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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隆

屠隆

屠隆(1543年—1605年)，字长卿，后改字纬真，号赤水、由拳山人、蓬莱仙客、鸿苞居士、冥寥子、一衲真人等，浙江省县（今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人，是中国明代的文学家、戏曲家。

屠隆家境贫寒，出生于浙江鄞县桃花渡的一个布衣之家。少年时屠隆才思敏捷，落笔成文，早年从沈明臣学诗。隆庆四年（1570年）屠隆落第，信心败落，后为巡海使者刘作《溟海波恬赋》而名声大振。明万历四年(1576年)屠隆中举，次年中进士，初任颍上县知县，修河堤除水患，百姓筑绿波亭纪念其功德。两年后，屠隆调任青浦区知县（并完成了《由拳集》），遇大雨成灾，他督促官吏和民众修理江堤解决水害。后屠隆升迁为礼部主事，次年他被俞显卿诬陷在宴会上与宋世恩公然纵淫，虽最终真相大白，屠隆却也因诗酒放浪被废职。罢官后屠隆返乡生活，途中加入白榆社，期间撰写《白榆集》。白榆社活动之余，屠隆纵情声伎，悠游吴越，四处游仙访道。屠隆回家乡宁波市定居并以卖文为生，常与女儿瑶瑟唱和。晚年家贫，屠隆乞邻度日，但仍与伶人厮混，蓄养家班并四处演出。他谈玄说佛，却也沉溺纵欲，其风流个性在当时引起诸多议论。最终，屠隆因“情寄之疡”病倒，作《辞世词》谢世。

屠隆谈佛论道，以儒学为主导，在哲学思想上主张三教合一，不可偏废。文学理论上，他是晚明文学由复古思想向性灵思想过渡的代表，早年受复古论影响并注意到了复古派理论与创作的缺陷，后期突破了七子派格调理论的藩篱，由复古走向新变，向性灵说转型。他反对以古绳今，主张以“至”“适”论诗；强调诗歌创作的主体性，认为诗人的性情、性灵在诗歌创作中占有主导地位；提倡诗歌风格的多样性。

创作上，屠隆的诗歌创作才气纵横，率意任性。前期基调乐观，浪漫气息与自然通俗兼备，后期诗作较为消极，深沉内敛。其散文提倡性灵，主要呈现通脱俊爽、秀雅明丽、诙谐雅谑、奇幻雄壮四种风格特征。他创作的戏剧有自传性质，以文词派的风格为主，曲词骈丽文雅，多用典，戏曲创作内容多夹杂神佛道化。屠隆博学多才，诗文、戏曲、书画造诣皆深。著作有传奇《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三种，诗文有《白榆集》《由拳集》《鸿苞》《考槃余事》等。屠隆戏曲创作中提出的“双美”论启发后世，其诗歌代表着诗坛新变的趋势，在晚明诗歌发展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王世贞欣赏他的文学才华，将其列为复古派“末五子”之一。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学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屠隆出生于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的一个贫寒家庭，其先祖为大梁人，宋朝时南渡。屠姓为宁波市大族，先祖曾有高官，但屠隆祖上三世布衣，其父弃儒从商，母亲赵姓出身书香门第。屠隆六岁时父兄海上经商失败，家遂贫困不堪。同时屠隆伯父因欠官租被逼还，求救屠隆父，其父变卖掉桃花渡房子为其兄还债。家里经营每况日下，屠隆早年立志，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振家业。屠隆自幼聪颖，会作文言文辞，九岁时受知于当过兵部尚书的张时彻，也得族人屠大山颇多帮助，后经张介绍与沈明臣结为莫逆之交并拜师学习。由于家境贫寒，屠隆的求学路饱尝艰辛。他二十岁成为诸生后离家设馆教书谋生，因游学错过为父送终。二十八岁屠隆第二次乡试下第，得张时彻、屠大山两司马公之慰籍。后其为巡海使者刘翾作《溟海波恬赋》而名声大噪。万历四年（1576年），三十四岁的屠隆以乡试第九名中试，次年进京殿试，赐进士出身。

仕途起伏

考取进士后，屠隆授颍上县知县，开始为时七年的宦海之旅。任职上期间，屠隆仅用两月就完成拖延了二十多年的东门河堤工程，使颍上县告别汴泗水患，百姓筑绿波亭纪念其功德。屠隆除重视民生外还重视教育与民风，他还修建二陆祠作有《二陆先生祠记》，又修管仲鲍叔庙，作《管仲鲍叔庙碑记》，树立先贤之德来教化颍上民风。其时大学士张居在全国推行履亩之政，丈量全国土地，但长吏欲虚报，屠隆不顾知府阎邦宁怒骂据理力争，如实上诉巡按。他又审稽户口，重新丈量田亩，使得田亩和户口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屠隆曾写信给王世贞自投其门下，王世贞回信中对屠隆赞赏有加。

万历六年十二月，屠隆携家眷调任青浦区县令，《由拳集》于此阶段刻成。就任青浦期间，屠隆为民请命，与知府据理力争，反对把多余田地纳入赋税；同时，他明察冤狱，使七十多宗冤案昭雪。屠隆为政期间，在吏事完成之余，与冯开之、沈君典、沈明臣等游吴越山水，饮酒赋诗。屠隆以“仙令”自称，士民皆爱戴他。青浦任上，屠隆跟随王世贞拜昙阳子王焘贞为师，开始学道。屠隆又爱戏剧，与当时著名戏曲家梁辰鱼相识。梁辰鱼《浣纱记》刚出时，屠隆曾观看其演出，看至兴处痛饮美酒。演至《出猎》时，梁喊着“摆开、摆开”，屠隆厉声道：“这是恶语要受罚。”于是梁被罚酒至大吐，次日未告别就离开了，屠隆大笑觉得很得意。

由于为官清廉、政绩突出，万历十一年（1583年）屠隆以治行第一升为礼部仪制司主事。屠隆升礼部主事到京，恰宋世恩从陵解府印还京，宋氏十分仰慕屠隆诗名，托人介绍拜屠隆为师，两人兄弟相称，宴游甚欢。西宁侯也曾要求拜见屠隆家眷。九月，宋氏置酒张戏大会太子宾客，屠隆应邀参加，并与宋妻有所交往。刑部新任主事俞显卿与屠隆在青浦积怨已久，抓住了屠隆此次把柄，诬陷屠隆与宋晟宋世恩纵淫，再加上屠隆曾得罪徐阶势力，因此而被罢官。万历十三年（1585年），屠隆受汪道昆之邀，入白榆社，由此开始了《白榆集》的撰写和编。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屠隆曾有机会再度出仕参加撰修国史，但最终以诏下免修国史而罢。

晚年创作

离京回乡途中经过无锡，友人秦捐田五百亩挽屠隆隐居；经过青浦区，青浦父老亦拟捐田千亩供其居住，均被屠隆谢绝。屠隆被罢官后回归布衣，晚年返乡，他以“润笔”维持生计，依靠各位名公施舍度日，极为潦倒。他曾写信给邻邑的刑侗、辽阳巡府顾益卿寻求经济帮助，但均失败。内外交困下，他更加倾心于栖真修道。他自称“黄冠道人”，先从道人李海鸥学道，接着又拜李海鸥之师金虚中为师，并带动全家人一起学道。同时，他奉佛持斋。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前后，屠隆在杭州市与佛教高僧莲池法师、虞德园居士等同参出世大道，修习佛法，在这期问写下了传奇剧本《昙花记》《彩毫记》《修文记》。他晚年与王世贞等友人的书信往来，多为谈禅论道，并著《佛法金汤论》，倡三教含一之说。在钻研禅理、沉湎道术的同时，屠隆挥洒才情，专注文学创作，常与女儿瑶瑟唱和，并厮混伶人之中，创建屠家班四处表演。在离世前五年，他又留下了两部修心悟道的性灵之书——《娑罗馆清言》和《续娑罗馆清言》。至万历三十三年屠隆作《辞世词》后悄然病逝。

人物关系

主要作品

（以下为部分）

创作特点

诗歌艺术特色

充满浪漫气息

屠隆论诗主张吟咏自我情感，抒发性灵。其诗歌作品注重表达主体激越热烈的情感，充满浪漫主义的特征。《长安明月篇》：长安明月正秋宵，桂树扶疏香不销。初悬碧海生华屋，渐转朱城隐丽谯。白露玉盘流素液，丹霞宝镜拂轻绡，明浮汉殿凉仙堂，暗入秦楼湿紫箫。……灵妃鼓瑟湘江头，喜鹊弄珠汉水曲。朱弦的的泛崇兰，翠袖娟娟映修竹。”开篇作者想到月亮上的桂树，由此展开对月亮上其他美景的描写，如华丽的宫殿、朱色的城池、白露玉盘、丹霞宝镜、香树修竹、太液桥等，构成一幅美轮美奂的仙境图。屠隆诗歌中充满奇幻的意境，通过丰富的想象，浪漫的抒情，勾勒出天上人间仙境图。屠隆半辈子求仙学道，对道教的神仙世界信任憧憬，因此其很多诗歌具有奇幻浪漫的意境。

自然、浅近而流宕

屠隆因受当时复古风气的影响，论诗尊唐抑宋，不喜汉魏六朝诗。他认为“秦汉、六朝、唐文有致。理不足称也。宋文有理，致不足称也”，但他自己创作五言古诗、七言古诗，却与汉魏六朝诗相近，尤其与阮籍、陶渊明诗风相近。阮诗以情词隐约著称，而陶诗以平淡、自然、浅近著称。屠隆诗也具有这两个特点屠隆诗文创作不求工练，只要适性。“无论诗句能供，会见胸怀自好。”他的诗歌不太重视诗句的对仗工整，语言的整练精审，而是重在直接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加上他生性疏狂，所以写出来的诗歌自然就浅近、豪爽而又流宕。

浓郁的民歌风味

明代都市繁荣，市民阶层发展迅速，俗文学发展空前。明代文人创作诗歌也多吸收民歌的特点，屠隆生在吴越，从小接触当地民歌，对民歌非常喜爱。他曾说：“余尝读古诗歌，读数过稍厌。束书起过而复新读，可老矣。尝试取民间音读之，能终篇。” 其诗歌集中有很多以民歌形式的作品，还有不少诗歌带有民歌风味。这些以民歌形式写成的小诗短小精干，浅近通俗，抒情写景生动活泼，有浓郁的民歌风味，这种诗歌数量又多，从而使屠隆诗歌具有独特的风韵。如“踏春东城南陌头，杜鹃科叫罢叫斑鸠。纱帽不如布帽好，也无欢喜也无愁”、“夜里耘田日里耕，绿杨树下听黑枕黄鹂。小人种田睡得稳，相公做官绕床行”，表达出舍弃追逐名利的苦恼、平凡生活的乐趣；而像“水陆珍羞百昧兼，开筵请客客犹嫌。多少众生供一筋，是谁痛苦是谁甜”等诗歌反映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的心酸。屠隆的这些诗歌语言通俗，经过艺术化的加工后，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晚年诗歌深沉、内敛及稳健

诗人晚年追求自适的生活情趣，并把这种生活心态直接表露于诗中。《普陀洛伽山八首》其二：“秦椒石壁寒，沙岸水痕。涛声日夜喧，禅心自空寂。”表现了退归乡村知足保和的闲适情韵。语言浅显平易，表现诗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屠隆后期诗歌创作是其一生遭际的沉淀，诗歌风格一改前期轻快、明亮的特色，显现出深沉、内敛及稳健之风。脱离七子复古论调的影响，屠隆诗歌的艺术风格更接近晚唐的清俊，有晚唐俊调之味。《为戴汝诚司成》：“风烟江树莽萧森，黄叶踈秋满林。沙上天空人拯日，一行寒雁落云深。”屠隆遭贬后退居乡间，虽表面豁达，内心却无法释怀。他通过修道参禅聊以慰藉，诗境虽清，却又有一种倔强不平之气，情词多显俊峭。悲剧性的仕途使他后期诗歌显得更加深沉、丰满。

散文艺术风格

通脱俊爽

通脱俊爽的风格是屠隆人格精神的投射，屠隆为人通脱自喜，因此其写出来的文章思想旷达。如《白榆集》文卷十一《答徐文卿》中“一朝归而有之，可使腹中一餐无饭，而不可使眉头一日不扬。”没有“罪臣当诛兮，天王圣明”的惶惶恐恐，没有戚戚切切的怨天尤人，就像李贽说“平生不爱人哭哀哀，不爱人闭眼愁眉，作妇人女子贱态”一样反映出人格的独立精神。通脱俊爽也指表达的条畅自由，书写心中所想所感，笔端纵横如意，变化多端，如屠隆为王世贞《观灯百咏》所作序文赞王世贞天才藻逸，其才思“如决黄河之峡，抽春蚕之丝”等。

秀雅明丽

在晚明性灵散文中，写自然风景山水园林是一个主要题材，这些文章主要表达作者追求适意的生活理想。屠隆此类文章表现出秀雅明丽的风格。如《栖真馆》卷十《园叙》写家中的小园小楼，多用红、紫、翠、粉等颜色亮丽的词语，且骈散结合，注意辞藻但不显得堆砌，而是清新流丽，写出来的境界幽雅淡远。

诙谐雅谑

屠隆曾撰《绮语》一文，收录自己多年与朋友交谈时的一些绮语，即指诙谐、机智幽默的玩笑话，如记载与沈懋学等人闲聊等。屠隆这种生活中的玩笑态度也反映到了他的文章中，如《由拳集》卷十四《与沈懋仁》中“乃仆自次且不敢前，如里妇村，布衣裙而见王公贵家女，彼不相，此自羞涩尔”，调笑自己官位比朋友的小，所以羞于见面等。

奇幻雄壮

屠隆的某些游记为了表达那种寥廓之士的胸襟，也有奇幻雄壮的风格，如《由拳集》卷一《溟海波恬赋》写大海的帝江漾莽“伟哉大浸，恢诡特异，气蒸宇宙，流湿云，簸弄寥廓，万形失丽，合浑沌，并元气，荡八荒，吞四裔，茫泱浩”等。屠隆的这类散文明显受到复古派讲究格调、气势的影响，而且喜用奇字、僻字，但总体上要更为流畅。

戏曲文学创作

屠隆创作的戏剧有都带有明显的自传风格，其三部传奇作品均如此。所作《彩毫记》， “其词涂金缋碧，求一真语、隽语、快语、本色语，终卷不可得”(清徐麟语) ) ；所作《昙花记》，“词华美充畅，说世情极醒，但律以传奇局，则漫衍乏节奏耳” (明吕天成语) ；所作修文记》， “词固足采也” (吕天成语)。郑振铎在《〈修文记》跋》中称：“在戏曲史上，类此之自叙传，赤水实为始作俑者，其影响殊大。”

屠隆的戏曲创作内容多夹杂神佛道化，主要是文词派的风格，特点就是曲词骈丽文雅，喜欢用典，时人褒贬不一。过度骈丽化是屠隆戏曲艺术的一个缺陷，但其反映出作者丰富的学识和高雅的情趣，深得文人的喜爱。屠隆酷爱以通俗俚鄙著称的弋阳腔，在戏曲审美上提倡通俗的，但这与他的创作实践差距很大，如他在《昙花记·凡例》中称：“虽尚大雅，并取通俗……不用隐僻学问，艰深字眼”，实际上却刚好相反，词藻堆砌，修饰雕琢。

主要思想

文学思想

屠隆文学思想经历过两个阶段：早期受文学复古理论影响颇大，但对当时复古文学弊病以及某些僵化的复古理论提出了批评；后期逐渐脱离复古理念的羁绊，阐释了“性情”与文学、“性灵”与文学以及“自适”创作审美目的等方面问题，表达出比较系统的性灵文学观。

诗歌复古论

尚古而反对袭古

屠隆步入文坛后追随复古领军人物王世贞，受他影响成为一个复古的卫道士，极力推崇古诗。他曾与友人论诗说：“余读古人之诗则丽然以适，而读今人之诗则不适。”他不论优劣，直说读古人诗则适，读今人诗不适，表明他的尚古好古的立场。明代复古之士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学古，与古人“并驱而前”，建立有明一代文学典范。但是明代诗人有不少人误入歧途，出现了袭古的陋习，“作诗学李杜，作文学秦……多尚模拟，缺少独创精神”，屠隆认识到复古变成袭古的严重后果，曾试图有所改变，“鄞县屠隆虽迭有违言，然壁垒不张，均未足以相代。”虽未形成强大的反古阵营，却发出了反对袭古的呼声。屠隆年少时就受到复古派模拟之风的影响，自己也“尺寸秦汉”。但到中年其诗歌创作成熟后，他清楚地看到了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弊端。指出“至我明诗，……则不患其不雅，而患其太袭，不患其无辞采，而患其鲜自得。”看到了明代一些诗人袭古到了无法自拔的境地，他们依前人的作品，亦步亦趋，完全没有自己的东西了。因此他觉得“字模句仿，以古绳今”的复古之路是不可能达到与“古人并驾齐驱”的。这样的创作是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的光采的，所以必须纠正。

学古而自成一家

屠隆崇尚和追求整个古代的优秀文章、诗歌，而不只是秦汉或盛唐，更不是某一家或某几家。他认为亦步亦趋地球科学某一家或某几家是不行的，必须学整个古代文学，并在学古的过程中学出自己的特色，从而自成一家。屠隆虽然尚古，但并不是守着古而不知变化。“嗟呼，今韩子不屑于拟古，而古意矫然。”他反对袭古而提倡学古，并且在学古中出新。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学古出新的办法就是“求其至外各取其适”。各朝各代有各代的“至”，时代变迁，人事也有所不同，诗歌文章的内容和风格自然要改变。屠隆的所谓“至”，即各朝各代不同的特有的审美风格。“明诗要有其“至”，“必取材于经史，而意于心神。借声周汉，而命词于今日。不必字字而琢之。” 诗要有“至”，即需要去经史典籍中找材料，再融入自己的创作精神。借周汉之声，却要用当代的词意表达，这样就不会模仿前人作诗了。

诗歌创作论

性情说

“性情”是诗歌的根本，发于性情，诗歌就有根基。屠隆论诗首先也是强调“性情”，认为诗歌创作源泉和根本就是性情。“夫诗由性情生者也。”他对“才情”与“格调”这对需要区分并协调的范畴作了与复古派其他成员不同的解释，将二者间的界限完全消融并用“性情”二字概括，将诗歌作品视为主体性情的自然呈现，从道家自然心性观点出发，反对复古模拟、人为地从格调形式入手求神情相似。屠隆认为，古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感动世人的优秀作品，就在于“性情”二字。

兴趣论

屠隆推崇古诗，赞赏唐诗，因为它们都有“兴趣”这一共同的特征。他欣赏好的古诗应该多在兴趣， “古诗多在兴趣。”以唐诗创作为例，屠隆认为唐诗各体诸美，并不是接近《诗经》创作的年代，主要是因为唐人的诗歌无论任何内容都是诗人“兴趣”之作。又说：“唐人长于兴趣。兴趣所到，固非拘挛于一途……而起伏顿挫，回乎正变，万状错出。” 屠隆认为唐人的诗歌创作能够兴盛，是因为唐人擅长兴趣。兴趣一到即能够创作出各种不同的诗，不会只泥于一种作诗的途径。他认为诗歌描写的对象和内容不同，兴趣也不同。因此，作诗尽量不要写别人写过的东西，如硬要写别人写过的东西，也必须有所变化。最重要的是要将自己特有的或自己发现的“性灵”抒发出来，以自身的经历，来看待世界万物和时代风俗，发挥自己的兴趣。

妙悟“三昧”说

屠隆喜学佛参禅，也用禅语来谈论诗歌创作。“妙悟”是禅家语，屠隆以禅解诗是对严羽“妙悟”论的继承，他想以严羽的“妙悟”来解决明诗剿袭的弊病：“诗道有法，昔人贵在妙悟。新不欲杜撰，旧不欲剿袭。”诗歌是诗人自己的心得，在“妙悟”之后创作诗歌，是把诗人的人生体味写入诗中，自然不会剿袭他人了。“文章只要有妙趣，不必责其何出，只要有古法不必拘其何体，新语而妙。虽创出己意自习，文袭而庸即字句古人亦不佳。”诗歌中有妙悟的东西，诗歌就有兴趣，新颖且有独创性。与此相应，屠隆在论诗时，还提到诗中“禅定”。在《东坡论孟襄阳》说：“古人诗入三昧，更无从堆垛学问，正如眼中著不得金屑，坡诗正患多料耳。” 说古人作诗都是靠产生的灵感，而不是靠堆垛学问，苏轼就是因为才多而堆垛学问为诗。又说：“香山诗有伤于妍媚浅俗者。此特其游戏三昧语。读其全集，禅乘名理往往深入元解。” 屠隆认为香山诗歌作品都是游戏三昧的语言，禅理透露诗中，很有深味。“各极才品，各写性灵，意致虽殊，妙境则一冥，搜而妙悟之诗家三昧，思过半矣。” 写诗创作要领悟诗中的三昧，细细体味禅理，才有妙悟之诗。

本色论

“本色”一词用于文学评论，首先出现在戏曲创作中。沈璟曲论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本色论”，所谓“鄙意僻好本色”，强调戏曲语言的自然合乎人的情性。明代诗人将“本色”一词借来论诗歌创作。屠隆也强调，在他这里“本色”即是真我，诗歌创作要本色化，要自然真实体现内心想法，而不粉饰雕琢。诗人的性格气质决定诗歌语言的表达，屠隆还指出，作诗要本色，首先是赋材要本色，“赋材既定，骨格已成，即终身力争，而卒莫能改其本色，越其故步。” 材料的确定，即一个人阅历是创作本色确定的基础。

诗歌审美论

主张诗歌意境虚实相生

屠隆主张诗歌意境要虚实相生。意境有虚实之别，“杜万景皆实，而李万景皆虚。” 诗中意境虚实相生，每首诗中虚实的程度与不同，但不分优劣，两者皆美。虚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杜甫借实景实事，感时伤事。“屈大夫伤时眷主，见诸篇什，诚然实景……亦是美谈。李白虚如坐天姥、信明月、挟飞仙。” 充满浪漫想象之景象，也是一种美。诗歌创作，屠隆是主张情景交融的， “景与意会，情缘事起。”意是诗人创作的情思，因情感物或因物生情。在屠隆看来“诗之所贵者，在体物肖形，传神写意” 。

对各种诗歌风格兼容并包

屠隆对于文学题材风格兼容并包。他推崇元曲，反对过俗的秽语、俚语和过雅的庄语入曲，他在《章台柳玉合记叙》中盛赞元曲：“描写则尽态，体物则尽形，发响则尽节，骋丽则尽藻，谐俗则尽情，故余断以为元人传奇，无论才致，即其语语当家，斯亦千秋之绝技乎!”屠隆认为：“传奇之妙，在雅俗并陈，意调双美，有声有色……”（《章台柳玉合记叙》）这对吕天成的“双美论”具有启发作用。在艺术风格上，他所赞扬的诗人诗歌不止于一朝一代，一人一家，对各种诗歌风格采取兼容并赏的态度。各家有各家的长处，只要臻妙，各发其长处，都是美的。对于诗歌中的情感，屠隆的气量也很宽大。诗歌的情感是诗的血液与生命，它应该是真实而发自诗人心灵深处的。而各人有各人的情感，一人在不同景况下会有不同的情感。屠隆认为诗歌感情，可以有多种多样，没有好丑之分，并不是只有和声才是好的。在屠隆看来写作欢娱影视之言更难，“夫愁苦之语易好，欢娱之言难工。”而古人常常更重视的是忧愁之声，不注重好和之音。诗歌风格的审美上，屠隆更赞赏自然，把自然作为诗歌审美的标准，“诗莫天然于《古诗十九首》。” 但他并不排斥雕饰：“而雕饰如者，三谢亦自不可废。”三谢的那种雕饰也不应该否定。此外，屠隆对雅和俗也持一种宽容态度，虽然他比较赞赏俗，但对“雅”的东西、“雅”的诗歌及诗歌语言也不排斥。他是主张雅俗并存的。

哲学思想

屠隆早年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积极入世，罢官闲居后他内心矛盾挣扎，在这种复杂又难以自持的状态下，他潜心佛道，过起参禅修仙的生活。他以“道民”自诩，还称为“娑罗道人”“一衲道人”等，在佛道方面有大量著述。屠隆虽然周流三教，但儒家思想始终是其根本。他认为儒学是立世的根基，而对于佛道二教的作用，屠隆也认为是不可偏废的。对于佛道二教，屠隆更推崇佛教。从佛道二教的义理方面看，屠隆认为佛法广大精深，提出了佛者为尊的观点。在其调和三教的论述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他的儒学为“嘉谷”、佛道为“甘浆”的哲学思想在晚年的创作中中有着透彻的体现。屠隆的三教思想在戏剧创作中清晰地表现出来，他利用戏剧的形式阐发佛道义理，宣扬三教同源、三教合流的思想。屠隆晚年创作了《昙花记》《彩毫记》《修文记》三部戏剧，在屠隆的戏剧作品中，既表现了作者对佛道二教的崇拜和信仰，也抒发了他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治世理想破灭的悲哀，更多的借用皈依宗教的无奈发泄内心的不平。另外，作品中天堂地狱、神仙佛祖、鬼怪精灵杂一处，体现了明代戏剧三教合一的基本面貌。

影响地位

文学影响

屠隆一生著作宏富庞杂，无论是诗文、戏曲还是清言小品，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反映出屠隆在晚明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屠隆与沈嘉则、余寅、沈一贯被称为“明州四杰”，是浙东地区诗坛的领袖人物。晚明时期兴起了一种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文体——清言，屠隆擅长清言文体，他所创作的《娑罗馆清言》《续娑罗馆清言》以精练整饬的语言，表达庄禅旨趣和文人幽尚，具有很强的审美效果，并且促使了清言文体的成熟，对此后的清言作家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屠隆同时是著名的戏剧家，他的传奇是典型的文人化传奇，继承了徐渭戏曲思想，其中《彩毫记》对后来《长生殿》有所启发。屠隆在戏曲理论中宣扬符合戏曲文学本质的“雅俗并陈”的特征，同时他提出的“雅俗并陈、意调双美”的观点，提倡了融文词与本色于一体、意趣与音律兼顾的戏曲创作方法，对此后王骥德等人的调和音律与文辞、融合临川与吴江的观点有着很大的启发。屠隆以出色的文学才华受到王世贞的赏识，被他列为复古派“末五子”之一。

人格影响

屠隆的人生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对晚明文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思想与心态层面来说，屠隆的思想个性以及其价值观和人生观，具有典型的晚明文人特色，那就是倡导个性自由，推崇浑然顺适的价值取向。晚明文人在个性心态上，往往自称“畸人”、狂士，风流放旷、性情高傲，鄙视世俗的束缚，又蔑视权贵，要求自己的个性得到舒展，达到从容适意的人生境界。精神上表现为超越俗世功名富贵思想的束缚、摆脱儒家伦理教条的压抑，喜爱庄禅之道，养成奇狂奇的个性特征；感官上表现为沉溺于追求享乐的风气之中。何三畏在屠隆传记中说：“其一种意气故是不可无，一派风流亦是不可少。侯尝自言日：吾宁为天地间畸人，不愿为天地间俗士。”屠隆可谓晚明文人心态的典型代表。屠隆是晚明以隐逸自居的江南文士，有着向往自由和复古隐逸的生活旨趣，在罢官后，他以自己的技艺谋生，虽不参政却关心时事，把隐逸与挽回江南“虚矫狂慧”士习的责任相提并重。屠隆随适自由的处世方式，虽受到清人的诸多指摘，但在晚明社会中广受欢迎。

人物评价

复古领袖王世贞评价屠隆“如李白，疑其仙去不死”(《续稿》卷一百六十《屠长卿诗后》)，赞赏屠隆诗歌秀逸，“有天选之致，皎然大历以前人，文尤瑰奇横逸。”

明代诗文作家江盈科也曾把屠隆比作李白，“先生神流机动，若非有想，若非无想，似乎不假于我，而纯任天乎。此之境界，古惟李太白，今惟先生。”

明代诗论家许学夷论屠隆诗，“《由拳》歌行，出初唐者最工。《明月篇》、初读仲默，觉甚工丽，及读长卿，觉仲默稍为乱，而工丽亦有弗如......《栖真》恣意倾倒，略无含蓄。《赠宋伯灵》、《赠卢子明》、《孙公子席上放歌》皆杰作。”

明代戏曲理论家吕天成在《曲品》中列屠隆为上人之中的下人，对其戏曲评价颇高，认为其三部戏曲皆列为妙品：“其词华美充畅，世情极醒，但事以传奇剧，则漫衍乏节奏……《彩毫》此赤水自况也，词彩秀爽，较《县花》为简洁。”

明代戏曲家徐复祚在《三家村老委谈》中评曰：“《昙花》《彩毫》，屠长卿先生笔，肥肠满脑，莽莽滔滔，有资深逢源之趣，无捉衿露肘之失，然又不得以浓盐、赤酱訾之。”

郑闰《\u003c金瓶梅\u003e和屠隆》一书中第一章则称屠隆为“文学解放思潮的斗士”。

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认为在七子派中“求真能阐说文必秦汉之旨者”，惟有王世贞和屠隆二人，而屠隆是从格调折入性灵，“是一个从明中叶到后期，从复古到趋新的过渡人物。”

王运熙、顾易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认为屠隆“融合古今，而不泥于古”。

轶事典故

改名风波

据说，屠隆本名“屠龙”，在他二十岁参加宁波府学考试时，浙江提学使范惟一，来宁波巡视学政。范大人批阅府学考卷时，突然看到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出彩，大为赞叹，但是一看考生的姓名，惊吓不已。考生姓“屠”，名“龙”，“龙”有九五至尊之意。范大人派人把屠隆传唤到驿馆，问他：“九五飞龙在天，龙为九五至尊，可屠耶，不可屠耶？”屠隆一听，马上领悟，惊吓到不知如何回答。范学使在纸上写下一“隆”字，替其改名，其音不变，无碍于称呼。屠隆感激涕零，跪下拜谢，从此更名屠隆。

屠家班

屠家班是屠隆私人蓄养的戏剧班子，屠隆自幼喜爱戏曲，成年后耽于声伎，并撰有《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等传奇作品。屠隆罢官之前所作的诗中就有家僮酒的记载，罢官之后更是经常携家班在杭州市、苏州市、无锡、福州市等地演出。屠隆家班兼演南北曲，演过的剧目有《昙花记》《彩毫记》《渔阳挝》《修文记》等，其中除《渔阳挝》为北杂剧，其余三个剧目均为昆曲。家伎姓名可考者有采芳、陆瑶、汤科。此外，屠隆的儿子金枢、玉衡，女儿瑶瑟，都曾经参与过屠隆家班的戏曲活动。屠隆的经济状况并不富裕，又蓄养家班，生活时常拮据窘迫。

风流人得风流病

屠隆风流浪荡，传言曾因慕名妓寇四儿之名，挟金造访。他穿着官服，摆出仪仗，前呼后拥地来到妓院，坐在厅堂中让鸠儿出拜，寇姬敬酒，这在青楼翠馆中传为谈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记录，郑之文所著《白练裙》就是据此所写用来嘲讽屠隆的。据传，屠隆最后是因染上了花柳病去世，汤显祖称为“情寄之疡”。屠隆临终前被折磨得整日号痛不止，尊严尽失，要全家念诵观世音名号以求解脱。在他辗转病榻时，已经回到临川区的汤显祖寄来十首诗，语气虽不无调侃，却也是多年老友的殷殷关切。汤另有一诗，“望若朝云见若神，一时含笑一时嗔。不应至死缘消渴，放诞风流是可人”，宽慰他放任洒脱，风流人得风流病，也算各得其所。

纪念场所

滨河公园

滨河公园是一个集文化、休闲、绿化、美化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型景观公园。明万历五年，屠隆到颍上县任职，他修建管鲍祠、孔子庙，修筑颍城，加固河堤，减轻了颍河水害。他规划开挖的颍水新河即是现存的滨河公园颍河故道，也是复建的河洲书院所在地。屠隆在东门修建的河堤被称为“屠堤”，堤上的绿波亭，是人们为了纪念他而建。亭子旁边是屠隆纪念馆，展出屠隆的生平事迹、在颍上的业绩、戏剧作品、诗文和书法等。

避风台

上海市西南郊的七宝古镇，原来是青浦区县的东南重镇，素有“十年上海看浦东新区、百年上海看外滩、千年上海看七宝”的美誉。镇内的蒲溪广场中建有避风台。根据史籍记载，“避风台”曾是为方便船民躲避风雨而搭建的，有时也作戏台用。明万历五年进士屠隆任职青浦县令时，认为避风台是利民之举，曾为此台题诗歌咏：“天寒雪色晕微红，自是神仙下汉宫。不有高台临太液，因风吹去碧云中。”屠隆为官勤政清廉，为民不辞劳顿奔走于道，理政之余还编剧作诗，启发民众。虽然历史上的避风台早在爱新觉罗·旻宁年间便已塌，但为了纪念屠隆，颂其功德，2002年夏修复七宝时，原址上又重新筑起了一座新的避风台并置楹联：“两袖清风游九峰三卯不误吏事；十里雨雪踏七镇八乡倾怀民情。”

人物争议

生年争议

关于屠隆出生时间现有两种说法：一是《甬上屠氏宗谱》卷七《世略·老大房》屠隆传中称：“生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六月二十五日申时。”据此认为屠隆生于嘉靖二十二年，即1543年。持这种观点的有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之《屠隆年谱》；复旦大学秦皖春硕士学位论文《屠隆年谱》以徐朔方教授的《屠隆年谱》为基础，也认为屠隆出生于嘉靖二十二年；徐美洁出版图书《屠隆年谱(1543-1605)》及其他一般的学术论文也都采用此说法。二是张应文《鸿苞居士传》“乙已八月二十五病卒，享年六十四岁。” 据此推屠隆应生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目前采用后说的有：《明代词话全编》中施常洲、戴卓编《屠隆诗话》；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章；王运熙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等。

《金瓶梅》作者争议

《金瓶梅》的作者身份数百年来引得无数文学研究者钻研探究，其中“屠隆说”是影响较大的一个观点。《金瓶梅》作者“屠隆说”由中国著名金学家、复旦大学的黄霖首倡，其于1983年第3期、1984年第5期《复旦学报》分别发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两篇文章从屠隆融通三教的思想旨趣、风流放诞的个性、杰出的文学才华、屠隆的祖籍以及其“笑笑先生”的字号等方面证明屠隆即是《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此论发表后，在《金瓶梅》研究界激起强烈反响，赞同方以台湾金学专家魏子云为代表，批驳反对的则以徐朔方为代表。徐朔方先后发表《\u003c金瓶梅作者屠隆考\u003e质疑》《\u003c金瓶梅作者屠隆考\u003e质疑之二》等反驳“屠隆说”，黄霖又发表《\u003c金瓶梅作者屠隆考\u003e答疑》《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继续证明自己的观点并与徐朔方展开争论，《金瓶梅》作者“屠隆说”也就在双方辩难中逐渐定型。此后，1994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郑闰《\u003c金瓶梅\u003e和屠隆》一书，作为大陆关于屠隆整体研究的较早著作，也主要是延续黄霖的思路，搜集更多屠隆的资料以力图证明屠隆是《金瓶梅》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