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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还包括少量的战国、汉代及金、元时期和庙底沟遗址二期文化的遗存，距今4300～3900年。陶寺遗址是中华民族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乡，地处汾河岸边、临汾盆地，遗址总面积约400万平方米，包括陶寺、东坡沟、沟西、宋村、中梁5个村。自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等单位联合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四十多年的考古探索。陶寺遗址遗存内容丰富，主要遗存类型包括：城墙、夯土建筑基址、墓葬、房子、窖穴、陶窑、石灰窑、水井、壕沟、路土、石器加工遗迹、灰坑和灰沟等。出土文物约5000件，类型主要包括陶器2000余件，石器约2500件，玉器100余件，骨器100余件，漆木器40余件，铜器3件，建筑构件若干等。其中彩绘龙盘、陶鼓、鼓、特、玉石、、铜铃、朱书陶扁壶残片、刻花白墙皮、陶板瓦、白灰地坪及人、狗、猪的骨架等具有重要价值。2024年11月12日，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

1988年，陶寺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陶寺遗址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21年，陶寺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历史沿革

陶寺遗址于1958年被发现。1978~1987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联合临汾行署文化局开展工作。在此过程中，对相关区域进行了揭露，包括居住区和墓葬区，共发掘墓葬达一千余座。其中有9座大贵族墓葬，这些墓葬出土了众多精美文物，像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陶寺文化也因这些文物的出土而得以确定。

1999~2001年，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得以确定。该城址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总面积280万平方米，方向225°。此后，陶寺遗址田野发掘与研究目的发生转变，从对龙山文化晚期超大型聚落的探索，转向对都邑聚落布局与性质的研究，以追寻其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是否达到国家社会这一程度。从考古角度而言，对一个都城遗址的探索可依据城墙、宫殿、王陵、宗教礼制建筑等考古遗迹来判定。

2002年春季起，陶寺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文物局展开合作，在陶寺城址发掘面积达4000平方米，确定了面积为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层贵族居住区、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观天象祭祀台基址。

2014~201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旅游局和襄汾县文化局组成的考古队在陶寺北墓地发掘了春秋时期大中小型墓葬12座。2016年，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东南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同年3月到2017年1月，考古队第三次对墓地中部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850平方米，发掘春秋晚期墓葬5座。其中有2座大型墓葬属于春秋晚期墓葬，二者均为大夫一级贵族夫人墓。墓中出土了包括鼎、豆、鉴、壶、、舟、鬲、、盘、等在内的青铜器35件，另有乐器铜镈8件、铜纽钟9件、4套共20件石磬，以及玉饰件等随葬品。这些出土文物为晋国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

在2017年2月23日~6月21日开展的春季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全面揭露了陶寺遗址宫城东南拐角，发现东南角门整体呈短“L”形，且带墩台基础，在形制结构上与石峁遗址年代稍晚些的外城东门址有些相近；而宫城南东门址位于宫城南墙东南段，正对宫城内最大宫殿基址，其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具有较强的防御色彩，它与后世带有阙楼的门址如隋唐洛阳应天门等有些类似，对后世影响源远流长。截至2017年考古工作结束，考古工作者基本廓清了宫城城墙堆积、结构、年代、发展演变等问题。

2019年，考古队针对陶寺遗址ⅠFJT3展开考古发掘，并收获重大成果。发掘结果显示，该区域残留有2个疑似柱础，且柱础石已露出，这两处疑似柱础相互之间的对应距离约为11.5米，此距离与D1柱础南北间距大体相等。在F37的东南方向新发现了一座小型房址，其室内地面为白灰皮材质，中间有方形灶面，在房址的西北角放置着7块牛肢骨，废弃堆积中有大量红烧土块，部分红烧土块上存在明显的椽子痕迹。根据现有情况推测，这座小型房址性质或功用特殊，大概率是宫室建筑D1的附属建筑，该发现对揭示陶寺都邑的性质与内涵意义重大。

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宫城内近80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上，发现了一处面积达540余平方米的宫室类单体建筑遗迹。这座大殿的东南方向还有3座面积较小的房址有序排列。

2023年，考古工作者发掘廓清了陶寺遗址宫城内2号夯土基址的规模面积、形制结构、堆积演变、年代等问题。另外，考古工作者还在陶寺遗址宋村区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勘探，以寻找陶寺大城西墙。勘探出一段长100多米的花土槽状堆积，之后进行了布方解剖。解剖发现并非是陶寺大城西墙，而是近代村民挖建并填垫的一条沟。

2024年11月12日，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

地理环境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北纬35°52′31″~35°54′09″，东经111°28′22″~111°30′30″，分布于陶寺村、东坡沟、沟西村、中梁村、宋村四个自然村，以陶寺村命名。遗址处于太岳山余脉崇山（俗称塔儿山）北麓山前向汾河谷地过渡的缓坡状黄土塬上。遗址东依崇山主峰塔儿山，南、北分别被崇山的小支脉所夹，西北则向平广的汾河谷地和临汾盆地敞开，形成三面环山一面向水的山川形势。

主要出土

陶寺遗址遗存内容丰富，主要遗存类型包括：城墙、夯土建筑基址、墓葬、房子、窖穴、陶窑、石灰窑、水井、壕沟、路土、石器加工遗迹、灰坑和灰沟等。出土文物约5000件，类型主要包括陶器2000余件，石器约2500件，玉器100余件，骨器100余件，漆木器40余件，铜器3件，建筑构件若干等。其中彩绘龙盘、陶鼓、鼍（tuó）鼓、特磬（qìng）、玉石钺（yuè）、殳（shu）、铜铃、朱书陶扁壶残片、刻花白墙皮、陶板瓦、白灰地坪及人、狗、猪的骨架等具有重要价值。

出土建筑

陶寺遗址房址多为小型，有地面上起建、半地穴式和窑洞3种，以后二种居多。长、宽一般2~3米。室内地面经焙烧或涂白灰面。中央有灶坑，墙面上往往有壁龛。周围有道路、水井、陶窑、窖穴和灰坑。水井平面呈圆形，深达10余米，近底部有用圆木搭垒起来的护壁框架，并底堆积大量汲水陶扁壶的碎片。陶窑为横穴式，窑室直径0.7~1.4米，有多股呈平行状或叶脉状的火道。穴有筒形、袋形，有的坑内筑有半环形坡道。在建筑中已广泛使用白灰，曾发现烧制白灰的窑和盛储白灰的窖穴。另外夯土碎块和刻画几何形花纹白灰墙皮的发现，为发现高规格的大型建筑提供了线索。

另外，在陶寺遗址宫城的城墙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种“阙楼”式建筑。“阙楼”从宫城南东门的南城墙上延伸出来，共有两处，它有防御功能，也有礼仪作用。

墓葬

陶寺遗址已发掘墓葬1300余座，形制都属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除很少的二次葬、屈肢葬和个别俯身葬外，一般为成人的仰身直肢单人葬，头向一致。由于数百年间集中使用同一块墓地，入葬时间早、晚不同的墓之间，存在着复、错综的叠压、打破关系，有的一组打破关系涉及160多座墓。约当公元前2400~前2500年间的早期墓群，排列较规整。还发现男、女性分排埋葬的情形。约当公元前2000年或稍早的晚期墓群，则已分割成若干小的墓区，标志着家族墓地的出现。出现的墓葬大致可分大、中、小3类，每类墓中又可分出不同的层次。早期大型墓只发现6座，约占墓葬总数百分之一；小型墓占80%以上。

大型墓随葬品精致丰富，小型墓多无随葬品。规模最大的墓，长3米左右，宽2米多，使用朱绘木棺。随葬品达百件以上，有陶、玉、石、(漆)木质料的成套炊器、食器酒器、乐器、家具、工具、武器、饰物及肢解后的猪。另外还有蟠龙纹陶盘和鼓、特磬等重要礼器。鼓、特磬的配置同安阳殷墟出土的情况一致，不仅将这二种乐器的出现年代大为提前，也表明墓主身份的特殊。晚期未发现大型墓，中、小型墓所占比例大体与早期相同。

出土器物

陶寺遗址出土的随葬陶器有灶、鼎、、罐、壶、瓶、盆、盘、豆、觚等。除夹砂质的炊器外，各种泥质容器器表多施朱绘或多色彩绘，均为烧成后着彩，以黑色或褐色陶衣为地，或满涂朱红色为地，再用红、白、黄、绿色矿物颜料绘出圆点、条带、几何形纹、涡纹、回纹、龙纹、变体动物纹，构成斑斓绚丽的图案。一些彩绘纹样与商周青铜器、漆器花纹颇多相似。其中，以朱绘或朱、白两色彩绘蟠龙纹陶盘最具特色。

陶寺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和武器，有石制的斧、锛、凿、铲、刀、镞，骨质的铲锥、镞，陶纺轮和制陶用具陶拍、陶垫等。扁平长方形石铲数量最多，晚期出现有肩石铲。石铲和木是当时两种主要的起土工具，灰坑壁和墓壁上留有它们的痕迹。

陶寺遗址出土的炊具主要是陶鬲，其次是部分三足器，没有发现釜灶、鼎、缸；泥制容器中，形制大小不同的圈足罐、折肩罐十分普遍，圈足豆、敞口盆、单耳杯比较多见。

陶寺遗址的大、中型墓出土的朱绘或彩绘(漆)木器，构成陶寺类型文化另一特色。已知有案、俎、盘、豆、斗、勺、觚、杯、“仓形器”、高柄豆等多种器形。一般器表涂以赭红或淡红色，少数精品在红色地上用白、绿、黄、蓝等色绘出由边框、条带、几何形纹、云气纹构成的美丽图案。有些彩皮剥落时呈卷状，其物理形态与漆皮相似。这些(漆)木器实物将案、俎、盘、斗、勺等文物的历史提前1000多年，其造型和图案，许多与商、周漆器相当接近。

陶寺遗址出土了29件乐器，包括鼓、土鼓、特、陶铃、铜铃、陶埙等。鼍鼓和特磬都是已发现同类乐器中最早的，这也使鼍鼓与特配组的历史从商朝上溯一千多年；陶寺出土的铜铃，是中原地区已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该铜铃红色，长6.3厘米，高2.7厘米，壁厚0.3厘米，含铜量为97.8%。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石礼器和装饰品有钺、瑗、环、梳以及用绿松石、蚌片镶嵌的头饰、项饰、臂饰等。墓中还有一种大型厨刀，通常大小3件成组出现，类似的器物在古代黄河流域十分罕见。

文字

1984年11月，陶寺遗址居住区的一个编号为H3403的灰坑里，出土了一件已经残碎的陶扁壶。发掘者高天麟、李健民在陶片上发现了类似甲骨文中“文”字的红色符号。另外，在扁壶平直的一面还发现了一个像字的符号。关于陶寺扁壶上的文字，学者们有多种解读。对于“文”字，基本上无异议，后世的甲骨文、金文与之相近，一般认为是表赞美之意。而扁壶背面的“符号”，专家们有“尧”“昜”“令”“邑”等多种解读。陶寺遗址发现朱书文字并成功破译，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至距今4000年前，是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陶寺观象台

陶寺古观象台建在三层台基之上，由13根夯土柱组成，呈半圆形，半径10.5米，弧长19.5米，距今4100年，为最早的观测太阳活动规律，确定一年四季的观测工具，可以精确确定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尧舜时期，分四季、判节令、敬授农时，定历法、测地中、建国立都，使四千多年前的中原地区先民率先告别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蛮荒时代，开启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先河。

遗址特点

陶寺遗址早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点是：陶器以手制为主，陶胎一般较粗厚，器壁薄厚不均，器形也不太规整；陶色较杂，纹饰主要是绳纹，篮纹和方格纹稀少；炊具以釜灶居多，其次是扁足矮鼎、侈口深腹罐、陶缸等，以平底器为主，圈足器很少，袋状三足器只有一种；盆、罐、瓮的口沿多为平折；扁壶的对称钮多在颈部。

陶寺遗址中期遗存，其陶质与早期遗存差异不大。纹饰仍以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比早期略多。这种篮纹比晚期的篮纹粗疏，纹间加有横丝，但更为隐晦浅淡。方格纹也比晚期的方格纹大且模糊。制法仍以手制为主，还有模制和轮制。器类方面，小口折肩罐和早期相比没有太大变化。炊具方面，早期的釜灶继续使用，出现釜灶与鬲、共存的情况，但不见晚期大量出土的直口肥袋足鬲。扁壶不像早期那般瘦长，双由早期在口以下，此时已移至口沿处。

陶寺遗址晚期遗存的主要特点是：陶器的制作方法有轮制、模制。手制陶胎较薄，器壁厚薄比较匀称，器形也较规则。杂色陶器很少，绝大部分是火候较高的灰陶和磨光黑陶。纹饰主要是篮纹和绳纹，其次是方格纹。炊具以陶鬲为主，且数量较大，其次是等三足器，不见釜灶、鼎、缸。在泥质容器中，形制大小不同的圈足罐、折肩罐十分普遍，圈足豆、敞口盆、单耳杯也比较常见。扁壶一侧壶腹的中部明显外鼓，口部下收且有短颈，凸状钮在壶口瀑布沿上。罐、盆、豆等器口的内沿多见双折细棱等。

陶寺遗址的早、中、晚三期文化遗存，从文化面貌来看，它们之间的承袭关系十分清晰。如扁壶这类器型，在三期一直沿用，它们之间在纹饰和形制上的某些差别，也正好反映了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从某些陶器施耳钮的风格，也可以看出三期之间的承袭演变过程。可见陶寺遗址的早、中、晚三期属于同一类型文化，其文化性质属于龙山文化范畴，但又有极浓的自身特点，不同于其他龙山文化，所以称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

陶寺遗址早中期是最初“中原地区”的首都，也是尧、舜之都。陶寺晚期被外来势力征服，政权被颠覆，都城地位丧失，沦为殖民地。但是陶寺都城开创的都城制度宫室制度、地中观念等，被夏、商、周三代所继承与发扬。因此陶寺遗址是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考古证明陶寺遗址是一个邦国都城遗址，陶寺文化的社会组织是个邦国社会，因此最晚在公元前2100年，“中”与“国”在陶寺合成，成为最初的“中国”。

陶寺早期王族墓地和中期王族墓地相互独立，二者并无从属关系，且随葬品组合存在很大差别，墓主的体质人类学特征也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在陶寺文化早期和中期，政权是在两个并无血缘关系的王族间更替的。从另一方面来看，陶寺城址的首都地位在中期有了进一步的完善、拓展与发展，政体并未出现断层情况，早期的国家社会在中期也得以顺利发展。这显示出陶寺早期和中期政权交替过程顺畅，不存在那种疾风暴雨般激烈的政权更迭、改朝换代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