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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韦尔斯利

阿瑟·韦尔斯利

阿瑟·韦尔斯利（英语：Arthur Wellesley，1769年5月1日－1852年9月14日），又译亚瑟·韦尔斯利。第一代威灵顿公爵（英语：1st Duke of Wellington）、杜罗侯爵、威灵顿侯爵、威灵顿伯爵、塔拉韦拉和威灵顿的惠灵顿子爵、杜罗和韦尔斯利男爵，人称“铁公爵”。著名英国陆军将领，第25任英国首相（任期：1828年1月22日－1830年11月22日，1834年11月17日－12月9日）。

阿瑟·韦尔斯利出身贵族家庭，为其父第一代莫灵顿伯爵加雷特·韦尔斯利的第五子。父亲过世后先后就读于伊顿公学、法国皮涅罗尔军事学院。1787年回到英国参军入伍。1797年前往印度参加第四次英迈战争，升为少将。1809年率军登陆伊比利亚半岛，经过一系列战役成功解放葡萄牙帝国和西班牙。1813年晋升为陆军元帅。1814年成为英国驻法大使，获封威灵顿管理公司公爵，同年出席维也纳会议，维持英国传统大陆均势政策。1815年百日王朝复辟后，指挥英荷联军与法军交战，在滑铁卢战役彻底击败拿破仑·波拿巴，终结了百日王朝。战后被俄罗斯帝国、奥地利帝国、普鲁士王国、汉诺威王国、西班牙、葡萄牙帝国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七国授予元帅军衔。1828和1834年两次出任英国首相，坚持保守主义立场，后担任罗伯特·皮尔内阁的外务大臣。1852年在沃尔默城堡逝世，终年83岁，以国葬形式葬于圣保罗大教堂。

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波拿巴曾表明阿瑟·韦尔斯利的治军之才与他不相上下，并且相比之下阿瑟·韦尔斯利还具有更加小心谨慎的长处。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维多利亚女王也曾评价阿瑟·韦尔斯利是19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人。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曾评价阿瑟·韦尔斯利是世界征服者（即拿破仑·波拿巴）的征服者。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阿瑟·理查德·韦尔斯利出生时称呼为“阿瑟·韦尔斯利阁下”（英语：The Honourable Arthur Wellsley），是第一代莫灵顿伯爵加雷特·韦尔斯利（英语：Garret Wellsley , 1st Earl of Mornington）与第一代邓甘嫩子爵亚瑟·希尔-特雷弗（英语：Arthur Hill-Trevor , 1st Viscount of Dungannon）的长女安娜·希尔-特雷弗（英语：Anne Hill-Trevor）的第五子。他的大部分童年时光都在都柏林（Dublin）的家族大宅和米斯郡萨默希尔的单根堡（DanganCastle）里度过。

1781年，加雷特·韦尔斯利去世。理查德·韦尔斯利家长子理查德即韦尔斯利的长兄，继承了父亲的伯爵头衔，韦尔斯利则进入伦敦伯克郡温莎古堡附近的伊顿公学。1781至1784年的三年间，他度过了人生中第一段学校生涯。1785年，由于父亲去世导致的资金短缺，韦尔斯利不得不从伊顿公学退学，跟随母亲搬到了布鲁塞尔（布鲁塞尔大区）居住。1786年韦尔斯利前往法国昂热的皮涅罗尔军事学院（Pignerol's Military Academy）学习。

初入行伍

1787年3月7日，在离开英国一年后，阿瑟·韦尔斯利被任命为第73步兵团的掌旗官（Ensign）。11月，理查德·韦尔斯利改任爱尔兰总督白金汉勋爵的行营助手（Aide-de-Camp）也因此被调到驻爱尔兰的第76团，并随后在12月25日圣诞节当天晋升为中尉（Lieutenant）。1788年1月23日，韦尔斯利被调到第41步兵团。1789年6月25日，他被调到了第12“威尔士亲王”轻巧龙骑兵团。在此期间他被提名并当选为爱尔兰特里姆（Trim）地区的议员。

1791年1月30日，韦尔斯利晋升上尉（Captain）并被调往第58步兵团。10月31日又被调到了第18轻龙骑兵团。1793年，理查德·韦尔斯利成为第33团少校（Major），10月又获准升至中校（Lieutenant-Colonel）。正是在这年，韦尔斯利追求他的未来妻子——凯瑟琳·基蒂·帕克南。遭到拒绝后，韦尔斯利下决心全情投入到他的军旅生涯中去。

1794年，韦尔斯利带着买下的中校官职跟随第33步兵团乘船从爱尔兰的科克（Cork）前往比利时的奥斯滕德（Ostend），为在弗兰德斯作战一年有余的约克公爵率领的英军送去必要的兵力补充。1794年9月15日，理查德·韦尔斯利暂任旅指挥官跟随英荷联军参与了博克斯特尔战役（Battle of Boxtel）。尽管法军取胜，此战仍是韦尔斯利宝贵的初战经验，他对此评论说：“至少我学到了战场上的教训，而教训永远是最宝贵的一课。”。

1795年，韦尔斯利跟随约克公爵的部队一起撤回了英国。韦尔斯利希望在爱尔兰新政府中任职，但爱尔兰总督卡姆登勋爵只给了他掌管军械的副职。前者则拒绝了这个职位，回到了第33团。第33团原本被派往西印度，但海上风暴使得船队回到了英国，随后被派往印度。1796年5月3日，理查德·韦尔斯利因资历晋升为上校（Colonel），他将跟随他的团一起前往印度的加尔各答港（Calcutta）。

战场扬名

征战印度

1799年，作为扩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公司统治范围的计划的一部分，英国借口蒂普苏丹想要从法国获得武器，发动了第四次英迈战争。在3月27日的马拉韦利战役（Battle of Mallavelly）中，韦尔斯利带领他的士兵排成两排向蒂普苏丹的军队开火。随后韦尔斯利组织第33团的士兵进行了一次刺刀冲锋，成功击退了提普苏丹。

1799年4月5日，理查德·韦尔斯利在塞林伽巴丹战役（Battle of Seringapatam）中首次负伤，一发滑膛枪弹击中了他的膝盖。为了给火炮清理道路，韦尔斯利带领他的士兵发起了一次失败的夜间进攻，在塞林伽巴丹要塞的火力下遭受了不少伤亡。5月4日，英军用火炮轰开城墙，冲进城内将其洗劫一空，蒂普苏丹随城阵亡。从此，迈索尔处于英国管辖之下，韦尔斯利则成为该地的军事长官。后来韦尔斯利因为饮水不净导致严重腹泻，接着又发烧和皮肤真菌感染，患病许久。

1800年9月10日，在科纳古尔战役（Battle of Conaghul）中，理查德·韦尔斯利独自率领1400名英国龙骑兵和印度骑兵对抗东迪亚·瓦格（Dhondia Wagh）的5000名骑兵。韦尔斯利成功镇压了瓦格叛乱，东迪亚·瓦格在此战中被杀，尸体被绑在炮管上带回了英军兵营。

1801年初，韦尔斯利负责在亭可马里组建一支英印联合远征军，从法军手中夺取雅加达和毛里求斯。然而在出发的前夕，英国方面要将他们派往埃及，与拉尔夫·阿贝克隆比（Ralph Abercrombie）爵士的部队并肩作战，将法国军队逐出埃及，韦尔斯利被任命为副指挥官。但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他没有跟随部队参加远征。7月17日，理查德·韦尔斯利正式晋升到准将（Brigadier-General）并且同时担任迈索尔总督。韦尔斯利也由此住进了苏丹的夏季行宫中。1802年9月，韦尔斯利在迈索尔提升到少将（少校General）。

1803年，中印度马拉地帝国各国发生内讧，英国乘机发动第二次马拉塔战争。1803年9月23日，阿萨耶战役（Battle of Assaye）爆发，韦尔斯利率7000人强袭4万名由法国人训练，装备了大炮和骑兵的马拉塔士兵。在战死了两匹座骑和损失了1/4的士兵后，韦尔斯利获得了生平第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英军400人死亡或重伤，而马拉塔人丢下了6000具尸体）。韦尔斯利在晚年之时也认为阿萨耶之战是他打过的最漂亮的战役。

11月，韦尔斯利在阿尔干战役（Battle of Argaum）中再次击败了庞大的马拉塔军队，英印度武装部队以361人伤亡的代价造成了马拉塔军5000人阵亡。理查德·韦尔斯利认为对他个人而言印度的经历比滑铁卢战役更值得铭记，日后他在欧洲的各次战役中所显示出的优秀战场特质都是在印度磨炼出的：过人的决断、细致的观察，爱兵如子、重视后勤，维持良好的兵民关系。1803年12月15日，韦尔斯利的英印军队围攻加维尔加尔（Gawilghur）要塞。在两次进攻主门失败后，坎贝尔上尉带领第94苏格兰王国旅攻击并登上了北门，剩余的英军就此打开了突破口，攻下了要塞。

1803年12月17日，德奥冈条约缔结，承认了英国对古塔克和巴拉索尔地区以及瓦德河以西的领土的所有权，从而确立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经过第二次马拉塔战争，英国把在金奈和孟加拉的领土连接起来，而且还向其他方向扩展；挂名的莫卧儿帝国皇帝已处于他们的保护之下，还同乔德普尔、斋浦尔、马切里、邦迪各土邦及贾特族王国缔结了同盟；由法国人训练的、为马拉塔人服役的军队也被清除了。这一切成果都基于韦尔斯利和他的阿尔干战役。

返回英国

1805年3月，理查德·韦尔斯利和他的长兄理查德乘坐皇家海军豪号（HMS Howe）战舰，回到英国。同年9月，韦尔斯利到陆军大臣处报到，要求调任新的岗位。在等候室里，陆军少将韦尔斯利遇到了海军中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比尔·纳尔逊和韦尔斯利讨论了战争、殖民地的状况和地缘战略局势等等，对后者称赞不已。而七周之后，霍雷肖·纳尔逊将在特拉法尔加海战（Battle of Trafalgar）中阵亡。韦尔斯利则率领一个旅前往易北河流域，参加了远征汉诺威（Hanover Expedition）的军事行动，该行动以英俄联军战败而告终。

1806年4月10日，理查德·韦尔斯利与凯瑟琳·基蒂·帕克南在都柏林成婚（未来两年间这对夫妻将诞下两个孩子，韦尔斯利和查尔斯）。1807年，韦尔斯利被选为纽波特选区斯里兰卡议会议员，然后被任命为里奇蒙公爵手下的爱尔兰布政司，同时还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官，以托利党首席秘书的身分留在爱尔兰。同年5月，韦尔斯利在爱尔兰听到英军远征丹麦-挪威的消息，他决定返回军队但保留政治职务。8月29日，在克厄战役（Battle of Koge），即第二次哥本哈根战役（Second Battle of Copenhagen）中，韦尔斯利指挥一个步兵旅负责围攻哥本哈根，英军最终取胜。

1808年4月25日，理查德·韦尔斯利在英国被晋升为中将（Lieutenant-General）。同年6月，韦尔斯利负责指挥一支远征军准备出征西属南美殖民地，以协助拉丁美洲𩽾𩾌独立运动先驱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西班牙语：Sebastián Francisco de Miranda y Rodríguez de Espinoza）的部队作战，却被命令出征葡萄牙，他就此踏上了半岛战争的征程。

征战半岛

1808年8月，当韦尔斯利带领他的15000名官兵（包括英王德意志帝国军团）踏上葡萄牙的土地时，半岛战争（Peninsular War）对他来说正式开始了。胜利很快到来，在8月17日的罗里萨之战（Battle of Roliça）和8月21日的维梅罗之战（Battle of Vimeiro）中，英军在韦尔斯利指挥下击败了号称“风暴”的让-安多歇·朱诺的法军。在维梅罗之战中，韦尔斯利使用“红墙”战术，极大发挥了英军装备的“棕贝丝”（Brown Bess）步枪的优势，靠排枪齐射击溃了法军的冲锋。然而理查德·韦尔斯利被第一代准男爵（1st Baronet）休·怀特福德·达尔林普尔（Hew Whitefoord Dalrymple）将军取代了指挥权。此时英军还没有做好进攻西班牙的准备，达尔林普尔遂与法军在8月30日签订辛特拉协定（Convention of Sintra），允许其保留轻武器乘船撤出葡萄牙，朱诺因此逃过了被俘的命运。但韦尔斯利和达尔林普尔都因这条协定被召回国接受调查，前者因无过错而幸免于难。

1809年1月16日的科伦纳之战（Battle of Corunna）中，继任的英军总指挥约翰·摩尔（John Moore）爵士阵亡，英军从西班牙撤退，让-德-迪厄·苏尔特（Jean de Dieu Soult）带领的法军挥师直指葡萄牙。理查德·韦尔斯利认为葡萄牙仍能守住，要求让他带兵重新开战，他在军队中的地位也由于长兄理查德出任外交大臣而得到巩固。

1809年5月12日韦尔斯利带领英葡联军在里斯本登陆。第二次波尔图战役（Second Battle of Porto）中，韦尔斯利在波尔图足球俱乐部以出其不意的渡河攻势击溃了苏尔特元帅的法军并夺回了波尔图。这次败仗使法军于战略上陷入被动局面，韦尔斯利在后面紧追不舍，苏尔特则几乎丢掉了所有物资逃跑，法军才得以逃脱英军夹击。1809年7月27日的塔拉韦拉战役（Battle of Talavera）中，理查德·韦尔斯利的英军与苏尔特元帅的法军交锋并付出了沉重代价。然而一支30000人的法军向南移动试图切断英军与葡军的联系，亚瑟则派遣轻步兵旅在阿尔马拉兹全力固守特茹河上的桥梁。英军缺乏补给，再加上春季法国增援（包括拿破仑·波拿巴本人的部队）的到来对英军构成了威胁，英军遂决定撤退至葡萄牙。英军取得了塔拉韦拉战役的胜利后，理查德·韦尔斯利于1809年8月26日被册封为塔拉韦拉的威灵顿子爵和萨默塞特郡的威灵顿子爵（Viscount 惠灵顿 of Talavera, and of Wellington in the County of Somerset），并被加封为萨默塞特郡韦尔斯利的杜罗男爵（Baron Douro of Wellesley in the County of Somerset）。

英葡联军虽然在塔拉韦拉获胜，但围攻马德里却因不愿损耗兵力而失败了。拿破仑·波拿巴在瓦格拉姆战役（Battle of Wagram）战胜奥军后重新将视线放到了伊比利亚半岛，想要拿下葡萄牙从而一举解决英军这一后患，从而不停的催促安德烈·马塞纳（André Masséna）发起进攻。但是在1810年9月27日，马塞纳元帅的法军在布卡科战役（Battle of Bucaco）中被韦尔斯利的英葡联军击败。韦尔斯利通过秘密构筑的横跨里斯本半岛的著名“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来防御里斯本半岛，侧翼则由英国皇家海军来保护，进而打了一场精彩的防御战。西班牙游击队开始破坏法军补给，而英军则凭借制海权从海上源源不断获得补给，马塞纳被迫撤退。马塞纳撤出葡萄牙和德欧尼奥罗的败北说明韦尔斯利的焦土防守策略是正确的，也使部下对他的信赖更加坚定。

1811年，安德烈·马塞纳的部队返回葡萄牙以解救被困阿尔梅达的法国驻军，韦尔斯利在5月3日的丰特斯-德尼奥罗战役（Battle of Fuentes de Oñoro）中险胜法军。与此同时，韦尔斯利的下属第一代贝雷斯福德子爵（1st Viscount Beresford）威廉·贝雷斯福德（William Beresford）的英军则与苏尔特的“南方军团”在阿尔武埃拉之战（Battle of Albuera）中陷入了血腥的僵持。7月31日，韦尔斯利被晋升为上将（General）。这两仗后，法军再也无力进攻并且为躲避英军追击放弃了阿尔梅达，但是法军依旧占据着罗德里戈和巴达霍斯这两座西班牙堡垒，而这两座堡垒守卫着通往葡萄牙的山口，是葡萄牙的“钥匙”。

1812年，当法军进入冬季营区的时候，韦尔斯利终于快速部署部队攻占了罗德里戈和巴达霍斯。1月7日，理查德·韦尔斯利率领英军并在法军做出反应之前围攻罗德里戈。1月19日，英军火炮开火摧毁了城墙，成功地夺取了城市。随后，英军迅速向南移动，于3月16日围攻巴达霍斯要塞并于4月6日夜间攻占了它。这样英军就夺取了进出西班牙的两扇大门，造成随时威胁马德里法军补给线的态势。7月22日，萨拉曼卡战役（Battle of Salamanca）爆发，韦尔斯利的英葡联军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奥古斯特·德·马尔蒙（Auguste Marmont）元帅的“葡萄牙军团”，此役后法国葡萄牙军团几乎完全崩溃。这场战役的胜利使得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获得解放。1812年2月22日，作为解放马德里的勉励，亚瑟成为惠灵顿伯爵（Earl of Wellington）。8月18日，理查德·韦尔斯利成为威灵顿侯爵（Marquess of Wellington），并被任命为西班牙反法同盟军的总司令。9月19日，韦尔斯利围攻布尔戈斯未果，而法军放弃了安达卢西亚，苏尔特和马尔蒙汇合在一起使得法军人数上超过了英军，使英军处于危险的境地，韦尔斯利遂再次率军撤回葡萄牙。

1813年韦尔斯利再次从葡萄牙出发，针对法军补给线发起攻势。6月21日，韦尔斯利在维多利亚战役（Battle of Vitoria）中把拿破仑·波拿巴长兄约瑟夫·波拿巴（Joseph-Napoléon Bonaparte）国王率领的5万法军逼入绝境并击溃，缴获其全部重，造成法国在西班牙的统治全面崩溃。因此，他于6月21日被晋升为陆军元帅（Field-元帅）。维多利亚女王之战的大捷鼓舞了反法同盟，为此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专为此战谱写了《威灵顿的胜利》（惠灵顿's Victory）交响曲来庆祝。

在拿下位于潘普洛纳的小堡垒之后，韦尔斯利的部队围攻圣塞瓦斯蒂安（Siege of San Sebastián），但被顽强的法国守军挫败，于7月底暂停了围攻。苏尔特的法军发起了救援行动，但在圣马西亚尔战役（Battle of San Marcial）中遭到了西班牙加利西亚军团的阻击，反法联军得以巩固阵地并加强了对该城的包围。经过第二次围城战，圣塞瓦斯蒂安于9月陷落。随后，韦尔斯利迫使苏尔特的士气低落、元气大伤的部队撤退至法国，其间不时发生战斗，即比利牛斯山战役（Battle of the Pyrenees）、比达索阿河战役（Battle of the Bidassoa）和尼韦勒河战役（Battle of Nivelle）。韦尔斯利的部队随即进入法国南部，取得了尼夫河战役（Battle of the Nive）和奥尔泰兹战役（Battle of Orthez）的胜利。1814年4月，理查德·韦尔斯利与苏尔特的最后一战发生于图卢兹（Battle of Toulouse），反法联军在袭击法军多面堡时遭到重创。尽管法军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拿破仑·波拿巴在拉昂战败（3月9日）和退位（4月13日）的消息传来，苏尔特认为没有理由继续战斗下去，于是双方达成停火协议，韦尔斯利允许苏尔特的部队撤离图卢兹。1814年5月13日，理查德·韦尔斯利被誉为英雄。他成为了威灵顿公爵（Duke of 惠灵顿），并获得了萨默塞特郡的杜罗侯爵（Marquess Douro）的附属头衔。

1814年末，首相罗伯特·班克斯·詹金逊（Robert Banks Jenkinson）希望韦尔斯利担任加拿大驻军指挥官，击败美国军队以赢得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即第二次美国独立战争），但韦尔斯利认为欧洲更需要他。

滑铁卢战役

拿破仑·波拿巴流放厄尔巴岛时，理查德·韦尔斯利被任命为英国驻法大使。1815年2月，他代替外交大臣罗伯特·斯图尔特出席维也纳会议。但代表们还未能结束调停争端的工作，2月26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3月1日登陆法国开始他的百日统治并面对着新的反法同盟。3月25日，英、俄、普、奥、荷、比等国结成第七次反法联盟，集结重兵准备进攻巴黎：米哈伊尔·波格丹诺维奇·巴克莱·德·托利（Mikhail Bogdanovich Barclay de Tolly）指挥俄军和奥军集结在莱茵河方面，向洛林和阿尔萨斯推进；弗里蒙指挥奥地利撒丁联军集结于法意边境；格布哈德·冯·布吕歇尔（Gebhard Leberecht von 布吕歇尔号重巡洋舰）元帅率普军在沙勒鲁瓦和列日之间集结；韦尔斯利指挥由英、德、荷、比组成的混合部队驻扎在布鲁塞尔和蒙斯之间。拿破仑·波拿巴把法军分成了由米歇尔·内伊元帅指挥的左派，由埃曼努尔·格鲁希（Emmanuel, marquis de Grouchy）元帅指挥的右派，以及由他亲自指挥的中路，这三支部队的距离足够近，可以互相支援。拿破仑的策略是孤立联军和普军，在奥军和俄军到来之前分别歼灭他们。这样反法联军在人数上的巨大优势就会被大大削弱。随后，他将寻求与奥地利和俄罗斯和的可能性。

1815年6月15日拂晓，法军越过沙勒鲁瓦附近的边境，迅速占领了联军前哨阵地，确保拿破仑·波拿巴打入韦尔斯利的英军和格布哈德·布吕歇尔的普军之间的中心位置，便于各个击破。16日，四臂村战役（Battle of Quatre Bras）和林尼战役（Battle of Ligny）几乎同时爆发。尽管格布哈德·冯·布吕歇尔在林尼被击败，但米歇尔·内伊不仅没能歼灭英军，而且没能及时拿下四臂村进而攻击布吕歇尔的侧翼，使拿破仑最终无法击败普军，从而使普军获得了参加第二天的滑铁卢战役的机会。随后，拿破仑命令格鲁希军团尾追布吕歇尔，自己率领主力转攻威灵顿公爵。四臂村失利后，韦尔斯利向北撤退到了他前一年注意到的地点——通向布鲁塞尔道路上一个浅山谷的北岭，在滑铁卢小镇的南面，而这个利于作战的地方名为滑铁卢。

6月18日，前一天的雨使地面变得泥泞不堪，韦尔斯利将第一次在战斗中直面拿破仑·波拿巴。联军有68000人和156门火炮，而拿破仑则坐拥72000人和246门火炮。韦尔斯利将他的大部分军队部署在山脊后面，以保护其免受法军火炮的轰击，然后把剩下的部队部署在山脊前。英国禁卫军和德意志帝国轻步兵占据了侯古蒙特城堡（Chateau of Hougoumont）的阵地，更多的英国和德意志步兵在圣拉雅（La Haye Sainte）农场的中心。

上午11时，法军火炮轰鸣，但炮弹大部分钻进前坡被雨水浸渍过的泥土里，并且韦尔斯利提前将军队部署在反斜面上，因而避免了破坏性的跳弹杀伤。拿破仑·波拿巴凭借兵力优势对侯古蒙特城堡发动佯攻，主力则猛攻联军左派。法军的推进但遭到联军顽强抵抗，被迫逐次投入兵力。法国步兵的第一次进攻由埃尔隆伯爵（Jean-Baptiste Drouet, Comte d'Erlon）发起。比荷军队被法军赶跑，韦尔斯利麾下的托马斯·皮克顿（Thomas Picton）率领联军与埃尔隆伯爵的军团进行了正面交锋，皮克顿在战斗中阵亡，然而法军在山脊被击退。第一代安格尔西侯爵亨利·佩吉特（Earl of Uxbridge）亨利·佩吉特（Henry William Paget）派出了骑兵旅向敌军发起反攻，法国步兵猝不及防。然而这次冲锋过于猛烈，英国骑兵被法国骑兵的反击打得支离破碎。埃尔隆伯爵的军团还袭击了反法联军最坚固的阵地——圣拉雅农场，但未能占领它。

近16时，韦尔斯利的中路部队向后方转移伤亡人员，米歇尔·内伊误认为这是联军撤退的开始并企图利用这一点。然而此时内伊的步兵预备队所剩无几，他只能派出骑兵试图击溃韦尔斯利的中路部队。法军骑兵对着中路的英军方阵发起一系列冲锋，然而在近距离内英军炮火四起，密集的炮弹成群的在法国骑兵队列中爆炸。尽管法国骑兵最终成功突破方阵并夺取了若干炮兵阵地，但是在英国骑兵的反冲击下又狼狈而回。约16时30分，弗里德里希·威廉·毕洛夫男爵（Friedrich Wilhelm Freiherr von Bülow）率领第一批普鲁士军队抵达，而法国骑兵部队的进攻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当法国近卫军成功从普军手中夺回普朗斯努瓦时，韦尔斯利已经巩固了自己的阵地。

18时，拿破仑·波拿巴再次投入骑兵预备队发动攻击，试图突破韦尔斯利率领的联军的正面。恰好，皮尔希（Dubislav Ludwig von Pirch）和齐滕（Graf von Zieten）率领的普军就在韦尔斯利附近。而法军的另一支军团，即埃马纽埃尔·德·格鲁希率领的军团将在瓦夫尔之战（Battle of Warve）中被普军牵制到19日。韦尔斯利和格布哈德·冯·布吕歇尔的联军打破了拿破仑的企图，成功在滑铁卢汇合，而拿破仑则失去了任何援军。

19时，会战的高潮到来，法军在整条战线上向反法联军发起猛烈进攻，而普军此时在普朗斯努瓦集结了兵力，并威胁着拿破仑·波拿巴的撤退路线。19时30分，拿破仑的近卫军在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向圣拉雅农场以西前进。伴随着反法联军的猛烈炮火，谢赛男爵大卫·亨德里克（David Hendrik, Baron Chassé）率领荷军向寡不敌众的法军发起冲锋，法军摇摇欲坠，溃不成军。而法国近卫军发起进攻时，梅特兰（Peregrine Maitland）的英国近卫军士兵们突然站起身来进行近距离扫射，将近卫军击溃。随着近卫军被击溃的消息四散传播，法军战线上出现了大规模恐慌。韦尔斯利抓住机会指挥联军向前推进阵线，而普军也正从东面越过法军的阵地，剩下的法军在混乱中离开了战场。拿破仑·波拿巴本人也撤离了战场，翌日清晨5时到达热纳普，三天后宣布退位。

政坛贵族

阁员时期

由于理查德·韦尔斯利在国外的经历，使得他对党派政治的参与不多，尽管他加入了利物浦伯爵的保守党内阁并担任军械总长，但他并未跟随保守党反对随后的辉格党政府。只因他认为派系对立对国家利益极为有害。然而韦尔斯利对法律与秩序的认同，在战后的彼得罗大屠杀，曼彻斯特议会改革示威和卡托街阴谋（阿瑟·西斯尔伍德组织的谋杀内阁的阴谋）之后不断增长。1822年，乔治·坎宁接替卡斯特雷格子爵（即罗伯特·斯图尔特）出任外交大臣。坎宁放弃对欧洲的承诺，以及维罗纳会议（1822年）和俄罗斯会议（1826年）上的外交失败，都说明理查德·韦尔斯利不适合坎宁的灵活外交政策。

1825年，理查德·韦尔斯利转向爱尔兰问题，当时的爱尔兰面临着困境：只有在雅威教徒的议会席位（即天主教解放）获得批准后，政治暴力才会结束；然而，新教或建制派的崛起也必须得到保护。韦尔斯利私下致力于一个解决方案，即确保教皇协议（至少对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最低控制）是解放的先决条件。然而坎宁作为天主教解放的阻力于1827年4月成为首相时，韦尔斯利感到新教的处境岌岌可危。他和罗伯特·皮尔随后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政府辞职，韦尔斯利本人也辞去了他的军队指挥权。这一举动是反对派对国王选择坎宁担任首相的愤怒表现。1827年8月坎宁去世，韦尔斯利才重新回到军队任职。随后，坎宁的继任者弗雷德里克·罗宾逊（弗雷德里克·约翰·罗宾逊）遭到了两党甚至国王在内的反对，政府处于崩溃状态。1828年1月9日，国王不得不召见惠灵顿公爵并令其组阁。

首相时期

理查德·韦尔斯利的目标是通过统一保守党来实现一个强大而平衡的政府。再次辞去总司令一职后，韦尔斯利邀请了以威廉·胡斯基森为首的坎宁派进入政府，同时放弃了与他温和政策不符的极端保守党。随着右派疏远而左派出现裂痕，反对派要求的广泛的改革得到了胡斯基森一派的同情。韦尔斯利首先在教会问题上明智地退步，他改革了禁止非圣公会新教徒担任公职的歧视性法律《宣誓和市镇法案》，然后是在《谷物法》（禁止进口更便宜的外国谷物）问题上，引入了比他和农业资本家所希望的更自由的改革。然而不久之后，理查德·韦尔斯利在议会改革问题上与胡斯基森派正面交锋，该派于5月整体辞职。在爱尔兰举行的补选中进一步的危机立即出现：胡斯基森的继任者威廉·韦西·菲茨杰拉德（William Vesey Fitzgerald）部长在捍卫自己的席位时被爱尔兰天主教领袖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击败。广受欢迎的亲天主教人士韦西·菲茨杰拉德的失败传达给韦尔斯利令人担忧的信息：在获得解放之前，没有一个保守党候选人会在爱尔兰南部获胜，内斗已到了爆发的边缘。1828年8月，理查德·韦尔斯利因此承担了他首相生涯中最艰难的政治职责——让国王乔治四世、现任下议院领袖皮尔和大多数保守党人转向天主教解放，这一改革迄今被保守党人视为诅咒。韦尔斯利进行了不知疲倦的劝说，才赢得了国王的支持。罗伯特·皮尔作为一名公开的新教徒，他坚持只在后座议员中支持解放的想法，但最终同意继续领导下议院。一些极端保守党人违抗韦尔斯利最后一次改弦更张的命令，但大多数都服从了。因此，1829年4月，尽管保守党分裂，但天主教解放成为法律，而这是韦尔斯利最大的政治胜利。

韦尔斯利的成就刺激了对进一步变革的需求，1829-1830年全国范围的困难则有力地增强了这一需求。辉格党领袖、第二代格雷伯爵查尔斯·格雷推动了议会改革的新举措，这将使伯明翰等工业城镇在议会中拥有发言权，代替贵族和贵族拥有的袖珍行政区。1830年乔治四世去世后，威廉四世即位，举行大选。同年，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即七月革命，极大地鼓舞了英国的改革者。尽管理查德·韦尔斯利的内阁继续存在，却已软弱无力，而胡斯基森的突然去世也使和解初步受挫。韦尔斯利认为，议会改革不是灵丹妙药而是宪法自杀。在议会开幕前两周，他在给朋友的信笺中谴责改革是毁灭性的，并透露了他反对改革的决心。11月2日，韦尔斯利以一份毫不妥协的反对任何改革的宣言震惊了议会。15日，改革派和复仇心极强的保守党联合击败了他。次日皮尔让韦尔斯利辞职，格雷则接替了位置。

晚年岁月

理查德·韦尔斯利虽然在野，却继续反对格雷要使上议院通过改革法案的企图。这让惠灵顿公爵的窗户两次被激进的暴徒捣毁，他的铁制百叶窗则给了他“铁公爵”的称号。巨大的斗争在1832年5月的危机时达到最高潮，眼看要产生法国七月革命那样的结局。国王拒绝册封足够的新贵族以战胜敌对的上议院议员，格雷辞职了，威灵顿拼凑一个轮替的政府班子没有成功。面对着混乱不堪的局面，理查德·韦尔斯利依然反对改革，然后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撤退，劝说他的追随者在6月改革法案成为法律之前与他一同不出席国会。然而，在“滑铁卢日”他受到愤怒群众的袭击。

理查德·韦尔斯利弃权拯救了上议院，在领导上议院托利党期间他继续控制他们不与下议院发生灾难性的冲突。只要有可能，他就支持国王的政府。1834年威廉四世以政变方式解散了梅尔本子爵的辉格党政府，召请韦尔斯利组阁；但是，65岁的威灵顿公爵答应罗伯特·皮尔为首相。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此种让贤的举动最罕见，因而受到一些称赞。但皮尔当时在意大利，所以在1834年的11月到12月中有3个星期理查德·韦尔斯利作为临时首相和其他大部分部门的临时部长。他实际上集财政部、内政部、外交部、和陆军部各大臣于一身，成了名符其实的独裁官。当皮尔12月9日抵达英国，他交出了除外交大臣之外的所有职务。在皮尔下台梅尔本上台之后，理查德·韦尔斯利就不再内阁中任职了。韦尔斯利还担任了许多其他职务，如牛津大学名誉校长、伦敦塔总管、汉普夏治安长官和领港协会十三主持会员之一（后为会长）。另外，维多利亚女王尊之若父。韦尔斯利在余生10年中一直担任军队总司令，因为他已不再实施后来迫切需要的各项改革。但是，当宪章派即将起事的时候，由于理查德·韦尔斯利的冷静处理，制止了骚乱行动。

71岁时，普鲁士王国国王要求韦尔斯利统帅日耳曼联邦军队，当时欧洲还没有一位能与他声誉相媲美的将领。接着威廉四世1837年去世，维多利亚登上了王位。在皮尔和托利党于1841年重新执政时，韦尔斯利在内阁中成为不管部大臣，虽然不管具体事务，但是在危机时刻，他坚定的声音易于对各种激进的意见起节制作用。韦尔斯利在1848年显示的旧本领又重演了一番。当时为否废除谷物法上发生了分歧，保守党分为了两个派别，许多老内阁成员们仍然支持罗伯特·皮尔，但大多数的下院议员支持新的领袖德比伯爵。由于韦尔斯利再一次命令上议院议员转向（这回是就《谷物法》问题），他得以使皮尔将此法废除。海德公园街角的阿普斯莱府是理查德·韦尔斯利的城内公馆，人称“伦敦门牌1号”。作为五港同盟的总监，韦尔斯利在自己喜爱的住所沃尔默城堡因中风去世。死后举行了盛大的国葬，这是英国最后一次显示各种纹章的葬礼，埋葬场所为圣保罗大教堂。

为政举措

谷物法

1822年，《谷物法》（Corn Laws）进行的第一次改革效果不彰。粮价在当时的几年内总是保持低廉，低到从未达到从国外输入粮食的标准，法案经过数次修改而租佃者仍然无法补偿自身生产费用。阿瑟·理查德·韦尔斯利政府中的大臣胡斯基森提出了调节制，即进口税随国内粮价下跌而提高，随粮价上涨而降低。政府本以为使用调节制能保证本国租佃者获得高昂而稳定的粮价，使他们不用费力支付高额地租。然而，这一措施同样没有成效。

宣誓和市镇法案

1828年，阿瑟·韦尔斯利领导的政府改革了《宣誓和市镇法案》（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该法案原先要求公职人员必须向英国国教宣誓，不信仰国教者便不能任职。而改革则由此前以是否领受国教圣餐作为宗教审查形式，改为非国教诸教会或教派，尤其是“不从国教派”较能接受的方式，即以宣读一份保证不损害和颠覆英国国教、不妨碍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和特权之声明的方式，来完成非国教徒担任议员应通过的宗教审查。

天主教解放法案

1829年，阿瑟·韦尔斯利领导的政府通过了《天主教解放法案》（Catholic Relief Act），规定天主教徒有资格享有公职权利，针对天主教徒公民权作出了若干限制性规定或保障条款。该法案回应了当时解决天主教徒公民权这一紧迫和必要的问题，通过权衡利害兼顾了不同方面的多种诉求，并且为爱尔兰天主教政客进入英国政坛打开了大门。

思想主张

军事思想

防御战术

阿瑟·韦尔斯利作为以防御见长的将领，尽管事实上大多数战斗都是进攻战（例如阿萨耶、波尔图、萨拉曼卡、图卢兹、维多利亚）。但半岛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内，他指挥的联军士兵无论在人数还是在训练方面都无法支撑进攻战。与此同时，伊比利亚半岛却提供了极佳的防御战地形，而韦尔斯利则因势利导。政治、补给或是财政中的种种因素始终影响着他的战术决策：作为战场上的指挥官不得不应付女王陛下政府反复无常的政策、葡萄牙政府以及各式各样的西班牙军阀与游击队。在贫瘠的半岛上保证补给是一个重要问题：韦尔斯利需要获得平民的支持或是从别处获得补给（特别是从美洲运来的小麦），并补充给战地上的士兵。补给经常成为联军的致命弱点，而韦尔斯利在补给线被敌方威胁则时常撤退或采取守势。滑铁卢战役期间，韦尔斯利则需要保持守势以集中反法联军的优势兵力，同时保护拿破仑·波拿巴向比利时进军的主要道路。在韦尔斯利指挥的防御战中，他对地形表现出过人的理解力：他几乎是唯一一个善于并经常利用反斜面在防御战中作用的拿破仑时代将领，并且尽可能地利用这种地形来隐藏兵力和保护士兵免受敌军火炮轰击，同样在滑铁卢战役中，韦尔斯利将主要部队提前部署在反斜面后，极大避免了法军火炮可能带来的伤亡。相比欧陆大国陆军（如法军、俄军），规模相对较小、补充相对困难从而不能承担过大伤亡的英军也是促使韦尔斯利采用谨慎的防御战术的因素之一。

进攻战术

虽然阿瑟·理查德·韦尔斯利拥有过人的防御战术，但他仍会坚定而准确的把握反击机会。当韦尔斯利面对的进攻锋芒减弱时，许多法军横队先是被火枪齐射攻击，接着就会遭到英军或联军刺刀冲锋的冲击。与谨慎的防御战术相反，韦尔斯利也会使用强势的进攻手段：例如波尔图的渡河进攻，虽然出其不意的风险颇高，但苏尔特的法军也因措手不及而被英军击败。在进攻方面韦尔斯利也显示出了对地形与战术明晰的理解力：在维多利亚之战中，他指挥了壮观且协调的攻击——四个纵队从三个方向同时出击，几乎击溃了整支法军，迫使他们将装备和补给丢给了英军。

由于法军在西班牙的总数总是远远超过英军和葡萄牙军可以派出的人数，总能放弃一些地区来集结比英军更庞大的军队，就像他们在萨拉曼卡之战后所做的那样。因而在最后的总攻之前，阿瑟·理查德·韦尔斯利总是需要小心谨慎地在西班牙发动进攻。正因为法军可以很快地召集援军，韦尔斯利也不能在漫长的攻城上花费太多时间。由此韦尔斯利在围城战上同样会采用激进方式，例如罗德里戈城与巴达霍斯的围攻，尽管代价昂贵。

军政理念

切斯特·阿瑟·韦尔斯利在战场之外同样重视军政因素的影响：他尽力保证英国与西班牙政府对他的支持，为选择军官去疏通关节，并且使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民与他合作。当法军以抢夺食物、枪杀反抗者与当地人民激烈对立时，韦尔斯利却把大部分从国外运来的补给为英军在当地征用的物资付现金，并且用严格的纪律来约束士兵——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由于掠夺、谋杀或是亵渎宗教的英军士兵被处以绞刑。当地人则以服从指挥、应征入伍和提供情报来回应他的仁政。西班牙游击队更是与英军紧密联手对付法军：袭击法军通信兵和后勤补给并且将俘获的法军士兵转交给英方。

政治主张

在参加维也纳会议及任驻法欧洲盟军司令时，阿瑟·理查德·韦尔斯利执行英国传统的大陆均势政策，即使法国战败仍维持其欧洲强国的地位，反对其他与会国削弱法国的提议并且阻止反法同盟占领军破坏法国首都巴黎。无论阁僚还是首相生涯中，阿瑟·韦尔斯利坚持保守主义立场，是有名的保守派政治家，议会改革的坚决反对者，尽管他没能阻止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的通过。

人物评价

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波拿巴：“惠灵顿公爵的治军之才与我不相上下，还具有更加小心谨慎的长处。”

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维多利亚女王：“他是19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人。”

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世界征服者（即拿破仑·波拿巴）的征服者” 。

美国历史学者萨克雷、芬德林等主编《世界大历史：1799—1900》：“惠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是英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将领之一。”

人物关系

人物荣誉

爵位

勋章

军衔

人物故事

相貌身材

阿瑟·韦尔斯利的士兵管他叫“大鼻子”，军官管他叫“花花公子”。所以给他起这样的绰号是因为他有175公分的修长身材，喜爱穿剪裁十分合体的便服；有褐色波浪式头发，眼睛又亮又蓝。

个人习惯

阿瑟·理查德·韦尔斯利工作的节奏是极快的。他每天早起——他一旦醒来就“不能承受躺在床上的滋味”。他常常只睡6个小时或更少的时间。甚至到1815年他不再出征后，他仍然睡行军床，这也反映出他并不关心个人享乐。西班牙将军米格尔·里卡多·德阿拉瓦（1770-1843）声称韦尔斯利经常说军队要“在拂晓”开始行军并吃“冷肉”，使得他开始害怕干这两件事。当有战事发生时，他在早餐和晚餐中间几乎从不吃东西。在1811年退回葡萄牙期间，韦尔斯利只靠吃“冷肉冷面包”维生（这使与他一同进餐的参谋们都感到绝望了）。但是韦尔斯利以他所饮用与提供的好酒享有盛名，他经常在正餐（晚餐）时喝一瓶——按他一天的标准并不算太多。

兴趣爱好

阿瑟·理查德·韦尔斯利很偏爱使用高科技的机械工具，他也因此成为了不列颠军队中最早使用榴弹与康格里夫火箭的将领（虽然他之后对这种火箭糟透了的精准度而感到失望）。他也设置了一个专职破译截取的法军电报的军官职位。另一方面，虽然做了一丝不苟的准备工作，他的补给队还是由驮货物的骡子和牛车（轮轴不上润滑油）组成（如果有可以利用的河流的话，还包括货船）。他很少在他的下属面前流露出情感。据说，在萨拉曼卡之战前，他一边用小望远镜观察法军的调动，一边嚼着一只鸡腿。他发现法军左派过分地展开了，意识到他可以对那儿进行一次成功的攻击，于是他把鸡骨头往天上一扔，大喊道：“法军败了！”还有一次，在图卢兹之战后，当理查德·韦尔斯利的侍从官将拿破仑·波拿巴退位的消息带给他时，他穿着他的靴子原地转起了圈子，并打了几个响指，有点像在跳即兴的弗拉门科舞。

对人真诚

尽管阿瑟·韦尔斯利出名的苛刻并用铁腕手段维持纪律，但他也深深关心士兵们。他在波尔图之战及萨拉曼卡之战结束后没有追击法军，因为在复杂地形条件下追击逃敌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员伤亡。另外，他唯一依次公开地表现悲痛是由于士兵的惨痛伤亡：占领了巴达霍斯之后，他看到缺口处英军士兵大量的尸体时流泪。他一再使用“国王和人民的忠实仆人”以及诸如此类的词句来形容自己，这些词句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受到尊敬的自我奉献精神。在服装和通信方面许多有趣的个人特点再加上对答如流的机敏天才使得他不但是英雄而且是个“名角”。他对一个敲诈勒索者的著名回答是：“你公开发表好啦！”

阿瑟·理查德·韦尔斯利年迈的时候，有天一个人搀着他穿过海德公园的演说者之角。“阁下，”那个人说，“我从来没有奢望会有这么一天：我能在世的最伟大的人物帮些忙。”“别犯傻了，”理查德·韦尔斯利只是这么说。有些近代历史学家反对“铁公爵”的称号，因为韦尔斯利既不冷酷，又非铁石心肠。然而，他本人倒往往以严格维护纪律自夸。

另类决斗

在就天主教徒解放问题进行辩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起出人意料的插曲。阿瑟·韦尔斯利决定与出言不逊的托利党极端分子温奇尔西伯爵决斗。温奇尔西在决斗前起草了悔罪信，但被韦尔斯利认为完全没有道歉的诚意，因而继续坚持决斗。两人带着手枪来到巴特西·菲尔兹。韦尔斯利想打伤他的敌手的腿，温奇尔西则保证不向理查德·韦尔斯利开枪，结果谁也没有受伤，于是，温奇尔西为他说过的那番话表示了歉意，韦尔斯利摸了一下他的帽子，说了声“早安”，就催马返回伦敦。

风流轶事

阿瑟·理查德·韦尔斯利年轻时，爱上了朗福德伯爵之女凯瑟琳·基蒂·帕克南。她在他眼中“既快活又充满魅力”。1793年，韦尔斯利向凯瑟琳求婚，却被她的长兄托马斯阻止，因为韦尔斯利太过年轻又负债累累而且看起来没什么前途。愤怒的韦尔斯利决心从军。1806年，在他取得功名后，当年拒绝韦尔斯利的凯瑟琳家人来向他提婚，他答应了婚约，只是低低的埋怨了一句“她变丑了”。然而这是悲剧的婚姻，凯瑟琳和韦尔斯利在气质上格格不入，他的那些儿子也成了他的累赘。婚后，阿瑟·韦尔斯利仍不时向其他女性示爱。在社交界，他被称为“花花公子”。实际上，据说他曾创建了一家俱乐部，目的是把他的儿子拒之于俱乐部的门外，以此取乐。

后世纪念

墓葬

阿瑟·韦尔斯利死后葬于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地下室。教堂中殿的左面有为纪念理查德·韦尔斯利而建立的威灵顿纪念碑。

住宅

英国伦敦海德公园街角的惠灵顿美术馆（阿普斯利之家）是为纪念阿瑟·韦尔斯利在滑铁卢战役击败拿破仑·波拿巴而设，是韦尔斯利的城内公馆，人称“伦敦门牌1号”。馆中藏有大量韦尔斯利收藏的珍品。内部有一间名为“滑铁卢画廊”的大厅，每年都会举办庆祝滑铁卢大捷的宴会。

滑铁卢之役后，英国内阁决定额外赐给阿瑟·韦尔斯利一座符合他英雄身份的郊区别墅。韦尔斯利选择了伦敦南方65公里的史特拉德福·塞的屋宅，内阁于1817年为他买下这栋房子。他原本计划在这里兴建一栋名为”滑铁卢宫”的宏伟建筑，但没有实行。如今宅邸为韦尔斯利的子孙所居住，也对外开放，展示许多缅怀这位伟大人物的纪念品。宅邸内也建有他的爱驹“哥本哈根”的墓。

威灵顿拱门

伦敦另有威灵顿拱门，由乔治四世于1825年规划建造，原名宪法拱门，与海德公园东北地区角的大理石拱门同为纪念阿瑟·韦尔斯利在滑铁卢取胜而建造。

纪念碑

爱尔兰都柏林市中心西北部利费伊河北岸的凤凰公园内有一座关于阿瑟·韦尔斯利的纪念碑。碑高205英尺，是欧洲最高的纪念碑。碑上有1815年滑铁卢大战的浮雕。

军团

1853年，维多利亚女王认可阿瑟·韦尔斯利与陆军第33步兵团的长期联系，下令将第33步兵团改称为“威灵顿公爵团”。

军舰

1852年9月14日，在阿瑟·韦尔斯利逝世当天，一艘名为“温莎城堡”的风帆战列舰下水。为纪念韦尔斯利，维多利亚女王将这艘军舰改名为“威灵顿管理公司公爵”。该级风帆战列舰在诞生之初是英国皇家海军中最大的战舰，也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

1912年起，英国开始建造乔治五世国王级战列舰（1911年起建造）的改进型——铁公爵级战列舰（Iron Duke Class 战列舰）。该舰因在日德兰海战中作为英国海军大舰队司令约翰·杰利科的旗舰而闻名。

军机

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Vickers-Armstrong）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发的两款军机都以惠灵顿公爵的姓名来命名

维克斯韦尔斯利（Wellesley）轻型战略轰炸机：

维克斯威灵顿（Wellington）中型轰炸机：

学校

1859年，为纪念阿瑟·韦尔斯利，维多利亚女王提倡建立一所为战争中士兵遗孤提供教育的学校，即后来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威灵顿公学。

城市

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在初建时便以阿瑟·理查德·韦尔斯利的爵号命名。

纪念币、主题展

“D”系列英镑中5英镑背面的人物即为韦尔斯利，其身边的战争画面是萨拉曼卡战役。 2015年3月12日，为纪念滑铁卢战役爆发200周年，以曾指挥该战役的惠灵顿公爵为主题的展览在英国国家肖像馆开幕。此外，为纪念滑铁卢战役200周年，皇家铸币厂铸造5镑纪念币。图案是指挥滑铁卢战役的英国统帅韦尔斯利与普鲁士王国元帅格布哈德·冯·布吕歇尔的握手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