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治生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他作为当时的学生代表之一，亲自为中山先生守灵。 1931年左治生学成归国后，他先后在北京、成都市、重庆市教过书，办过学。新中国成立后，左治生教授一直在成华大学及西南财经大学从事教育工作，过上了较为平静的生活。

基本介绍

左治生，1905年8月生于四川三台县，是著名的财政史学家，曾任中国财政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税务学会副会长、《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委会副主任等职。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解放后，任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并任成都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民革成都市委会顾问等职。

左治生教授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经济系。回国后，先后在北京中国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和成都尚志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先后担任成华大学教授(同时兼任四川大学、成都会计专科学校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及其前身四川财经学院教授。改革开放以来，左治生教授主要致力于财政史学研究。60多年来，左治生教授治学严谨，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今日之西北》(专著，俊华印书局1940年出版)、《西北经济建设》(专著，俊华印书局1941年出版)、《政论丛稿》(专著，政论出版社1942年出版)、《中国粮食问题与粮食政策》(专著，俊华印书局1944年出版)、《中国近代财政史丛稿》(专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国财政史》(高等财经院校教材，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年出版，担任总组组长)、《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0辑清代后期部分》(史料，中国财经出社1988年出版)、《中国财政历史资料—第11辑北洋政府部分》(史料，中国财经出版社1987年出版)。此外，他还在国内各种报刊杂志上先后发表许多学术论文，科研成果多次得到有关部门奖励。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繁，编著《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这样贯穿古今、体系完整的财政史料其难度可想而知。编纂全国财经院校教材《中国财政史》更非易事。左治生教授学资深厚，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本着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经得起后人推敲的高度责任感，认真阅读、仔细研究若干史籍与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透过现象看本质，写出了高质量的财政史料与财政史教材。

他在长期的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左治生教授关于历史研究的思想和方法是:①在研究思想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不简单地以今人的想法去猜测古人，而是历史地、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这样才能根据社会规律，勾勒出财政发展的历史轨迹。②在研究方法上，是要先抓史料，史料是史论的基础，财政史的编写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料是否齐备、充分可靠。③在史料搜集上，坚持“四个结合、四个为主”:文书资料与采访资料结合，以文书资料为主; 官方文件与图书资料结合，以官方文件为主; 政治性资料与财政性资料结合，以财经资料为主; 全国性资料与地方性资料结合，以全国性资料为主。④在资料整理上，首先按资料性质分类，编出目录或索引，然后鉴定资料的可信度和使用价值，汇总成《资料长篇》或《资料考异》，以备使用。⑤在资料的使用上，坚持明辨真伪，由博返约，据之立论，兼顾广度与深度，求真与求精统一。既不以管窥天，也不夸小为大; 既不抹煞事实，也不向壁虚构; 既不张冠李戴，也不断章取义。总之，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旨在揭示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服务现实。

左治生教授关于历史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得到了我国财政史学界的高度评价和肯定，为我国财政史学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学习的正确思想和科学方法。

左治生教授在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先后讲授过《财政学》、《国家预算》、《苏联经济建设》、《中国近代经济史》、《财政与信用》等课程，以及若干专题讲座，为高等财经院校的教学和学科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

左治生教授热爱教学工作，其授课历来深受学生欢迎和广大教师的赞誉。他对所讲授的各门课程，都认真备课，把握该门课程的全部内容和相关内容，写出教案，做到厚积薄发。当年，其教案是大家公认整理得最认真的。每学期开课之前，他总要主动到有关部门了解授课对象的知识结构和水平，并根据大多数学生的状况，调整授课的深度与广度; 课堂上，他以深博的知识、严密的组织、细致的推理，丝丝入扣，深入浅出，且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引导学生的课堂学习和把握授课节奏，把课堂讲课的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有机结合。左治生教授由于长期的认真细致工作，加之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若一般的即席发言或作专门演讲时，都不需任何讲稿，若作较长时间的专题演讲时，也只写一个提纲。讲授中能做到既无重复，又无口误，而且精神贯注，语言的节奏感和逻辑性都很强，其扎实的基本功深为各界人士钦佩。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凡属重要内容均要详加阐述，次要内容一般阐述，可讲可不讲的一般都不讲，详略得当，以保证教学质量，同时也做到了课堂讲授与教学进度计划完全合拍。

左治生教授是为人师表的楷模。在课堂上十分重视教师仪表，言谈举止，庄重严肃。他经常深入学生寝室辅导学生，解答各种疑难问题; 对个别成绩较差的学生，进行单独辅导，课前预授，课后专门问询其理解、掌握情况; 有时学生下课提问，为了尽快为学生释疑，他回家后立即写成书面材料亲自送到学生手中……如此敬业精神，常常令学生感动不已。左治生教授为人师表还主要表现为他把教书与育人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自己的敬业精神，向学生展示为师之道; 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讲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灌输，使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通过深入学生生活，关心学生，掌握学生的思想与学习情况，及时尽力帮助学生解决问题与困难，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得到学生的充分信任与爱戴; 最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展示其待人热忱、工作极其负责、对教育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境界，为学生树立了典范，被广大中青年教师称为楷模。左治生教授非常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为青年教师提供自己的资料，送自己的讲稿，帮助青年教师解决疑难问题，传授自己几十年的教学经验等等，甘做人梯，乐于助人，尽其所能。校内其他教师遇有学术问题求助，或请查找资料，每次他都十分乐意地耐心给予帮助。甚至自己搜集整理资料时，发现对他人有参考价值的东西，也附带搜集整理，主动送上门去供他人使用。只要是对教学和科研有益的事，他都尽力去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左治生教授的人生经历也是在不断追求进步的。在过去的九十多年里，努力寻求光明与进步，尽可能为人民做有益的事。他有强烈的进取心和事业心，哪怕历经挫折，也百折不挠。

在他回首已走过的97年人生时，左老十分感慨地说: “我这一生可以说是最复杂而又最曲折的一生。说曲折，人间酸、甜、苦、辣、咸这五味，样样都尝过; 说复杂，党、政、军、学、商这五大部门，门门都干过。”

1924年早在北京上大学时，他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改组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国国民党。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他作为当时的学生代表之一，亲自为中山先生守灵。继承中山先生遗志，为民族振兴而奋斗成为其一生之追求。1926年，他在北京亲历“三·一八惨案”惨案。在游行请愿队伍中，与其手挽手前进的左边同学惨死于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反动军警的乱枪射击之下；右边的同学身负重伤，自己以毫厘之差幸免于难。1927年，军阀张作霖白色恐怖下的北京政府，对革命人士实行大搜集。左治生曾在当年4月9日被反动军警包围在集会中，幸好逃了出来，其余被捕人士于4月28日全部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在白色恐怖之下，左治生被迫到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在“中国共产党东京特支”的策动和领导下，左治生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声讨大会，会后他又与一部分同志在东京最繁华的银座街道举行了示威游行，从而引起了日本各界的强烈震动。左治生于当晚游行时遭到逮捕，被关在东京的监狱里达一年零四个月，后保释出狱。类似事件，左治生在解放前还经历了几次，但从未因之而放弃自己的信念与追求。解放前夕，他又加入民革地下组织，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

1931年左治生学成归国后，他先后在北京、成都市、重庆市教过书，办过学。抗战时期他还担任过“兰州长江银行”的经理，经过商。他也曾就职过川、康、滇、黔四省税务局，从过政。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还在抗战第八战区司令部工作过，参过军。从上大学时开始，他就投身于社会活动，历经新旧社会，阅尽人世沧桑。新中国成立后，左治生教授一直在成华大学及西南财经大学从事教育工作，过上了较为平静的生活。回首往事，左治生教授真有先忧后乐、觉今是而昨非之感。他说: “在旧中国工作了19年，工作岗位变换达15次之多；新中国建立后长期稳定在成都光华村这所大学校园教书，生活安定，工作称心，壮有所为，老有所养，充分感受到了新中国带来的幸福。”

左老今年已97岁高龄，作为老寿星，他乐于把自己的养生之道总结介绍给他人。他写成了一道通俗的《养生百字歌》，并进一步概括为十六字诀，即“心胸宽广，知足不争，勤于用脑，锻炼不停”。其中关键在于“心胸宽广”。可以说这十六字诀，也是他人生的自我总结和高尚品德的概括。就“心胸宽广”而言，要做到如海水之宽广而无所不容，如泉水之清澈而一尘不染，如湖水之平静而水波不兴，如河水之流畅而毫不凝滞。在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社会里，做到不为物欲所动，遇事沉着冷静，若有不遂意，要排解得开。尤其重要的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热爱祖国，献身于人民，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知足不争”而言，要常记“知足常乐”的古训，对个人得失不必计较，正常的欲望必须受到公认的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的约束，并支配自己的行为。对于一般性事务，只要不涉及原则性问题，就应尽量做到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做到这一点，就能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在宽松的环境中，活得坦然、潇洒。然而在工作中则要不断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进取，开拓前进，敢于创造新生活，不断向人生最高境界登攀。作为知识分子，“勤于用脑”，保持旺盛的智力能力，不仅对于人生进取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保持身心康健也大有裨益。左治生教授认为，一个勤于用脑的人，大脑经常受到外界信息的激发，脑血管随时保持舒展状态，脑细胞保持活力，可以抑制脑机能的衰老，进而延缓躯体的老化。因此，左老长期以来，经常吟诗作赋陶冶情操，以诗言志，以诗抒情，以诗会友，表达他对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无限热爱，成为西南财经大学有名的诗人。如香港回归时，他就赋诗一首。他在空闲时间也要读书看报，甚至写心得做笔记，有时候还静下来写蝇头小楷，即便近来因年事太高，也要经常出门散步，了解社会，关心学校建设，运动脑子。“锻炼不停”也是左老长寿的关键，他除了每天二至三次在校内或校外固定地散步锻炼外，还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自编 一套适合个人条件的体操，每天锻炼不停。通过体动与脑动的结合、动与静的辩证统一、特别作为高龄人对生活的满怀激情和同疾病不懈斗争的积极人生态度，正确认识与处理实际年龄、生理年龄、心理年龄的关系，以精神上的健康战胜躯体疾病，从而达到长寿的境界。民革西南财经大学支部在左老85岁和90岁时，两次为他祝寿，得到西南财大党委、统战部、民革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的大力支持，领导同志们亲自到场为他贺寿，以茶代酒，以诗文表示祝贺和敬意，既弘扬了中华民族尊老敬贤的美德，又是对广大民革成员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心灵的净化。

时逢盛世，左治生教授心情舒畅，同时还关注着祖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期盼着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关心着我国高校体制改革及西南财经大学在新世纪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民革财大支部的工作和新一代财大民革成员的成长，并以饱满的精神向百岁稳步迈进。古人云，大德必寿。我们衷心祝愿左治生教授健康长寿，创造生命的辉煌！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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