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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

石峁遗址

石遗址位于中国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是建造于约公元前2300年的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中心聚落和区域政体中心。石峁遗址是早期王权国家的代表，也是中国境内目前发现最大的史前城址。

石峁遗址由包括“皇城台”、内城和外城等三座基本完好的石构城垣组成。其中，内城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城内建筑总面积400万平方米以上。城墙依山势大致呈东北—西南方向分布，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外城是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而形成的封闭空间，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城内亦分布有一些居址、墓地、窑址等遗迹，“皇城台”位于内城之中。此外，城外还分布着数座人工修建的“哨所”类建筑。目前已发掘了外城东门址、韩家圪[gē]旦墓地、樊庄子“哨所”、皇城台等多处要地，出土了玉铲、玉、石雕等众多文物，是遗存的一个研究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典型代表。

石峁遗址发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1976年起陕西省各考古队开始对石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工作，2006年被国务院评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实施多项保护工程，建立文物医院。2020年，美国考古学会在其期刊《考古》中，评选陕西石峁遗址为过去10年间的世界十大考古发现。2021年10月12日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十四五"时期大遗址。2022年石峁遗址文化旅游区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目前正着手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称由来

石峁遗址位于中国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1958年4—5月的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期间，陕西省文物普查队员、省文博干部孙江，神木县文教科干部黄发钟和高家堡文化站干部李建中在石峁遗址进行调查时认为“该遗址包括三套城”，属龙山文化时期石城，将遗址命名为“石峁山遗址”。峁，当地方言里意思是“山丘”。石峁，既是沿用已久的地名，也清晰地反映着遗址风貌。

历史沿革

建造过程

“皇城台”初建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大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是一座四面由石墙包砌的古城，位于内城中部偏西的高阜台地，充当内城与外城重重拱卫的核心。它大致呈正方形，面积约24万平方米，顶部面积8万平方米，整体成呈底大顶小覆斗状“金字塔”结构。设置了瓮城、墩台、门塾、水池等设施，皇城台门址体量庞大，布局紧凑，出入道路私密性强。除防卫功能以外，外侧长方形广场及两侧伸出的长墙可能具有一定的礼制功能，这对于后世都城正门的门址结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内城修建于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100年之间，面积约为210万平方米，依山而筑，城垣大体成东北-西南方向。内城将“皇城台”环绕其间，城垣现存长5700米，宽约2.5米。目前发现城门台4座、残留城垣六十余段。城墙上不成系统地分布着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发现的几处城门也不见像外城东门址那样对称分布的高大墩台。

外城修建年代可能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占地190万平方米，外城城墙是在内城东南墙体的基础上向东南扩筑的弧形城墙，现长4200米，宽度2.5米，保存最好的部分高出现今地表1米有余。系统地分布着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石峁先民的活动范围也从内城蔓延到外城。现已发现城门4座、残存城墙20余段。东门位于外城东北部地势最高的地方，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朝向4000多年前夏至日出的方向。

石峁衰落

由于史书并没有记载石峁古城，因而对于石峁古城衰落的分析主要依靠考古之后的推理，但基本是假说。主流的假说如下：

气候说

有考古专家在考察时，发现了贵族坟墓里存在鸵鸟蛋，由此推测在衰落之前的气候温暖湿润，经历了气候突变后“干燥寒冷”。但因为当时的石峁城贸易发达，可能鸵鸟并不在本土生长，因而气候说有待考证。

战争说（一）

根据考古发现，石峁古城在历史上是被突然废弃的。合理的解释是：他们被外族入侵，并在战争中失败。根据《史记》记载，大禹的儿子夏启建立了“家天下”的夏朝。西北强大的有扈氏部族不服，与夏朝爆发了战争以扈氏失败告终。但史书中并未提及石峁是否因战争而消亡，因而战争说有待考证。

战争说（二）

一个关于石峁消失的民间故事讲到，远古时期，有姊妹二人分别驻守两座城池，姐姐驻守离石峁城40余里的东城（考古发现了这样的统万城遗址），妹妹驻守石峁城，两城各挂一口金钟，如果一方遇有紧急情况，只要一敲金钟另一方听到声音就会驰援。但妹妹有一天敲响金钟取乐，试探姐姐是否真来救她。姐姐听到钟声带领人马飞奔而来，看到城池安然无恙虚惊一场，当下训斥妹妹一顿，又好言开导一番便回到自己的城池。不久之后，钟声再度响起，姐姐以为又是妹妹在取乐，不以为意。后狼烟四起，方知大事不好，急带人马支援，但城破人亡。自此之后，石峁成了一座废城，

考古发掘

发掘经过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延绥[suí]巡抚郑汝璧、涂宗溶等修的《延绥镇志》将石峁遗址推断为唐朝的幽陵都督府遗址。清朝时期编纂的《延绥镇志》《榆林府志》等记载的石峁遗址均沿用旧说。1929年，美籍德裔汉学家萨尔蒙尼在北平市（今北京）从兜售玉器的榆林市农民处见到42件玉器，并购得4件，后交由科隆远东美术馆收藏。

石峁遗址最早闻名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有大量来自石峁遗址的玉器流散于海内外一些文博机构，使石峁遗址受到关注。1958年陕西省开展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石峁遗址被记录在册，这是考古学者首次关注到石峁遗址。这些档案资料存放在神木市档案馆，直到2015年编纂《高家堡镇志》时才被发现。

196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西北大学共同在陕北榆林、神木、府谷县等地的长城沿线调查再次记录了“石峁山遗址”，判定其为龙山文化遗存，面积约10万平方米。西北大学考古系曾骐主笔撰写了相关考察报告，但在邮寄过后仅存《遗址登记表》1份。

1976年1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干部戴应新在高家堡公社开展考古调查工作，至1979年先后4次征集到了许多玉器，陶器等重要遗物。随后，戴应新受邀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上刊载征集到器物的基础资料，文中称127件玉器当中除1件年代偏晚外，其余126件都属于龙山文化遗物。戴应新依据器物对石峁遗址年代和性质进行首次考订的研究文章在发表之后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

1981年8月，西安半坡博物馆对石峁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包括房屋遗址、石棺葬、瓮葬等众多遗址。这是考古学家首次对石峁遗址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此次发掘促进了考古学者对石峁遗址文化内涵与性质的明确，但关于遗址规模、性质以及文物的埋藏环境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1986年4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调查石峁遗址，收集到了包括石器、陶器和玉器在内的40多件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吕智荣根据现场挖掘的石器表示石峁先民的经济生产以农业为主，辅有牧猎经济。

2009年10月，考古学家罗宏才对石峁遗址进行了调查，发现了20多个特征鲜明、形状独特的石雕。这些石雕的发现为探讨中原地区民族的融合历史、族源、族属等问题提供参照。

2011年，石峁遗址考古调查工作全面启动。同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神木市文体局三家单位联合组成石峁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区域考古调查，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城墙。此次调查中首次使用数字化技术对遗址残存城墙的走向进行了测绘学，同时运用“系统抽样”的采集方法收集遗物。通过研究，确认了“皇城台”为石峁遗址的中心，内城和外城以石砌城垣为周界。它是一座罕见的大型石头城，拥有清晰的城垣结构。

2012年至2019年，石峁考古队外城东门址及内城后阳湾、呼家洼、韩家垓旦、樊庄子和皇城台等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2012年，石峁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复查，发现相对完整的城墙构成了“皇城台”、内城、外城三个层次的石峁遗址。对外城东门址进行的发掘，揭示出一个结构复杂、建筑技术先进的城门遗址，它包含内、外两重瓮城、砌石夯土墩台、门塾等设施，此外在外城东门址还出土了玉铲、玉璜、壁画、石雕和陶器等重要遗物，时代为龙山晚期至夏朝时期。2013年，考古队在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南北两侧的城墙区域内发现一处祭祀遗址。自2012年至2014年，内城圆圪堵、后阳湾、韩家圪依次出土了形态各异的陶器双鬲[gé]、宽裆鬲、圜底瓮等，这些典型陶器标本对于研究层位关系提供了参考。

发掘成果

石峁遗址目前已发掘外城东门址、韩家圪旦墓地、樊庄子“哨所”、皇城台等多处重要地点，出土大量玉器、陶器、壁画和石雕头像等重要遗物，其年代属于龙山晚期至夏朝早期。

玉器

石峁遗址是河套平原地区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影响最广泛的遗址地带。2012年石峁考古队对石峁遗址再次考察时出土了一些重要文物，包括玉铲、玉璜、玉刀、玉铲、玉斧 ( ) 、玉环，出土的玉器中牙璋数量最多。

对外城东门址发掘过程中出土20余件玉器，部分被埋在墙体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孙周勇表示，玉在东亚人的观念里有驱邪避鬼的作用，在城防建造过程中使用玉，为石峁城的居住者或统治者构建了精神屏障，还承担了防御外来敌人，抵抗自然灾害的功能。此次发现首次从考古学角度证明这批玉器属于龙山晚期至夏朝之间。

人骨

2012年石峁考古队对石峁遗址下层地面进行考察时，在东门址外瓮城南北向石墙的外侧以及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分别发现两处集中埋葬人头骨的遗迹 K1 和K2。两处均埋葬 24 颗人头骨，摆放似有规律。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据初步鉴定结果来看，这些头骨多数来源于年轻女性，可能与城墙修建的奠基仪式或祭祀活动有关。创伤也可能与为争夺资源而爆发的战争有关。

石雕

石峁地区的石雕体现出成熟的雕刻技巧，丰富的主题，承载着石峁人民的精神信仰。除此之外，还可能体现出与其他文明的交流。

2016年，专家对皇城台南护墙考古发掘时发现各种石雕60余件，其中有20余件保留在南城墙中，其他石雕是在南墙倒塌的堆积物中发现的。这些石雕雕刻的技艺成熟，雕刻主题丰富，从雕刻技法观察，可分为浮雕、阴刻、圆雕等；从主题分类，可分为人面、神面、动物等，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在这些石雕中，神面石雕体积较大，体积最大的石雕长度超过2.6米。

2019年年初，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宣称，在石峁遗址又发现一批石雕。考古学家猜测，这些石雕与中国西北甚至中亚地区“草原石像”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或为4000多年前欧亚草原文明东西交融互动的重要体现。

在大台基护墙墙面上有以动物或神兽为主体图像的石雕，它们承载了先民们希望借此“驱邪、守护、聚气、保佑”的精神诉求，体现了“万物有灵”的精神信仰。对于皇城台大台基的建造者和使用者而言，动物和神兽的图案起哲交通天地的媒介作用，雕刻动物和神兽图案的石雕则是媒介中的重要载体。

墓穴

2022年在皇城台顶西部，发现了一处高等级墓地。目前已发现确认石峁文化时期墓葬19座，其中土墓14座，石棺墓5座，石墙多道。墓葬分布于发掘区中部和西南部两处区域，墓葬结构相似，平面形状为圆角长方形，口小底大，墓室面积普遍超过10平方米，深3.5—4米。在个别墓葬棺内和盗洞中发现有少量玉器及残片，可辨识有钺、凿、环等。因盗墓现象严重导致多数器物已经丢失，墓室也受到破坏。

根据已发现的石峁文化墓葬情况看，竖穴土坑墓是石峁文化墓葬的主要形式，还存在较多的瓮棺葬和少量的石棺葬。竖穴土坑墓的等级差异明显，规模相差悬殊。府谷寨山遗址庙墕[yàn]墓地的竖穴土坑墓按葬具、壁、殉人的有无等可明确的分为“一、二、三、四”四类等级区分明显的墓葬。墓葬普遍缺少随葬品，即使是一类墓也仅随葬5～6件陶器与5件玉器。但一类墓中存在大量特殊葬仪，着力展示墓主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社会地位。

口簧

石峁遗址发现的乐器口簧琴距今约4000年，引起了考古研究院的关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孙周勇院士认为，口簧音乐是中国近现代传播至世界各地的口弦类音乐的共同祖形，是我国古代北方文明由欧亚草原向西、向北发展和交流的重要实证之一。

纺织品

在距今约4300年的石峁古城墓坑2012W2发现婴儿骨骼上有一些织物残片，织线的经纬依稀可见，又可细分为上下两层，下层紧贴骨骼，经纬较为细密，上层经纬较为粗疏，经初步鉴定为原料为苎麻[zhù má]纤维。

壁画

2012～2013年，联合考古队在石峁遗址科考时，重点对外城东门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外城东门址内曲尺形“内瓮城”的东、西、南三面墙体内侧二里头文化时期增修的石墙底部地面上，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近200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墙体上。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绿四种颜色绘出各种几何图案，其中最大的壁画残块约30厘米见方。从地层关系及出土相关遗物判断，这些壁画应属二里头遗址文化时期。

通过石峁壁画与晚期壁画的对比，发现石峁壁画在制作工艺及绘制技法上均与汉代以后的壁画较为相似，可能表明中国壁画的基本制作工艺及绘制技法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已确立，后期壁画在其基础上继续沿用和丰富。

发掘意义

石峁遗址的发掘表明，皇城台作为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域，已经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它的建筑结构奠定了以宫城为核心的中国古代都城布局。这也表明，石峁不仅具有区域政治中心的作用，还承担着宗教中心的作用。这些遗址的挖掘和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发展过程的多变性提供详实的资料和参考依据。

石峁城址的发现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多元性的再反思，对于探索早期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2023年1月发现的最高等级墓地，为探寻人类文明起源提供更多例证。

对于石峁遗址考察的相关阶段性成果曾在《考古》《中国文物报》等期刊进行了简要公布，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发掘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可以及时进行修葺。

地理环境

石峁遗址地处黄土高原北端、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和其支流洞川沟交汇处的山峁之上，毛乌素沙漠东南缘，海拔高度1100米左右。内、外城总面积超过4平方公里，是已知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面积最大的，但是没有任何文字史料记载的遗址。

石峁遗址所处的陕北地区位于中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带的南部边缘，是典型的半湿润、半干旱区向干旱地区的过渡带。其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成为影响着石峁古城兴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吕卓民分析石峁古城的兴起与农牧交错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可以同时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历过多次降温，向干冷化转变，成为石峁遗址趋向灭亡的假说之一。

现今的石峁遗址地表支离破碎、沟壑纵横，土壤主要由黄土性土和风沙土所组成。这与石峁遗址所处的地形地貌和气候、土壤、水文有很大的关系。石峁遗址区域位于黄土丘陵沟壑区，梁峁两侧沟谷切割面深度一般为50~150m。石峁遗址地区位处于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主要气象灾害有霜冻、冰雹、干旱等，其中旱灾的影响最剧烈。加之人类活动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程度的风力水力交错侵蚀，对遗址安全构成了威胁。

遗址布局

石峁城的核心区域是“皇城台、内城、外城、城外地点”。石峁城址以皇城台为中心、内外城半包围环绕的环套结构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建筑格局的先河。内城与外城的城墙上都分布着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外城东门址或许与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玉门”“瑶台”等相关；内瓮城墙体上彩绘的几何纹壁画，图案精美，是中国古代美术考古及艺术史的重大发现之一；瓮城、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的出现不仅表明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前夜，中国北方地区政治格局的复杂化及武力战争的频繁，也成为研究东亚地区土石结构城防设施的最早实物资料。2011-2012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对石峁遗址考察发现城内还密集分布着大量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朝早期遗迹。

建筑特色

石峁文化中的建筑具有一定的特色，其中城墙为了加固运用了独特的方法砌筑；石雕不仅能稳固墙面，还能表达精神信仰；通过工程解决了排水的困难；房屋的建造因地制宜，以应对寒冷干燥的气候；门道与祭祀坑的修建与天文学相关。具体描述如下：

城墙

城墙为石砌，大部分建于山脊上。依据地形，墙体建造方法有基槽垒砌和堑山砌石。在比较平缓的坡地，下挖基槽，然后垒砌石墙。在陡峭的山坡，则修整断崖，然后砌筑石墙。石峁地区石材为片状砂岩，山脚下至今可见片状砂岩堆积，应当是材料来源地。石墙的砌筑方法为层层平铺石片间以草拌泥填充缝隙，这种方法起到加固的作用。墙面石片经过打磨加工之后，变得光滑平整。专家推测内外侧城墙的建筑材料与技术没有差别。

石雕

从石雕的出土情况及保存状态来看，平面型石雕一般将带有图像的一面朝外砌筑于石墙墙面上。其中，一些大型平面型石雕上往往带有规整的卯槽、榫凸或折棱，标志着这些石雕与其他石雕或石块连缀组合的砌筑方式一方面起到稳固墙面的“榫卯”作用，另一方面或可形成“连环画式”的大幅图像。因此，平面型石雕在大台基护墙墙体上起到的装饰作用，不仅承担了大台基护墙“建筑材料”的功能，更体现出石峁人希望通过这些石雕图案来表达他们的精神信仰，这些石雕成为营造石峁王国聚落秩序及原始道德的重要载体。另外，将王者或神形象嵌筑于护墙，还可用于纪念和传扬祖先的“丰功伟绩”，彰显了大台基的“纪念碑”性质。

排水

在平原上修建封闭城垣的关键是解决排水问题。平梁台的办法有三：一，选址。城址高出附近地面3～5米。二、墙壕规划，挖壕取土筑墙，壕本身为泄洪工事；三、排水道技术，用陶管引污水和雨水出城。南门门道下约0.3米埋有三条陶排水管道，分上下两层铺设。东门位于外城东北部地势最高处，可以利用自身特点进行排水。与此同时，城壕也承担着排水的功能。

皇城大道

在神木市石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专家认为，连接内外城而通往遗址核心区“皇城”的石头道路建筑堪称“皇城大道”。

房屋

2011年至2013年，联合考古队在韩家圪旦地点勘探时，发现房址从形制上可以分为地面式和窑洞式两类，其中窑洞式占绝大多数，多选择临近断崖处修建，有的生土墙壁上还发现一些以小石块砌护的现象。

窑洞(F6、F11)与前室(F7)通过门道两两相接，活动面完全连成一片。F7、F11为前后连接的直线联套式结构，应为整组建筑的主体结构。总门道位于前室F7的西北角，朝向山坡低缓处。F7南侧又一门道与F6相接，暂称侧室。总体来看，整组建筑平面形状大致呈“7”字形。这种建筑体系属于避寒类型的生土建筑，以应对当时的干冷气候。利用地温保持室内温度相对恒定，具有绿色节能的优点。

门道

依据现代天文学的计算公式和星象复原方法，石城址外城东门的门道与墩台东北侧外立面均精确地朝向4300年前的日出方位角。由此看来，石峁城址的设计者——石峁巫观测或计算所得的夏至日期、夏至日出方位角基本正确。由此推测，石峁巫觋现在营建东门之前可能已经有能力制订石峁人所需的早期历法，其中二分二至的日期及其对应标志星座，各日出方位角可能已基本测定。

他们选择的不是墩台的四角朝向那个时代的夏至日出或日落方位角，而是选择了门道和城门外立面朝向那个时代的夏至日出方位角，让夏至的朝阳直射入门道并照亮内瓮城东北墙面的几何纹壁画。这种建造方法的要求很高，因为如果朝向有偏差，门道的两侧墙壁便会出现阴影，暴露出失误。

祭祀坑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K1位于外瓮城外东北，K2位于门道外沿，K4、K5位于一号马面西北的城墙下，K6与玉璋位于北墩台与一号马面之间。着眼于城墙营建之前的情况，则显现出5个祭坑有着非常明显的指示性：前两个祭坑与门道、墩台外立面一样，指向4200年前夏至(7月14日)日出方位角，后四个祭坑指向日落方位角，其上是蜿蜒在西北山梁上的外城城墙。

祭祀坑中埋有经焚烧后的少女头颅，在完成伐祭、燎祭和埋等最高等级祭祀礼仪之后举行东门的奠基仪式。这既表示了石峁人对东门奠基仪式的重视，也表示了对其天神地祗的崇高敬意和无限希冀。

开发与保护

遗址开放

2017年4月，国家文物局开展第三批国家遗址公园申报工作。为了推进了石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协助编写立项申报书、项目建设计划书等资料并上报国家文物局。2017年，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对外开放。

2021年10月8日，榆林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树发带领评审专家组对神木市创建石峁遗址文化旅游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进行了初评验收。相关人员对照国家4A级旅游景区验收标准和相关细则，从多方面进行全面检查。评审验收组成员依次对现场检查的有关情况进行反馈，并从石峁遗址文化旅游区的资源环境保护、旅游业态打造、标识标牌设置、应急救援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整改意见和具体要求。

2022年2月18日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15家旅游景区，其中包括榆林市石峁遗址文化旅游区。2023年4月18日国家遗址公园现场工作会议中，石峁遗址同陕西省内的统万城遗址、乾陵遗址一起作为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正式授牌。石峁遗址博物馆自2019年完成主体建设，预计在2023年建成开放。

遗址保护

2015年6月8日《关于石峁遗址保护规划（2014—2030）的请示》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复，批复中主要提出了八项主张，除此之外，要求地方政府妥善解决相关问题，确保规划顺利实施。

2017年5月23日，《陕西省石峁遗址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修改稿提出，可以以石峁遗址为主体建立石峁国家遗址公园和石峁遗址博物馆。应当采取措施，通过扶贫、旅游开发等手段支持石峁遗址保护区划内的居民发展有利于石峁遗址保护的各类产业。同时还提出要大力禁止在石峁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建设歪曲遗址历史的各类人造景观、景点。该条例于2017年7月经陕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并于同年11月1日正式施行。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有关部门先后组织实施了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保护展示工程、石峁外城东门遗址抢险加固工程、石峁遗址皇城台南侧墙体边坡抢险加固工程、石峁遗址外城东南墙体及皇城台南侧边坡抢险加固项目等。同时，实施了石峁遗址皇城台养护工程、皇城台大台基南墙石雕气肋膜临时保护棚，建立了石峁遗址文物医院。

2021年10月12日在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中明确提出，将石峁遗址列入大遗址考古报告出版工程、大遗址文物本体抢救保护项目、大遗址展示利用项目等重点工作，并将持续推动石峁遗址申报世界遗产。

2023年9月26日，陕西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陕西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主题介绍有关情况。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贾强透露，关于石峁遗址的申遗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现状与争议

经过考古工作者近十年的考察，石峁遗址的面貌由黄土高原上梁峁间依稀可辨的一些残垣断壁到如今辨识出了更为清晰的轮廓。千万年前的“石峁王国”图景正逐步呈现在世人眼前。

与此同时，水土流失造成的危害也不容小觑。道路防护措施不配套会引发水土流失。部分道路( 如榆西、阴湾等) 缺乏边坡防护和完善的截排水及顺接工程，无序排水会造成路基边坡及其下游沟头坍塌或滑坡，并对遗址安全构成威胁。弃土顺坡堆存缺乏防护措施也会引发水土流失。在皇城台、东城门等处，由于发掘考察过程中的弃土未按“先拦后弃”原则进行堆存，直接顺坡堆放且又缺少人为拦挡、削坡开级及植被建设等措施，使得松散的堆土裸露，极易产生水土流失，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且为后期危害创造潜在条件。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自外城东门址开放后，除了加盖防雨大棚、标明组成部分和沙盘模型展示外，并没有采取其他的保护措施去展示，且遗址原状陈列厅中的文物保护措施简陋，无法阻挡雨水与风化侵蚀，部分东门址遗址暴露在外；遗址周边仅有栏杆环绕，起到了简单的遗址界线标识作用。遗址陈列厅内无专人巡护，未发现安保人员，所以并不能防止观众对遗址的触摸和踩踏。清洁人员不足，导致垃圾不能被及时清理。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在解决之后，才能在保证遗址本体安全完整的前提下，更好地展示石峁遗址的文化内涵。

主要荣誉

1983 年，遗址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2年成功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被列为世界十大田野考古新发现和21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

2017年国家文物局颁布《“十三五”大遗址保护专项规划》，将“河套平原地区聚落与社会”确定为重大研究工程“考古中国”下推进中国区域文明化进程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石峁遗址作为“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课题下的重要依托遗址，其发掘与研究被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誉为“考古中国”项目中的典范。

2018年，石峁与良渚[zhǔ]、陶寺遗址、二里头遗址一起成为“中华文明探源”重要成果，石峁文化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

石峁遗址于2017和2020年获得2016、2019年度“中国考古新发现”及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等荣誉。

2020年，美国考古学会在其期刊《考古》中，将陕西石峁遗址同克罗地亚文迪亚洞穴、秘鲁万查基托—拉玛斯奇穆遗址、埃及萨加拉木乃伊作坊、意大利庞贝雷吉奥五号区域的发掘、柬埔寨激光扫描高棉帝国首都吴哥等一起被评选为过去10年间的世界十大考古发现。

2021年石峁遗址文化旅游区成果创建国家4A级景区。

2021年10月12日，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十四五"时期大遗址。

2022年12月，石峁遗址被列入第四批国家遗址公园名单。

文化内涵

石峁文化

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河套地区龙山晚期文化遗存有着深厚的区域文化渊源和传统，其分布范围大致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陕西省北部及晋西北一带。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高度一致，上承老虎山文化，下迄朱开沟文化。

从石峁遗址出土的陶器来看，以双鬲和敛口瓶两种炊器最为典型。鬲是山西中部至内蒙古中南部一带发明的最具“中国”特色的陶质炊器之一，有硕大的“三空足”。“”虽然最早源自长江下游地区，但传至北方地区后由三实足变为三空足，下可煮上能蒸，更高效。发掘者根据石峁古城遗存将其分为老虎山文化早期（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100年）与晚期（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800年）

从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来看，部分玉器和稍早的晋南陶寺遗址文化的玉器近似，理应来自陶寺文化。由于陕北南部的延安芦山峁遗址也有和陶寺类似的陶器和玉器，据此推断石峁玉器更可能是通过陕北南部地区传播而来。陶寺文化的玉器也并非中原地区原创文化因素，而是源自东方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石峁晚期还有较多玉牙璋，在陶寺未曾发现，或来源于海岱龙山文化。至于玉器的功用也有了新的表现：在石峁遗址考察时可以发现在墙体等处插玉器的现象，说明玉器的主要功能已经转变成给祖先神灵的奉献物。

受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干冷气候的影响，包括石峁在内的老虎山文化南下，阻断了晋南陶寺遗址文化的文明步伐，为接下来豫中、豫西地区成为中原地区文明核心区创造了客观条件。老虎山文化中的陶鬲、细石器和卜骨等，还进一步渗透进后岗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当中，由此途径进入中原的或许还有小麦、羊、青铜器等源自西方的因素，给中原等地输送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压力。稍后王湾三期文化向豫南和江汉地区的剧烈扩张影响或所谓“禹征三苗”事件，可视为是来自北方压力的余波，“禹征三苗”是夏朝建立前最重要的政治统一事件之一。再往后，主要在王湾三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二里头文化，也就是晚期夏文化，已经进入王国文明阶段。因此，石峁古城不仅是中华文明主根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石峁及其老虎山文化对早期中国向成熟的王国文明迈进的载体，对于重塑早期中国文明，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