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豪事件

伍豪是周恩来总理在在五四时期用过的笔名。

所谓“伍豪事件”是1932年2月由中国国民党特务一手炮制伪造的。当时，他们用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了伍豪脱党启事，就是企图达到污蔑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阴谋。

1967年，江青集团便意欲借此事，谋害周恩来总理。

事件起因

1967年夏天，实在过得令人郁闷。谁也没有想到，刚进5月，中央文革那几员黑干将又把挑衅的目光盯在了周总理身上。

大概是那年的5月初吧，天津南开大学的一些红卫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旧报纸里翻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他们那时正在到处抓叛徒、特务和走资派，对这样一则启事当然很注意，所以就把报纸送到中央文革，这张报纸自然落到了江青手里。

这则消息里提到的伍豪正是周总理在五四时期用过的笔名就以抓阉的形式取了些代号互相称呼，当然中国国民党也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

特务伪造

事实上，所谓“伍豪事件”是1932年2月由国民党特务一手炮制伪造的。当时，他们用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了伍豪脱党启事，就是企图达到污蔑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阴谋。国民党炮制的这个启事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因为在刊登启事的前两个月，周恩来已经按照党中央的决定离开了上海，经过福建进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他正在江西瑞金工作。

关于“伍豪事件”的真相党组织早就很清楚。1942年，延安整风时，周总理曾把他当时的活动原原本本讲过一遍，反击了中国国民党的分裂阴谋；解放后，有一个被捕的国民党特务黄凯也交待过，说那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根本就是他们布置和伪造的。因为年代久远，当时党内知道这件事的人比较少，只有当时一些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负责人了解事情真相，为此，陈云同志和一些老同志还写过说明。但这件事的真相红卫兵并不知道，因此他们才把这张报纸送到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的手中。

违背事实

可江青却不管历史事实，她正想整周总理而愁找不着黑材料呢，一见这张旧报纸就如获至宝。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人叫伍豪。这封信她分别送给了林彪、康生和周总理。

周总理接到信后知道江青又想闹事，他回到西花厅把这事告诉了邓颖超，他和邓颖超都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再一次搞清楚，给历史留下一个真实的记录。那天，邓颖超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召集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司机和厨师。邓颖超向大家简单讲了讲这件事，让茂峰去中国国家图书馆借来1931年和1932年上海市出版的几种报纸，大家就不分白天黑夜地找起来。

报纸太多了，堆在一起有两个人高，而且因为是竖版，找一条一二百字的小消息挺困难。但大家没有灰心，还是坚持一张一张地翻。终于，那则启事在1932年2月20日的《申报》上找着了，邓颖超派人马上送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很认真地阅读了这则启事，然后说“再查，还有一条消息是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反驳中国国民党的。”于是大家回来又查，但查遍了其它报纸都没有看到那条反驳的消息，大家很奇怪。当时恰恰是忘了再查查《申报》。有的同志开始怀疑有没有这条消息，因为当年周总理和邓颖超也没见到过。可周总理肯定地说：“会有的，陈云同志在延安的时候说过，是登了报的，不会错。”周总理这么一说，大家又接着查，结果真在2月22日的《申报》广告栏里查到了。那则只有45个字的消息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见到这条消息，周总理坦然地说：“这就清楚了。”确实，周总理不解释所有人也明白，同一张报纸在三天之内就同一事件刊出两条不同的消息，明眼人都知道，第二条是对第一条的否定。两条消息都找到后，周总理让人请来新华出版社的摄影师钱嗣杰，把那些旧报纸一一拍照。随信他还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事件编成大事记送给毛主席。

1968年，北京大学的一位学生又写信反映“伍豪事件”，这封信让毛主席看到了，他亲自在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中国国民党的污蔑。”

暂告段落

“伍豪事件”直到四年以后才算暂时告一段落。那是在1972年6月23日中央召开的批林批孔整风汇报会上，毛主席要周总理讲一讲“伍豪事件”，周总理就作了一个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这个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录音记录，然后根据录音整理出一份文字记录。根据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这个报告记录要由周总理签字后把录音、文字记录稿和所有的相关资料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党委存档，以防将来有人再旧事重提。但当时不知为什么，周总理看过录音记录稿后却一直没有签字，这份记录稿就一直放在总理办公室保存起来了。

内容

这则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的启事如下：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中国工农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后续

当时，周恩来已离沪去江西苏区，用伍豪名义登的脱离启事，显然是中国国民党特务(张冲)伪造出来反苏反共的，这必须想个办法加以澄清。经过大家商量，决定由潘汉年找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的律师陈志皋，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的启事。但陈说他虽然在巡捕房工作，总是中国人，出面不方便。国民党要是找到他，他难以解释。他建议代我们找一个法国律师巴和，代表周少山登一个紧要启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事务所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四十一号六楼五号。

这样，这个启事就于1932年3月4日在《申报》登载出来了。这个启事没有用伍豪的名义而用周少山的名义，又说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笔名。这个小动作很妙，因为启事登出后，中国国民党曾派人去找巴和，问伍豪在哪里。巴和说：我的当事人是周少山，仅仅别名叫伍豪，你们要找的伍豪当然不是这个，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启事，你们可以直接去找他。这个启事的内容，明显地分辨出来那个伍豪启事是伪造的，因而我们没有很琐碎地去反驳他那些反苏反共的言论。同时党内也在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驳的文章。

在当时来说，这个启事花一百两银子是贵了一点，但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因为周恩来已离开上海市，他不会知道我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也没人向他提过这件事。

事件真相

虽然江青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总理的阴谋没能得逞，但她对周总理却是越来越不满意了。可江青毕竟不敢在周恩来面前公开施威，就屡屡把气出在他的工作人员身上，这样先是出现了曾经给周总理当过多年秘书的许明同志自杀事件，后来又出了让赵茂峰给江青的女儿李讷写检查一事。关于许明同志被逼自杀之事，有同志在回忆文章中讲过，我就不谈了，而赵茂峰给李讷写检查却是让人看出江青的用心。

原来，“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经常出去开会或者接见“红卫兵”，开始每次都是由茂峰整理好文件跟着去。那时候，江青正在处心积虑地找周总理的碴，有一次，周家鼎同志就“支左”工作向周总理写了一个汇报条，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后江青的秘书打来电话问这条子还给不给江青看？当时周总理说：“已经过时了，不看也罢。”事情就算过去了。没想到后来江青因为此事怪罪下来，对着周总理直抱怨，这让家鼎感到很内疚。这时周总理很平和地说：“这不是你的错。让不让她看文件是我的事，你一个秘书能决定吗？”周总理实事求是的两句话，既摆脱了家鼎的尴尬，也让江青一下子无话可说。

不久以后，“中央文革”小组要开碰头会，周总理告诉茂峰时间、地点让他写个通知，通过中办发下去。通知依惯例发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手中，没有发给文革小组办公室。但是此时的办公室主任正是江青的女儿李讷，于是江青借此事又闹了一气。“你不放手你的秘书也不放手，通知为什么不发给文革小组办公室？”面对江青的无理取闹，周总理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他说：“那好哇，让赵茂峰给李讷写个检讨，说他发通知有疏漏……”听周恩来这样一说，江青又闹不起来了。

回到西花厅，周总理很诚恳地对赵茂峰说：“这件事是我让你办的，还让你写检讨，真是对不起。”

“写检讨没关系，这个我能理解。”茂峰回答。

看到茂峰如此善解人意，周总理紧锁的眉头舒展开。后来，他亲自审阅了茂峰的检讨，还把里面两个错别字改过来。

名字来由

周总理和一些热血青年在天津市成立了觉悟社，他们不想用自己的真名，就以抓阄的形式取了些代号互相称呼，

中国国民党很多人也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的笔名。

成员名单

男成员

10名，他们分别是：

5号周恩来，后化名“伍豪”；

9号赵光宸，后化名“奈因”；

11号薛撼岳，后化名“石逸”；

18号关锡斌，后化名“石霸”；

19号潘世纶，后化名“石久”；

20号胡维宪，后化名“念豪”；("念"音同“”就是20 )

28号李震瀛，后化名“念八”；("念"音同“廿”就是20 )

29号马骏，后化名“念久”；("念"音同“廿”就是20 )

41号谌小岑，后化名“施以”；

50号谌志笃，后化名“武陵”。

女成员

10名，她们分别是：

1号邓颖超，后化名“逸豪”；

3号周之廉，后化名“珊”；

13号郭隆真，后化名“石珊”；

25号刘清扬，后化名“念吾”；("念"音同“廿”就是20 )

26号吴瑞燕，后化名“念六”；("念"音同“廿”就是20 )

31号李锡锦，后化名“衫逸”；

34号郑季清，后化名“衫峙”；

36号张若名，后化名“衫陆”；

37号张嗣婧，后化名“衫弃”；

43号李毅韬，后化名“峙山”。

文革对周恩来的影响

1967年5月，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公开发表，社会上出现公开反对和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诬陷周恩来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等材料出现在江青的案头(伍豪是周恩来早年用过的笔名——笔者注)。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名节，周恩来即于5月19日夜致信毛泽东：

连日因忙于四川省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市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可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省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月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件及报送的各件材料作了“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的批示。完全清楚所谓“伍豪脱党启事”真相的康生，在读到毛泽东这样的一个批示后，遂不置一辞（60年代初，康生曾两次写下证明文字，证明“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这年12月下旬，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学生又以《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致信毛泽东。这一回毛泽东明确表态，于次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中国国民党造谣诬蔑。”

周恩来临终念念不忘

有了毛泽东一言九鼎的批示，此事仿佛尘埃落定。令人深长思之的是，1972年6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以三个晚上的时间，作关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六次路线斗争的报告，并作了过分的自我批评之后，又在会议结束时作《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处事周密深细的周恩来显然认为此事尚未“定夺”。周恩来在作这个专题报告的同时，向300多位与会者宣布：根据毛主席和政治局的意见，要把报告的录音记录稿以及有关文献资料作为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处，同时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保存一份。令人不解的是，在此后的整整三年间却未付诸实施。1975年8月中旬，毛泽东发表评论《水浒》的谈话。姚文元迅速作出反应，促成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的谈话下达，并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公之于世，从而掀起一场“评《水浒》，批投降派”的运动。江青在9月初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极其露骨地攻击重病中的周恩来和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宋江架空晁盖。9月20日，病危中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大手术。周恩来清楚，施行这次手术后果难测，进手术室前，特意要来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看了一遍，并用颤抖的手在记录稿第一页上写下“周恩来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9.20”的字样。在推车进入手术室的一刻，周恩来用尽全身力气，当着前来守候的诸多中央领导人和医护人员的面，以少有的激愤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邓颖超见状，当即要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这一情况。仅仅相隔110天，满腹痛楚和殷忧的周恩来与世长辞。

评价

觉悟社团结进步青年，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引导社会的先锋”和“作战的大本营”，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重要革命组织之一。觉悟社有正式社员20人，所知社友9人。但是对于其他成员的经历很多人并不清楚。对觉悟社全体成员的经历作一系统介绍，进而勾勒出20世纪初中国最早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迥异人生。

参考资料

见证西花厅岁月：周总理在文革.网易新闻.2015-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