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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文王墓

南越文王墓

南越文王赵眜之墓是岭南地区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唯一汉代彩绘石室墓，位于中国越秀区解放北路867号，发现于1983年6月。南越王墓有不少独特之处：墓葬凿山为藏，陵墓选址在当时番禺城近郊，墓室形制集竖穴和崖洞两种形制于一体，随葬的一千多件文物与多个文化区有渊源关系，墓中有15位殉人陪葬。

南越王墓的整体平面为“士”字形，墓室坐北朝南，南北长10.85米，东西最宽12.5米，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整体中轴对称，并按“前朝后寝”的布局分为前后两部分，共七室。

南越国赵眜之墓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并于1996年被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中出土文物众多，其中“文帝行玺”金印、玉角杯、错金铭文虎节、印花铜板模、平板玻璃铜牌饰等文物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集中反映了两千年前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广州市人民政府在发现南越王墓后，于原址建立博物馆。博物馆于1988年开馆，于2004年入选国家AAAA级景区，2008年跻身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的行列。

历史沿革

南越文帝

秦惠文王四年（公元前321年）秦国相国张仪督造兵器。其中一件铜戈，后随秦兵流入南越国，成为陪葬。

赵眜（《史记》称为赵胡）是赵佗的孙子，号称文帝，公元前137年至前122年在位。

西汉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年寿过百的南越王赵佗病死，他的次孙赵眜继位，称南越文王，又称南越文帝。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趁赵眜继位不久，地位尚未稳固之机，发兵攻打南越国的边邑。

南越王赵眜在位十多年，大约在刘彻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病死，年龄在40—45岁之间。赵眜病重时，在汉为质子的赵婴齐要求回国服侍父亲，得汉武帝允许，返回番禺区时赵眜已死，于是赵婴齐继承王位，是为南越明王。

发现与发掘

明嘉靖十四年(1535)，戴璨采辑的《广东通志初稿》所列南越国古迹有九条。其中，“古迹”有4条：“赵佗城”“建德故宅”“南粤王庙”和“陆贾祠”；“宫室”有2条：赵佗朝汉之“朝台”、赵佗所筑之“越王台”；“陵墓”有3条：“南越武王赵佗墓”、南越国第二位王赵胡墓及第三位王赵婴齐墓。该通志收录的南越国遗址数量有限，且多与赵佗有关。

1953年起，为配合城市建设，广州市开始大规模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其中秦汉考古是广州考古的重点工作。

1983年6月，广东省政府基建部门在象岗的小山岗上作业，发现一座西汉南越国时期大墓。同年7月4日，经文化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请国务院批准，由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联合组成象岗汉墓发掘队进行发掘。8月25日，发掘正式开始。10月初，发掘工作结束。11月9日，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这项发掘消息。

1983年10月6日上午，最后一批南越国遗珍运出墓室，历时43天的发掘圆满结束，共出土1000多件文物。

修建博物馆

南越王博物院是以南越国重要考古遗存为依托的大型考古遗址类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分为王墓和王宫两个展区。王墓展区位于解放北路867号，前身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王宫展区位于北京路374号，前身为南越王宫博物馆。

1988年，以南越文王墓为核心建成的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由主体陈列楼、综合陈列楼和古墓保护区三部分组成。1993年基本陈列落成标志着博物馆的全面开放。

2021年9月8日，由原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原南越王宫博物馆合并组建的南越王博物院（西汉南越国史研究中心）在博物院王墓展区揭牌。

方位布局

南越王墓秘埋在象岗山顶之下20米左右的山腹深处，建墓所用石料并中有750多块红砂岩石料采自距广州市几十海里之外的番禺莲花山，墓穴开挖的土石方量据估算超过3000立方米，造墓工程浩大。

南越王墓的整体平面为“士”字形，结合了竖穴和掏洞两种形制：主体为竖穴式，墓的东、西耳室则是横向掏洞而成。墓室坐北朝南，南北长10.85米，东西最宽12.5米，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整体中轴对称，并按“前朝后寝”的布局分为前后两部分，共七室。前部有前室、东耳室、西耳室，三室平面呈横长方形。墓室的后部有四室，主棺室、东侧室、西侧室三室平行纵列，主棺室的后端为后藏室。

墓葬特点

南越王墓与汉代其他诸侯王墓相比，有不少独特之处。如：墓葬凿山为藏，同时其本身又为石室大墓；陵墓选址在当时番禺城近郊，而不是像多数诸侯王一样选择于远郊建墓；墓室形制集竖穴和崖洞两种形制于一体；随葬的一千多件（套）文物，与多个文化区有渊源关系，包括：南越国、瓯骆、秦、汉、楚、匈奴，甚至西亚、非洲地区等；墓中有15位殉人陪葬，其数目之多、身份之高，在同时期的王侯墓葬中罕见。

出土文物

南越文帝相关文物

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帝印”“赵眜”等玺印和隶书记载，证实了墓主人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自称南越文帝。南越王墓出土玺印共23枚，材质有金、铜、玉、水晶、玛瑙、绿松石和象牙等7种。

南越王身着丝缕玉衣，并以珠玉敛葬。这是中国发现的唯一一套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墓中还发现有15个殉人。

金缕玉衣

玉衣又称“玉匣”，是汉代帝王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敛服。以玉衣作敛装的习俗在历史上曾经风行了三百余年。汉人迷信玉，以为玉衣可使尸体不腐。中国考古出土的完整玉衣有十几套，南越王的丝缕玉衣是中国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玉衣。玉衣长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做成。分为：头套、上身衣、袖套、手套、裤筒和鞋六部分。出土时，因南越王尸体和编缀玉衣的丝线已经腐朽，玉片散落在地，专家花了三年多时间修整复原。

虎头金钩扣龙形玉佩

金钩扣玉龙出土于南越王的右肩部位，整体由一条青玉雕刻的玉龙和一个金质的虎头带钩组合而成，形成一幅龙虎争斗的生动图景。玉龙长身体弯曲成S形，回首张口，衔住背鳍，尾巴回卷，下半端折断，断口两边各钻有3个小圆孔。金带钩是铸成的，器表打磨光洁，钩尾和钩首都作虎头形。钩尾的虎头双眉上扬，额顶铸出一个汉字的“王”字，非常形象。虎口形成的套，刚好套住玉龙的折断处。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

文帝行玺”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位置。印面边长3.1厘米，宽3厘米，通高1.8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是98%。印面阴刻“文帝行玺”四个字，应是南越文王的发布命令的官印。金印的印钮是一条游龙，龙头伸向一角，龙身上的鳞片和爪是铸成后凿刻的，龙腰隆起可以用来穿印绶。出土时，金印印面沟槽及印台四壁都有使用和碰撞的痕迹，是墓主生前的实用物。“文帝行玺”金印主要特点以龙为钮，黄金铸成，僭称帝玺，打破了秦汉时期天子用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虎为印钮的规制。“文帝行玺”金印是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它与先前发现的“皇后玉玺”玉印和“皇帝信玺”封泥共同印证了史书记载秦汉实行的印玺制，此外，它还是墓主人身份最可靠的物证。

铜承盘高足玉杯

承盘高足杯放在南越王棺的头端，由高足青玉玉杯、游龙衔花瓣玉托架、铜承盘三部分组成，造型呈三龙拱杯之势，它共由金、银、玉、铜、木五种材料作成，工艺精巧、造型奇特。在南越王墓中出有五色药石的实物，所以这件承盘高足杯可能是南越王生前用来承聚甘露、服用长生不老药的器具。

装饰玉器

汉代装饰用玉大为流行。南越王墓出土玉器244件，分为玉容器、玉带钩、玉佩饰、玉剑饰四大类，其中装饰玉多达140多件。墓中出土的各式玉器，其中有器用玉角形玉杯，装饰用玉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此外还有71块玉璧、11套组玉佩、58件玉剑饰等。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直径10.6厘米，厚0.5厘米，是一件装饰玉器。它出土于墓主右眼位置，青白玉雕成，土沁呈黄白色。在设计上，玉佩分为内外两圈，内圈透雕一条游龙，外圈透雕一只凤鸟，站在龙的前爪之上。龙尾和后爪伸向外圈，凤冠和尾羽上下延成卷云纹，把外圈空间填满。

犀角形玉杯

杯形似犀角，杯身雕刻一尖嘴龙，龙头为浅浮雕，龙身逐渐凸起为高浮雕，杯底为圆雕，多种雕刻技法于一。

兵器车马

南越国创立于秦汉之交，开国者赵佗本为秦将。南越国的军事实力不俗，在强大的汉王朝之南相对独立存在93年。

南越王赵眜之墓中随葬了大量的铜铁兵器，其中的部分器物有明显的秦文化特征，如张仪戈、弩机、铁甲等。因墓室面积较小，以模型代替随葬车马实物。墓中模型漆木已毁，仅留下鎏金车饰件和马器饰件。

错金铭文铜虎节

节，古代的信物之一，用于军事、外交、关津、邮驿等方面。南越王墓出土的虎节上有错金铭文“王命命车”五字，为执行王命的凭证，是发现的唯一的错金铭文铜虎节。

“张仪”铜戈

此戈与东耳室的乐器和酒器同出，戈上有铭文“王四年相国张义（仪）”等字，是秦相张仪督造的兵器，随战争流入了南越国，可能用于王室仪仗中。

铁铠甲

南越王墓出土的铁铠甲锈蚀严重，重9.7公斤，共用甲片709块。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复原后，整件铠甲通高58、胸围102厘米，无立领、无披膊、无下摆，形状近似坎肩。其上下排甲片采用直向排列的方式，与兵马俑的铠甲布列方式相同；右胸和右肋使用系带开合的形式，也保存和沿袭了秦甲的遗制；无立领、无披膊、无下摆的轻便形制，与秦俑的骑兵俑铠甲形制较为相似，适合骑射作战使用。南越王墓铁铠甲带有诸多秦风的原因，或是因为南越国开国之君赵佗本为秦将，一定程度受到了秦文化的影响。这种轻型铁甲既能保护身体，又有利于保持灵活性，加之汉代初期的铁质铠甲极为珍贵，只有地位较高的人才可穿戴，所以它应是南越王出征时所穿用的。

铁剑

佩剑的长度和剑饰是佩戴者身份等级的象征。南越王墓出土最长的一把铁剑现存146厘米，套装上剑首和剑后，长度达到了153.6厘米，是目前考古所见汉代最长的剑。

铜箭镞

南越王墓出土了933个箭镞，分为4型7式，有的带倒刺和血槽，有的过毒。毒箭镞在中原地区，直到东汉才用于战争。

生产工具

岭南地区出土秦以前的铁制农具很少，秦统一岭南后，特别是南越国时期，铁工具才广泛运用到生产中。南越王墓出土了120多件（套）铁制生产工具，农、渔、工各门类俱全，为南越国时期出土铁器最多的墓葬。

船纹铜提筒

提筒是古代越族储酒的器物，墓中出土大小不一的提筒共9件。筒身有四组船纹，反映的是一支大型作战船队在战争结束后凯旋的场景。船体明显绘出甲板，船内分舱，满载战利品，其中的一舱内满是铜鼓。船上还绘有绿海龟、海鱼和海鸟，并有“羽人”战士提敌首级或执宰俘虏等情形，这是考古发现规模最大和最为完备的海船图形。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铜烤炉

南越王墓出土烤炉4件，其中2件铜质和1件滑石质出土于后藏室。还有在西耳室后藏室出土的一件烤炉，四角上翘，可防止串肉铁滑落；外壁有4个小铺首，可扣上铁索悬吊起来；炉底有带轴轮足，可供推动。

铜釜甑

釜为炊具，分上下两部分：下面的叫釜，用于烧水；上面的叫甑，用于盛食；釜甑之间有子，便于蒸汽上升蒸熟食物。

生活器具

赵眜下葬于公元前122年，此时，岭南已在秦及南越国统治下发展了近百年。在这百年里，最重要的岭南统治者——南越开国之主武王赵佗，施行了大量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政策，主要包括对内：合辑百越，安定社会；对外：积极交流，融合汉越。南越王墓中出土了农业、金属铸造业以及纺织、制陶、漆器等各种手工业相关器物。

四连体铜熏炉

熏炉盒盖成“田”字形，揭开后盒内分为4个互不连通的小盒，可以同时放置多种香料。这种镂孔细，炉身带较高盖子的熏炉多为燃用海外进口的树脂类香料。

蒜头纹银盒

银盒盖身相合呈扁球形。盖子和盒身上采用锤牒工艺制成对向交错的蒜头型凸纹。这种工艺与纹饰、造型是古代西亚波斯银器的特点，而与中国本土的不同。专家认为这是一件海外舶来品，银盒进入中国后，工匠根据汉代银器的特点，在盖子上焊接了盖钮，在盒底加了圈足，还在器身上留下了许多铭文。西汉时期，广州市已是中国重要的港口和商品集散地。

八节铁芯龙虎玉带钩

八节铁芯玉带钩出土自墓主人棺椁的头箱，所谓带钩，顾名思义就是古人束衣带的钩。这件带钩19.5厘米，重197.5克。由一根铁柱穿连8块玉而成。钩首为龙头，瘦瘦长长。钩尾为虎头，用一块玉细致地雕刻出老虎的凸眼、直鼻、獠牙、胡须、浓眉。钩身刻有鳞和鳍，和缭绕的云纹。

绘画铜镜

铜镜直径达41厘米，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最大的一面西汉绘画铜镜。铜镜绘画分为内外两个区间，内区绘卷云纹，外区绘人物。绘画所表现的内容，是两人跨步弓腰作击剑表演，两侧各有几个人在旁边观看，其绘画风格与马王堆汉墓的帛画相似。绘画使用的颜料，目前所见有白色、青绿色两种。

宫廷宴乐

南越王墓中出土了五套成编的大型金石乐器，丝弦、土陶各类乐器齐全。

圆雕玉舞人

战国至汉代玉舞人都是平雕，这件圆雕玉舞人梳螺髻，着汉服，作“长袖舞”，该舞为汉宫廷舞的一种，流行于楚地。

“乐府工造”铜句鑃

勾是古吴越族的乐器。安徽、江苏省、浙江省、湖北、山东省等地均有发现，江浙最多，即古时吴越文化的主要地区。勾鑃通常在祭祀和宴时来使用。演奏时，需设置底座来固定柄部，口部朝上，用槌敲击。在南越王墓东耳室的北墙下，也出土了一套八件的铜勾鑃，重191公斤。在这些勾鑃的表面，都阴刻着两行平行的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说明它们是在南越文帝赵眜在位第九年（即刘彻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的时候由乐府制成的，同时也反映出南越国内也设有乐府这一音乐机构（因为汉朝的“文帝”是谥号，生前不用，这里只可能指南越文帝）。在这八字铭文的正下方，还分刻有“第一”到“第八”的序号，与其大小正好对应。铭文为“物勒工名”制度的体现，即实行责任问责，保证生产质量。这是岭南地区第一次发现青铜勾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