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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

魏特琳日记

《魏特琳日记》是一本由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英文名：Minnie Vautrin）所著的书籍，于2000年10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明妮·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该书记载了她亲身目击日军从轰炸南京、进攻南京到南京大屠杀及日军在南京进行殖民统治的全过程。美国的好友认为明妮·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同学》（The Classmate）发表。2000年10月13日，《魏特琳日记》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行了首发式。

《魏特琳日记》是继《拉贝日记》《东史郎战地日记》之后，又一部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它的翻译出版为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史料，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成书背景

上海市“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从1937年8月15日开始了对南京的每日空袭。日本叫嚣着“三个月灭亡中国”，倾尽全力进攻。中国军队以每天拼光一个师的代价，进行着殊死抵抗。相隔不远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危如累卵。同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沦陷，日军分三路扑向南京，在所经之处奸淫、虏掠、烧杀无恶不作。12月1日，完成了军事部署的日军当局下令：“攻占南京。”金陵，陷入血火。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南京城内30万以上的无辜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被日军残杀，并发生强奸事件两万多起，三分之一以上的建筑被毁，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整理传教士档案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90年代初，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具有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历史档案学者研究使用。

主要内容

明妮·魏特琳的第一篇日记写于“八一三事变”爆发的前一天。日记中记录，学校决定把开学日期推迟到1937年9月20日。显然，这是受到一个月前“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影响。不过，战争似乎还只是在遥远的中原地区北方进行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甚至还准备在第二周安排在上海进行入学考试。可8月13日，上海市就覆盖在侵略者的炮火之下了。

明妮·魏特琳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撰写日记，日记里曾写到这样一件事：南京陷落后，日军请求金陵女子大学有必要交出100个女人，以供他们奸污，不然就要在校园驻军，施以更残暴的手法。其时，有二十多名妓女挺身而出，保护了未经世事的女学生。在炮火中，明妮·魏特琳四次拒绝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的要求，而是以人道主义的勇气坚守南京，利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保护了上万名妇女和孩童。她为此遭受到日军的要挟，几回面临险境。

“1937年8月19日（星期四），警报解除后，在我们回宿舍的途中，看着皎洁的月光，我想：这一时刻本应用来欣赏大自然的美，而不应用在破坏和屠杀上。”这是明妮·魏特琳在《魏特琳日记》中记载的内容。1937年8月25日（星期三），从午夜到凌晨1时30分，我们又一次躲进了防空洞。然而，这几个晚上我所得到的补偿是皎洁的月光、繁星闪烁、一尘不染的夜空和我们校园里婀娜多姿、婆娑起舞的垂柳。

明妮·魏特琳女士在1937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的秦牧师刚从山东省回来。尽管由于沿线各地遭到猛烈轰炸，他没能从常走的路线——津浦铁路回来，而是从另一条路回到了这里。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各种路线都被想到了，以使交通保持畅通。这里有一条河被阻断，汽车载着乘客绕过这个障碍；那里有一段铁路遭到轰炸，人们就乘船绕行。有志者，路竟通。尽管中原地区受到很大的压力，但中国没有被打败。”

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听说凌晨4时，日本人已从光华门入城了）。重炮彻夜轰击着城门，据说是在城南，而我听起来却像在城西。城内枪声也很激烈。一夜我都没怎么睡。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我感到日军似乎在追逐撤退的中国士兵，并向他们射击。由于担心出事，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脱了衣服睡觉的。5时过后，我起床到学校前门，那儿一切都很平静，但看门人说，大批撤退的士兵从门前经过，有些人还乞求给他们一些老百姓的衣服。今晨，在校园里也发现了不少军装，我们的邻居也想进来，但我们试图说服他们，如果他们在安全区内就和我们一样安全，安全区任何地方应该都一样安全。今天早上，我们学校门前的那个粥厂终于开张了，我们根据难民们到校园来的先后次序，依次向各幢宿舍楼发送早饭。这顿饭到10时30分结束。下午我们将再开一次饭。贝茨大约在11时过来。他说国际红十字会已经得到了5万美元，用以建立伤兵医院，第一所医院将设在外交部。已经组建了一个17人的委员会。

1937年12月13日下午4时。有人告诉我们，西面山头上有好几个日本兵。我去南山公寓察看，在我们的“西山”顶上果然站着几个日本兵。不久，另一名工人叫我，说有一个日本兵进了我们的家禽实验场，索要鸡和鹅。我立刻赶到那儿，我打手势告诉他，这里的鸡不是出售的，他很快就走了。碰巧，他是一个有礼貌的人。在经历了猛烈的炮击与轰炸后，城市异常平静。三种危险已经过去——士兵的抢劫、飞机的轰炸和火炮的轰击，但我们还面临着第四种危险——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取得胜利的军队手中。今晚人们都十分焦虑，因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米尔斯说，到目前为止，和日本人打交道还算愉快，但是，毕竟接触还很少。下午7时30分。食堂负责人报告说，日本兵正在强占我们校门对面存有大米的房子。F·陈和我试图同这批日本兵的头目取得联系，但是没有结果。门口的卫兵凶神恶煞，我真不愿意看到他。后来，我为此事见了安全区委员会主席，他们说明天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必须谨慎从事。今晚，南京没有电灯，没有水，不通电话和电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我们与你们所有的人确实被一个无法穿透的区域隔开了。

1937年12月14日（星期二），“早上7时30分，昨夜外界似乎很平静，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天亮前似乎又有猛烈的炮火轰击城墙——也许是在轰掉那些阻碍日军主力入城的路障，不时还夹杂有枪声，可怜的人啊，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逃脱这些无情的子弹。”12月15日，星期三，“除了中午吃饭外，从早上8时30分到晚上6时，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拥入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恐怖。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索恩先生今晨过来告诉我们水西门那边的情况。此后，我们就让妇女儿童自由地进入我们校园。同时尽可能地请求年龄大一些的妇女呆在家中，以便给年轻妇女腾出地方。许多人恳求只要草坪上有一个坐的位置就行了。我想，今夜一定进来了3000多人。昨天和今天，日本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劫、摧毁学校、杀害市民、强奸妇女。”国际委员会试图拯救的1000多名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日本人强行带走了，此刻可能已被枪杀或刺死。在我们南山公寓，日本人破门而入，抢走了一些果汁和其他东西（真是门户开放政策）。约翰·拉贝和刘易斯·斯迈思先生与日军司令取得了联系，那人刚到，还不算坏。他们认为，明天情况就会改善。今天，4名外国记者搭乘日本驱逐舰到了上海市。我们既得不到外界的消息，又无法向外界传递消息。人们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

由于明妮·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安全区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明妮·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如1937年12月1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而且很可能还不是士兵。”日记里写道：“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火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这样的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着，她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来。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的一段日记：“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同日，“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昨天，30名女学生在语言学校被抓走，今天，我听到了数十起有关昨夜被抓走女孩子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女孩仅12岁。日本人还抢食物、床上用品和钱。李先生被抢去55美元。我估计这座城市每一户人家的门都被打开过，并被反复抢劫。”

日军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整个上午我都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饭和午饭时也跑了一两次。数天来，没有一顿饭不被跑来的工人打断：“华小姐，三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整个下午都在校门口，管理交通，阻止难民的父亲、兄弟和其他携带了食物和大宗商品的人进入校园。校园内原有4000多名难民，现在又来了4000多人，食物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对进来的人必须谨慎选择。人群不断拥入，我们简直无法应付。即使有房间，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管理。我们与金陵大学联系，开放了他们的一个宿舍，他们将派一名外国人在那儿整夜守卫。下午4时～6时，我接受了两大批妇女和儿童。这真是一幅令人心碎的景象，惊恐的年轻姑娘、疲惫的妇女拖儿带女，背着铺盖和衣物，拖着沉重的步履走来。我很高兴我和她们一道走，因为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好几批日本兵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他们身上背着各种各样抢来的东西。

1937年12月17日，我们吃完晚饭时，中央楼的那个男孩跑来说，校园里有许多日本兵正向宿舍走去。我看见两个日本兵在中央楼前推门，坚持要求把门打开。我说没有钥匙，一个日本兵说：“这里有中国士兵，日本的敌人。”我说：“没有士兵。”和我在一起的李先生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打了我一记耳光，也狠狠地打了李先生，坚持要开门。我指了指侧门，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在楼上楼下到处看，似乎在找中国士兵，当我们出来时，看到另外两个日本兵绑着我们的三个工人出来。他们说：“中国士兵。”我说：“不是士兵，是工人和花匠。”他们确实是工人和花匠。日本兵把他们带到前面，我也跟着去了。当我到前门时，看到一大批中国人被迫跪在路旁，包括陈先生、夏先生以及我们的一些工人在内。一名日军中士及他手下的一些人在那儿。很快，在日军的押送下，程夫人和玛丽也来了。他们问谁是学校的负责人，我说我是，然后他们让我来指认每一个人。不幸的是，有些新人是最近刚雇来帮忙的，其中有一个人看上去像是一个士兵，他被粗暴地带到路的左边，并被仔细地审查。当我来指认工人时，陈先生开口说话，想帮助我，他被日本兵狠狠地揍了一顿，并被带到路的右边，强迫他跪在那里。

1937年12月17日，当这些被抓的人站着或是跪在那里时，我们听到尖叫声和哭喊声，并看见有人从侧门出来，我猜想是日本兵把大批的男性帮工带走了。事后，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计谋：把负责人困在前门，由三四个士兵假装审查和搜捕中国士兵，而其他人则在大楼里挑选妇女。当这一勾当干完后，日本兵带着陈先生从前门出去，我们肯定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们走后，我们还不敢肯定日本兵确已离开，而是以为他们还守在外面，并准备向任何敢动的人开枪。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

1937年12月18日（星期六），当我在办公室里写这些日记时，我希望你们能听到我门外的喧闹与嘈杂声。我猜想，仅这一栋楼房里就有600多人，我估计，今晚校园里定有5000人。由于缺少住所，今晚他们只能睡在水泥路上。所有大厅和走廊都住满了人。我们不再分配房间，开始时，我们在理想主义的驱使下曾试图这么做过，但现在他们能够挤在哪里，我们就让他们挤在哪里。

1937年12月19日（星期天）8时，一个日本人同日本使馆的一位官员一起来了。由于我们已经知道难民的米不够了，我要求他把我带到安全区总部，他同意了。在总部，一辆德国车送我去见索恩先生，他负责大米的分配。他许诺9时把大米送到学校。随后，我坐这辆车回宁海路5号。现在惟一能保护汽车的办法就是有外国人在场。在我走回学校的路上，许多父母亲和兄弟们一再请求我，要我把他们的女儿、姐妹带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有一位母亲，她的女儿是中华中学的学生，她说，昨天她家被反复抢劫，她已无法保护自己的女儿了。

1937年12月21日（星期二），“你们曾在南京住过的人永远也想象不出面前的街道是什么样子，那是我所看到的最悲惨的景象。公共汽车、小汽车翻倒在街上，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安全区内的街上挤满了人，而在区外，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同日，“现在大火映红了东北部、东部和南部的天空。每晚大火都把天空照得通亮，白天浓烟滚滚，这表明日本人的抢劫和破坏还在继续着。战争的结果是死亡和凄凉。”同日，“离开日本使馆后，我和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起到三牌楼詹金（Jenkin）先生家。尽管他的房子有美国国旗和日本使馆的告示，以及致东京特别电报的保护，但仍然被彻底洗劫。在车库里，我们看到他信任的佣人的尸体。在这以前，他拒绝离开主人的房子到大使馆躲避。”

1937年12月24日，西方人眼中的平安夜。这一晚，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1937年12月27日（星期一），“现在，日本兵抢劫时动用卡车，大的东西，如床和地毯等都用卡车装运。他们说，这些赃物被送到溧阳市。今天早上，一位妇女来说，抢劫仍在私人家中进行，而且连一个铜钱这样的小钱也不放过。”同日，“破坏仍在城里继续着，大概在北门桥一带，因为我们仍能在那一方向看到滚滚浓烟和大火。我猜想，从南门到北门桥之间的商店都被抢劫和焚烧了。”

1938年1月1日（星期六），“一名工人跑来说，一个日本士兵正带走一位女难民。我匆忙赶去，在图书馆北面的竹林里追上了那个和姑娘在一起的日本士兵，他听见我的声音后飞快地逃走了。后来，我又赶走了同时来的另外两个日本士兵。”1938年1月3日，星期一，“今晚，我们的信使魏对我详细讲述了他的经历。1937年12月14日，他去给国际委员会和鼓楼医院送信时，在鼓楼附近被两个日本士兵拦住，一个用刺刀顶住他的腹部，另一个用枪顶着他的背，。他被押到下关，在以后的10天里，每天为日本士兵挑抢来的赃物，然后把赃物装上卡车。他说，他看见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有士兵，也有平民；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的，到处都是尸体。他说，他们路过的每个水塘都满是人和动物的尸体，尽管如此，为了解渴，他们不得不喝塘里的水。”

1938年1月8日（星期六），“我们去了新街口，主干道中山路两旁的许多商店被焚毁，剩下的商店好像都被抢劫过，我们看见街上有两辆卡车，日本人正往车上装掳掠来的物品。1938年1月18日（星期二），“虽然人们害怕回家，但我们仍催促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回家。我们担心她们家中已所剩无几了。我想知道，从南京抢劫来的赃物，最终是否会出现在日本人的家庭中。”

1938年1月21日（星期五），近几天来，神情悲哀、心神不安的妇女们，报告了自1937年12月13日以来失踪的568名丈夫或儿子的事件，她们仍希望他们是被抓去为日军干活的，但我们中许多人担心，他们的尸体和那些许许多多被烧焦的尸体，浸泡在离古林寺不远的池塘中，或是汉中门外那一大堆被烧得半焦而未掩埋的尸堆中。12月16日，这天就有422人被抓走，这主要是我们校园里的妇女报告的。许多十六七岁的男孩被抓走，据说还有一名12岁的男孩失踪。大部分被抓走的人是家庭生计的惟一来源。

1938年2月8日（星期二），2时45分。约翰·拉贝和斯迈思来带我去参加在日本大使馆举行的吹奏音乐会。我们无心听音乐，但觉得应该去。20人的乐队在指挥的安排下演奏了很好的节目，但我无法沉湎于音乐之中。当他们演奏序曲《轻骑兵进行曲》时，我的思绪却离不开12月14日路过我们大门口的队伍——那群手被绑着、在日军骑兵押解下行进的100多位平民，这群人一去不复返了。当他们自豪地演奏《我们的军队》时，被摧毁的城市、荒芜的乡村、遭强奸的妇女和小姑娘一一展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并没有听到音乐。

1938年2月18日（星期五），今天，一位从农村来的妇女来看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是这里的难民。这位妇女说，昨天，在她家附近有许多妇女作为慰安妇被带走。我们听说，明天将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使男子离开安全区。我怀疑妇女会被强行赶出安全区，日本人可能通过关闭我们红十字会粥厂的方式，用饥饿把难民们赶出去。

1938年3月31日（星期四），下午，许传音博士来说，我们那三份请求释放平民的请愿书起到了一点作用，他要我们去搜集有关这些人的更具体的资料，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至少又要辛苦工作四天，艰难跋涉很多英里的路途去找寻那些痛失亲人的妇女了。但是，我们都很愿意花这份时间和精力，希望至少有一些妇女的丈夫和儿子可以被释放。上午，三名妇女来报告说，她们今天早晨看到了她们的丈夫，当时，他们正被带上卡车出去劳动。我们以我们难民所的名义，给她们写了一封担保信，送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办公室，并叫她们明天早上来听好消息。

这部日记以及她写的一些报告与文章，是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这些日记、报告与文章等均保存在美国耶鲁大学特藏室里。

作者简介

明妮·魏特琳，中原地区名华群，美国传教士。1886年9月27日，她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西科尔小镇。1917年明妮·魏特琳考取伊利诺州师范大学，毕业后开始教学生涯。1912年，初到中国安徽，见女子多不识字，便矢志推动中国女子教育，创办了合肥三青女子中学。1919年明妮·魏特琳应聘中国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掌管校务，筹建新校园，把丹麦、荷兰的成人教育推广到中国。

明妮·魏特琳女士曾在南京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曾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系主任，并两度代理校长。1937年日军进攻南京前夕，该校西迁，她坚持留守南京，并与德国人拉贝等人共同发起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她还亲自担任了一个难民所的负责人。在侵华日军进行疯狂的南京大屠杀期间，她积极救护中国难民，甚至不顾个人安危，与窜入难民所施暴的日本兵面对面进行斗争，为此她还挨过日本兵的巴掌。

明妮·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从1937年8月12日到1940年4月，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其中日记里详细记载了她亲见亲闻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及在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美国的好友认为明妮·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同学》（The Classmate）上发表。

1940年5月14日，明妮·魏特琳因忧郁症在多方的劝说下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她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我深深地爱着金陵女大，并且试图尽力帮助她。”她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她将不得不离开她无限热爱的这一切了。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选择这一有意义的日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在了印第安纳州一间普通公寓里，年仅55岁。在遗书中，她写道，“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她的墓碑上用英文刻着：明妮·魏特琳，观音菩萨，到中原地区去的传教士。但在最醒目的地方刻下的，却是四个中国汉字——金陵永生。

重要意义

《魏特琳日记》是继《拉贝日记》《东史郎战地日记》之后，又一部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魏特琳日记》全文50多万字，记载了日军从轰炸南京、进攻南京到南京大屠杀及日军在南京进行殖民统治的全过程，它的翻译出版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和沦陷时期南京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由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明妮·魏特琳所写的日记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魏特琳日记》的翻译出版，不仅为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提供了新的、重要的史料，而且也是对目前日本少数右派分子妄图歪曲和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的有力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