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列维王朝

巴列维王朝（波斯文：دودمان پهلوی，英文名：Phlavi dynasty）是伊朗最后一个王朝，统治伊朗五十余年（1925年-1979年），王朝历经两位统治者，分别是礼萨·汗 ( Reza Khan，1925年-1941年在位）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1941年-1979年在位）。

卡扎尔王朝因英、苏等势力入侵而逐渐衰落。1921年1月 ，礼萨·汗 ( Reza Khan)被英国将军埃德蒙·艾恩赛德 (Edmund Ironside)提拔领导英国控制的波斯哥萨克旅。 2月，礼萨·汗率哥萨克旅3000人在德黑兰发动“波斯政变”。政变后，卡扎尔王朝末代君主艾哈迈德沙·卡扎尔退位，并移居法国。1925年12月12日，艾哈迈德沙·卡扎尔被正式废除，礼萨·汗在制宪议会上被选举为波斯王国新的统治者。1926年4月25日，礼萨·汗加冕登极，称礼萨·汗·巴列维，成为巴列维王朝的第一代国王。1935年，礼萨·汗将波斯王国正式更名为波斯古地名伊朗。礼萨·汗在位期间采取大量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加快了伊朗的现代化步伐。 1941年礼萨·汗被迫退位，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面对伊朗落后的农业生产，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开始进行“白色革命”，遭到一部分人特别是宗教界人士的反对。1979年，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1979年1月6日，巴列维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被迫流亡，巴列维王朝覆亡。伊朗通过全民公投建立了伊朗。

巴列维王朝是伊朗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王朝通过一系列改革，使得伊朗成为中东地区的军事经济强国，确立了伊朗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持续发展，使伊朗向现代化国家不断迈进。巴列维王朝启动了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伊朗现代工业的基础。

历史沿革

礼萨·汗执政

19世纪晚期，西方势力对伊朗步步蚕食，卡扎尔王朝也因此日渐衰微。1905—1906年前后，伊朗发生立宪革命。俄罗斯人成功镇压了立宪派，在1911年12月以艾哈迈迪沙的名义在德黑兰重建了一个君主制立宪政府1905—1911年宪政运动结束以后，伊朗出现政局动荡的严重局面，立宪政府处于英国和俄国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英国军队和俄国军队分别进入伊朗南部和北部诸多地区，俄国军队甚至威胁占领德黑兰。内忧外患让伊朗陷入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

1917年俄罗斯帝国的灭亡，苏俄政府退出该地区，英国随之成为操纵伊朗政局的主要外部势力。1919年，在德黑兰立宪政府与英国签订条约。1920年，美国民主党在阿塞拜疆和吉兰组建自治政府，成为伊朗西北部地区重要的政治势力。这时，英国决定选择“军事政变”手段，扶植由军官推选担任“哥萨克旅”统帅的礼萨·汗将军参与发动军事政变。

1921年1月14日，当时 42 岁的士兵礼萨·汗 ( Reza Khan)被英国将军埃德蒙·艾恩赛德 (Edmund Ironside)提拔领导英国控制的波斯哥萨克旅。[2月，礼萨·汗率哥萨克旅3000人发动政变，自加兹温入主德黑兰，推举赛义德·齐亚丁出任首相，自任国防大臣，控制内阁，宣布将致力于消除内战，改造社会，结束外族占领，实现伊朗民族的复兴。1921年是伊朗现代史的转折点，标志着伊朗开始步入主权国家的行列。此后4年间，礼萨·汗致力于强化德黑兰的中央政权。

1921年，包括哥萨克旅、宪兵和南部来复枪队在内的伊朗武装力量仅有2.2万人。1922年，礼萨·汗将哥萨克旅、宪兵和南部来复枪队合并，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辖5个师，兵员约4万人。礼萨·汗依靠新军的支持，于1922年平息阿塞拜疆西部的库尔德自治区人反叛、阿塞拜疆北部的沙赫萨文部落反叛和法尔斯的库西吉鲁耶部落反叛，1923年平息克尔曼的桑加比部落反叛，1924年平息东南边陲的俾路支人反叛和西南边陲的卢里人反叛，1925年平息马赞德兰的土库曼斯坦人反叛和霍拉桑省北部的库尔德人反叛。与此同时，礼萨·汗逐渐巩固其在德黑兰的地位。1923年10月20日，早已成为权力核心的礼萨·汗被议会指定为首相，由此巴列维掌握了新政府的实权。

巴列维王朝建立

1925年初他从议会获得大元帅的头衔，10月，伊朗第五届议会投票表决，废黜卡扎尔王朝的末代君主艾哈麦德。同年12月12日，伊朗国民议会将《基本法修正案》第36条的“波斯之立宪君主政体，由国王卡扎尔及其后裔，世袭统领之”改为“波斯之立宪君主政体，由人民经国民会议授予国王巴列维及其男性后裔，世袭统领之”，从而使巴列维王朝一诞生就有了宪法的“合法性”。与此同时，与王位继承有关的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都相应做了修改，这次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的重大修改，标志着卡扎尔王朝的结束和巴列维王朝的诞生。1926年4月25日，礼萨·汗加冕登极，称礼萨·汗·巴列维，成为巴列维王朝的第一代国王。巴列维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形式与伊朗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两者的结合。

礼萨·汗执政后，施行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如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制度，制定一系列现代法律以取代伊斯兰教法，政教分离，加强军队建设，发展文化教育，改革风俗习惯，实现土地私有，宣布废除治外法权，收回关税自主权等。这些改革措施加快了伊朗的现代化步伐。

他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制。一方面扩大王权，一方面积极推进政教分离。在平定伊朗各地的割据势力后，他将全国划分为49个州，由他自己委派官员进行管理，加强了中央集权。他推行世俗化改革，宣布废除宗教司法特权，禁止妇女戴头巾，以公历代替伊斯兰教历。礼萨·汗严格控制伊斯兰宗教势力对政治的影响，削减宗教界人士在议会中的代表比例，限制宗教法院的权力并禁止宗教学者在国民法院中任职，关闭大批宗教学校，用新式学校来代替传统的宗教教育，将清真寺、宗教学校的宗教财产大部收归国有。在国际交往中，礼萨·汗尽可能地维护伊朗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宣布废除列强在伊朗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收回外国经营的交通运输权和关税自主权，提前取消英国石油公司的石油租借权。为摆脱英国的控制，礼萨·汗积极向德国靠拢，德国势力逐渐深入伊朗。

礼萨·汗推行的现代化举措，包含西化和民族化的双重内容。礼萨·汗当政期间，伊朗社会的诸多方面，从民众服饰到建筑风格，从司法机构到教育体系，从民族国家的世俗意识形态到现代的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皆表现出明显的西化倾向。民族独立和威权政治是礼萨·汗致力于追求的首要目标，所谓的西化抑或学习西方的诸多举措，都旨在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进而服务于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政治目的。礼萨·汗极力宣扬，所谓“王中之王”的统治曾经创造了伊朗辉煌的古代文明，伊斯兰教则是舶来的信仰。与卡扎尔时代相比，礼萨·汗当政期间的民族主义，以强调伊朗的历史传统取代强调伊斯兰的历史传统，进而以强调国王的权力和尊严取代强调安拉的权力和尊严，因此更具世俗的色彩。

王位更替

1939年9月1日，随着波兰战役和英法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此局势下，伊朗立即宣布中立。因为伊朗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1941年8月，英国和苏联以保障经由伊朗向苏联输送战争物资的通道为由，分别从南北两面进入伊朗。

1941年8月27日，阿里·曼苏尔（AliMansur,1895～1964）内阁倒台。几天之后，按照苏联和英国的提议，阿里·福鲁吉（AliForoji）领导的新政府通过决议，从伊朗驱逐德国及其盟国的使节和特务。礼萨·汗抵制该决议，拒绝同法西斯主义各国断交，遂于9月16日在苏联和英国的压力下被迫逊位，把王位交给了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1919～1980,1941～1979年在位），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巴列维国王。礼萨·汗原本打算前往加拿大，但英国要他避居非洲的毛里求斯，后来他又前往南非的约翰内斯堡。1944年7月26日，因心脏病发作，礼萨·汗在南非去世。后来，他的遗体被运送到开罗，葬于拉法清真寺。

1941—1946年盟军占领期间，伊朗经济萧条，包括谷物、水稻、棉花和烟草在内的主要农作物产量急剧下降，工业生产亦呈负增长状态，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严重，生活物资短缺。另一方面，盟军的占领促使礼萨·汗当政期间备受压抑的政治能量得到释放，多元政治凸显，新旧社会势力激烈角逐。部落酋长、在外地主、教界上层人士和世俗知识分子纷纷登上政治舞台，角逐国家权力，进而形成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和君主政治多元并存的复杂局面。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裂变和新旧势力的消长，构成礼萨·汗退位后政治动荡的历史根源。剧烈的贫富分化和尖锐的阶级对抗。

1949年，穆罕默德·摩萨台创建民族阵线，基本宗旨是争取国家资源的民族化、实现议会政治的民主化和推动伊朗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阵线首先致力于争取石油资源的国有化，进而掀起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尽管加入民族阵线的政治组织具有不同的阶级属性，穆罕默德·摩萨台的民族主义倾向超越了阶级的界限，得到了包括保守派地主和欧莱玛在内的伊朗社会诸多阶层的广泛支持。

1951年1月，穆罕默德·摩萨台领导的民族阵线和阿亚图拉阿卜杜勒·嘎绥姆·卡萨尼为首的教界人士聚集民众，要求将伊朗的石油资源收归国有，首开中东诸国石油国有化运动的先河。随后，阿巴丹的石油工人举行罢工，支持石油国有化。同年4月，穆罕默德·摩萨台出任首相，继而在议会通过石油国有化法案。5月1日，石油国有化法案由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签署，正式生效，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宣告成立。由于英国的抵制和封锁，穆罕默德·摩萨台政府致力于发展非石油经济，调整外贸结构，扩大国内生产，强调进口替代型的经济模式。另一方面，穆罕默德·摩萨台政府采取多项自由化的举措，呼吁改革选举制度和恢复宪政，试图扩大议会和内阁权力，削弱在外地主和传统贵族的政治影响，限制君主权力，旨在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进入1952年，巴列维国王与穆罕默德·摩萨台政府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1953年8月，在伊朗军队将领、什叶派保守势力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发动政变，穆罕默德·摩萨台遭到逮捕，石油国有化运动随之流产。

1954年，巴列维国王以赔偿2500万英镑作为条件，中止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享有的石油垄断权。此后，伊朗政府开始与西方数家石油公司联合开发伊朗石油，利润由伊朗政府与西方数家石油公司对半分成。1962年，伊朗政府的石油利润分成增至56%。自60年代起，美国资本大量投向伊朗油田，进而操纵伊朗的经济命脉，伊朗与美国的关系随之进入新的阶段，美国成为巴列维王朝的主要支持者，伊朗的政策与美国的利益趋于一致。

白色革命

20世纪60年代之前，伊朗农业依然沿用古老的方式进行生产，农业依然被一小部分地主把控着。农民在土地上进行耕作，与地主按比例分享成果，地主以地租的形式拿走绝大部分产出。不参与劳作的地主不仅在经济上富足，还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时，这种形式也导致农业产量长期低下。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伊朗人发出了变革的呼声。20世纪60年代伊始，新上台的美国肯尼迪政府更是向伊朗施压，促使国王开始认真考虑施行土地改革。

1963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开始进行“白色革命”，意即通过改革以非流血的暴力改变伊朗的社会面貌。“白色革命”开始时提出六大原则，以后增至十二项，即废除佃农制，凡是大地主占有的土地，均应重新分配而归农民所有；全部森林属于国家所有；将所有政府经营的工业企业出售给合作社和个人；出售企业所获利润由劳资双方分享；修改选举法，准备实行普选，特别是妇女都要参加选举；建立知识分子大军，凡是应服兵役的高中毕业生，均可担任教师，全面改进国民教育；建立由各科医生所组成的卫生工作者大军，到农村去进行免费医疗工作；建立促进农业发展的大军；所有农村都要建立公正的法庭；全部水利资源属国家所有；制定全国性城乡建设的规划；改组所有政府机关，行政权力下放。

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是以土地改革和农业现代化为起点，涉及企业改革、妇女平权等诸多方面，在经济上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战略，一般消费品生产激增，对进口依赖下降，城乡结构和人口比例也发生重大转变，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伊朗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也大幅提高；同时伊朗议会还在1973年批准第五个五年发展计划，要在这五年内加大投资，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石油天然气的增长。

经过“白色革命”这种高速现代化的冲击和洗礼，伊朗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例如，1941年国民经济中农业占主要份额，到1977年资本主义生产占主要份额。白色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推动了伊朗社会的发展，到70年代，伊朗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从“白色革命”的十二条原则来看，伊朗要从事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越来越追求经济指标，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发展，尤其是政治现代化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出现严重腐败问题。

伊斯兰革命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伊朗的民族民主革命力量形成反国王的广泛群众运动。巴列维为缓和人民对现状的不满，于1977年8月又将他的社会改革增添新的内容，从原来的6项增加到19项，如建立卫生队、实施免费教育、反对贵卖、限制房租。巴列维还在同年8月6日，将已任首相13年的心腹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免职拘押。任命执政的伊朗复兴党总书记、前财政大臣贾姆希德·阿穆泽加尔为首相。但这些措施并不能阻止反对力量。从左派集团、民主派、少数民族到宗教人士，汇集成一股反国王运动的大军，全国几十个城市均爆发了反政府的骚乱，不断出现流血冲突。

巴列维“白色革命”的改革计划也遭到一部分人特别是宗教界人士的反对，这是因为土改范围的扩大涉及清真寺所拥有的大量土地；选举法修改的一项内容是承认妇女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被认为损害了宗教的神圣，违反了伊斯兰教教义。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领袖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猛烈抨击国王提出“白色革命”的目的之一是打击什叶派穆斯林的权威地位，他公开号召穆斯林起来推翻世俗的君主政权。伊朗民族主义力量则指责国王欺世盗名，其目的在于巩固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

1977年，巴列维迫于国内外压力，被迫放松政治控制。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指示他的学生利用这一时机，批评政府的错误。1978年1月，《消息报》发表匿名文章，攻击霍梅尼是外国势力的代言人，文章刊登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库姆神学院约4000名学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表示抗议。警察向示威人群开枪，造成数百人死亡的“库姆惨案”。在霍梅尼的号召下，惨案发生后的第40天，伊朗全国多个城市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对惨案中的死者进行悼念。其中在大不里士，警察又开枪打死了100多人，制造了“大不里士惨案”。随后，每隔40天一次的悼念活动逐渐动员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者的宗教情绪也越发强烈。1978年9月8日，在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的动员下，德黑兰约15000名群众高呼“处死国王”“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等口号上街游行，遭到政府的武力镇压，造成数百人伤亡。

巴列维王朝覆灭

随着国内局势的恶化，巴列维期望得到美国的支持。美国卡特政府最初表示支持国王，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美国担心如果伊朗爆发内战，会导致伊朗落入苏联之手。于是美国放弃支持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并在伊朗军方将领中积极游说，促成其保持中立，以确保伊朗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当巴列维调集军队准备以武力镇压反国王运动时，美国为了保持它在伊朗和中东的长远利益，要求巴列维向反对派做出让步，以平息政治风潮。1978年8月27日，巴列维撤销阿穆泽加的首相职务，任命对美友好的参议院前议长、巴列维基金会会长沙里夫·埃马米为首相。埃马米与宗教界有历史渊源关系，上任后他竭力安抚宗教界和反对派，但未能如愿，伊朗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埃马米转而采取镇压手段，宣布对12个城市实行军事管制。然而，占国民经济总收入80%的石油工业的工人参加了罢工和示威，伊朗局势陷于混乱。这时，美国认为能保证伊朗局势稳定的力量唯有伊朗军队，于是要求国王起用军人。

1978年11月6日，巴列维任命亲美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古拉姆·礼萨·爱资哈里将军为首相，组成军政府。军政府也无法压制如火如荼的反国王运动。同年12月1～3日，德黑兰爆发了军警与示威群众之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1978年12月10日、11日，德黑兰100多万市民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者通过决议，拥护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为国家领袖，推翻君主制，建立伊斯兰政府。12月31日，爱资哈里将军辞去首相职务，军政府垮台。伊朗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混乱局面。1979年1月6日，大势已去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被迫出走。2月1日，流亡法国的霍梅尼返回伊朗。2月4日，霍梅尼委任麦赫迪·巴扎尔甘组建临时政府，并担任临时政府首相。2月11日，革命力量接管了政府机关、电视台、机场，以及巴列维国王的宫殿和官邸，伊斯兰革命宣告胜利。4月1日，伊朗通过全民公决，98%的选民一致同意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同年12月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新宪法确定宗教领袖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全面伊斯兰化。

巴列维王朝是伊朗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从半殖民地走向民族独立、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王朝通过一系列改革，使得伊朗一跃成为中东地区的军事经济强国，确立了伊朗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领域持续发展，使伊朗向现代化国家不断迈进。巴列维王朝启动了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伊朗现代工业的基础。

疆域

礼萨·汗上台后，将全国划分为11个省和49个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重新划分全国政区，省区由10个增至23个。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夕，巴列维王朝有23个省、165个市，以及475个县。

人口

伊朗人口结构由游牧人口、农村人口、城市人口三大部分组成。20世纪初总人口为986万，人口年均增长率0.75%，农村人口532万，占人口比为55%；游牧人口247万，占人口比为24%；城市人口206万，占人口比为21%。由于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社会的人口结构发生剧烈变化。游牧人口由于大量定居而急剧下降，1976年时仅占1%的比例。农村人口由于向城市迁移而大量流失，但自然增长率提高，增长速度缓慢，1970年时有1725万。城市人口迅速增长，1970年时为1310万。

民族

从民族构成而言，伊朗是以波斯人为主体民族的，拥有多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在伊朗的全国人口中，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为主要民族，此外还包括阿拉伯人、土库曼人、犹太人等少数民族。

从民族分布格局而言，波斯人是伊朗的主体民族，主要分布在中部和高原地区，如德黑兰、库姆、哈马丹、伊斯法罕、法尔斯、克尔曼、拉扎维霍拉桑等地。第二大民族阿塞拜疆人则主要居住在西北，如阿尔达比勒、东阿塞拜疆省等地。另一支少数民族库尔德人也主要居住于西北地区，比如库尔德斯坦，但也有少数居住于东北地区。阿拉伯人则聚居于中国西南地区，他们大多居住在波斯湾沿岸的省份，东北的地方也有零星的分布，比如拉扎维霍拉桑地区。土库曼斯坦人分布于伊朗的东北部。俾路支人则聚居于伊朗东南方的锡斯坦—俾路支斯坦地区。整体上而言，作为伊朗主体民族的波斯人居于伊朗的中心地带，而少数民族多居于伊朗国土的边缘地区。

政治

行政体系

礼萨·汗当政期间，不断完善官僚机构，在德黑兰设立内务部、外交部、司法部、财政部、教育部、商务部、邮电部、农业部、交通部和工业部。礼萨·汗即位之初，政府雇员仅数千人；1941年礼萨·汗退位时，政府雇员增至9万人。省县两级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免，德黑兰成为国家真正的权力枢纽。巴列维王朝实行议会君主制，选举产生的议会依旧存在。然而，礼萨·汗当政期间，德黑兰的宫廷重新成为政治生活的核心所在，国王则是至高无上的绝对君主。议员的人选由国王提名后交地方选区表决，议会选举的整个过程处于内务部的监督之下，议会不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而徒具形式。20年代后期，礼萨·汗引进法国的民法和意大利的刑法，颁布新的商业法和婚姻法，修订沙里亚中若干不合时宜的法律条文，缩小宗教法庭的审判权限，进而削弱什叶派欧莱玛在司法领域的传统影响。

君主制度是伊朗传统的政治制度。巴列维王朝建立以后，伊朗的君主政治日趋强化。1941年礼萨·汗被迫退位以后，君主政治一度削弱，诸多社会群体激烈角逐国家权力，进而形成多元的政治局面。自1953年政变开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把持着统治国家的绝对权力，凌驾于宪法和议会之上。宪政制度徒具形式，宪法如一纸空文，议会形同虚设。白色革命的发生，既是君主政治日趋强化的必然结果，亦是君主政治极度膨胀的集中体现。巴列维国王沿袭其父礼萨·汗当政时期的传统，倚重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作为首要的统治工具，极力强化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伊朗官僚机构急剧膨胀，国家权力通过庞大的官僚机构渗透到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传统地方势力作为国家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由于国家权力的广泛扩张而不复存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亲自任免所有高级将领，参与军事演练，并且经常身着军装主持国务活动。始建于1953年的萨瓦克由五千余名秘密警察组成，遍布各地和各个角落。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装备精良的军队以及秘密警察成为巴列维国王独裁专制的三大支柱。

党派

礼萨·汗即位后，首先取缔改革党，解散社会党，以新伊朗党取代复兴党，继而以进步党取代新伊朗党，直至取缔进步党，镇压共产党。

巴列维国王当政期间，政党政治并非民众政治参与的外在形式，却成为君主独裁的御用工具。1958年，巴列维国王宣布实行两党制，授意首相曼努切赫尔·伊格巴尔和内务部长阿萨杜拉·阿拉姆分别创建民族党和国民党，其中民族党系议会多数党和执政党，国民党系议会少数党和反对党；两党作为国王御用的政治工具，其成员均为唯命是从的王室宠臣。1963年，民族党改称新伊朗党。1975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宣布取缔国民党，复兴党取代新伊朗党，成为唯一合法的政党。巴列维国王宣布，复兴党的历史任务是铲除背离官方理论的思想倾向，实现伊朗人民的思想统一，实现国王领导的白色革命，推动国王的伊朗走向新的文明。复兴党的诸多举措导致教界的反抗。

巴列维国王建立复兴党的目的，是扩大政治基础，排斥政治异己，消除潜在的政治威胁。复兴党的建立，标志着君主独裁达到顶峰。巴列维当政期间伊朗的世俗政治，包含排斥教界传统政治影响和强化君主统治地位的双重倾向。君主政治构成世俗政治的外在形式，世俗政治、君主政治和威权政治的三位一体则是巴列维当政期间伊朗政治的基本模式。

政教关系

在整个巴列维王朝时期，王权同宗教势力之间的斗争一直激烈。随着巴列维政权的巩固和进行资本主义现代化改革的需要，打击和削弱宗教势力成为国王改革的重要内容，王权同宗教势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经济改革快速推进的同时，巴列维的专制统治却在不断加强，快速发展的经济同落后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导致腐败横生，贫富差距悬殊。最终，在伊玛目霍梅尼的领导下，伊斯兰革命在1979年取得胜利，在伊朗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政体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独具特色的伊斯兰共和制政权，伊朗从一个亲西方的世俗的君主专政国家，成了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

经济

农业

农业是伊朗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土地构成伊朗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富来源。20世纪20—30年代，政府以实物的形式征纳农业税，而作为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则免征土地税，进口农业机械亦免征关税，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渐扩大，里海沿岸的变化尤为明显。此外，政府聘请外国专家主持改良农作物和牲畜品种，开办农业学校，成立农业银行，由政府提供贷款，鼓励农民改良土壤和开垦荒地。但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在农耕区域，国家土地所有制逐渐衰落，国有土地明显减少，私人地产呈上升趋势。至礼萨·汗在位末期，国有土地仅占伊朗全部耕地的10%。地权的非国有化运动导致土地兼并的不断加剧，乡村的贫富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分成制作为伊朗乡村传统的租佃形式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形成农民对于地主的依附关系。一般情况下，地主占有农产品收成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交纳分成制地租的农民扣除各项费用之后则所剩无几。这一期间，私人大地产成为伊朗最重要的地产形式。在外地主作为礼萨·汗政权的支持者，获得统治乡村和农民的广泛权力。礼萨·汗保护地主的利益，将农业税的缴纳人由土地的所有者改为土地的耕作者，规定村社首领即卡德胡达斯不再由村民选举而由地主任命。地主作为礼萨·汗时期巴列维王朝的重要社会基础，在乡村拥有广泛的权力，支配着农民的命运。

白色革命前夕，乡村人口约占伊朗全国总人口的70%。封建生产关系在伊朗乡村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大地产与分成制租佃关系的结合构成乡村经济的基本模式，自耕农主要分布在伊朗人口稀少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地区边缘。自然村落是伊朗乡村社会的传统组织形式，规模从百余人到数千人不等。在自然村落内部，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密切结合，产品交换普遍采用实物的形式，表现为自给自足和相对封闭的状态。在外地主远居城市，委派管家监督农业生产。白色革命前伊朗乡村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在外地主兼有土地所有权与乡村统治权。农民普遍固着于土地，处于依附状态；在外地主及其管家凌驾于耕种土地的农民之上，俨然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

1962年，由农业大臣阿尔桑贾尼起草的土地改革法案获准实施。1963年，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正式宣布关于社会发展的六点纲领，其核心内容是土地改革，时称白色革命。此后，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普遍展开。1965年，土地改革法案附加条款获准实施，白色革命进入第二阶段。1967年，农场企业建立与管理法获准实施，1968年，开发水坝下游土地公司建立与管理法获准实施，白色革命随之进入第三阶段。1971年，政府宣布土地改革结束。

土地改革只涉及享有租佃权的无地农民，至于没有租佃权的无地农民，约占乡村人口的三分之一，则被排斥于土地改革的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土地改革并未导致乡村人口平等的经济地位，地产规模存在明显差异。土地改革并没有真正满足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相当数量的乡村人口仍然处于贫困状态。显然，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无意改善下层民众的生活境况；其发起白色革命的真实目的，乃是通过地权的改变，否定在外地主对于乡村的统治，密切国家与农民的联系，扩大君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巩固巴列维家族垄断权力的政治地位。

巴列维国王当政期间，伊朗的乡村社会和农业生产经历了深刻的历史变革，白色革命则是推动乡村农业深刻变革的关键因素。白色革命期间，伊朗乡村的地权结构与社会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享有租佃权的无地农民中获得数量不等的土地，原来拥有少量土地的富裕农民亦在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购置土地，在外地主对于乡村土地的垄断性占有和超经济强制不复存在，人数众多的小所有者成为乡村重要的社会势力。地权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经营方式的相应变化，实物分成的传统租佃制明显衰落，货币关系广泛流行。随着地权的转移和经营方式的改变，封建主义在伊朗乡村日渐崩溃。采用现代经营方式的大地产显然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获得土地的农民由于摆脱传统的依附状态，不同程度上具有支配生产的自主权利，加之货币关系的渗透，亦逐渐卷入市场经济之中。与此同时，农业领域的资金投入呈上升趋势，农业技术不断改进。

伊朗的农业生产长期沿袭传统的耕作模式。自公元前8世纪引进称作卡纳特的暗渠以来，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农业技术停滞不前。白色革命和土地改革不仅导致地权的转移，而且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的推广。但伊朗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仍然相对缓慢。伊朗乡村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无疑由于白色革命的诸多举措而发生明显的变化。封建地产、家庭经济和资本主义农场的此消彼长标志着伊朗乡村传统经济社会模式的崩坏与现代经济社会模式的长足发展，而农业生产关系的转变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非必然表现为同步的状态。

工业

礼萨·汗当政期间的工业化举措，主要是提高关税、政府垄断经营、国家投资现代工业和由国家银行向私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国家在工业和贸易领域的投资在财政预算中所占的比例增加。

自1925年开始，礼萨·汗着手建造穿越伊朗的铁路。1948年，铁路长度增至3180公里。1925年，伊朗全国的公路不足2000公里，而且大都年久失修。到1941年，伊朗拥有状况良好的公路约1.4万公里。1942年，伊朗的汽车数量达到2.5万辆。1920—1933年，国内货运费用降低到原来的三分之一，货运时间降低到原来的十分之一。礼萨·汗当政期间，伊朗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现代工业的兴起和工业化进程的启动。1941年，伊朗的现代工业企业达到346家。1925—1941年，工业投资总额为2.6亿美元，其中政府投资约占三分之一，私人投资约占三分之二，投资区域主要是德黑兰、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和里海沿岸地区，投资的主要领域是纺织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包括34家纺织厂、8家制糖厂、1家大型卷烟厂以及为数众多的茶厂、饮料厂、粮食加工厂和肉类加工厂。此外，政府和私人还投资兴建水泥厂、钟表厂、肥皂厂、造纸厂、玻璃厂和化学品厂，甚至计划建造钢铁厂。工业化的进步导致现代产业工人的兴起。1925年，伊朗现代产业工人不足千人；30年代末，包括石油工人、渔业工人和铁路工人在内的现代产业工人达到17万人的规模。

白色革命期间，在外地主被迫出售相当数量的地产之后，其投资方向亦由乡村和农业领域转向城市和工业领域，成为推动工业化进程的积极因素。工业投资的增长无疑是工业化长足进步的重要内容，政府投资、私人投资和国外投资构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时期伊朗工业投资的基本形式。白色革命初期，政府投资的规模尚不及私人投资。自60年代后期开始，伊朗的投资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政府的经济干预随之扩大。进入70年代，政府投资逐渐构成伊朗工业投资的主导形式，主要投资领域包括石油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国有企业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

与此同时，产业工人队伍明显扩大，进而成为重要的社会群体。产业工人作为巴列维当政期间现代化进程的受益者，最初并不热衷于政治活动，经济境况的改善是产业工人关注的首要问题。所谓的棚户民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居于城市社会的最底层，大都属于来自乡村的移民。

商业

礼萨·汗上台后，宣布废除卡扎尔王朝与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立伊朗国家银行，从大英帝国银行收回货币发行权和印钞权，接管印欧电报公司和比利时人掌管的海关，禁止外国人在伊朗开办学校、出任公职、拥有土地和未经允许在伊朗旅行，将外国资本局限于石油开采和里海渔业两个领域。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经济命脉，不断扩大财源，国家岁入呈上升的趋势。巴列维王朝对于糖、茶、烟草和燃料实行专卖制，岁入超过10亿伊朗里亚尔。此外，土地税亦构成巴列维王朝的重要岁入来源。自1937年开始，政府实行赤字财政，增加货币流通量。1925年，伊朗政府的财政收支大体相抵，至1941年，政府财政赤字高达7亿里亚尔。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仅改变着城市与乡村的人口比例，而且塑造着新兴的社会群体，现代中产阶级的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内部的人口结构逐渐形成新旧社会阶层并存的多元状态。在外地主、手工业者、巴扎商人和教职人员无疑是城市传统社会阶层的基本成分，资产阶级和现代产业工人则构成城市新兴的社会阶层。

文化

伊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多元文明交融荟萃，文化成分复杂多元，但主要成分可以归纳为: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这种三元文化结构赋予伊朗文明鲜明的个性特征，并从深层影响着伊朗民族复兴思潮的发展演进。

宗教

历史上，伊朗人信奉琐罗亚斯德教，公元7世纪，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后信仰伊斯兰教，主要为伊斯兰教的什叶派。

什叶派伊斯兰文化是伊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7世纪，伴随阿拉伯人的征服，伊斯兰教传入伊朗。此后，伊朗经历了漫长的伊朗伊斯兰化与伊斯兰伊朗化双向互动过程。公元16世纪，萨非王朝宣布伊斯兰教什叶派为伊朗的国教。波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什叶派文化逐渐内化于伊朗文化深层。伊朗的文明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宗教文明。伊朗在历史交往过程中，不仅离不开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而且宗教因素深深渗入到社会生活底层之中，凝结为群众社会心理。因此，什叶派宗教文化是伊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力量是推动伊朗民族主义革命和改革运动的核心力量之一，伊朗的民族复兴思潮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

自萨非王朝以来，伊朗的政治传统一直是统治者负责统治世俗世界，但是宗教需要给予统治者以统治合法性，统治者则以保护宗教界的利益作为回报，因此两者是彼此分离但相互合作的。当礼萨·汗要进行某些政治作为的时候，就势必要与宗教人士达成妥协，或者获取他们的认同。而一旦双方达不成共识，那么宗教人士将成为政治统治者的巨大阻力。特别是，礼萨·汗深受世俗民族主义的影响，强调波斯文化传统。这也奠定了巴列维王朝民族建构的基调。但同时，这对传统的宗教阶层和宗教认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者的矛盾贯穿于整个巴列维王朝时代。

语言

伊朗是多语言的国家，从语系来说，伊朗的语言主要属于印欧语系、亚非语系、阿尔泰语系。波斯语是伊朗人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并且很多地方的语言都是波斯语的变体。其他语言，诸如阿拉伯语、库尔德语、阿塞拜疆语，也都是伊朗语言构成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基本上都会学习波斯语，使用这些语言也只局限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对于伊朗影响最大的有三大语言，即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土库曼语，此外还有很多其他语言，很多语言之间并不相通。

礼萨·汗的语言政策，总结起来主要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对波斯语进行现代化和纯净化的革新；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波斯语，并采取压制少数民族语言的策略；对待外来语的政策。礼萨·汗对待少数民族语言采取了高压的政策。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上台后，强制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的实施也得到了放松。但这并未消除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以及对国家的不满。一些库尔德自治区人和土库曼斯坦人接连反叛，并且将本民族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巴列维国王镇压反叛后，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推广波斯语，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一方面，他强调波斯语作为官话的地位。另一方面，巴列维国王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少数民族的语言发挥一定的作用。巴列维国王对于少数民族的语言政策就相对宽松，更多的是基于国家认同的角度来实行政策的。

巴列维王朝的语言政策深受语言民族主义的影响，无论是将民间兴起的语言纯洁化提升为官方支持的行为，还是对于地区少数民族采取抹杀语言的政策，都是其纯粹化波斯语的体现。在这样的过程中，语言成为民族建构的重要工具。想要进入国家机构任职就必须通晓波斯语，教育系统也会成为官方语言的推广的工具，而地方方言由于没有国家政权的支持，是没有能力与官方语言对抗和竞争的。

教育

巴列维王朝建立后，礼萨·汗为了实现其民族主义、世俗化和西方化的三大目标，认为建立一个现代的教育体系至关重要，开始了教育改革，这一时期成为伊朗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期。但鉴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教育改革面临各种危机，很多方针政策并没有真正实施。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后，深受礼萨·汗教育思想的影响，深刻认识到教育是实现其意识形态、推动国家进步和延续统治的重要工具。其执政时期，在教育领域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利用日益增长的巨额石油收入，大力推进伊朗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教育经费一度增加到国家预算的五分之一，白色革命中的扫盲运动也取得了不菲成绩。巴列维国王时期的教育成为塑造现代伊朗的最重要的社会工具之一。教育体系培养的众多毕业生，他们在政治、行政、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塑造了国家的新面貌；政府实行统一的全国教育体系，在促进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方面也有贡献，此外教育也对改善妇女的地位产生了重大影响，总之为伊朗国家的现代化做出贡献。由于专制政体和传统观念的制约，伊朗这一时期的教育发展也存在诸多不足。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教育改革成就和缺陷给伊朗社会带来深层的社会矛盾，大学逐渐变成政治运动的温床，成为伊斯兰革命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

外交

17世纪以来，伊朗始终处于英俄两个大国势力的影响中。伊朗历代统治者一直试图借用外部力量摆脱英俄的控制，设想伊朗与一个第三强国建立紧密联系，以此抵消英俄对伊朗的影响和控制。礼萨·汗上台后，对外正式提出“第三国外交”战略。这一战略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时期。第一阶段为1922年至1927年，伊朗引进美国势力，但由于美伊双方的巨大分歧、英苏从中作梗和排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世界影响力不够强大等原因，美伊关系破裂，美国势力被迫撤出伊朗。第二阶段为1927至1941年，一战后德国势力大增，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向外扩张，礼萨·汗借机引进德国势力以抗衡英苏。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礼萨·汗对外宣称伊朗“中立”政策，实际仍实行亲德政策。这遭到反法西斯主义反法西斯同盟的反对。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这改变了伊朗的亲德政策，同年英苏联合出兵占领伊朗，清除了在伊朗的德国势力。第三阶段为1942年至1946年，伊朗通过出让石油租让权等方法，引入美国势力，让美国势力更多的介入伊朗事务，促使英苏撤军。

1953年，美国帮助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重新掌握政权，此后伊朗的外交几乎全面倒向美国，美国的援助给伊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同时也导致了伊朗在这一时期过度的依赖于美国。60年代后，巴列维利用伊朗综合国力的增强，灵活处理与大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加了与苏联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接触。但直至巴列维王朝覆灭，始终并未摆脱美国的影响。

军事

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依靠巨额石油美元快速武装起一支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强大军事力量，当时号称“中东第一军事强国”和世界第五大军事力量。礼萨·汗发动军事政变、自任陆军大臣后掌握军权。他着手改组波斯的军事体制，成立总参谋部，朝着军队现代化的方向发展。随后他颁布了取消所有的杂牌军（主要指地方武装和部落武装力量）和建立新军的命令。到1924年，波斯陆军扩大到45000人，还有一支规模不大的海军舰队。1925年，礼萨·汗推翻卡扎尔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后，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建立了陆海空三军，形成现代军队的雏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的支持下，巴列维王朝利用丰裕的“石油美元”，实施大规模扩军政策。巴列维为了称霸海湾及中东地区，宣称尽快使伊朗成为世界第五大军事强国，着手建立强大的军事机器。伊朗的国防预算从1963年不足3亿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90亿美元，占伊朗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以上，为当年世界各国军费开支的第七位。1978年的国防预算达100亿美元，占政府财政预算的24%。伊朗主要向美国大规模采购武器装备，还向英、法、德、意、荷等西欧国家大量购买武器。据统计，1973～1977年，伊朗从国外共采购152亿美元的军火，此外还向国外订购了价值120亿美元的武器，预计1978～1980年交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甚至为伊朗提供了北约集团尚未配备的先进武器，如美国提供的驱逐舰上配备有精确的对空射击装置。伊朗军事力量的急速加强，引起了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的普遍不安。同时，伊朗军事力量的超常扩张消耗了巨额资金，严重影响社会各方面的均衡发展，给巴列维政权带来苦果。1963年伊朗军队的人数还不足20万，1978年增加到近40万人。截止到1977年6月，伊朗陆海空三军的总兵力为38.3万人，还拥有机载雷达预警系统飞机、电子导向导弹等新式武器。

历任君主

参考资料

Pahlavi dynasty.Britannica.2024-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