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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吴晓波所著的经济变革史类图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8月1日出版。本书首次将目光聚焦在经济体制变革之上，以及这种变革背后的历史和文化的必然性。内容横跨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至今，分析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辩驳得失，以史为鉴。

内容简介

两千七百年前，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改制变法，使得齐国一跃成为霸主，傲视群雄；公元1069年，王安石在赵顼的支持下，推行新法，一时国库充实，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为之缓解；公元1978年，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百年积弱的中国经济再度崛起，重回强国之列。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经历了十数次重大的经济变革，每一次变法，都顺应社会发展而发生，也都对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今，新的社会发展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变革史的集大成著作，对中国历史上十数次的重大经济变法的种种措施和实践作了系统的概述和比照，指明因革演变，坦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式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剖析了隐藏在历代经济变革中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辩驳得失，以史为鉴，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经济史”。

这是第一部整体叙述中国商业史的编年体著作。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然而，当世界进入到工业革命时期，它竟远远落后，受各国欺凌，成为“曾朴”。在经历百年跌荡之后，中国经济再度崛起，在二十一世纪初，重回强国之列，与此同时，新的社会矛盾又提出了继续变革的要求。

本书作者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雄厚的笔力，由春秋时期的“管仲变法”开始，及至当代改革开放，叙述了两千七百多年的历代经济变革和工商变迁。辩驳得失，以史为鉴，本书适合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政府官员、企业界、学术界人士阅读珍藏，也是当代青年了解中国的启蒙读本。

作品目录

作品思想

一、分析工具与脉络

在书的开端，吴晓波提供了两个观察和研究的工具：

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无产阶层。吴晓波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这四个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它们分别呈现为：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这四个基础性制度，如四根“支柱”共同支撑起集权政体的“大厦”，它们的共性是追求各个利益集团在行为及思想上的一致性，维持“自上而下的控制”。历经千年的打磨和探索，这些制度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

二、历次变法得失

吴晓波逐一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变法：

春秋时期，当地球上绝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荒蛮时代的时候，早在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却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推行“放活微观，管制宏观”的经济改革，并提出“寓税于价”的办法，使得齐国国库充盈、国力强大，成为春秋“五霸”首霸，吴晓波赞管仲为“中原地区古代的约翰·凯恩斯”。

如果说管仲变法是重商主义的试验，那么，商鞅变法则是重农主义的典范，这两场变法之后，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便基本定型，商鞅变法历经“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最终把秦国变成了一个纪律严明、高效好斗的“虎狼之国”。

西汉刘彻变法，通过推恩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起了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汉王朝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也导致了负面效应：中产阶级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政府信用被严重透支。

唐李渊开国之后，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给民众自主经营，可以说是一个古代版的“小政府，大社会”，城市经济空前鼎盛，成为古代史上最繁荣的朝代，但最终地方势力的过度膨胀导致了安史之乱。

十世纪，王安石奉行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推行了农耕时期最后一次整体配套的经济改革，变法实施后，国库为之一饱，但却让衙门成了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

清末李鸿章主持洋务运动，图洋务而不改制，在民间资本大好的情况下却造成两次国进民退，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导致温和改革的“时间窗口”被猛然关闭。

二十世纪初，北洋民国和国民党民国在经济上进行了两次截然不同的试验：第一次是大自由、大混乱的试验，第二次是重归中央集权的试验。维持大一统的四个基本制度全面崩溃，出现了强大的民营经济，宋子文、孔祥熙开始变法重建统治阶级，最终在宏观经济领域全面失败，其间造成了两次大的国进民退，在国营化中失去了私营企业家的支持，在货币改革中失去了城市居民的支持，而在土地改革中失去了农民的支持。

建国后实行计划经济，全面国进民退，经济活力全失，国贫民弱。1978改革开放，“没有蓝图的改革”，开始全面复兴经济。1994年政府以霹雳手段整顿经济秩序，经济的主导权由地方上交中央，为日后的中国经济打造出了“三驾马车”，一举取代日本而成为亚洲经济火车头；但国企改革运动中的经营层暴富以及千万产业工人被抛弃，造成非均衡的财富分配。

三、对未来经济改革方向的判断

对于当今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吴晓波坦陈作为一个经济史的研究者，并没有能力完成“顶层设计”工作，仅试着给出了几个基础性的判断：第一，统一文化是一切经济改革的前提；第二，自上而下的改革首要的突破口不是调整政府与民间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贵分配；第三，恢复民间资本的活力，不是笙断行业的一次性瓦解，而是从金融产业的开放为突破口的渐进开放；第四，国有资本集团的改造，不可能以全民私有化为第一目标，而必须探索新的管理和利益分配模式；第五，避免改革动荡的关键在于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第六，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不一定能保障经济改革成功，但是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的经济改革一定不能成功。

作品鉴赏

（摘自《改革标本王安石》）

在经济史，乃至整部国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是一个转折点，在变法之前是一个中国，变法以后是另外一个中国。这场变法持续到第57年，北宋就灭亡了。变法之前的中原地区，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是一个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变法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安石是中国经济史、政治史上充满了重大争议的标杆性人物。我们常常说一个历史人物不易评论，是因为他“面目不清”，可王安石这个人面目很清晰，还是不易评价。

在中国历史上，像王安石这样的人虽然凤毛麟角，却也并非仅见。他们为官清正，工作操劳，办事雷厉风行，行政效率极高，而且不将私利掺杂于国事。他们力主国家主义，不惜以牺牲民间工商自由为代价，换得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与稳定。他们提出的行政口号往往是“均贫富”，可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将民间的富人和穷人一起剥夺。从经济史角度来观察，这些“理财大师”往往是中国式的“治乱循环”的转折点。

自宋之后，到明清两代的数百年间，王安石是政治史上的“失踪者”，大家顶多说说他的那些诗歌散文。一直到20世纪以后，他突然咸鱼大翻身，1908年，当世最著名的政论家梁启超撰写《王安石传》，宣告“翻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王安石突然再成政治大明星。

王安石的“复活”，自然与当时的国家境遇及世界环境有关。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原地区沦为“曾朴”，为了寻求强国之道，推行国家集权主义便成为政界和知识界的主流意识，在当时，无论是保皇党人还是革命党人，都做如是想，钱穆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1放眼世界，无论是1917年苏联的诞生，还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大日本帝国的崛起或美国的“罗斯福新政”，都被看成是国家主义的胜利。从此以后，王安石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中无可争议的大改革家，进入民国乃至1949年之后，王安石的声望越来越高。郭沫若认为，秦汉之后第一个大政治家就属王安石，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崇的两位改革家，一是商鞅，一是王安石。

面对如此充满争议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若我们将之放在中央集权制度的两千年演进史中进行观察，也许会得出一些稍稍清晰的结论。

“王安石变法”，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一脉相连，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就如同桑弘羊欣赏商鞅，刘晏欣赏桑弘羊一样，王安石对桑、刘两人也十分推崇，他在与司马光的论战中认定，用国有专营政策来抑制兼并、均和贫富是古代贤君的治国之正道，后世只有桑、刘“粗合此意”。由此可见，历代“变法”衍续的是同一逻辑。

王安石的激进程度与王莽颇为接近，他们前后相隔约千年，是两次分别向两极挑战的变革运动，前者试图回到“周礼”和“井田制”，后者则试图用“计划之手”把每个经济元素都管理起来。他们同样激烈且充满理想主义的气质，可是也同样遭遇惨败，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个帝国的灭亡。

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它是最后一次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

一个特别严重的后果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位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变革望而却步。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所以说，自王安石之后的中原地区，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

（《李世民解决吏政、兵政之患》）

现代西方经济学倡导“小政府，大社会”，唐朝似乎是一个古代版本。

李渊开国之后，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在农业税方面，唐代的税收是取五十分之一，远低于西汉的三十分之一，徭役则是每年二十天，也比前朝要少。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后，当月就颁布诏令，把潼关县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以让货物自由流通。1有唐一代，还停止了商税的课征。中原地区古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唐宋两朝对商品交易的征税一直非常少，唐朝全免，宋朝征收过税和住税两种，税率分别为2%和3%，这一方面造成商品流通的空前繁荣，培养了国民的贸易精神，另一方面使得政府收入完全依赖于农业税和专营收入。

中国很多朝代在开国之初，实行的都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可是随着时日推衍，各种赋税便叠床累架地增加起来，人们归之于统治者的贪婪或挥霍。其实，根本原因是行政成本的增加，最刚性者，一为养官成本，二为养兵成本，是为“吏政之患”和“兵政之患”。唐朝的宽松政策持续了120余年，与李世民在这两项的制度创新有关。

唐朝的中央政府实行六部制，比汉朝的十三曹整整少了七个部门，是一次很大的部门精简。李世民用官非常之少，贞观年间，中央机构中的文武官员最少时只有643人，全国仅7000余人，这应该是历朝人数最少的政府了。据明末学者朱国祯的统计，有唐一代需财政负担的官员总数最多时约为1?8万人。

天宝的官员按官职高低都可以领到一块“职份田”，此外还有永业田，即便是八品或九品的小官，也有永业田二顷。此外，则可以领到一份年薪。即便是养那几百个官员，李世民竟还舍不得由财政出钱，他想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公钱制度”，就是对富豪家庭定向征收一笔“特别财产税”，以此养官。

早在高祖李渊时期，朝廷就对天下的富商进行了一次资产清查，按资产多少定为三等——后来改成九等，并规定“每岁一造册，三年一造籍”。在把人数基本摸清楚的前提下，到了公元637年(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达诏书，容许长安七十多所衙门，每所可选“身能估贩、家足资财”的商人九名，号称“捉钱令史”，每人贷予“公廨钱”5万钱，用于商业活动，每月纳利息4千钱，一年4?8万钱，以单利计算，年利率约为百分之一百。这一政策，相当于让长安里最有钱的七百个富豪家庭，每年缴纳一笔数目不菲的“特别税”。很可能的情况是，政府贷出的“公廨钱”仅仅是名义上的，而缴纳的利息则是真金白银。这一政策很快在全国各州普遍实行。为了鼓励商人接受公廨钱制度，李世民在全国特别设立了七千个基层官员岗位(“防阁”)，只要纳满一年，家庭就可以派出一人当官，不过任期只有两年，之后由其他纳税的“上户”取代。

公廨钱制度在唐朝执行了很久，李隆基初年，年利率降低到70%，继而再降到60%、50%，每笔强迫贷款金额也有降低，被选中的商人所获权益，早期是当官吏，后来则改为免除徭役。唐太宗发明的这个制度，在后世的学界引起过很大的争议。褒之者认为，这一制度虽然“粗糙”却很直接，政府养活了官员又巧妙地避免了广征税赋。贬之者则认为，这是对富有家庭的一次强制性的制度盘剥，它虽然比刘彻的算缗令温和一些，不过本质却是一致的，另外，百分之一百的高利率亦是对全国金融市场的破坏，富户很可能以类似利率放贷给一般平民，从而导致全社会资金流通成本的抬高，当时就有人批评说，其结果是“富户既免其徭，贫户则受其弊”。不管怎样，李世民想出的“公廨钱”的办法确实起到了高薪养廉的作用，唐初吏治为历代最好。

在军费开支上，李世民的支出也很少，唐朝实行的制度是“兵在藩镇”，即由地方财政支出养驻军。李世民任用将帅执行了“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以防止他们拥兵坐大。

由此可见，李世民算得上是史上最精明的治国者之一，他让富人出钱养官，让地方出钱养兵，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就变得很少，“小政府”因此而生。

1《册府元龟》卷五百零五：“李世民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壬申，诏曰：……通财鬻货，生民常业。关梁之设，襟要斯在。义止惩奸，无取苛暴。近代拘刻，禁御滋章。……非所以绥安百姓……其潼关以东，缘河诸关，悉宜停废。其金银绫绢等杂物，依格不得出关者，不得须禁。”

作品评价

1850年12月，时年45岁的亚历克西·托克维尔在海滨小城索伦托给友人们写信。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因《民主在美国》一书而闻名欧洲和北美大陆，可是从那以后，他一直为寻找新的写作主题而苦恼不已，他在信中写道：“我一边穿越索伦托的群山，一边开始寻觅主题，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哲学本身结合起来。依我看，这就是问题的条件……”“青春逝去，光阴荏苒，人届中年；人生苦短，活动范围日蹙……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也正在这几封信里，亚历克西·托克维尔宣布将创作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这就是他的另外一部伟大的传世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