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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惨案

卡廷惨案

卡廷惨案（英语：Katyn massacre），又称卡廷大屠杀，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于1940年4月至5月对波兰军官和战俘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处决事件。

1939年9月17日，苏联侵略波兰后，对波兰公民实施了大规模镇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将大量受过教育的波兰精英阶层作为战俘抓捕。1940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决定处决在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营地和监狱中被关押的25,700名波兰战俘。处决行动从1940年4月初开始，每晚都进行。确认身份后的战俘被带到隔音牢房，跪下后即被从背后射杀。尸体随后被移至等候的卡车，紧接着另一名战俘被带入，重复相同的处决过程。被处决的战俘包括波兰士兵、飞行员、政府代表和皇室成员以及平民。据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IPN）数据显示，卡廷惨案的受害者共约22,000人，其中确认死亡的最低人数为21,768人。

1943年4月，纳粹德国政府宣布在卡廷森林（Katyn Forest）发现大规模坟墓。约瑟夫·斯大林因波兰流亡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调查此事而与波兰断绝了外交关系。1943年9月至10月，苏联重新夺回斯摩棱斯克，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开始了掩盖行动，并声称受害者是被纳粹杀害的。直到1990年4月13日，苏联正式承认为卡廷惨案负责。卡廷惨案在战争余下时间及之后深刻影响了波兰与苏联的关系。对于波兰人来说，卡廷成为了斯大林主义（Stalinism）众多受害者的象征。

事件背景

入侵波兰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挑起了“波兰战役（Invasion of Poland）”，引发英国和法国根据与波兰的《英波军事同盟》（Anglo-Polish military alliance）及《法波同盟》（中非金融合作法郎Polish alliance）协议对德国宣战。然而，英法海底隧道两国在随后的“假战（Phoney War）”阶段只进行了最低限度的军事活动。9月17日，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入侵波兰，苏联红军迅速推进，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因为波兰武装力量接到的命令是不得与苏军交战。在这次苏联入侵中，约有250,000至454,700名波兰士兵和警察被俘虏。其中125,000人被关押在由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管理的营地。不过，其中42,400名主要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族裔的波兰士兵于10月被释放，而出生在纳粹控制的波兰西部的43,000名士兵被转交给德国。相对的，苏联从德国接收了13,575名波兰战俘。

波兰战俘

侵略波兰后，苏联对波兰公民实施了大规模镇压。由于波兰的征兵制度要求所有未受豁免的大学毕业生成为军事预备役军官，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得以将大量受过教育的波兰精英阶层作为战俘抓捕。据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IPN）估计，约有320,000名波兰公民被驱逐到苏联。在苏联统治下，约有150,000名波兰公民死亡。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建立了战俘和拘留者事务总局，管理着多个接收中心、过境营地和战俘营，其中包括科泽利斯克（Kozelsk）、旧比利斯克（Starobilsk）和奥斯塔什科夫（Ostashkov）这三个“特别集中营（special camps）”。这些营地主要用于拘留军官、警察和其他波兰知识分子，如神职人员和法律工作者。大约40,000名波兰战俘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拘留，其中许多人被分配强制劳动。

事件前夕

1939年10月至1940年2月期间，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关押在营地中的波兰战俘遭受了长时间的审讯和政治压力。这些审讯实际上是一个筛选过程，用以决定哪些战俘将被处决。苏联政治局于1940年3月5日签署了一项命令，根据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y Beria）给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的建议，决定处决在被占领的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营地和监狱中被关押的25,700名波兰“民族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这一决定源于斯大林希望消除波兰军队中的大量人才，他们被视为苏联统治下的潜在反抗者。因此，这些在“特别集中营（special camps）”内的战俘被认定为“苏维埃政权的公开敌人（avowed enemies of Soviet）”。

波兰战俘们从不同的营地被转移到指定的处决地点。来自科泽利斯克（Kozelsk）的战俘被火车运至斯摩棱斯克（Smolensk），而旧比利斯克（Starobilsk）的战俘则被运往哈尔科夫（Kharkiv）。奥斯塔什科夫（Ostashkov）的战俘被送往加里宁（Kalinin，现今特维尔）。与此同时，苏联还在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监狱筹划了“清洗（unloading）”行动。这些被逮捕的人被运送到基辅（Kyiv）、哈尔科夫（Kharkiv）、明斯克（Minsk）和赫尔松（Kherson）的监狱。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特别委员会制定了“死亡名单”，即射杀命令，并由“NKVD三人小组”进行批准。执行者接受了射击人类后脑勺的专门训练。此外，莫斯科还指派了人员来监督这些行动。

事件经过

处决行动从1940年4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在明斯克（Minsk）、基辅（Kyiv）、哈尔科夫（Kharkiv）和赫尔松（Kherson）的监狱大约在4月20日左右展开。另一方面，在哈尔科夫（Kharkiv）和加里宁（Kalinin）的审讯室也进行了类似的处决程序。处决通常使用由莫斯科提供的德国制造的.25 ACP沃尔特2型手枪，但也使用了苏联制造的7.62×38mmR纳甘M1895左轮手枪。据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首席刽子手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布洛欣在1940年4月的28天内，亲手用枪杀害了来自奥斯塔什科夫营地在加里宁监狱的7,000名战俘，其中一些年仅18岁。

加里宁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监狱处决的详细信息由该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前主席德米特里·托卡列夫（Dmitry Tokarev）在听证会上提供。据托卡列夫称，处决程序每晚都进行，除了公共的国际劳动节假期。被判死刑的战俘在确认个人信息后，被戴上脚镣手铐，带到四周墙壁用沙袋隔音、门上覆盖重毡的牢房中。受害者被告知跪在牢房中央，然后被刽子手从后面接近，并立即从后脑或颈部射杀。尸体被通过对面的门搬出，放在等待的五到六辆卡车之一上，随后下一个被判死刑的人被带进来，接受相同的处理。除了牢房粗糙隔音外，手枪的枪声还被整夜运转的大型机器（可能是风扇）的噪音掩盖。一些1991年后的揭露表明，波兰战俘也以同样的方式在斯摩棱斯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总部被处决。根据尸体的堆放方式来看，其中一些战俘可能是站在乱葬岗边缘被射杀的。

伤亡结果

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INR）数据显示，卡廷惨案的受害者共约22,000人，其中确认死亡的最低人数为21,768人。仅有395名战俘幸免于难，99%的战俘都被处决。根据1990年解密的苏联文件，1940年4月3日后，共有21,857名波兰拘留者和战俘被处决：14,552名战俘（大部分或全部来自三个营地）和7,305名被关押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部分地区的战俘。其中科泽尔斯克营有4,421人，斯塔罗别尔斯克营有3,820人，奥斯塔什科夫营有6,311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监狱有7,305人。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调查，被处决的波兰战俘中包括士兵（一名海军上将、两名将军、24名上校、79名中校、258名少校、654名上尉、17名海军上尉、85名士兵、3,420名士官和七名牧师）、200名飞行员、政府代表和皇室成员（一名王子、43名官员）以及平民（三名地主、131名难民、20名大学教授、300名医生；数百名律师、工程师和教师；以及100多名作家和记者）。

波兰第二共和国（波兰语：II Rzeczpospolita）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并非所有被处决者都是波兰族裔。其军官团队包括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科泽利斯克营地的战俘在卡廷森林（卡廷 Forest）被处决并埋葬；旧比利斯克营地的战俘在哈尔科夫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内部监狱被处决，尸体被埋在皮亚季哈特基村（the village of Piatykhatky）附近；奥斯塔什科夫营地的战俘在米哈伊尔·加里宁（特维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内部监狱被处决，并被埋葬在梅德诺耶（Mednoye）。这三个埋葬地点都曾是1937-1938年大清洗受害者的秘密墓地。

后续事件

1941年6月，随着纳粹德国发起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波兰战俘的命运问题迅速成为关注焦点。在这一背景下，波兰流亡政府（Polish government-in-exile）与苏联政府签署了弗拉斯迪劳·西科尔斯基麦斯基协定（Sikorski–Mayski agreement），双方同意共同抗击纳粹德国，并在苏联领土上组建一支波兰武装力量。由波兰将军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ładysław Anders）着手组织这支军队，并要求了解失踪的波兰军官情况。在一次私下会面中，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向他和波兰总理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Władysław Sikorski）保证所有波兰人都已被释放，但由于在满洲（Manchuria）“失去了他们的踪迹”，并非所有人都能被追踪到。

1942年，当斯摩棱斯克（Smolensk）周边地区落入德国占领时，被俘的波兰铁路工人从当地居民处得知卡廷附近科泽利斯克（Kozelsk）存在一个埋有波兰士兵的大坑。他们将这一发现报告给了波兰地下国（Polish Underground State）。这一发现起初并未被重视，因为人们并不认为发现的坑中会有如此众多的受害者。

德国方面

1943年初，德国军官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弗赖赫尔·冯·盖斯多夫（Rudolf-Christoph von Gersdorff）接收到有关波兰军官大规模坟墓的报告，指出这些坟墓位于卡廷附近的山羊山（Goat Hill）。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认为，这一发现可以用来破坏波兰、西方盟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并加强纳粹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怖及其对美英的影响的宣传。为了证明苏联是这场屠杀的幕后黑手，德国甚至邀请了一些盟军战俘参与调查。

1943年4月13日，德国国家广播公司宣布在卡廷森林发现了一个有3000名波兰军官尸体的万人冢（mass grave），并指控苏联在1940年执行了这场屠杀。德国人邀请了一个由来自多个国家的法医专家组成的卡廷委员会（Katyn Commission）进行调查。战后，一些委员因其国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而被迫撤回证据，为苏联辩护并指责德国。1943年4月14日，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表示，他们正在利用这一发现进行大规模的反布尔什维克宣传。但他也预见到，随着德军从卡廷地区的撤退，苏联可能会发现更多的大规模坟墓并将责任归咎于德国。

波兰方面

1943年4月17日，波兰流亡政府（Polish government-in-exile）发布声明，要求国际红十字会（International Red Cross）对卡廷惨案进行调查。然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拒绝了这一请求，并将德国提出的类似调查请求视为波兰与德国合谋的“证据”，进而导致波兰与苏联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波兰外交官爱德华德·伯纳德·拉辛斯基（Edward Bernard Raczyński）记载，他与将军西科尔斯基于1943年4月15日与英国首相丘吉尔（Churchill）和贾德干爵士（Alexander Cadogan）进行了私下会谈，向他们展示了波兰方面认为证明苏联对此次屠杀负有责任的证据。温斯顿·丘吉尔在回应中指出“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可以非常残忍”，虽然他没有明确表态，但拉辛斯基认为丘吉尔的态度表明他对此并不怀疑。

在战后苏联占领下的波兰，亲苏当局遵循苏联官方宣传路线，对卡廷事件进行了掩盖，卡廷成为战后波兰的禁忌话题。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审查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政府审查不仅压制了所有提及它的内容，甚至连提到这一行为都是危险的。1981年，波兰团结工会竖立了一个简单的纪念碑“卡廷，1940”。后被警察没收，换成了官方纪念碑，上面写着：“向安息在卡廷土地上的波兰士兵——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致敬。”然而，在每年的诸灵节（Zaduszki），类似的纪念十字架在波兰的波瓦兹基公墓（Powązki Cemetery）和许多其他地方被竖立，随后又被警察拆除。

苏联方面

苏联政府迅速否认了德国关于卡廷惨案的指控，声称1941年波兰战俘在斯摩棱斯克西部参与建设工作，并在同年8月被入侵的德军俘获并处决。面对波兰的要求，约瑟夫·斯大林指责波兰政府与纳粹德国合作，随后断绝了与波兰的外交关系，并推动西方盟国承认亲苏的波兰爱国者联盟政府。1943年9月至10月，苏联红军重新夺回斯摩棱斯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开始了掩盖行动，摧毁证据并威胁证人。苏联秘密警察植入虚假证据，将大屠杀时间伪造为德军控制该地区的1941年中期。

1944年1月，苏联特别国家委员会（Soviet Extraordinary State Commission）成立了由苏联医学科学院（苏联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院长尼古拉·布尔登科（Nikolai Burdenko）领导的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但委员会的结论早已预设，并将事件归咎于纳粹。同月，苏联邀请美英记者团体前往卡廷，尽管有争议，但苏联试图利用此事进行宣传。记者们对苏联的展示印象不深，未被说服。1945年12月28日至1946年1月4日，苏联在圣彼得堡（Leningrad）对七名德国国防军军人进行了军事审判。其中一名受审者阿诺·杜雷（Arno Dürre），被控在苏联村庄使用机关枪杀害众多平民，并供认参与了卡廷埋葬（但非处决）15000至20000名波兰战俘。因此，他被免于执行死刑，改判15年苦役。但他后来撤回了自己的供词，声称是在审讯中遭受酷刑逼迫而认罪。

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波兰和苏联政府释放卡廷惨案相关文件的压力增加，1987年波兰-苏联联合委员（Polish-Soviet commission）会被迫将卡廷事件纳入议程。1989年，苏联学者确认约瑟夫·斯大林下令进行了屠杀，1990年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承认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执行了对波兰战俘的处决，并确认了梅德诺耶（Mednoye）和皮亚季哈特基（Piatykhatky）等其他埋葬地点。1989年10月30日，戈尔巴乔夫允许波兰卡廷受害者家庭协会组织的访问团到访国家卡廷纪念馆（National 卡廷 memorial）。访问团中包括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此次访问中。一位悼念者在纪念碑上将“纳粹（Nazis）”字样更改为“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布热津斯基强调了真相的重要性，认为只有真相才能为苏联和波兰人民之间的真正友谊奠定基础。1990年4月13日，即卡廷万人冢（质量 grave）发现47周年之际，苏联正式对卡廷惨案表示遗憾，承认苏联秘密警察对此负有责任，4月13日被定为卡廷纪念日（英语：Katyn Memorial Day，波兰语：Światowy Dzień Pamięci Ofiar Katynia）。

国际方面

随着波兰与苏联关系的紧张，波兰对盟国的重要性开始减弱，因为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军事和工业巨头已加入战争。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支持波兰盟友和满足约瑟夫·斯大林要求之间陷入矛盾。1943年4月，女王陛下政府施压波兰，要求撤回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卡廷惨案的请求。英国和美国的非官方报告都倾向于认为苏联有罪，但为了保持与苏联的联盟，两国官方立场支持苏联，甚至审查相反的说法。

尽管有证据指向苏联，但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都选择压制这些信息，以维护对苏联的外交关系。1943年德国带领两名美国战俘参观卡廷，他们向美国上级发送了加密消息，表明苏联有罪。1945年，两名战俘之一的约翰·范·弗利特（John H. Van Vliet）上校提交了“范弗利特报告（Van Vliet Report）”，指出苏联屠杀的证据和结论，但该报告被克莱顿·劳伦斯·比塞尔（Clayton Lawrence Bissell）少将销毁，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为了不激怒苏联盟友而保守了这一秘密。

1951年和1952年，马登委员会（Madden Committee）在朝鲜战争背景下对卡廷惨案进行了国会调查，得出结论大约4243名波兰军官和知识分子在1939年9月苏联波兰战役时被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杀害，并建议将此案提交国际法院。尽管如此，责任问题在西方和铁幕背后持续存在争议。在1970年代末的英国，为受害者建立的纪念碑上标注1940年（而非1941年）被认为是在美苏冷战的政治气候中的挑衅行为。此外，1969年在白俄罗斯村庄哈廷（Khatyn，1943年大屠杀发生地）建立的纪念碑被指与卡廷混淆。

斯摩棱斯克空难

2010年4月10日，搭载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及其妻子和其他87名政治家和高级军官的飞机在斯摩棱斯克坠毁，机上96人全部遇难。乘客原计划参加卡廷惨案70周年的纪念活动。波兰全国震惊；未搭乘该飞机的总理图斯克称这次坠机事故是“战后波兰最悲惨的事件”。事故发生后，出现了许多阴谋论。这场灾难也在国际上，以及俄罗斯媒体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促使电影《卡廷》在俄罗斯电视上再次播放。波兰总统原定在正式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致敬受害者，强调大屠杀在后战共产主义政治历史背景下的重要性，并强调波兰-俄罗斯关系需要专注于和解。尽管讲话未能发表，但其内容已以波兰语发表并提供了英文翻译。

事件争议

俄罗斯和波兰在卡廷惨案的法律定性上存在分歧，波兰将其视为种族灭绝，并要求进一步调查及完全公开苏联文件。1998年，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和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śniewski）同意在卡廷和梅德诺耶建立纪念设施。同时，俄罗斯提出1919至1924年间约16,000至20,000名苏联战俘在波兰营地中因传染病死亡，一些俄罗斯官员称这相当于种族灭绝，被波兰视为制造“反卡廷”的挑衅。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和一些亲苏联的俄罗斯政治家及评论员质疑苏联对卡廷惨案负责的说法，认为1990年公开的文件是伪造的，并坚持认为原始版本——将罪责归咎于纳粹是正确的。他们要求俄罗斯政府启动新的调查来修正2004年的调查结果。然而，这种替代说法被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和组织如纪念组织所驳斥，他们指出替代说法中的矛盾，尤其是关于特维尔地区梅德诺耶的同期大规模处决地点的细节。这部分中央俄罗斯从未被德国占领，但却发现了与卡廷同一营地的受害者遗骸；梅德诺耶的受害者也是在1940年4月至5月被杀害的。直到1990年代才进行的梅德诺耶调查中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波兰军服、文件、纪念品和1940年的苏联报纸。

2009年9月，约瑟夫·斯大林的孙子叶夫根尼·朱加什维利（Yevgeny Dzhugashvili）因《新报》（Novaya Gazeta）发表声称斯大林亲自签署针对波兰平民的处决令的文章而起诉该报，重点质疑斯大林下令导致卡廷惨案的文件真实性。但在当年10月，俄罗斯法院驳回了这一诉讼。

2010年11月，俄国议会下议院杜马（Duma）通过决议，声明长期保密的文件“显示卡廷惨案是在斯大林和其他苏联官员的直接命令下执行的”。该决议还呼吁进一步调查以确认受害者名单。杜马中的共产党成员否认苏联对卡廷惨案负有责任，投票反对该决议。

事件影响

卡廷惨案在苏联战后时期被严格保密。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苏联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指责德国，同时成功避免了自身的审判。这一事件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反映了苏联对波兰的长期敌视态度。战后，苏联通过对波兰的控制，压制了对卡廷真相的追寻。直到1989-1991年苏联解体期间，俄罗斯开始公开卡廷事件的真相，但对历史上的罪行责任追究仍不明确。虽然建立了纪念公墓，但许多受害者的身份和遭遇的具体地点仍然未能查明。

卡廷惨案对波兰与苏联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贯穿了战争剩余时间及战后时期。对于波兰人来说，卡廷成为了斯大林主义（Stalinism）众多受害者的象征。波兰从未接受卡廷惨案及其后果。波兰总统认为，未受惩罚的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行助长了罪犯的有罪不罚感，为他们的继承者和追随者提供了绿灯，使他们继续在追求统治的道路上犯下类似的罪行。波兰强调，必须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坚决反对历史的歪曲和执行者与受害者角色的颠倒。波兰表示，将要求将这个案件提交到国际法庭，并采取一切可能的外交措施，确保世界不会忘记卡廷惨案，并一致谴责其肇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