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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2001年筹备，2004年正式启动；是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该项目首先进行了为期三年(2001—2003年)的预研究。在预研究的基础上，2004年，中国“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同年，在中国范围内众多古文化遗址中，选定了河南郑州大师姑遗址、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登封市王城岗遗址、河南新密新遗址、洛阳市偃师二里头遗址及襄汾县陶寺遗址等中原地区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城邑为第一阶段重点发掘和研究的中心性遗址。期间还通过对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等遗址实施重点发掘。2018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2023年12月，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

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认识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从世界范围内探讨人类文明的产生及发展变化的不同系统、机制以及探索文明演进的规律，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项目沿革

探源工程背景

中国古代史籍把炎黄时期作为中华文明的开端，但由于古代文献中关于炎黄时代的带有不少神话色彩的记述，属于古史传说，并不可信。直到上世纪末，有一些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人认为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不可信。中原地区史学界很多人认为中华文明是从夏朝开始的，而部分国外学者和个别国内学者怀疑甚至否定夏王朝的存在，他们认为从符合“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城市）并为甲骨文所证明的商朝后期开始算起，中国古代才开始进入文明社会的时代。

1996年开始，原科技部实施的“九五”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工程的主要承担单位。2000年11月9日，在经过30多家单位、200多名老中青专家学者五年的艰苦努力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说，《夏商周年表》的发布，意味着上溯中国文明起源、下启中国文明走向的夏商周三代终于有了较为明确的年代学标尺。同年，断代工程也正式结束。

工程宗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宗旨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探索形成这一过程的背景、原因、发展道路及其特点。多学科，就是各个学科的有机结合；多角度，就是要从环境、生产力发展状况（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精神生活、社会结构等多个角度来研究文明起源；多层次，就是不仅要研究都邑遗址和贵族的状况，还要研究位于都邑附近的中小型聚落和社会中下层人们的生活；全方位，就是要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分为预备性研究和第一、二、三、四、五阶段。

探源工程启动

鉴于开展探源工程，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涉及的学科、研究的难度比断代工程复杂得多，为了慎重起见，在得到科技部的同意后，于是，2001年科技部责成断代工程的首席专家之一——李伯谦先生，以及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王巍和北京大学的赵辉教授共同负责探源工程的筹备。

预研究（2001—2003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以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区为工作的时空范围，设置了“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上古时期的礼制研究”“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年代测定”“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古环境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上古天象与历法研究”“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九个课题。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各个课题都有不同程度的成果。诸如传说和文献整理研究、文字与刻符的整理、上古天文与历法研究等课题，主要是整理了及至该时期的研究成果，为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奠定基础。

第一阶段（2004—2005年)

该阶段以“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为题展开研究，设置了考古学文化分期谱系的精确测年、自然环境研究、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研究、文明形态研究等五个重大课题，并围绕晋西南豫西地区龙山至二里头遗址文化时期即夏文化分布范围和华夏文明起源问题开展工作。考古学者通过对登封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大致建立了夏朝的考古学谱系，为确定夏文化的存在提供了坚实证据。与此同时，临汾市陶寺遗址的发掘取得重要进展，观象台遗址的发掘可以和《尚书·尧典》记载密切关联，为论证陶寺文化为尧舜都址提供重要线索。

第二阶段（2006—2008年）

这一阶段，研究时空均有较大扩展，首先是时间延伸至公元前3500年，研究的空间也扩大到了整个长江、黄河和西辽河流域。设置了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各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精确测年、自然环境的变化、经济技术的发展、社会与精神文化的发展等四个重大课题，其中年代学研究成果突出，依据新的资料和技术，对黄河、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年代框架进行了更新，龙山文化的整体年代下限下移了200年。学者们提出，黄河下游、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地区各自建立了独立的文明形态，中原地区则是多种文化汇聚而进入早期国家；中国文明形成是周边文化融入中原的文化多元一体化过程。

第三阶段（2009年—2012年）

这一阶段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从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学科研究，扩展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现代科技应用与支撑研究、文物保护与展示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

第四阶段（2013—2018年）

这一阶段项目设置延续了第三阶段的方案，将时空范围进一步扩张至整个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和边疆地区。主要关注各自领域的研究与文明演进关系的研究，重在分析解答环境变化、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精神文化的发展与文明的关系等问题，为研究和解释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背景、原因和机制等深层次的问题提供条件。

第五阶段（2020年—今）（截至2023年）

该阶段由陈星灿、张弛担任负责人，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研究的重点转到区域文明化进程方面，设置了北方长城地带、中原和海岱地区、长江流域等三个课题，并对中华文明起源进程进行整体性研究。

重要里程碑

研究内容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核心内容是初步揭示中华早期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及其阶段性变化的轨迹，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各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在一些史前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主要包括黄河上游、中游、下游和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及淮河、西辽河流域等地区，由于各地史前时期的自然环境、生业系统、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结构各不相同，都有各自的社会复杂化及迈向文明社会的进程，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除了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外，还必须研究其他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探讨各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不同特点及其原因，注意各地区文化及其不同势力集团力量的消长变化。

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对这一文明核心的认识越深入，越会发现有许多问题仅仅局限在黄河中游文明核心区是无法解决的。比如，文明核心中央政体与各文明起源中心之间的关系，直接涉及到文明核心国家的性质或国家机器的结构，甚至是判断中原地区文明核心形成的临界点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不了解各地文明进程，就不能全面了解和理解中原文明核心形成的原因、结构和性质，为此，必须将各地文明起源探索与中原文明核心形成进行综合性的探索。

研究各区域性文化的作用与贡献

各地区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对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除了研究中原地区的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以及夏商周文化外，还必须研究各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和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文化、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遗址文化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要对象。

研究各地区文化融入中华文明

各地区的史前文化和夏、商、西周时期的文化以及区域文明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大熔炉之中的，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逐渐形成过程，核心地区和周围地区之间文化的互动关系及文化相互影响的状况。

研究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是在怎样的自然环境背景、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发展；导致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动力或因素有哪些；这些动力或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彼此之间有何内在联系。

探讨中华文明的特点

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道路，并通过与世界上不同古代文明的比较，找出中华文明的特点，并深入探讨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

研究对象

六大遗址

2004年，在中国范围内众多古文化遗址中，选定了河南郑州大师姑遗址、灵宝西坡遗址、王城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及襄汾县陶寺遗址等6处遗址，为第一阶段重点发掘和研究的中心性遗址。六大遗址年代先后衔接，时间上大体从公元前2500年到前l500年，为了解这一千年间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王权发展的程度以及当时的自然社会环境等，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其它遗址

此外，探源研究中还对浙江良渚、陕西石等众多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发掘，以丰富的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

重要成果

2010年发布的成果

经过项目各承担单位、各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文化谱系与年代测定课题：结合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梳理和分期，学者们对襄汾县陶寺、登封市王城岗、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师二里头等中心性遗址出土的系列标本进行了精确测年，为中原社会文明化进程中种种问题讨论奠定了年代学基础。

2.自然环境变迁课题：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间，由于中原地区气候较为温暖湿润，导致农业发展较好。黄河中游地区曾有一个时期气候较为异常，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温度的变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是其最主要的表现。而研究结果与古史传说中关于尧舜禹时期灾害频发，气候异常的记载较为吻合

3.经济技术发展状况课题：对新砦、二里头遗址、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等四处重点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的研究运用了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发现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这一特定时间段里，中原地区的农业（包括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及加工制作业（包括青铜器制作、陶器制作、玉器加工等）都呈现出明显的进步和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在由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演变的过程。综上所述，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农业生产逐渐从以粟类作物为代表的农耕生产和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开始变为普遍地种植水稻和饲养黄牛，同时源于西亚的小麦和绵阳传入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和多种类家畜饲养方式。在这段时期人们已经掌握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并且陶器制作和玉器加工的技术也有了较大发展。研究结果表明，中原地区文明形成的重要动力之一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

4.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课题：学者们在对陶寺遗址、新砦、二里头遗址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后，对遗址的修建、使用和布局、废弃年代、功能区分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王权发展情况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新认识。

（1）根据古史传说记载，尧活动的中心地区在山西省南部。近年在襄汾陶寺遗址有大型城址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现。考古发现有一座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的城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先建于此处。后来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进行了扩建，扩建为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研究发现在大型墓的附近有一个平面呈大半圆形的特殊遗迹尤为引人注意。在进行复原研究后，发现从该半圆的圆心外侧的半圆形夯土墙的有意留出的几道缝隙中向东望去，恰好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从遗址以东的帽儿山升起的位置。发掘者和天文学家都认为，这个遗迹能观测太阳的位置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很可能是

与相关活动有关的观测天象和举行祭祀的场所，容易让人联想起关于尧“观象授时”的记载（此处源于《尚书·尧典》）。陶寺城址规模巨大，城内功能分区明显。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存在相当严重的阶层分化，城内的高阶层群体已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了具有“王”的雏形的主宰。有理由认为，在陶寺遗址大城使用的时期，该地区应已经进入到国家的初步阶段。

（2）位于河南省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首都。自1959年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现以来，经过研究所几代学者的大量的考古研究，先后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及铸铜作坊。然而一直缺乏对都城的总体布局的了解。这座夏代后期都城的考古发掘在探源工程立项后终于取得了突破：宫殿集中的区域可确认为都城中部，围绕中部的道路宽10―20米；路面上还保留有迄今最早的车辙（两轮之间的距离为1米，应非马车）。正殿方位大多是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厢房对称，由此可看出当时已经具有中轴线理念的雏形。这一发现使得中原地区古代宫室建筑特点出现的年代可追溯至距今3700多年前的夏朝后期。

在此期间课题组成员还对这几处中心性城邑周围地区进行了“全覆盖式”的聚落分布状况调查。经过调查后，新发现了174处遗址。聚落分布调查的结果使学者们可以将这些中心性城邑与周围同时存在的中小型遗址联系起来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这些成果证明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有效途径是重点围绕中心性城邑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和区域调查。

5.综合与总结课题主要做了以下工作：整合各课题研究成果；回顾和分析了国内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分析和评述了目前国外学术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探讨了涉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文明与文化、文明与国家、文明形成的标志、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等）

探源工程第二阶段也有了明显的成果（2006―2008年）

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都有很大扩展，经过研究后探源工程（二）得出了如下阶段性的成果：

1.以公元前2000年左右为分界线，中华地区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海岱、辽西地区、长江中下游平原等地区的文化都有自己的起源和传统，彼此虽有交流，但大致各地区还是独立演进发展。

该时期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相互影响，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平稳局面。而中原汇聚了各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使得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得到了促进。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一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局面逐步演变成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独秀于林。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围辐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在纳入了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后，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也在逐步孕育新的文明成果。

2.导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重大变化的物质基础

物质、精神、社会等是诞生文明社会的必备条件，但有稳定并且能够持续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才是最根本的。通过对技术与经济和环境两个课题的研究，研究人员发现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基础之间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各地区也受到了自然环境的特征及其变化的影响。

中原地区的地形景观类型多样。公元前2500年以来，在景观多样的环境中，人们发展出了“五谷农业”（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而，家畜种类则有牛、羊、猪等。该时期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土台地上。台地地势较高且平坦，不易受灾害影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也对文化的整合起到的促进作用。

地处农业经济区北部边缘的辽西地区，农作物种类比较单一，以小米为主，而家畜种类到了夏家店下层已经有猪、牛、羊三种。该地区多次出现农牧业转化的重要原因是受到了气候的影响，在气候较为暖湿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农业生产在气候出现干凉化之后就会比较困难。

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主要是种植水稻，家畜则以猪为主且饲养回魔相对有限。人们之所以多选择地势低平的河湖边缘居住和生产，是为了追求适合稻作农业的场所，因为稻作农业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因此干旱或水患对文化或社会的打击程度非常严重。

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径

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中原陶寺古城、长江下游良渚遗址和长江中游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古城的出现，这些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普遍达到相当高度的标志。而建造这些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动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说明有大量的人口被这些古城控制着，在综合考虑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成员明确的等级分化、为贵族服务的手工业、暴力和战争等相关情况后，科研人员们认为这些地区在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建立了早期国家。因此，有理由说明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的历史。

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比较研究后初步揭示了各地文化达到最辉煌灿烂成就的时间是参差不齐的，它们各自的文明化内容也有所不同。这就暗示了它们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上，各自可能有不同的方式、机制、动因等，说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远为复杂而深刻的问题。

2018年发布的成果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会上公布了探源工程的重要成果，介绍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形成历程：

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参考资料：

2023年发布最新成果

2023年12月9日上午，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介绍，自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时间、空间范围，围绕余杭区良渚、神木市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29处核心遗址，在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整体认识的同时，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精心设计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确定时代划分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联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发现，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可被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

古国时代

其中，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距今5800-5200年前后，第二阶段在距今5200-4300年前后，第三阶段大体相当于距今4300-3800年前后。在对古国时代文明内涵的认识上，探源工程第五阶段比第四阶段更加深化：牛河梁遗址新发现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焦家遗址新发现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

王朝时代

良渚遗址外围新发现近20条水坝，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初步摸清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结构等。

填补技术空白

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多学科协同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年代学研究重点解决了石峁皇城台、内城、外城空间布局的年代，并针对兴县碧村遗址的白灰地面开展测年方法研究，填补了中国技术空白。相关研究显示，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人类为了维持生存需求而获取基本生存资源的经济行为——记者注）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中原及北方地区显示出明显以粟为主，黍、大豆、水稻为补充的混合型农业生产体系；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重要水田遗迹表明不同的稻作农业模式与早期复杂社会结构存在共生关系；大约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质变。

衍生项目

2022年，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推动了探源工程的衍生项目——“北方地区旱作农业起源与发展”和“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核心都邑的综合研究”的立项，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关键阶段，从时间、空间地域和研究视角进行了主动性的补充。

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证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发布会，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探源工程研究团队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调查发掘为获取相关资料的主要手段，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撑，采取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重大科研项目。首先，以考古资料证实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其次，丰富了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认知；第三，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了总体认识。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介绍说，中华文明探源实施的十几年里，考古研究所在余杭区良渚遗址、襄汾县的陶寺遗址、神木市的石峁遗址、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这几个重要的、距今5500—3500年的都邑性遗址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位于浙江省北部的良渚遗址，修建于大约5000年前，这个遗址是在沼泽上修建的，为了防止北边山洪对城的侵害，在修建之前先动员人力修了一个长3.5公里，宽十几米的巨型水坝，或叫水利工程。

据水利专家研究，这个水坝除了具有防洪的功能外，因为有高坝、低坝，还有的是根据不同水位蓄水灌溉，是一个水利工程。后来，在作为城的中心部位修建了一个630米长，450米宽，高十几米的大型土台，这个土方量200多万立方米，都是用草包泥从别的地方运来修建的，在这个高台上是高等级建筑，面积在两三百平方米，最大到9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

围绕这个高台又修建了长1900米、宽1700米的大型城址，大约300万平方米。城墙宽、墙基宽都是40-60米。由于在沼泽上，先要从别的地方运来大量石块作为基础，然后从别的地方运来黄土进行修建。最新发现表明，在内城外面又有一个更大的，大约2600米长，宽更大规模的城址。这样总的工程量，据初步估算是1200万立方米。

据初步估算，这样的工程量如果动用1万个劳动力，也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人力，来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如果仅仅是一个部落或者一个联盟是不可想象的，应该是动员了相当广阔地方的人力。

王巍说，除了高等级的宫殿之外，高等级的墓葬也在祭坛上修建。一个墓里往往有上百件随葬品，尤其是有制作精良的玉琮玉璧这样与宗教有关的玉器，和制作非常精致的武器——玉，甚至有的短柄钺上下还有玉质装饰，显然是军事指挥权力的象征。所以说，这是一个阶级分化相当严重的社会，这是一个产生了权力、产生了王权的社会，所以以这个为代表，在长江下游地区，距今5000年已经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王巍说，大家耳熟能详中华五千年文明，但是实际上究竟有多少历史根据，究竟是真实还是神话传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是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研究把距今5000多年的文明通过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结合把它证实了，这在世界文明研究当中也是重要的贡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

2022年5月2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结合多学科的考古发掘研究后，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这一结论性认识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在对湖北石家河、浙江良渚、河南二里头、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都邑性遗址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及各个地区的中心性遗址（如山东焦家、河南双槐树和西坡、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遗址、四川宝墩、湖北石家河等）的考古工作后，得到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考古发现，证实了在距今5300年到4000年期间，不同地区的文明化进程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同时，社会分工和贫富贵贱的阶层分化问题加剧，出现了王和为其统治服务的官僚阶层，他们掌握着军事指挥权与祭神权力，而王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者，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具有向心力的区域性政体——国家，各地区先后进入了初期文明社会。

第二，在经过多学科研究后，对，长江、辽河、黄河流域各个地区都邑和中心性遗址的年代，自然环境的变化与各地区文明兴衰的关系，各地区文明形成时期重要资源的获取，与地区文明演进的关系及其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是一个受到多种因素（如适宜的自然环境、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精神领域的进步、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在经过多学科研究后，比较清晰的认识了在各地区文明之间经过交流互动、汇聚融合后，最终形成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过程，同时较为清晰的认识到各地区文明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稻作和粟作农业技术之所以能在各地传播，是因为中华大地各个区域之间早在距今七八千年时就发生了交流，并且奠定了各地文明发展的经济基础。而各地的人们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信仰。在此过程中，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汇聚于中原地区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深刻的思想基础，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四，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是在自身基础上起源、形成的，但并不是封闭的。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文明之间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交流。距今约50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就融合了源于西亚地区古文明的栽培小麦、制作铜器、饲养绵羊和黄牛等新的技术。同时，源于中国史前时期的稻、粟、黍的栽培也传播向了西亚和其他地区。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华文明接受了西亚地区传过来的冶金术后，对其加以消化吸收，并对其进行改进创新，在距今大约43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发明了泥范铸造铜铃乃至青铜容器的技术。青铜冶炼技术在夏、商朝时期发展较快，形成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青铜文明。

第五，最重要的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国家观，以国家的出现作为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突破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三要素”的梏。研究提出了新的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包括：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出现阶级；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研究还从中国各地有关文明起源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中，总结出在没有发现当时文字资料的情况下判断一个社会进入文明阶段新的关键特征，也就是出现了规模巨大且制作考究的宫殿或神庙、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形成了表明尊贵身份的礼器和礼制、规模大且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宽大壕沟或高大城墙以及大量武器随葬反映出的战争频发。上述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丰富世界文明起源研究理论作出了中国贡献。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使全世界中国人民和炎黄血脉得以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的历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揭示的中华文明丰富内涵、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社会评价

中华文明是在自身基础上独立起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原生文明，对周围国家和地区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通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探索其产生的背景、契机以及演进的机制和规律，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认识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从世界范围内探讨人类文明的产生及发展变化的不同系统、机制以及探索文明演进的规律，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献作者王巍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考古工作要继续重视和加强，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做好科学规划，继续坚持多学科合作，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更好地发掘、研究、阐释和传播二里头遗址文化的内涵、价值，更好地认识二里头文化所创造的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更好地为广大人民提供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文化滋养。（大河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