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尔察·铁良

穆尔察·铁良（1863年4月5日-1938年6月8日），字宝臣，晚年别号抱默，谥庄靖，满洲镶白旗人，是清末大臣，被时人视为满族中杰出的军事人才。

铁良祖上曾有多人为官，但自其祖父、父亲相继离世后，家境开始变得艰难。其早年为工部笔帖式，甲午战后，凭借才识进入荣禄幕府，此后相继出任户部右侍郎、 兵部左侍郎等职。清末新政期间，铁良曾赴日考察军事，回国后以帮办大臣身份参与编练新建陆军。光绪三十年（1904年），铁良奉命南下监察地方财政税收和军事，因顺利完成清廷下达的使命，得了慈禧和光绪帝的信任和倚重。自光绪三十年（1905年）起，其先后担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等职。清末立宪期间，铁良又与爱新觉罗·良弼等满族亲贵势力，联合打压袁世凯，最终将袁解除兵权。但不久之后，铁良便受到爱新觉罗·载涛、良弼等人的排挤，于宣统二年（1910年）被外调为江宁将军。辛亥革命爆发后，铁良在南京对抗革命军，失败后逃往北京，参与创建宗社党。清帝退位后，其以遗老身份寓居天津市，多次参与复辟活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11日，铁良在天津病逝，终年75岁。

时人冯恕在铁良的墓志铭中赞赏其潜心研究财政与军事，“忧国如家”，以天下大事为己任，但由于他人的排挤与诽谤，铁良的“理财、经武”计划最终都难以得到实施。清末名士辜鸿铭称赞铁良沉着冷静，具有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虽然固执，却有强烈的廉耻感和责任感；虽然刻板僵硬，但却正直诚实；酷爱秩序，勇武有气节，又具有傲慢的抵抗力量。”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铁良出生于同治二年（1863年）4月5日，属穆尔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其始祖福拉他跟随努尔哈赤征战有功，清军入关时定居北京。祖父特克绅布曾担任江西吉安知府，从四品官；父亲英会同治时担任礼部员外郎，从五品官。铁良早年在吉安县读书，祖父死后，随父亲扶丧回京，母亲博尔济吉特·巴特玛璪亲自教授其学业。四年后，其父亦死去，家境更加艰难。相传铁良曾因家中断炊，拿着仅存的三方旧砚外出售卖，却终日无人购买。由于家境艰难，铁良便放弃科举，转而研究财经与军事，以笔帖式进入工部，并考取神机营书手，月薪仅一两银子。此后其又相继升任工部主事、户部银库员外郎等职。甲午战后，瓜尔佳·荣禄奉命编练武卫军，铁良因才识被引为荣禄的幕僚，不久便升迁为鸿胪卿。义和团运动后，又被提拔为内阁学士。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奉旨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政府大臣，负责督办北洋军。由于袁世凯权势日重，引起满族亲贵猜忌，清廷便命铁良参与北洋练兵事宜，于次年在保定市成立京旗常备军督练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铁良又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赴日本考察军事。同年10月，其以户部右侍郎的身份参与新设的练兵处襄办，不久改为兵部左侍郎。

铁良南下

清政府设立练兵处后，为应对日俄争夺东北地区的危机，同时削弱地方兵权，其很快出台了筹饷练兵政策。练兵在于筹款，然而地方督抚却不愿向清廷提供额外的经费来削弱自己的军权与财权。就在筹饷练兵政策难以实施时，张之洞与两江总督魏光焘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向清廷上奏，提议把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迁移至江西萍乡。江南制造局一向是地方督抚的财源与军火库，因此清政府便趁机派兵部左侍郎铁良南下长江流域的省份，调查各省财政，考察地方军队，企图清理地方兵权与财权。

光绪三十年（1904年）8月28日，铁良乘船抵达上海市。此后其相继对上海、苏州市、南京等地的财政、炮台、军队及武备学堂进行了考察。12月9日铁良率随员离开南京，继续前往安徽、江西省、湖北、湖南省、河南省五省进行考察，直至次年2月回京。这一期间其考察的主要对象为制造局厂址、军队、军事学堂、炮台等。铁良此次南下基本完成了清政府所下达的使命。就“划一营制”与夺取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而言，张之洞、魏光焘等地方督抚的营勇武装，或被改变或被解散，江南制造局的大笔经费以及用人权也被收归练兵处。就筹款而言，铁良不仅发现了地方大批未报的款项，而且顺利将苏、皖、湘、鄂等八省的重要财源“土膏统捐”收归中央，使中央练兵处获得了一个稳定的经费来源。而铁良此次南下所取得的成绩也赢得了慈禧和光绪帝的信任和倚重，其很快被提拔为兵部尚书，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又充政务处大臣，甚至获得了在西苑门内和紫禁城内骑马的殊荣。

袁铁之争

铁良南下极大地削弱了东南督抚的势力，但其最大的受益者却并非清廷，而是袁世凯。江南制造局归于北洋政府控制之下，所筹得的练兵经费也大部分被袁世凯占有，而江南也逐渐被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所把控。因此，铁良南下后，袁世凯与满族亲贵势力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其中最突出的便是袁世凯和铁良的斗争。袁铁交恶，始于粮饷收放权的争夺。练兵处初设时，曾规定练兵款项的收支均由练兵处的饷局负责，但由于袁世凯一手包揽练兵处，各省上缴的粮饷都被北洋粮饷局接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铁良出任户部尚书，其随即从财务上对北洋军“钩稽精核”，抑制袁世凯势力的扩张，使得北洋两江总督捉襟见肘。此外，铁良还依靠留日归来的爱新觉罗·良弼联络士官生，开始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企图打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武备势力。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袁铁二人就立宪问题再次展开斗争。袁世凯为获得中枢大权，积极附和立宪，鼓吹责任内阁制。铁良等人看出袁世凯是为了揽权，便指出袁所说的立宪，“实与立宪本旨不合”，进而提出立宪应该先实行中央集权，而实行中央权力，则需要剥夺地方督抚的军权与财权。这实际上是要暂缓立宪，因此遭到袁世凯的忌恨。于是袁世凯便向慈禧参劾铁良，声称“若不去铁，新政必有阻挠”。爱新觉罗·奕劻也附和袁氏，力言铁良的不是。慈禧本准备不让铁良等反对派再参加御前会议，但奕、袁的表现，让她意识到二人的目的是为了独揽兵权。于是慈禧立马改变主意，使铁良转危为安，袁世凯和奕反而成了众人的攻击对象。同年10月，清政府举行彰德会操。袁世凯和铁良同时被任命为校阅大臣，南北两军的审判长也是满汉各一，双方营垒分明，针锋相对。会操结束不久后，清政府便正式发表厘定官制，否定了袁世凯成立内阁的主张，仍保留军机处，同时采纳铁良集中兵权的意见，将兵部改为陆军部，统率全国军队，并由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袁世凯察觉到政治环境对其不利，便主动交出四镇新军由陆军部直辖。铁良顺势接收，并推荐凤山接管这四镇的兵权。由于袁世凯手中仍握有两镇兵权，满族亲贵仍对其不放心，于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9月，清廷又内调袁世凯为军机大臣，明升暗降，完全解除了其兵权。然而，由于袁世凯的朋友、亲信、部下等依旧掌握着一些部门和北洋军的实权，因此直隶军政大权实际上仍被袁所控制。

遭受排挤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光绪帝和慈禧相继去世，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由其父醇亲王爱新觉罗·载沣摄政。载掌权后，竭力推行皇族集权政策。其借口袁世凯患有“足疾”，让其回乡养病，自任陆海军大元帅，让满族亲贵爱新觉罗·载洵、爱新觉罗·载涛分管陆海两军，同时编练卫戍军、扩充新建陆军，企图分割北洋政府势力。在袁世凯的势力得到暂时抑制后，满族亲贵内部的矛盾便逐渐显露，其中较为突出的便是铁良与爱新觉罗·良弼之间的矛盾。良弼曾留学日本，向来以知晓军事出名，目空一世；铁良则凭借自己的才识从底层升迁至高位，在满族将领中颇有资望。双方虽然在排袁斗争中相互合作，但却彼此轻视，在争权夺势问题上也是积怨颇深。在禁卫军成立时，良弼仅被授予第一协协统，职位远低于铁良，因而其心中不快，常在爱新觉罗·载涛面前鄙薄铁良。而载涛也对资望在自己之上的铁良心怀嫉妒，加之铁良并非皇族，不如良弼亲近，于是其大力支持良弼排挤铁良。与此同时，被解职的袁世凯也派人在满族亲贵中散布谣言，称铁良与袁暗通合谋，想要夺取载涛的兵权，进一步离间了铁良与载涛之间的关系。由于受到排挤，铁良便称病辞职。宣统二年（1910年），铁良被免去卫戍军训练大臣和陆军部尚书职务，外调为江宁将军。

遗老生涯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11月8日，原属清军的徐绍桢率领陆军第九镇在陵关起义。徐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江浙联军总司令，率军攻打江宁（今南京）。铁良虽然率军抵抗，但很快遭到失败，仓皇而逃，由日本人护送逃往上海后返回北京。此后铁良又与爱新觉罗·良弼等人打出“君主立宪维持会”的旗号，成立“宗社党”，公开反对清帝退位，反对与南方革命政府议和。民国元年（1912年）1月26日，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三日后毙命，宗社党遭到沉重的打击。不久，宗社党党徒纷纷出京，铁良也逃往天津市租界内，此后频繁往来于大连市、天津、日本等地，进行复辟活动。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时曾邀请铁良出山，但被其拒绝。民国六年（1917年）年6月，张勋与宗社党为首的势力串通，乘“府院之争”带兵入京，拥立丁巳复辟。期间，铁良、张人骏等人曾被溥仪任命为弼德院顾问。张勋复辟失败后，铁良又再次回到天津租界。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也寄居在天津租界，铁良等满清遗老便继续向溥仪效忠。隐居天津市期间，铁良还经常以作诗、写字作为消遣。其对于书法尤为喜爱，曾自撰一副七言对联“惟期后辈知书益，莫忘当年卖砚难”，回顾其年轻时的困苦经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8日，铁良在天津病逝，终年75岁，溥仪赐予其谥号“庄靖”。

人物轶事

锡良与铁良

张之洞在北京时，曾赴某尚书的筵席，当时客人中还有两位尚书，一个是锡良，一个是铁良。席间，张之洞说：“我幼年时曾听过一个笑话，不知诸公愿不愿听？”众人都说愿意。于是张之洞讲道：“我家乡有个塾师，十分严厉，学生们经常挨打，便想了一个法子报复。他们逮了两条泥鳅，悄悄放在老师的夜壶里。半夜老师起来小便，夜壶里的泥鳅突然劈劈啪啪地跳了起来。老师大惊，顺手把夜壶扔到门外，夜壶是瓦的，应声而碎。第二天，私塾主人为老师换了一把锡夜壶，学生又悄悄在夜壶底钻了个小孔。老师不知，半夜撒尿，结果被褥全部被打湿，气得老师大骂不止。主人又为他换了一把铁夜壶，这样终于平安无事。一天，私塾主人同老师谈到夜壶的优劣。主人问：‘瓦夜壶与锡夜壶哪个更良?’老师回答：‘锡良。’主人又问：‘然而锡夜壶与铁夜壶哪个更良呢?’老师回答：‘铁良。’”

铁良遇刺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一直将暗杀作为革命的重要手段。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月，铁良南下考察结束，准备从湖南省经武汉返回北京。革命党人王汉得知消息后，便向胡瑛、刘静庵等人提议刺杀铁良。经过商议，众人决定由王汉和胡瑛执行刺杀任务。刺杀地点最初选在武昌，但考虑到此举可能影响到日后的起义，也牵涉到自己的家人，于是革命党人便将地点选在了河南彰德（今安阳市），这是铁良北上的必经之路。王汉、胡瑛二人携带手枪到彰德后，等了几天，铁良迟迟不至。胡瑛临阵胆怯萌生退意，王汉便独自负担起刺杀任务。几天后，铁良乘火车到达彰德，正准备换轿进城休息。王汉已在此等候多时，他见铁良下车，便选好位置开枪射击。然而，由于王汉缺乏训练，射术不精，连发几枪都未命中铁良。铁良的警卫立即前来追捕，王汉见刺杀失败，便逃出人群。警卫们穷追不舍，王汉不愿被捕，被迫投井而亡，年仅22岁。铁良下令彰德府知府追查此事。于是，官府将王汉尸体打捞上来，发现其身上有一篇阐明民族大义的绝命书，才知道其是革命党人。胡瑛得知王汉死讯后，假扮成商人与当地士绅交涉，将尸体辗转保出，在当地草草埋葬。事后胡瑛回到武昌，向革命党人讲述了王汉英勇牺牲的事迹。

案无留牍

据铁良曾经的下属李炳之回忆，铁良为人勤恳谨慎。在陆军部期间，铁良每日退朝后就到部里办事。当他到部以后，部里的司长、科长等都会抱着公文，到他办公室请他批阅。铁良一件一件、不慌不忙地看，一般例行公事基本就随即批阅。有问题的，他便会挑出来，说：“这件我们要谈谈。”最后剩下几个人留在办公室，铁良便一个一个谈话，几乎每件公事，他都当场做出决定。因此每天公事虽多，但其却可以做到案无留。铁良曾告诉李炳之其处理事情迅速的原因，他说："看公事要看头、尾。头就是事由，尾是这件公事请求的目的，头尾一看，这件公事的纲领，已经了然于胸。至于中间所叙事实经过，大概一看，知道就可以了。如果有问题，可以仔细看看，否则看过就是。如果每件公事都字字推敲起来，那要消耗多少时间呢?”铁良办事虽然敏捷，但却不潦草。据李炳之称，下属们向铁良汇报时，他都能一项一项记得清清楚楚，毫无错。

人物评价

民国七年（1918年）沃丘仲子在《当代名人小传》中对铁良的评价为：“深思明辨而器量狭隘，虽亲交，一言不合辄与之绝。兵事仅通大略，所拔将校，半庸腐材”，认为其虽然做事精细谨慎，但却气量狭小，对于军事也只是知晓大概。

清末名士辜鸿铭在其所著《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中，将铁良与英国兰斯东勋爵相提并论：“他们固执，却有强烈的廉耻感和责任感；刻板僵硬，但确实正直诚实；酷爱秩序，勇武有气节，又具有傲慢的抵抗力量；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还沉着冷静。”又称“目前的满洲贵族中，像铁良等人，便有强烈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铁良去世后，时人冯恕在为铁良所作墓志铭中赞赏铁良潜心研究财政与军事，“忧国如家”，以天下大事为己任 。同时也指出由于奸邪小人的憎恶与诽谤，铁良的“理财、经武”计划最终也都难以得到实施。

康有为曾私下给梁启超写信说道:“铁良(何不设法用之)则吾见汪大燮、孙宝琦皆极称之，以为满族第一，且有心于上，最有才魄，诚可深结”，认为铁良是当时满族中最有才识和魄力的人，可与其深交。

受铁良器重的一位汉人部下李炳之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他时，仍不断称誉其“为人很勤恳谨慎，记忆力过人，条理也很清楚，为人谦抑，一向老成持重”。

人物关系

影视形象

参考资料

走向共和 (2003).豆瓣电影.2024-02-22

贾一平 Yiping Jia.豆瓣电影.2024-02-22

辛亥革命 的全部演职员.豆瓣电影.2024-02-22

辛亥革命演员表.首映网.2024-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