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
《南史》，为唐朝李延寿所编撰的一部纪传体史书，记载了刘宋、齐、梁、陈四代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与《北史》为姊妹篇，为中原地区二十四正史之一。
李延寿继承其父李大师遗志，自唐贞观十七年（643年）至唐显庆四年（659年），将宋齐梁陈四书删繁就简，又参考其他材料进行增补编撰成《南史》。全书共八十卷，有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无志表，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按朝代顺序、帝王在位先后排列。
《南史》文字简明，叙事简洁易读，打破了以往史书中单一朝代的断限方式，编撰方法采取了“互见法”，其列传多采用家传形式，《南史》对四朝正史做了不少修订与补充，修改了不少南梁四书中曲笔之处，但其中增补了一些琐碎之事和怪诞不经的内容，但也在传记文学叙事和志怪小说素材方面体现出了一定的文学价值。
作者
李延寿（生卒年不考），字遐龄，祖上为陇西县大族，后迁居安阳市（今河南安阳），李世民时，历任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等职，后官至符玺郎兼修国史。曾参与《隋书》和《晋书》的编写，并著有《太宗政典》。后继承其父李大师遗志，编成《南史》《北史》二书。
成书
未竟之志
李延寿之父李大师成长于南北朝对立时期，后相继经历了隋唐大一统王朝，这种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变革，对李大师的修史思想形成和发展有很大影响。但他因仕官窦建德，又曾帮助王世充抵抗唐朝军队，被李渊发配西会州（约今永昌县以东、天祝藏族自治县以西一带）。在发配西会州后被武威郡总管杨恭仁招到河西（甘肃省、青海黄河以西地区），在杨家他读到了宋、齐、梁、魏四代史书，他认为以往所修的南北朝史书颇多弊病，这些史书中将南梁与北朝互相对立、互相鄙夷，又常重本国史而轻别国史，且存在不实之处，便决定自己撰修一本史书，以编年体的形式撰写整个南北朝的历史。直到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 天宝廷大赦天下，李大师才得以回到京城长安，他的旧友房玄龄、封德彝已为朝中高官，劝他留京做官，他已无心仕官便回家乡编写南北朝史。但两年以后他就病逝了，著述也未完成，临终前他以此为“没齿之恨”。
继承先志
李延寿家学渊源，其曾祖父李晓和祖父李超都以学问著称，但他走上治史之路，影响最大的是他父亲李大师。为了完成其父未竟之志，李大师去世两年后，贞观三年（629年），李延寿正式成为一名史官，参与了《隋书》的编撰，此后他又参与《五代史志》的编撰，凭借史官的有利身份，李延寿收集到了李大师旧稿中没有的史料，特别是他未曾见过的齐、梁、陈、周、隋五朝史事，因这些史料为官方秘藏且因家贫无钱雇人，李延寿只能自己动手抄写这些史料，同时又搜集了一千余种杂史。贞观十七年（643年）他开始动手撰写南北二史，历时十七年，将八代正史共五百六十六卷和一千余种杂史，于唐显庆四年（659年）完成了《南史》《北史》一百八十卷的编撰（其中《南史》成书在《北史》之前）。
编撰
体例编排
因南北朝各代统治时间不长，往往一人历经数朝，很难将其归为一朝之人，且南北朝时期门第之风盛行，如王、谢、崔、卢等高门大族对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等方面影响颇大，故李延寿并未遵循李大师以“编年体”编史的意愿，而是采用纪传体通史的方式把南梁四代的史事合编为《南史》。《南史》对南朝的人物、史事作归纳集中，南朝的帝纪、后妃、宗室均依照朝代先后顺序排列，诸臣列传则大体有先后顺序，对一些高门大户则将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
删减增补
《南史》于南朝四书并非是简单的删减综合，南朝四书一共二百五十一卷，《南史》中删除了其中全部“志”的部分，对于《宋书》删减最多，《陈书》最少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动。《宋书》中诏、、表、疏之类文章较多，除一二篇被《南史》收录外，其余全部被删除，将重要内容简略概括。另外因前史中对于战争的记载多存在“夸胜讳败”的问题，且核实真相不易，故《南史》对于南、北征战攻伐之事删减较多。除此之外，李延寿参考他所收集的杂史一千余卷，对很多地方进行了增补，如《南史》比《梁书》增加了王琳等十余传，对原有的某些传记也充实了内用，如《范缜传》。对于原本四书中因避讳而被有意删除的部分，他也根据其他材料还原它本来的面目。但增补的材料中也有一些琐碎之事和怪诞不经的内容。《南史》来源于南梁四书，却不仅限于四书，它条理清楚，卷数不繁，叙事突出，便于阅读，但它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如有的地方因首尾照应不周而自相矛盾，因为删改导致重要史实缺失等等 。
南北互见
《南史》的编撰采用了“互见法”，这种互见不仅体现在《南史》一书内部，也与《北史》形成“南北互见”的格局，如《北史》列传中往往有“《南史》有传”，《南史》列传中亦常看到“《北史》有传”之类的互见交待，这是《南史》相对其他纪传体史书所特有的，但也有如刘昶、萧宝夤、萧赞等人，两史中都有传的重复现象。
作品内容
《南史》全书共八十卷，有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无志表，上起刘裕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叔宝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其中刘宋八代五十九年，齐七代二十三年，梁三代五十六年，陈五代十国三十二年。本纪分为《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本纪以朝代为序，记述了各朝君主大事。列传也按朝代次序一次列宗室、诸王、大臣传，除此外还有《儒林传》《文学传》《孝义传》《循吏传》《隐逸传》等类传，则按世系编次，其中以王、谢大姓为主，从中可了解门阀世家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家族兴替与皇朝兴衰的关系，及世家大族所占有的部曲佃户奴婢荫户等情况。
作品思想
史德
《南史》在撰述历史史实时与南梁四书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四书中因避讳而扭曲的史实以及故意遗漏的内容，《南史》对其进行了修整与增补，如对司马德文之死的记载等，体现《南史》在史实撰写方面“秉笔直书”的思想。
门阀士族观
《南史》中列传中多采用家传的描写方式，注重家族兴替和皇朝兴衰的关系，其记述人物事迹也时常将个人活动与家族兴替联系在一起，在品评人物方面也认为个人品德与家族声望、家族风评紧密相关，这些表达方式体现了《南史》非常注重家族的传统和门风。同时《南史》中还体现了“士庶有别”的思想，展现了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浓厚的门阀观念，特别注重区分门阀与庶族之间的界限，这与作者李延寿本人出自陇西县世家大族有关。
历史观
南北朝时期，王朝更迭频繁，当时南梁与北朝相互对立，相互贬低，双方互称“台湾岛”和“索虏”，南北二史中取消了这些称谓，打破了南北对立和华夷界限的认知，宣扬了大一统的思想。《南史》虽宣扬“大一统”，但也体现了以北朝为正统的观念，如《南史》中书写南朝帝纪时都使用北朝帝纪年号，北朝皇帝死《南史》都记为“崩”，北朝对南朝发动战争《南史》称为“攻”“入”，反之《北史》中对南朝对北朝发动战争则称“讨”“伐”，这些笔法的应用都体现了《南史》以北朝为正统的思想。
南梁四书中本身就存在天命观、因果观的思想，李延寿在编撰此书时增补了很多神鬼志怪的内容，使得《南史》“宿命论”思想体现的更为突出。但相较《宋书》，《南史》在天命观中更加突出了“人”的作用，突出了帝王将相在历史事件的作用，强调了人对于历史进程推动的重要性。
作品价值
史学价值
《南史》将宋、齐、梁、陈四朝历史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这种断限方法打破了以往史学家以某一个皇朝历史作为史书断限依据的格局，对后来史学家撰写史书提供了更为开阔的思路。
自《南史》问世后，原有的宋齐梁陈四书就很少有人诵习，但《南史》卷数不繁，易与抄写，被广泛传播，导致北宋时期刊印正史时，《北齐书》的一些残缺反而要靠《南史》来补足，因此它间接起到了保存历史资料、维持宋、齐、梁、陈四书基本完整的作用。
文学价值
《南史》不仅是一本史书，它还具有一定文学性质，首先体现在它简明扼要的叙事风格上，另外《南史》直书其事的叙事风格也体现了它的传记文学价值，还有李延寿在编著《南史》时加入了不少奇闻异事，其中包括鬼怪之说和不少新奇的人事，这些素材都带有志怪小说的色彩，《南史》中还有不少相对独立的段落，不同于正史政事纲要式的部分，也不同于唐初五史的华丽文风，而是根据其所引据的奇闻异事，形成的志怪小说叙事风格。
政治价值
南北朝时期是中原地区处于分裂的时期，南北二史打破朝代断限，删去南北互相辱骂之词等做法，体现了不能以某一个政权的历史作为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的范围应该包括南北朝时期并存的所有政权，也包括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体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客观事实。
版本
《南史》问世后，在雕版印刷推广之前以抄本的形式广泛流传，但这些抄本未能存世。《南史》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本为北宋“十七史”本，大约出版于赵顼时期，现仅存一些零篇残卷，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保存最完整、最早的版本为“元大德本”，是元成宗铁穆耳大德年间的刻本，其母本为宋本。
明嘉靖年间，南京国子监对宋、元旧版“十七史”进行了校对补休，出版了包括《南史》在内的“二十一史”，此即为《南史》“南监本”，明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也雕刻了“二十一史”，有了《南史》的“北监本”。崇祯年间，藏书家毛晋根据宋、元善版重刻了“十七史”，称为毛刻本，又称汲古阁刻本，此版流传较广。
清乾隆四年（1739年），清官方重校出版了“二十四史”的武英殿本，简称殿本，这是《南史》在清朝的权威版本。清末金陵、苏州市、扬州市、杭州市、武昌五个官办书局合刻“二十四史”，其中《南史》为金陵书局本，又称五局合刻本，此本板式、字样与汲古阁刻本一样。清光绪十年（1884年），上海同文书局用石印技术影印《南史》。
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根据“元大德刊本”为底本影印了《南史》，称为“百衲本”，其余还有民国第一图书局和上海中华书局的铅印本《南史》。新中国成立后，197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二十四史”点校本，其中《南史》以“百衲本”为底本、用“汲古阁本”“武英殿本”通校、以“南北监本”“金陵书局本”为参校，还参照“南朝四史”及《资治通鉴》《太平御览》《通典》等书的有关内容，由山东大学历史系的王中、卢振华、张维华完成，中华书局“点校本”《南史》为目前最通行版本。
相关研究
南北二史虽然是李延寿私人修撰，但它成书后就列为“正史”。李延寿曾将其献给李治，唐高宗也给予《南史》很高的评价，后来唐朝历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其《史通·六家》中提到了南北二史，但却未将其列入《史通·古今正史》，宋代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对南北二史的评价，其传播也比八代正史更为广泛。但这些评价多从总体上进行概括，清代以前未出现针对此二史的深入研究。
清代
清代对于《南史》的研究相对细致一些，出现了大量对二史的考证、评论著作，如明末清初李清作“二史”注本《南北史合注》、晚清李慈铭的《南史札记》等，其中影响最大的为清代学者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王鸣盛在《十七史商对二史基本持否定态度，对二史的某些删改大为批判，赵翼与钱大昕则相对客观一些。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二史删减增补八书的内容作了系统的比较和分析，对此基本持肯定态度，钱大昕则对二史与八书的相关史事进行具体比较，对二史中增补的异闻提出了批评。总体来说，清代学者对二史的研究多为史事考订，并未对二史的体例、内容，以及历史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
现代
今人对《南史》的研究，大多在有关中国史学史以及介绍二十四史的专著中提及，如学者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等，这类著作介绍了二史的成书过程、体例特点、史学思想等，此外《中国史学家评传》(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一书还论述了前人对二史的研究。关于《南史》的专著有瞿林东《南史》和《北史》( 人民出版社1987年)，本书除介绍了二史成书的历史背景和成书过程外，还论及了其编撰特点以及倾向统一的历史思想，并肯定了它在中国历史学史上的地位。关于《南史》的论文大多集中在它对南梁四书的删削与增补、其倾向统一思想和正统观点的研究，以及关于李延寿及其修史思想的讨论，对于《南史》民族观和史论的研究较少，关于它编撰思想方面的研究也有所不足。
历史评价
正面评价
《崇文总目》曾载李治“善其书”并“自为之序”，后来唐朝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将其都归为“史记之流”，北宋时期学者欧阳修和宋祈明确肯定了“二史”，他们认为：“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北宋另一位史学家司马光也给予“二史”很高的评价，赞其为“近世之佳史”，南宋时期“二史”更为人们所重视，目录学家晁公武和陈振孙与欧阳修等人做出了相同的评价“过本书远甚”，史学家洪迈提到当时“二史”流传远超过“八书”，他说：“‘八史’虽存，而李姓之书独行。”，思想家叶适从更宏观的角度评价“二史”，认为它们“补益于世”。清代学者梁启超在评价“二十四史”时，指出《南史》《北史》虽然是“私撰之史”，但“流弊较少”，是较为优秀的历史著作。近代学者金袱肯定了前人对“二史”的评价，也肯定了“二史”在流传中的影响与作用，毛泽东曾认为《 南 史 》和《 北史 》倾向统一，比《旧唐书》好 。
不足之处
宋代朱熹曾揄道：“《南北史》除了 《资治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清代学者钱大昕、赵翼、《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作者等人肯定了“二史”的优点之余，也对二史提出了批评，赵翼认为“而于正史所无者，凡琐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迹，无不补缀入卷”，钱大昕则对李延寿所添加“异闻”的可信度提出了批评：“《南史》所采异闻，皆旧史所无。未可尽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载：“岂知家传之体，不当施于国史哉。”，对“二史”的家传形式提出了批评。而清代学者王鸣盛则全面否定了“二史”，说其：“其书病百出，不可胜言。”，近代学者钱锺书也认为“二史”中颇多“没正经、无关系之闲事琐语”。
《南史》《北史》比较
《南史》《北史》虽为二书，但实际可视为一个整体，唐朝刘知几、清代纪昀等都将《南史》《北史》看做一本书，两史实为“分中有和”，并相互照应、相互联系，将南梁历史系统和北朝历史系统统一起来，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历史进程。
但因为李延寿父子都是北方人，对北朝的历史、掌故、风俗、人情都较熟悉，所能见到的史料也较多，再者唐朝起源于北方，其官方对北朝历代的历史研究也相对重视一些，《北史》的记载比《南史》更详细，《中国通史》（由白寿彝总主编，陈光崇主编）一书认为《北史》写得要更好一点。
参考资料
毛泽东与《二十四史》.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3-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