生产向简化、低价的方向发展。从1949年到1961年，中国在用的收音机数量增长了5倍多。1976年，中国的收音机生产成本比1966年下降了一半左右，有些品种甚至下降了2/3，收音机零售价因之大大降低，家庭普及率也逐年提高。到1976年，中国国内收音机销售量和出口量较之1966年增加了10倍。

自行车

在交通运输极不发达的年代，自行车既是代步工具，又具有运载功能，因此，多数家庭对自行车的需求比“三转一响”中的另“两转一响”更为迫切，自行车的人均拥有量在“三转一响”中通常也相对更高。1979年底，中国全社会自行车拥有量为8000万辆，平均12人拥有1辆；1983年，平均6．5人拥有1辆。中国生产的自行车从1953年开始出口，到1979年已销往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1979年这一年就出口自行车64万辆，创汇2637万美元。上海生产的自行车不仅畅销第三世界各国，而且从1980年开始进入美国市场。同收音机一样，在改革开放之前，自行车由国家统购统销，销售价格也数十年波动不大。1957年10月，国务院及各省市公布的商品目录，对自行车实行控制供应，用户采用购货券方式购买。1962年初，国家明确规定，实行高价商品的原则是“品种少，收效大，群众易接受，副作用比较小”，自行车被列入其中。改革开放后，自行车销售渠道和销售价格逐步放开。到1986年，自行车作为6种工业品之一，价格全部放开。

手表

从全国范围来看，自行车、收音机的名牌产品较多，消费者的选择余地较大，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本地区生产的品牌。手表则不同，由于手表的生产工艺精细，技术要求高，因此全国生产手表的厂家虽然不少，但公认的品牌却为数不多，“上海”牌手表是当时品牌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4个佩戴手表的中国人中，就有一个戴的是“上海市”牌。至于全国手表的总体消费情况，1952年每百人平均拥有0.07只，1983年每百人平均拥有22.2只，增长316倍。从1973年开始，中国生产的手表开始出口国外，其中天津市的“海鸥”牌、上海的“春蕾”牌、北京的“双菱”牌在国外市场销售情况较好。

缝纫机

新中国成立之初，平均每50户拥有1台缝纫机。到1979年底，中国缝纫机保有量为4420万台，平均每4.8户拥有1台。中国从1955年开始出口家用缝纫机，当年只出口了4000台，1965年增加到14.7万台，1979年出口整机增至49.6万台。缝纫机的流通体制与自行车差不多，即生产企业只管生产，产品受政府经济计划管理部门管控，销售由各级经济管理部门统一分配。根据职责分工，城市由商业部门统一管理，下属的五金和百货公司负责销售；农村则由供销社统一管理和销售。1958年后，缝纫机实行凭票供应。1962年，国家基于回笼资金的需求，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供应政策，缝纫机也被列入其中。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缝纫机开始成为热销商品，长期供不应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