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合葬的陵墓，位于中国礼泉县东北22.5公里海拔1188米的的九山主峰上，是关中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陪葬墓最多，遗存最丰富的陵墓。
昭陵建设工程由阎立德设计并主持，从贞观十年（636年）首葬文德皇后时开始营建，直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葬太宗李世民后宣告建成，营建时间长达13年。昭陵遗址东西长12公里，南北宽10公里，陵区总面积约126.7平方千米，主要由九峻山主陵及南北司马门遗址、寝宫遗址和分布在陵山和平原上的188座陪、附葬墓组成。
在截至2018年，遗址目前出土的文物约8000余件，其中以唐昭陵六骏石刻、十四国酋长像、多种陶俑和唐三彩等较为著名，体现出盛唐时期“贞观之治”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也是研究唐代帝陵文化的重要实物。其中，天王俑、出土的22通通碑石等文物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1961年，昭陵成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昭陵被确定为中原地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截止2000年，昭陵尚未被开发完毕，建有昭陵博物馆、长乐公主墓文管所、韦贵妃墓文管所等设施，年接待中外游客30多万人次。
命名
关于昭陵的陵名，史书上没有专门的解释。据古代的礼法制度，“聂氏宗祠次序，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称‘穆’。”古代谥法解释“昭”字说：“圣文周达曰昭，昭德有功曰昭。”根据唐代帝王陵墓如明献陵、贞陵、泰陵等选取吉利、祥顺、平和等美好字眼的做法来看，昭陵的定名，显然也是选取了歌功颂德的美好字眼。同时，选取“昭”字，也和李世民的尊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相吻合。
在唐朝，昭陵的陵园还称为“柏城”，这是当时在陵园周围种植大量柏树的缘故。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风俗通义》云：《周礼》‘方相氏葬日入驱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而罔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或说秦穆公时宝鸡市人掘地得物若羊，将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曰：“此名为蝹，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杀之，以柏东南枝捶其首。”因此，墓侧皆树柏。
历史沿革
历代祭祀
关中十八唐帝陵祭拜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由繁到简的过程。新唐书有记载：“凡国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腊、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节祭，而日进食。”愈近的先祖，祭祀越多，愈远的先祖，祭祀愈来愈少。以三年为期，满三年后，祭祀即按常礼进行。唐朝还有公卿巡陵制。贞观时确定了巡陵时间为每年立春、立秋后的第二月。昭陵还实行日祭，为此，太常博士彭景直即上书李显李显，认为日祭不合礼制，又费资材，请罢日祭，但中宗李显并未接受彭景直的提议。唐代对皇陵的管理非常严格，建陵前陵区内的旧坟可以不移，建陵后，“诸陵柏城四面，各三里内不得葬”。而陵区内的草木植物等，都被视为圣物，不允许随意损坏，每年还定期派人在陵区内植树。
唐高宗李治在昭陵展开了一系列的仪式与活动，如献俘仪式、常规性祭祀的制度性安排、公卿巡陵的制度化、不定时献祭。
根据《新唐书》记载，永徽年间，车鼻在被俘之后献俘于昭陵，这是所见最早献俘于昭陵的记载。在高宗一朝开启了先于太庙在陵墓献俘的先河，多次献俘于昭陵，如乾封元年十月二十一日，李勤在平定高丽返还时“上令领高藏等俘囚，便道献于昭陵”等。
另外，高宗也对昭陵的常规性祭祀做了制度性安排，《新唐书》记载，永徽二年，有司言:‘先帝时，献陵既三年，惟朔、望、冬至、夏伏、腊、清明、社上食，今昭陵丧期毕，请上食如献陵。’从之。”《唐会要》中也有相关记载，在永徽二年的七月依据李世民对带献陵上食的先例，规定了在冬至、夏至、夏伏等重要节日对昭陵实行和朔、望之日一样的上食。
针对公卿巡陵，据《新唐书》记载，显庆五年规定每年的春、秋，都要派遣太常卿、少卿进行巡陵礼仪。《唐会要》记载更为详细，据载“显庆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上以每年二月，太常卿、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轻，文又不备，卤簿威仪有阙，乃诏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为副，太常造卤簿事毕，则纳于本司。仍著于令。”到了显庆时，李治在逐渐摆脱长孙无忌权力制约之后，就不再常设位高权重的三公之职，巡陵祭祀时都是临时任命宗室官员兼任三公进行巡陵事宜。临时受命兼任三公的官员在巡陵过程中可以有一些超出平时礼制规定的行为，如在平时只能骑马的官员于行陵之时可以乘坐车辂。
唐高宗李治也对昭陵进行不定时的献祭，如在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罗遣使献大鸟如驼，食铜铁，上遣献于昭陵。”
从唐开始，历代的帝王都会委派官员代表朝廷祭祀昭陵。由于昭陵正南方献殿前的空地不多，加之道路崎岖，石料搬运不便，所以历代的祭陵碑都立于北司马院内。
修建背景
根据李世民的考量，选址在九宗山的目的是节俭和防盗，除此之外，风水也是选址的重要原因。九嵕山的地理环境完全符合古代选择陵寝的风水条件：第一，它地处渭北平原，山底海拔度高，既可显示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又可防水浸泡陵墓；第二，九嵕山由群山拱卫，山后是滔滔的泾水，选择这样的地方,取意背靠大山，稳妥牢靠，山后有水，取之不竭。其前与左右众山罗列，再往前便是沃野千里的渭河平原，而浩荡的渭河又东西横穿关中平原，还从古长安城下穿过，形成了“渭水贯都”的奇妙景观，陵墓建于此，显得豁亮开阔，寓意天下太平。所以，自唐以来，普遍认为昭陵的风水为中国历代帝陵之最佳。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长孙氏病故，李世民遵其“因山而葬”“ 俭薄送终”的遗嘱，选择距长安约80公里的九峻山为陵址，定名昭陵。据传闻，在长孙皇后提出这个愿望后，唐太宗派遣了两支人马卜山陵，由当时的风水名家李淳风和魏徵分头带队占卜选址。经过反复寻访，两队人马分别选出最佳陵址，留下记号回到长安。长孙无忌受命查验，来到了九峻山的山顶，当取出两队分别留下的记号时，发现魏征插下的那根针正在李淳风埋下的铜钱方孔之中，于是九峻山便成为长孙皇后的墓地。
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下诏“功臣密戚，德业佐时者，赐给坟”，遂确定了昭陵的陪葬制度，群臣皆以陪葬昭陵为荣。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病故，与文德皇后合葬后封固陵墓，昭陵的建陵工程至此竣工。
自贞观十年（636年）首葬文德皇后起，昭陵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作，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埋葬唐太宗止，昭陵的营建工作才基本结束。
修筑历程
昭陵由唐朝著名美术家阎立德设计，在规模和布局上都有独特的风格。据史书记载，昭陵玄宫建筑在九宗山山腰南麓，穿凿而成。初建时由于玄宫前面山势陡峭，来往不便，就顺山势在山旁架设栈道，绕山300米，才到达墓门。长孙皇后先葬于玄宫，此时栈道并没有拆除，于是就在栈道旁建造房舍，供宫人居住。待李世民葬毕，为保护陵寝安全，又拆除栈道，使昭陵与外界隔绝。玄宫深七十五丈，石门五道，中间为正寝即停放棺之地，东西两厢排列石床，床上放置石函若干，里面装有殉葬品。墓室到墓口的通道上，用三千块大石砌成，每块石头有两吨重，石与石之间相互铆住。据《旧五代史·温韬传》载，"宫室制度丽，不异人间"。
陪葬制度文化背景
唐陵陪葬制度始于高祖唐献陵，据宋敏求《长安志》所载，陪葬献陵之墓共23座，计有诸王16人、公主1人，以及太原市总管张统、营国公樊世兴、平原郡公王长楷、谭国公邱和、巢国公钱九陇、刑部尚书刘德威等大臣6人。
随着陵寝制度的恢复光大，功臣陪葬制度在唐朝也逐步恢复起来。贞观十一年（637年）十月的《赐功臣陪陵地诏》、贞观二十年（646年）八月的《功臣陪陵诏》一步步明确了唐朝陪葬制度。自唐太宗的昭陵开始，陪葬墓改为分布在所奉皇陵以南或东南部。昭陵陪陵墓主的身份以文武大臣为主，数量之多，居关中十八唐帝陵首位。关于昭陵陪葬墓的数量历来记载不一，直到昭陵文物管理所20世纪70年代调查，共发现陪葬墓167座，其中可以确知墓主姓名、身份和入葬时间的57座，后来通过遥感考古测定出188座陪葬墓，据估计，当时陪陵者应该多于这个数字。陪葬昭陵的文武大臣多于皇族成员，并且，除长乐、城阳、新城三位嫡出公主外，其余妃子及其他庶出皇子、公主等皇族陪葬者的墓葬形制都没有超过文武大臣的等级。这种功臣墓规格高于一般皇亲的现象反映了唐初开国政治开明以及重视功臣的现实，强调对国家的功劳和贡献，不仅限于门第出身，这也是士族制度走向破产的结果。唐朝陪葬墓制度与西汉陪陵制度相似，而与北魏以宗族为单位近皇陵而葬有所不同，但同时明文规定子孙得随父祖陪陵，显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北魏陪陵制度的影响。
营建昭陵时，李世民就立下了“功臣密戚”“往业佐时”的陪葬制度，后来还允许陪葬者的子孙从父祖而葬，形成了当时臣僚们都以陪葬为荣的风尚。因此，凡三品以上名臣显宦、皇亲贵威不但陪葬昭陵，而且“官为立碑”。
历代的毁坏修葺
历代维护
史料中有关唐代对皇陵陵进行维护的记载虽不多，但基本从初唐持续到了晚唐，其中，昭陵的下宫原在山上，后被野火烧毁，德宗招集众大臣来议论，是在原址重修还是迁移山下，最后决定将昭陵下宫迁移到山下的瑶台寺旁重修。
五代时期，后唐以唐人后代自居，担负起保护唐陵的责任，同光三年（926年）正月，李存勖虽然有心重葬李晔，但因财力不足、国力实在有限而作罢。直到同光三年之后，后唐国力似有好转，庄宗下诏：“关内诸陵，顷因丧乱，例遭穿穴，多未掩修。其下宫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据所管陵园修制，仍四时各依旧例荐。每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户充陵户，以备洒扫。其寿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置陵户。戊子，以刑部尚书李琪充昭宗、少帝改卜园陵礼仪使。己丑，以工部郎中李途为京兆少尹，充修奉诸陵使。”
北宋时期，赵匡胤在保护关中十八唐帝陵上展采取一系列措施，不仅下诏对被盗唐陵进行了重葬，填补了盗洞，为献、昭、泰、建、景、贞等陵设置了陵户，在献、昭、景诸陵修建了庙宇，而且禁止在关中唐陵中樵采，并对关中唐陵进行了绿化。宋朝初期对于唐陵的保护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唐陵自五代以来的残破局面。
金代对唐陵的维护未见史书记载，仅见于乾陵的无字碑上。金代是否对除了乾陵以外的唐朝陵墓进行修缮维护，我们不得而知。
宋金以后各代对唐十八陵的维护，史书记载不多。
明朝统一全国后，对历代帝王陵墓比较重视。一方面定期派人前往各地，祭祀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帝王，另一方面，指派专人看守陵墓。有明一代，还具体规定了祭祀的四位唐代帝王：唐高祖，陕西三原县祭；唐太宗，陕西礼泉县祭；唐宪宗，陕西蒲城县祭；唐宣宗，陕西泾阳县祭。明初洪武九年（1376年）曾派国子生周渭30人，分视帝王陵寝，规定百步内禁止放牧砍柴，但是未展开大型的维护项目。崇祯五年（1632年），礼泉知县范文光曾对昭陵进行过保护，在其任期的两年间，编写了《昭陵志》，修整了昭陵祭坛遗址，重建了“唐太宗祠”，并且镌刻了《唐太宗像碑》，首次以线刻的形式刻出了“唐太宗小影”。
清代前期，统治者曾多次派人至礼泉县祭祀昭陵，当时的地方官也比较注意对关中十八唐帝陵的保护，其中代表有当时的陕西巡抚毕沅、蒲城县知县冯方立、泾阳县知县方承保等。毕在乾隆出任陕西巡抚，对渭河平原陵墓的保护和管理，措施得力，成绩最为显著。他撰写《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志》等书，划出陕西省境内名胜古迹的保护范围，建立标志，并派专人进行管理，尤其注意保护关中地区的唐代帝王陵墓。根据文献记载，毕沅到陕后，接到张开东的《呈请护礼泉昭陵启》，发现唐昭陵六骏石刻尚在，十四国君长像仅存六枚，且“立仆不等”，陵户名存实亡，无人进行管理，即令礼泉县官负责，修筑昭陵围墙三十余丈，并在陵区广植松，进行绿化。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六月，他命令礼泉县知县张心镜，修筑围墙三十余丈，建立碑亭十余所，并亲自立石、书名，公告全县，勿损昭陵。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十月，毕沅再次命新任知县蒋其昌，对昭陵“复加修筑，并立碑记事，又东西立石，书陪葬诸臣名位，以垂久远。”毕沅还亲自撰文，建立“清代保护昭陵之碑”，用大量篇幅宣扬了唐太宗李世民俭、仁、大、智、灵的崇高形象，意在强调保护昭陵。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立了《防护昭陵碑》，要求都来保护昭陵的文物古迹。
历代破坏
危害皇陵安全的原因，基本上可分为自然和人为的两大部分。
唐朝灭亡以后，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王朝更替的过程中，渭河平原一带发生了一系列战争，给关中唐陵带来了悲惨的命运。关中十八唐帝陵的地位一落千丈，关中唐陵大部分被耀州区节度使温韬盗掘。 其中可能包括唐太宗李世民带入昭陵的王羲之、钟繇等书法家的真迹。
宋元时期，关中地区恢复的速度很慢，整体依然残破，此时金朝占据关中，长安一带再遭兵。虽然在北宋中前期，保护措施有所成效，但是到北宋末年，关中多故，战乱频繁，唐陵殿宇凋残，石刻也遭到严重破坏。
明代中期以后，唐代帝陵进一步遭到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明世宗嘉靖年间，渭河平原的大地震对唐陵也有一定的破坏。到朱翊钧万历年间（1573年—1619年），明王朝列入令典、经常祭祀的昭陵已经残破不堪。明代所修《礼泉县志》载，昭陵“有献殿，有后殿，有下宫，山巅亦有游殿，今俱废，惟陵北存石屋三间（楹），六骏列于左右，及贞观中擒服诸蕃君长颉利等十四人像，琢石列之北司马门内。今皆不完。其周垣、重门、甬路诸故迹犹存也。陪葬凡一百七十有七。下宫在九嵕山陵之右，后毁于火，贞元十四年欲复置，山高无水泉，苦于供役，廷臣集议，移置瑶台寺侧，去陵一十八里。周一百二十里，今废。”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关中十八唐帝陵又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遭受着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时人吴玉在《晚过乾陵》诗中写道：“二圣长眠处，萧条余野草。万古悲荒凉，当年徒改造。”
考察发掘
北宋至明清，学人对昭陵的考察探究不绝如缕。
元祐年间（1086年—1093年），游师雄担任陕西省转运使时，看到渭河平原唐陵石刻残遭破坏，十分痛心，曾采取过一些保护措施。他在礼泉县主持重建了唐太宗庙，并且树立了《昭陵图碑》和《昭陵六骏碑》。此外，还重绘了乾陵狄仁杰等六十人画像，据《长安志图》记载，《昭陵图碑》划出了昭陵的两周王陵范围和地面建筑，反映了唐朝的陵墓制度。绍圣元年（1094年），游师雄在对昭陵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绘制《唐太宗昭陵图》，复原昭陵的平面布局。明代学人赵崡、清代学人林侗也都曾实地考察昭陵，或记载考察路线，或记录陪葬墓碑的相对位置。
具有考古学意义的昭陵调查始于20世纪初，日本学者关野贞、足立喜六记录了昭陵一些后来被破坏的遗迹并留下一些珍贵的照片。足立喜六在1903—1909年第一次用胶片的形式将唐昭陵六骏石刻在昭陵祭坛（唐时称北司马门）内的摆放位置、现状记录下来。
1965年陕西省文管会曾派田醒农先生带队调查和发掘了南司马门（当时称之为朱雀门）门阙及献殿遗址，并对寝宫（当时称之为下宫）作了钻探和局部试掘。
1971年，礼泉县文教局派出昭陵文物调查小组，对昭陵陵园内的历史遗存进行了全面调查，此后还发掘清理了昭陵的部分陪葬墓，获得了大量的历史文物。
1973年至1978年，刘庆柱、李毓芳先生对关中十八唐帝陵进行了系统调查，踏查了昭陵的各处陵园建筑遗迹，包括北司马门、南司马门、寝宫遗址和山腰的石室、石窑，在报告中介绍较为详细。
1982年，昭陵博物馆业务干部对北司马门遗址作了勘查和试掘，辨识出唐朝门阙的三出阙形制，找出清代的一道砖砌围墙。
1991年11月，昭陵博物馆新设的两个旅游点即长乐公主墓和韦贵妃墓正式对外开放。
2002年8月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组建昭陵考古队开始对北司马门遗址进行全面发掘。2003年6月至11月又进行了第二年度的发掘。通过两个年度的发掘，基本上掌握了唐代昭陵北司马门建筑的总体布局。
地理环境
位置境域
昭陵“以山为陵”，位于距礼泉县东北22.5千米的九宗山上。昭陵距西安市70公里，距咸阳市30千米，陵园北起九嵕山，南到今天的赵镇一带，东达今天的东页谷村，西至庄河，纵横昭陵、 烟霞、赵镇、北屯4个乡（镇），占地面积113.15平方千米。
气候特征
唐昭陵遗址所处区域的气候条件与礼泉县的气候条件类似，属于暖温带半干旱气候，年平均气温12.9℃，最高气温41.6°C，最低气温零20°C，冻结深度350毫米，每年无霜期214天。年平均降雨量537毫米，雨量多集中于7—9月，日最大降雨量81.6毫米。常年主导风向为西风和风，年平均风速2米/秒，最大风速26米/秒。
地形地貌
昭陵地处陕西关中平原中部偏北，位于祁连、吕梁、贺兰山地形构造前弧翼中段、秦岭纬向构造带，陇西帚状旋钮构造体系东南端的复合部位。太宗昭陵所在的九宗山一带多褶皱，为宽缓的向斜与背斜相向展布，向斜规模较比较大，山脉为石灰质。唐昭陵所在的九峻山(北山山系北部)，位于渭河平原北部边缘，处于关中盆地平原和陕北黄土高原交界处的台山地地带。山脉为西南-东北走向，主峰九嵕山位于山脉西部。其主峰海拔1224.9 米，山形高耸奇特；山体主要由寒武、奧陶纪灰岩构成，山地多为薄层黄土覆盖。山体与渭北黄土高原相连，北坡平缓，南坡受断层影响，山势陡峻山南麓与关中平原接壤。九宗山海拔1224.9米，比平原平均高约725米，比其西的凤凰山高277米，比其东的玉皇殿山高266米。昭陵陵园建筑遗址主要分布在山南北两面，东西两面至今未发现陵园建筑遗址。
自然植被
昭陵陵园植被以苹果为主，还有落叶乔木如桐、杨、楸、槐、枣、柳、杏、桃、桑等，也有松、柏等常青树，花草以草本植物为主。目前，唐昭陵陵区已完成人工造林6万亩，以侧柏为主，配以少量山杏、刺槐及其他荒山造林树种，昭陵文物保护植被覆盖率达85%以上，景区水土流失已得到控制，文物保护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水文情况
昭陵周围有两条河流。南面泔河自西向东穿过县境，泾水是流经礼泉县最大的河流，从北部和东北部边界而过，两条河流河谷较深。
建筑特征
陵园布局
昭陵陵园周长60千米，占地面积200平方千米，共有陪葬墓180余座，被誉为“天下名陵”，是世界最大的皇家陵园。
陵园的重要建筑群遗址有3处：九峻山南侧偏东山梁下的南司马门及献殿遗址、西南侧台地上的寝宫遗址、北侧山坡的北司马门遗址。此外，还有山腰南侧和东侧的石窑、石室遗迹。九峻山南侧和东侧的山坡及山下东、南部的开阔平原地带则是昭陵的陪葬墓区。
昭陵陵山主体建筑大致可分为元宫（墓室）、朱雀门（南司马门）和献殿建筑群、玄武门（北司马门）和祭坛（北司马院）建筑群、寝宫（下宫）建筑群、东青龙门和西白虎门及垣墙角阙建筑群。缘山凿石还架设有栈道。
陵山设计
昭陵是由唐朝著名建筑工程学家阎立德亲自设计蓝图并负责建工进行营造的。
昭陵首开唐帝陵“因山为陵”的先例。“因山为陵” ，即选择自然山峰从旁边凿石洞为墓道，在山峰的底部修造地下宫殿。昭陵自贞观十年首葬长孙皇后至贞观二十三年葬李世民李世民，先后营建了13年之久。除了在主峰内置地宫，还在陵山周围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陵山四周墙垣环绕，四角建阙楼；北有玄武门，内设祭坛，闻名中外的昭陵六骏及十四国蕃君长石刻像原来就列置于此；南有朱雀门，内置献殿，在献殿遗址出士了一件高150厘米，重约300余斤的鸱尾，按其比例来推想献殿的屋脊，其高应在10米以上，足见这座殿堂的高大雄伟；西南面有下宫，是供墓主人灵魂饮食起居及宫人、官员和守陵军队居住的地方，当年大量的房屋建筑都集中在这里，后遭大火而焚毁严重。据文献记载，唐德宗李适贞元十四年（798年）对下宫进行过修聋，仅修后的房屋就达378间之多。
陪葬墓设计
昭陵陵园内的陪葬墓，以唐太宗的陵寝为基点，向南辐射排列成一个扇形。李世民的陵寝居高临下，“功臣密戚”和“德业佐时者”，作为一种无尚的荣誉陪葬在其前方。后来，皇室还允许臣僚申请陪葬昭陵，甚至就连子孙也可以从父祖而葬，因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陪葬群。这种布局，也是唐太宗生前的安排。毕阮也曾有言：周回百二十里，陪葬诸王、妃、主、勋旧、番将东西班列，棋布有序。”由此可见，在昭陵陪葬制度确立之时，陪葬墓是按照文左武右进行安排的。
根据昭陵陪葬墓所处的地理位置，可将唐昭陵陪葬陵区分为三大区，分别是陵山陪葬区、平原陪葬区以及陵山北部白鹿原。
陵山陪葬区位于陵山主峰以南，山麓与平原交接线以北（大体上在李思摩、王大礼墓葬一线）为陵山陪葬区。在该区域山脊、山梁上的陪葬墓，除了魏徵墓之外，均为妃嫔、公主及内职宫女的墓葬。这些陪葬墓便是墓志中所称的“近茔”和司马院。该区主要陪葬墓有：韦贵妃、新城公主、长乐公主、城阳公主、燕氏、亡宫五品、西宫二品昭仪、韦尼子（文帝昭容一品）、婕妤三品亡尼等。
平原陪葬区。陵山山体以南,泔河以北,高窑—高平—梁窑—东道村山脊以西,高窑—下玉南—挂拉鸡窝—武将山山脊以东所围合的平原区域为平原陪葬区。该区陪葬墓主要为文武功臣墓葬，也包括了一部分的宗室墓葬。文献记载多称文武功臣依照“文左武右”的原则入葬。
陵山北部白鹿原，今知埋葬右武卫将军乙速孤行俨及其家族墓。
主要建筑
昭陵陵区由陵园、寝宫建筑、祭坛及陪葬区等组成。昭陵地面建筑现均已不存。主陵现遗存的重要建筑遗址有三处，分别是九宗山南的司马门和献殿遗址，西南的寝宫遗址，北侧北司马门祭坛遗址。此外还有山腰南侧和东侧的石窑、石室和栈道遗迹。
昭陵建筑遗址主要分布在九嵕山南北两面，东西两面至今暂未发现陵园建筑遗址。陵山北侧500米处，保留主要建筑遗址有山门、北阙门、唐昭陵六骏石刻及十四国君长石像，山门东、西两面墙垣遗迹等。玄宫坐落在九嵕山南面山腰，据《唐会要》记载，从埏道（墓道）到元宫（墓室），共深75丈（即250米） ，前后共计设置五道石门。并且在山上修建栈道，以便通行。陵山南侧现局部地段尚存栈道（栈孔）遗迹和分布在3处的15孔窑洞遗址。陵山正南900米处为朱雀门遗址，门外有双阙台遗址， 门内有献殿遗址。陵山西南900—1000米处有寝宫遗址。
主陵
昭陵主陵迄今为止都还没有被发掘，因此陵墓内部情况不明，所知道的情况只是在一些史料文献上搜集到的。文献《五代史》与《唐会要》中记载，昭陵的墓室是通过开凿山石而成的，内部“宏丽不异人间”，从墓道至墓室深约75丈，墓室内东西两厢列置石函，石函内置铁匣，里面陈列着许多铁匣，匣子内装着许多珍贵的陪葬品，据传王羲之的真迹《兰亭集序》就在其内，再跨过五道石门，就到了中室，也就是放棺椁的地方。主陵墓室内非常豪华壮观，不亚于九重宫。
陪葬墓
目前，唐昭陵明确已知的陪葬墓有187座，是唐帝陵中陪葬墓最多者。昭陵的陪葬墓根据陪葬墓形状可分为四种。第一类是依山为墓，如魏徽墓和韦贵妃墓；第二类是覆斗形墓，如长乐公主、新城公主、城阳公主墓等，墓前均存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第三类是圆锥形墓葬，此类陪葬墓所占比例最大，文武大臣们的陪葬墓大多是这种形制；第四类是像山形，如李墓象征阴山山脉、铁山、乌德建山，李靖墓象征着铁山、积石山，同样在墓前有石人、石虎、石羊、石碑，这种特殊形状的墓葬封土，是对有特殊功勋重臣的特殊奖赏。以上四类陪葬墓的排列位置，大体是依据死者的身份、政治地位及其与皇帝的亲疏关系而规划布置的。
昭陵的陪葬墓，是按照墓主人生前与李世民关系的亲疏远近来排列位置的。妃子和生前受到皇帝宠爱的公主多埋葬在寝宫附近的“心腹”地域，而生前就受到皇帝冷遇的兰陵公主、清河公主墓则远离“心腹”地域。另外，受冷遇公主的墓葬形制、规模，与得宠公主的墓葬也有明显差别。昭陵的整体与陪葬方式，充分体现了封建皇权思想，也反映了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
出土文物
昭陵石像
昭陵六骏
唐昭陵六骏石刻是一组纪念碑式的雕刻。六骏是李世民统一天下、转战沙场时所骑的六匹战马，也象征了李世民一生所经历的最主要的六大战役。李世民即位后，为表彰他在创建唐王朝中的战功和追念在六大战役中出力的良骥，贞观十年（636年），他诏令画家阎立德、阎立本将所乘六匹战马雕于石上，陈列昭陵。“六骏”的名称分别为特勤骠、青骓、什伐赤（东侧）、飒露紫、拳毛、白蹄乌（西侧）。昭陵六骏雕刻技法娴熟，线条简洁有力，手法浑厚圆润，是中国古代雕塑中的杰作。“六骏”每块高2.5米，宽3米，采用高浮雕的形式将六匹骏马生动地再现在石板上。其中三匹做立状，三匹为奔驰状。昭陵六骏雕刻由李世民亲撰赞语，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千余年来保存完好，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石在1914年被盗卖国外，现藏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石藏于陕西省博物馆。 “唐昭陵六骏石刻”以“飒露紫”和“拳毛騧”最为出彩，诞生的背景和故事最为奇特，千年以来演变成广为流传的神话，有着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是珍贵的稀世国宝。“昭陵六骏”是唐朝留存下来的最为精美的石刻，线条简洁有力，造型栩栩如生，是印证初盛唐时期阳刚壮美的审美取向不可多得的实物。
十四国酋长石像
十四国酋长石像是指列置于昭陵北司马门内，包括当时吐蕃、新罗、突厥、吐谷浑、薛延陀等11个民族的14位部族（国家）首领的石刻造像。十四国酋长的石刻像具体的身份分别为：突厥的颉利可汗、突利二可汗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吐蕃松赞干布，高昌国、焉耆、于阗诸王，薛延陀、吐谷浑的首领，新罗王金德真，林邑王范头黎，婆罗门帝那优帝阿那顺等。像座上的题名是当时著名书法家殷仲容所题写的八分隶书，共计163字，题名中字数最多的达22字，最少的仅有4字，题名内容包括了这些少数民族首领的所在地或国名、称号、在唐王朝任职的官职以及姓名等内容，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书法观赏价值。这十四国酋长石像就象征贞观年间诸宾王归顺唐朝向李世民朝圣的情形，是为了颂扬唐太宗统一海内的功德。
十四国酋长石像其中大部分石像已遭破坏，今可见者有7个题名像座，几躯残体和几件残头像块，收藏在昭陵博物馆内，已对公众展出。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是以唐代少数民族首领为题材而创作的写实性雕刻作品。石造像的形体、相貌、服饰各不相同，个性鲜明，是极其写实的肖像作品，也是集政治、历史、艺术价值与一身的珍贵文物。
昭陵碑林
昭陵碑林始建于1974年，共收集昭陵六骏碑、唐太宗像碑、昭陵图碑等60余通，出土墓志40余合，60余通碑石中有22通1979年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书法艺术名碑，尽为国家一级文物。40余合墓志，有26合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昭陵碑林集中体现了初唐书法艺术的发展脉络，“撰、书皆名流，文、字俱佳品”，与西安碑林、山东曲阜碑林并称为中原地区三大碑林。其中，昭陵碑刻所录之铭文及相关内容，都经过当时多方评议，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各自所属人物的功过得失和人生经历，具有一定的写实性，是记录唐代初期社会状况的“石质档案”。
昭陵碑石墓志的特点在于集唐初书法大家珍品，如欧阳询书温彦博碑，褚遂良书房玄龄碑，王知敬书李靖碑，王行满书周护碑，李治李治书李勣碑等，足可代表初唐书法艺术风格和水平。从书体看，昭陵碑刻多用楷书，也有隶书、篆书和行草，其中尤以尉迟敬德墓志盖飞白书为罕见。另外，研究表明，在孔颖达碑碑座上发现的28个刻字是唐代镌碑刻字的匠工们留下的，属难得的唐代下层人的书法作品，反映出唐代工匠的书法造诣。
1979年9月，以唐高宗李治御制御书的《李勣碑》、欧阳询书文的《温彦博碑》、褚遂良书文的《房玄龄碑》等为代表的21通石碑已经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一批全国书法艺术名碑。
昭陵碑刻是初唐书法荟萃之所,它所显示的绚丽多彩的书法艺术，成为我国古代文化艺术中极为宝贵的财富。
昭陵壁画
昭陵发掘清理的陪葬墓中，如李勣、尉迟敬德、郑仁泰、张士贵、阿史那忠、越王李贞、临川公主、长乐公主等20多座墓，大多绘有壁画。壁画着色绚丽、线条流畅、布局谨严。昭陵博物馆现已揭取唐墓壁画达700平方米。这些壁画取材广泛，主要题材有四神、仪仗、宫廷、家居生活、建筑、宗教等。
四神和天象图是中华文化中的特有象征性图式。韦贵妃墓道口的《白虎图》就是代表之一，但是朱雀、玄武图现存数量较少，目前仅见长乐公主墓将朱雀巧妙地绘制于第一天井北壁的《楼阁建筑图》上部，两只朱雀呈对飞形象，既标示了墓道口朝南向，也具有较强的装饰效果。
有关政治礼仪的壁画代表是《车马出行仪仗图》和《列戟图》。昭陵墓室壁画中的《车马出行仪仗图》比较写实，车马形制、数量，仪仗规模等，均能反映出墓主人身前等级身份。长乐公主（正一品)墓道中有两幅《云中车马图》，两幅各十三人列队的《仪卫图》；韦珪（正一品）墓道有两幅《献马图》《备马图》及两幅十四人之多的《仪卫图》；新城公主（正一品）墓不仅出土有《牵马图》两幅外，还出现了十分罕见的《担子图》，担子在唐朝的使用亦具有严格的等级规范。而身份稍低的阿史那·忠（从一品)墓同一位置仅见《牛车图》。同时，唐代将列戟发展成讲究门第的象征，成为一种奢华风气。唐墓壁画中一般所绘戟的数量分别有24、18、16、14、 12、10六个等级，代表了从天子、嗣王、公主到朝臣的不同地位，而昭陵墓室壁画中的列戟图多以12杆出现，如段藺壁、新城公主、韦珪等。
宫廷家居生活类的壁画作品主要描绘的都是男女侍从，其中有卫弁、门吏、给使（宦官形象）和女侍。卫弁是墓室中的仪卫随从，形象大多威严有力，具有军人特质。门吏形象普遍被绘制在第一过洞外的墓道两壁上，象征着守护府邸大门的意义。给使是供人驱使的阉人杂役，在已发掘的昭陵陪葬壁画墓中，不分墓主人品阶一般均绘有给使形象，少则四人，多则十余人，给使形象大多乖张丑陋，躬身屈膝，只在石门以外的过洞、天井出现。女侍在昭陵墓室壁画也占有很大篇幅，既有身份等级较高的仕女或女官，也有普通女性侍者，强化了墓室艺术的生活化气息，具有十分浓郁的现实主义气息。
建筑题材的壁画主要内容是府邸宅院的建造。唐墓壁画中的建筑图式不仅具有显示提升墓主人身份的作用，而且成为唐朝墓葬营造“真宅” 格局的关键之一，是唐人将墓室视为“真宅”的直接例证。昭陵陪葬墓室中的建筑图式包括有楼阁图、影作木构图及平藻井图案。在已发掘的19 座墓室壁画中，影作木构图式保存相对完整的是新城公主墓。而建筑楼阁图保留比较完整的有韦贵妃墓的双层《楼阁图》。此图高115厘米，宽231厘米，图上绘有双层庑殿顶全木结构的门阙，一层五间，正面两窗一门，两侧有廊坊。昭陵墓室壁画中的平綦藻井图案初期以柿蒂、宝相花纹样为主，刻画细腻、严谨、 繁，后期则发展为流动疏散的卷草祥云类纹样，也反映了佛教文化对图案艺术的深刻影响。
昭陵陶俑
从昭陵数十座陪葬墓出土的数千件陶俑，其质地多元，造型准确，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外交、文化诸方面广泛的情况，在关中唐十八陵中罕有匹敌。
天王俑
昭陵博物馆所藏的3对天王俑造型精美、形制高大、制作工艺独特，属天王俑中的佼佼者， 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中，韦贵妃墓天王俑人物比例协调，造型与武士俑比较接近。面部细节比武士俑更加彪悍粗犷、沉着威严，显示出这一时期“ 威而不猛、泰而不骄”的唐朝精神以及初唐君臣特有的“忧患意识”。艺术家们对彩绘色调的搭配高雅沉稳，贴金、描金大胆奔放，甲纹饰描绘细腻，体现初唐艺术家们在艺术创作上的匠人精神。
蓝彩女站俑
李福、李贞、李震、安元寿等墓出土的大批三彩俑和韶物，这些工艺品造形精美、色彩绚丽、做工精湛。其中，安元寿墓出土的蓝彩女站俑是唐三彩的精品。女俑通高22.5厘米，头梳高髻，身穿小领窄袖长袍，袍施蓝色底釉，上面洒满黄蕊白花。人物神情真实自然，衣纹线条流畅，釉色清新素雅。蓝彩女站俑以秀气丰腴、亭亭玉立的特点和稀有的蓝彩成为唐朝三彩中的佼佼者，是一件具有时代生活气息的代表作。
三彩骑马胡服女俑
李贞墓出土的三彩骑马胡服女俑，通高35厘米，女俑头戴折沿高帽，身着窄袖紧身圆领右襟长袍，脚蹬小蛮靴，双手握拳执缰作勒马状，端坐平视。马备鞍、剪鬃、缚尾、头左后倾，张口微俯，肌腱清晰，形体肥硕浑圆，有一种静中寓动的力度美。这件三彩俑形似神似兼备，从而刻画出了人物内在的精神内涵。女俑眉清目秀，身姿窈窕，着胡装，秀美中兼具潇洒英俊，体现了强烈的艺术感和时代感。
乐舞俑
昭陵众多陪葬墓中，出土了大量反映音乐、舞蹈方面的俑。这些乐舞俑神态各异，是唐朝乐舞的真实写照。牛进达墓出土一击细腰鼓的女坐俑。女俑头梳双螺髻，面容丰俊，系长裙，跪坐，击细腰鼓。郑仁泰墓出土一组乐舞俑，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奏吹、舞蹈场面。这一组乐舞俑均为女性，或吹或舞，其中吹奏者着衫系长裙，均跪坐，发式有双环髻、锥髻、双螺髻，所奏乐器有笛、箫等，二舞者头梳双环望仙髻，服饰相同，着衫系长裙。另外，张士贵、安元寿等墓还出土了大量骑马乐俑，神态各异，形象逼真。
侏儒俑
陪葬陵中郑仁泰墓、杨恭仁墓及13号墓出土多件侏儒俑，侏儒形象在出土文物中比较少见，因此这些文物成为唐朝人物俑中的佼佼者，均被评为国家珍贵文物。其中，郑仁泰墓的彩绘釉陶侏儒俑于1971年出土，俑高12.5厘米，头戴黑色长脚头帽，上身穿朱红色三角形单翻领窄袖衣，袒胸露乳，腰间系黑色腰带，下穿窄腿裳，足蹬黑色尖头靴；阔眉，墨描眉目，八字须，下有小，体态憨厚、四肢短小，上臂自然摆动呈行走状。这件俑质地为釉陶，保存完整、釉色明艳，整体人物造型逼真、形象生动，头大身短，双腿奇短，腿与脚的长度约为身长的五分之一，头部占整个身长的三分之一。这是封建社会达官贵族收养侏儒供他们取乐，为他们服务的实物见证。
驼俑
昭陵诸多陪葬墓中驼俑的大量出土，是唐朝前期丝绸之路畅通的实物见证。郑仁泰墓、长乐公主、临川公主墓中均出土驼俑，唐朝的驼俑随葬与丝绸之路畅通后的社会上流行风尚有着重要的关联。这些驼俑大小不同，神态各异，色彩绚丽，深得中外游人的喜爱。
其他文物
三梁进德冠
1971年，李勣(徐功)墓出土一顶三梁进德冠，冠径19．5厘米，高23厘米，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古的一顶帽子实物。该冠以鎏金铜叶为骨架，以皮革张形，皮革外贴以极薄的皮革镂空的蔓草花饰。顶部有三道鎏金铜梁，两边有对称的三对中空的花。上面一对中空花跌是留作贯簪导的，簪导贯发髻，遂将帽子固定在头上。下面两对中空的花趺，前边一对穿上带子，系在腭下，后边一对系上丝绶，在脑后打结，垂于背后，这样帽子便很牢固地戴在头上，帽子的后边下沿有一方孔将帽沿破开，孔又盖活页，这是用来适量地调节帽径大小的。三梁进德冠实际只有八两重。
根据《旧唐书》关于进德冠的记载，进德冠有三梁、两梁、一梁之分。三品以上的官员用三梁。李勣官至三品以上，冠制三梁。
辟雍砚
该辟雍砚出于唐长乐公主墓，是公主长乐公主生前的实用之物。辟雍砚直径31.5厘米，通高18.4厘米，由砚台和砚盖组成。砚面隆起，未施釉，便于研磨。周边有棱，围出圆形槽，可容水。砚座由25个蹄形足组成。此砚光鉴晶莹，制作精美，规格之大，在文物之中罕见。
彩绘釉陶新工艺
在昭陵陪葬的张士贵、杨温、长乐公主等墓葬里，出土了一种鲜为人知的艺术珍品——彩绘釉陶俑。这些彩绘釉陶俑无论质地、造型、色彩，还是制作工艺，都是比较特殊的，迄今为止，除昭陵陪葬墓外，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新式工艺不单是对古代釉陶工艺的继承和延续，同时也是唐朝政治稳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有力佐证。
后世影响
昭陵依山凿石，开创了唐代帝王陵墓“因山为陵”的先例。东汉之前，帝王的陵墓都在平地建造，向下深挖，再堆上高高的封土形成坟丘。这种建陵的方法，一方面形制较矮，显示不出帝王的威严，另一方面极易被盗掘。魏晋时期改变葬制，开创了依山建陵的陵制，如魏武帝曹操的高陵、曹丕曹的首阳陵等，都是如此。但这些陵规模都较小，且不封不树，地表不留任何痕迹。昭陵是第一座依山建造的大型陵墓，被誉为“天下名陵”和世界最大的皇家陵园。自此，依山建陵成为我国古代普遍的建陵方式。自李世民开始，唐朝改变了汉代帝王平地堆土为陵的传统，而在山上建陵墓，唐王朝后来的17座皇陵，分布在陕西渭北一线的群山中，各占一个山头，连绵二百里，气势壮观。
昭陵还奠定了唐墓制度的基础，如陪葬的条件必须是“功臣密戚”，陪葬墓的排列均登记进行划分等。贞观十一年，太宗下诏，确立功臣陪葬制度，于是众多的功臣之墓围绕昭陵，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陪葬陵园。其中有名可考的既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微、房玄龄、尉迟敬德等一大批开国功臣之墓，也有韦贵妃、长乐公主等宗师家眷之墓，甚至还有少数民族将领等15人之墓。
地位与价值
关中十八唐帝陵中，昭陵规模最大，陪葬墓最多，遗存最为丰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面积最大的皇帝陵园。昭陵以九宗山为中心构成了庞大的扇形陪葬墓群，唐知名人物多陪葬在此。陪葬墓形制涵盖了历代陪葬墓的五种形制总和，陵山之大，陪葬墓之多，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昭陵出土的大量纪实和写实性石雕、墓志、壁画、陶俑等文物，许多内容表现、反映的是丝绸之路沿线的少数民族。它对于研究唐朝西域各民族的历史、中外关系、民族融合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等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昭陵艺术价值较高，著名的唐昭陵六骏石刻及有传奇色彩的《兰亭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均收藏于昭陵。其艺术价值首先体现在石刻艺术上。昭陵石刻构成了两周王陵雄伟的气势，为后世提供了许多石刻艺术的第一手资料，在中国雕刻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其次，大量的唐墓志书法、雕刻、彩绘釉陶俑、陪葬墓壁画等，堪称初唐艺术的典范，其独特性和珍贵性为研究中国传统的书法、雕刻和绘画艺术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昭陵出土的大量陶俑，工艺精良、造型生动、上彩绚丽、 品类众多，于全国皆属罕见。各品秩之文士、武将，以及骏马、骆驼，为我国雕塑艺术史、文官品秩、武将官阶、服饰、马政、马种、宫廷娱乐、外来民族等，于史册文献记录之外，提供了最具体的实物，可供对比研究与艺术欣赏。最后，墓葬中出土之壁画，为唐朝现实生活的具体写照。其线条用笔精准传神、强劲流畅、形神兼备、敷彩简明、高贵大方、活泼生动。在中国绘画史上，它们补足了此一时代的缺失，更达到了盛唐、中晚唐以至五代十国人物画的最高成就。
唐昭陵遗址及有关环境遗产是历史发展、环境演及其人与自然关系的忠实记录，是初唐走向盛唐的实物见证，也是研究唐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不可多得的文物宝库。不仅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更是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领域间接和直接的研究对象。
开发和保护
开发
40年代，王子云曾率西北艺术考察团对昭陵进行勘察，并对唐昭陵六骏石刻做了有益的探索。
20世纪70年代后，有众多专家学者对昭陵进行考察。
1978年后，对昭陵的尉迟恭墓、张士贵墓、郑仁泰墓、李福摹、李颜慕、李震慕、阿史那忠墓、临川公主墓、安元寿墓、李贞墓、李冲墓进行了发掘。
2002年2月，昭陵博物馆被国家旅游局评为AAA级旅游景区。
2002年至2003年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昭陵祭坛（即北司马遗址）遗址进行了清理和发掘，发掘总面积5100多平方米。
2009年5月，昭陵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国家二级博物馆”。
保护
1950年，昭陵未被盗走的四骏从陕西省图书馆转移到西北历史文物馆(即今西安碑林博物馆)妥善保管。
1956年8月6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昭陵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9年，将礼泉县烟霞洞小学和卫生院存放的唐代石狮2尊(有可能是昭陵石狮)移交到西北文物陈列馆收藏。
1961年，国务院公布昭陵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2年，依昭陵陵园的中心李勣（徐懋功）墓始建昭陵文物管理所。
1978年，“昭陵文物管理所”升为“昭陵博物馆”，并对外开放。同年，昭陵博物馆设立保卫科，对馆藏文物及田野文物进行保护。
1991年，建成长乐公主墓文管所，韦贵妃墓文管所，隶属昭陵博物馆。对两墓进行管理保护。
1996年，昭陵博物馆依据陵区陪葬墓分布的特点，把陵区划分成5个保护区域，选定130名业余文保员。
1999年，昭陵博物馆成立田野文物保护大队，负责陵山及田野文物保护。
1999年，建成石鼓文管所，对昭陵部分陪葬墓进行管理保护。
2001年，关中十八唐帝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就包括昭陵。
2002年，建成昭陵陵山文管所，对昭陵陵山进行管理保护。
相关人物
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继李渊为唐朝第二任皇帝。隋开皇十八年（599年），其母太穆皇后窦氏生于武功之别馆。在对隋战争中屡败隋军，遂拜右领军大都督，封敦煌郡公。617年12月，李渊攻拔京城(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帝，李渊总揽朝政，以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国公。李唐王朝建立后，李渊任李世民为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武威郡牧。李世民继位后，以“亡隋为戒”，居安思危，在其任上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为盛唐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及至晚年，李世民居功自傲，奢侈放纵，营建大明宫、洛阳宫、玉华宫遗址、翠微寺等宫室，巡幸四方，加之连年出兵远征，人民赋役日渐繁重，社会矛盾日益加深。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终南山）含风殿，终年52岁，后葬于昭陵。李治上元元年（674年）八月，改上谥号为“文武圣皇帝”。李隆基天宝十三载（754年）二月，又改上谥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长孙皇后
长孙氏(601—636 年) ，初唐洛阳市人，小字观音婢，谥号文德皇后。长孙皇后出身于贵族世家,父亲是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母亲高氏也是名宦之女。长孙皇后8岁时丧父，由舅父高士廉抚养。大业九年(613年)，13岁的长孙氏与16岁的李世民完婚。长孙皇后在世期间，护卫朝廷贤良、匡正太宗过失，她生性节俭，遗言要求薄葬，不起坟茔，以山为陵，太宗下诏将其作为祖制，以传后世，从此开创了唐朝以山为陵的先河。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病逝，太宗命阎立德营建昭陵。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也入葬昭陵。长孙皇后辅佐唐太宗开窗“贞观之治”，被称为“千古贤后”。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594年—659年），字辅机，河南洛阳人，鲜卑族。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子，文德皇后同母兄。长孙无忌与李世民最初为布衣之交，进而结为姻亲。晋阳起兵后，前往见投效，此后跟随李世民征战四方，成为心腹谋臣，封上党县公，参与策划“玄武门之变”。贞观年间，历任左武侯大将军，领吏部尚书，拜尚书右仆射，迁司空、司徒兼侍中、检校中书令，封赵国公，图形凌烟阁，位列第一。立储之争时，支持外甥李治，为顾命大臣。永徽年间，拜太尉、平章事，主持修订《唐律疏议》，冤杀李恪，反对“废王立武”。显庆四年（659年），为许敬宗所诬，削爵流放黔州(今重庆市)，自缢而死。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追复官爵，得以陪葬昭陵。
韦贵妃
韦贵妃，名，京兆杜陵人，隋朝开皇十七年（597年)生于军事贵族家庭。韦氏生性聪慧，姿容倾国，早年嫁于隋朝民部尚书李子雄之子李珉，后因李子雄举兵反隋兵败遭诛，韦氏亦遭牵连而获罪，被罚入宫为奴。隋室被灭后，被李世民纳为王妃。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封其为贵妃，位居皇后长孙氏之下，后宫诸嫔妃之首。韦贵妃生有临川公主李孟姜和纪王李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九月二十八日病亡于洛阳市，第二年年底葬于昭陵。
长乐公主
长乐公主，名丽质，是唐太宗李世民第五女，为长孙皇后所生，于贞观十七年诏陪昭陵，其墓在礼泉县烟霞乡陵光村,西北距昭陵陵山仅约一千米。长乐公主自幼聪慧，于632年（贞观六年）下嫁宗正少卿长孙仲，时年13岁，643年（贞观十七年），因病不治而亡，“奄然谢”，与世长辞。
牛进达
牛进达名秀，字进达，出身封建贵族家庭，睿智机敏，胆识过人，一生追随李世民父子南征北战，浴血疆场，立下了卓著的战功，永徽二年正月病亡，享年57岁，高宗李治为褒其功，追赠左骁卫大将军，谥号壮公，诏陪昭陵。史书对于牛进达的记载甚少，其生平在《旧唐书》之《秦叔宝传》《吐蕃传》《东夷传》及《新唐书》中的《太宗本纪》《忠义传》等章节略有记录，但基本不为世人所知，其墓志铭的出土弥补了史书的这一不足。
程知节
程咬金，民间俗称程咬金，字义贞，隋东平郡人，曾因追随李世民浴血破敌，屡立战功，且在“玄武门事变”中表现突出而颇受李世民赏识，官封上柱国，东宫左卫率。显庆二年（657年），程知节带兵破击突厥时因大量屠杀降兵而被李治免去官职。麟德二年（665年）病亡于家中，年77岁，后葬于昭陵。
相关研究
考古成果
通过考古发掘，已经可以把握唐朝昭陵北司马门建筑的总体布局。北司马门是一组完整的南北向轴对称建筑群，南北纵长86米、东西最宽处61米，分布于九峻山北侧山梁的三个小台地上，整个遗址所处的地势呈南高北低的状态，东西两侧是沟壑。建筑遗迹由南向北逐渐升高，依次为第一台地上的三出阙的台基一对、推测为列戟廊的廊址一对、北围墙外的小型建筑4座；第二台地的北边缘是庑殿式门址和北围墙、砖砌排水沟等；第二台地以上，仅残存西侧建筑遗迹，从南向北依次为偏殿、方形小建筑、阶梯状长廊等。建筑群外环绕带砖铺散水的夯土墙，也只有西侧保留有部分墙基。
考古挖掘还出土了一批出土唐朝遗物，这批遗物以各类建筑材料为主，包括大量的筒瓦、板瓦、瓦当、鸱尾残片和条砖、方砖。其中莲花纹瓦当就有4类50余种，兽面纹瓦当有2类10余种，兽面纹脊头砖3种。筒板瓦的规格有多种，大小悬殊，原分别用于建筑的不同部位，如小型的筒瓦多出于夯土墙两侧，系夯土围墙上覆顶所用。兽面脊头砖也有大小不同规格，应是分别安置在正脊、垂脊和戗脊端头的。考古发掘中，“唐昭陵六骏石刻”石雕残块发现4 件，其中有2件马腿部残块可以与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青骓”“什伐赤”两匹浮雕马的残损部位相拼接。“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先后发现有分属10个个体的残躯，服装、佩饰、发型各不相同，有的在背后拖有5根或7根发辫。石雕像残头和带刻铭的像座残块出土20余件，其中新发现有“突厥突利可汗”、“突厥乙弥泥孰俟利斤可汗”、“新罗乐浪郡王”、“吐谷浑河源郡王”、“林邑王” 等像座的刻铭残块，连同以前发现的刻铭石座已达13件，证实并纠正了文献记载。
研究成果
对昭陵碑刻的研究主要有宋赵明诚《金石录》、陈思《宝刻丛编》、清王昶《金石萃编》、孙星衍《寰宇房碑录》、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武树善《陕西金石志》及罗振玉的《昭陵碑录》等著作。
基于考古发现的学术著作主要有：张沛编《昭陵碑石》，牛致功《张士贵墓志所反映的问题》（《人文杂志》1988年第4期）、《李戴墓志铭的有关问题》( 《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安元寿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 《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胡元超《唐太宗与昭陵》《昭陵文史宝典》《昭陵墓志通释》以及《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和《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
相关争议
针对唐昭陵是否被盗、被盗程度的问题目前还是存在争论的。关于是否被盗的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基本人为李世民的昭陵虽然是依山而建，但是确实被人挖掘了，《兰亭》真迹同其他的宝物一起被盗，流外失散。但是也存在一种说法，虽然温韬带领贼众盗昭陵已进入了地宫，当时的太子李治在埋葬父亲李世民时，将其最为钟爱的宝物《兰亭》真迹另藏于一个隐秘去处， 并未为盗墓者所发现。按照常理推测，这种可能性也许是存在的，但是机会很小。
相关作品
古诗词
历代昭陵诗以依照其内容不同，主要可以分为议论陵主生前作为的诗词、描述陵寝地理空间景观的诗词、 追述陵寝传说的诗词和感叹历史兴废等方面的诗词。评价陵主生前作为的诗词大多是赞美李世民生前的文治武功，并不具体展开其军政活动细节，其中代表作品有权德舆《仲秋朝拜昭陵》、洪翼圣《望昭陵》、杜甫《行次昭陵》和《重经昭陵》等。以描写昭陵地理景观为主要内容的诗歌代表作有刘沧《秋日过昭陵》、范文光《上昭陵绝处》、陈于庭《登唐陵》、梁《同人谒昭陵》、王佩兰《谒昭陵》等。以追述昭陵传说为题材的诗词代表作有李商隐《复京》、韦庄《闻再幸梁洋》、傅振商《重过昭陵》等。以吟咏昭陵来表达历史兴废感的古诗词代表作品有刘永《谒昭陵》、洪翼圣《望昭陵》、傅振商《重过昭陵》、赵崡《谒昭陵》等。
影视
大唐帝陵
关中十八唐帝陵依山为陵，气势雄伟，呈扇形环绕在长安周围，和长安以及宫殿群一起构成全国等级最高、密度最大的唐代文物、文化遗址景区。然而时过境迁，唐陵和长安城的地表建筑已经所剩无几，仅留夯土遗址和部分残存石刻供后人遐想哀叹。动画纪录片《大唐帝陵》通过考古材料和历史线索，在学术界专家的指导下复原并呈现唐代皇陵及大唐王朝的昔日盛景。
六骏传奇
纪录片《六骏传奇》讲述了昭陵六骏背后的故事。公元636年，长孙皇后病逝后，李世民随即下诏将这里作为皇家陵寝，并打算自己百年之后也葬在这里，这就是如今的昭陵。唐太宗戎马一生，陪伴太宗征战沙场的有六匹骏马，唐太宗心念这六匹马陪自己走过的岁月，于是在昭陵的石壁上刻了六骏冲锋陷阵的浮雕。但是1913年六骏遭盗，从此流落他乡。
传说
传说一：陵灯
很久以前，在九峻山主峰半山腰绝壁的石洞里，栖息着一对苍鹰，双翅张开，有两米多长，经常在陵山上空盘旋翱翔。当地群众称它们为守护昭陵的“神鹰”。每到夜间，陵山上常常出现两盏游曳的灯，时隐时现，忽明忽暗，当地群众称作“陵灯”。后来经过侦查，发现原来是双鹰夜飞，据分析是因为鹰在岩洞里染上了含磷的物质。
传说二：石人石马复活
相传安史之乱中，在叛军进攻潼关的战争中。眼看唐军要战败，忽然出现一队人马，在潼关南原与叛军激战，使唐军转败为胜。后传说这是昭陵的石人石马显灵助战。据陵令报告，那天昭陵的石人石马莫名其妙地大汗淋漓，人们便更加相信这一传说的真实性。不久，杜甫在《次行昭陵》诗中也提到这件事，说“玉衣晨自举，石马汗常趋”。
重要事件
主要荣誉
1961年，昭陵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昭陵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2009年，昭陵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国家二级博物馆。
2017年， 昭陵入选第一批“陕西省文化遗址公园”名单。
2022年2月，经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评定，确定昭陵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偷盗事件
1913年，巴黎古董商保罗·马龙（Paul Mallon）试图运走六骏浮雕但是失败。这之后，唐昭陵六骏石刻均被政府没收于西安市，经陆建章、袁克文之手，六骏中的四骏均运送到北京，成为袁世凯登基的礼物，但是，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却被卢芹斋通过各种手段盗运至美国，直到1918年，二骏出现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目前两石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其余四石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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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公主墓志铭.陕西省图书馆.2023-08-30
牛进达墓志铭.陕西省图书馆.2023-08-30
程知杰墓志铭.陕西省图书馆.2023-08-30
大唐帝陵.哔哩哔哩弹幕网.2023-08-25
六骏传奇.央视网.2023-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