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方
杨震方（1922-2004），青浦区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古籍版本专家，擅长书法。1949年7月在上海大学农学院肄业。曾任金山区石油化工总厂翻译，《青浦县志》特约审稿，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资料组组长、副研究馆员，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图书馆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杨震方的作品和传略被收录在《中国现代书法界人名辞典》《当代中国书法艺术大成》《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名鉴》和《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书籍中。
正文
读杨震方《碑帖叙录》札记
少时读此书，惊其核博，爱不释手，至页脚为穿。及长稍观是类书，则疑惑渐增。今略陈一二以就教于江湖方家。
如此书中201页虞恭公温彦博碑条，原文如下：唐贞观十一年（六三七）刻，岑文本撰欧阳询书，为陕西泉李世民（李世民）昭陵陪葬碑之一。楷书三十三行，行七十七字。额篆书阳文题：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公之碑。此碑为欧书中典型之作，全文约二千八百字。所存最古之本有八百多字，故宫博物院现藏两本均为宋拓。此碑书法平正清穆，与九成宫遗址互争优劣，原石虽存，但下半漫灭，如不据旧拓难知其妙。杨守敬谓：“虞恭公温彦博碑为最晚年之作，平正婉和。其结体不似《醴泉》开张，不如《皇甫》之峻拔。惟原石损甚，海内无全文拓本。”。清康熙中（1662—1722）无锡秦氏有翻刻本甚精。
原文为繁体。以近日购湖北教育湖北人民1995年共同出版《杨守敬集》略加对校，就发现问题不少：首先这方碑在杨氏一生中有特殊的位置和意义（另详他文）上面这段话见于《学书迩言》，原文谓：“虞恭公温彦博碑最为晚年之作，而平正婉和。其结体不似《醴泉》之开张，亦不似《皇甫》之峻拔。惟原石损失太甚，海内无全文拓本。”五十字的引文错引五处，且不注出处。
《叙录》所引《学书迩言》句偶然字误，或非关紧要，大意未失。至其不注引述出处，亦不过“宋元间坊肆之陋习”（四库馆臣讥陈思语）。况余生长荒僻，见闻未广，所依书又非善籍古本，如同编《杨守敬集》第十三册记述惺吾先生与森立之版本议论之《清客笔谈》一观之下，则可置疑处即复不少：如：522页森立之句中：拙著有数种，净（按：疑当为待）书成，则痛请正误尔。526页森氏：先生名字、别号、其他何地产等（此句不可解），且不论诗文，一扫是祈。等等不一一举。然编者谓从手本辑出，不知其原笔误如此耶？抑或编者不谙书道省笔通假之理定字有误，又或两者皆无误而排印错？不见原本则不可解。至于同书之532页森氏朱笔注条目云：此ハ刀布オイウ。中之オ为ト之误则决然。以是观之，则吾所据之书亦非可据耳。然《叙录》是论最值商处有二，一曰：“所存最古之本有八百多字，故宫博物院现藏两本，均为宋拓”。夫拓本者愈古则存字愈多自不待言，依是言则足使人误认后拓者固当少于此数也。然则惺吾先生《望堂金石。温彦博碑跋》云：“乾隆间翁覃溪阁学使工至关中洗石精拓全碑，其可释者几二千字，自书释文行世。”则可知乾隆间尚有两千字本，即王编《金石萃编》时所依本虽跋云几近千字，而余数之实在千数之上，况以字数论拓本以决新旧，固非当行家法。王壮宏《崇善楼笔记》评旧内府藏本云：“（首行）‘碑’字直画伸出；（第九行：太子洗马）李纲之李字两点明白；（第二行）历、（第五行）的、（第六行）驾字俱未损；（第卅六行：夷体泉室）室字也未挖成堂字；天地横溃之溃字显然可辨”并据此断为“宋拓无疑”。且笔记又云：“1959年1月3日归上海文物保管会保存”，余按此拓为清内府藏本，有石渠宝、爱新觉罗·颙琰御览之宝等印，则吾不知此本终落于何处？抑或故宫所藏两本无此本在内？另《叙录》此碑释末句云：清康熙中无锡秦氏有翻刻本甚精。
此论亦不知何出。仍举惺吾先生《评碑记》曰：“今关中有重刻全文钩摹精甚，其底本当是唐搨本，未知今在谁家，惜不得一见之，是碑无锡秦氏亦有重摹本，然不及此全文者远甚。”至于七十三岁处衰年乱世仍念念不忘：“近日陕人傅氏以所存之字按原碑字数尽换刻之，重复拉杂不顾文理，唯翻刻颇精，无识者以为是得旧本重翻，其实尽出杜撰”。
至于是碑书艺之论，余亦从王元美：“如郭泰虽标格清峻而虚和近人。”其他如《来斋金石刻考略》卷中、《金石文字考略》卷六、《石墨镌华》、《墨林快事》见仁见智可供参看。
此策札记作完，或谓《叙录》收碑帖一千六百通，成书亦早，不宜轻易苛责。则吾复何言？
盖可以余嘉锡先生语解嘲乎？“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然后放矢耳。易地以处，则纪氏必优于作辩证，而余之不能做提要决也。（《四库提要辩证》序）”
是成于2005年尾，大战在即，书之以休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