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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18日，发生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北京人民反对“八国通牒”侵犯中原地区主权的请愿，被残酷地武装镇压，流血惨案震惊中外。

“三一八”惨案发生于1926年3月18日的北京，从天安门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主要人物有李大钊、刘和珍、杨德群、朱自清、段祺瑞等。这是一次因帝国主义威胁、北洋政府卖国引发民众抗议，却遭残酷镇压的血腥惨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黑暗一页。

当时民国后的北京局势混乱、军阀混战。1926年，奉系、直系军阀联合攻击冯玉祥国民军，外国列强因大沽口封锁问题向段祺瑞执政府施压，日本驱逐舰引发冲突，八国发最后通牒，北洋政府软弱接受，引发民众愤怒，中共遂组织抗议斗争。3月18日，2万多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会后2000多人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代表进去找不到负责人，正当人群准备前往段祺瑞府邸时，卫队突然开枪屠杀约5分钟，还用大刀、木棍砍杀群众。此次惨案致使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尸山血海，47人死亡，近200人受伤，死者中有共青团员8人，最小者仅12岁。第二天段政府发“临时执政令”，通缉徐谦、李大钊等5人，还反诬共产党，但经调查，证实是政府有预谋的屠杀。

惨案当晚，李大钊带伤召开会议，决定坚持斗争，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在全国声讨下，国会谴责段祺瑞，国民军解散卫队，段祺瑞下台。此次惨案全国掀起反对段祺瑞和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北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多地也召开悼念大会，鲁迅连发7篇檄文，激发更多人投身革命，党团组织在艰难环境中发展壮大。1929年圆明园建成三一八烈士公墓，北平市万人公祭，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处学校和地方建立了三一八烈士纪念碑，周作人等为追悼会送挽联，以此铭记烈士事迹。

背景

奉系与直系勾结

五卅运动使中国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南方和北方的实际状况，此时也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南方，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革命潮流继续高涨。尽管潜在的逆流已在发展，但还没有表面化。广州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继续增强。在北方，各派军阀势力之间不断冲突，反动统治的危机在加深，人民革命的力量在增长。

这时，奉系已取代直系成为北洋军阀中占支配地位的势力。张作霖同段祺瑞相勾结，操纵北京政府，不仅排斥冯玉祥的国民军，而且将势力向南扩张到长江流域的苏、皖等省，加剧了同直系军阀的利害冲突。1925年10月，控制浙江省的孙传芳，纠合福建省、江西省、江苏省等省的地方军阀，自任浙闽皖苏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发动反奉战争，很快把奉军驱赶出苏、皖两省。吴佩孚也东山再起，在汉口以14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名义反奉。

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反奉战争的有利形势，积极推动人民群众进行反奉倒段的斗争。1925年冬至1926年初，北京、上海市、南京、汉口、开封市等地相继爆发反对奉系军阀和段祺瑞政府的群众示威活动。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在《对反奉战争宣言》中认为：“现在因压迫爱国运动而反奉的空气比去年反直的空气浓厚百倍，普遍而且深入一切民众中，从工人农民学生小商人以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几乎全体国民都站在反奉方面。”

全国反奉运动的高涨，促使奉军内部发生分裂。在李大钊的推动下，奉军将领郭松龄与冯玉祥达成联合反奉密约。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通电反对张作霖，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迅速回师占领山海关区、锦州市、新民市等地，直逼沈阳市。张作霖措手不及，处境岌岌可危。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取得在东北地区的更多特权为条件，出兵援救张作霖，致使郭松龄于12月24日兵败被杀。北方的反奉斗争形势急剧逆转。

冯玉祥的国民军原来控制着热河、察哈尔省、绥远省、河南省、北京及直隶部分地区。在郭松龄倒戈时，冯部又进占天津市等地，势力进一步扩展。为了对付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在英、日帝国主义者策划下，吴佩孚停止反奉，与张作霖结成所谓“反赤”联合战线，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军。

触发矛盾

1926年1月，直军、奉军分别从湖北、山东省出兵进攻国民军，不久占领河南、直隶。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局势动荡达到顶峰。原本对立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联手，共同对抗占据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战火逐渐逼近北京城，这座自庚子年后相对平静的城市被战争阴影笼罩。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信中感慨道：“时局动荡，无人能预知明日，唯有顺应环境。”

3月，战事加剧。奉系军阀张宗昌派遣渤海舰队逼近天津大沽口，与国民军爆发炮战。国民军为阻止舰队运送弹药，封锁了大沽港，此举引发英、法、日、美、意等国的抗议，指责其违反《辛丑条约》，要求恢复通航。国民军虽同意恢复，但要求外国船只挂特定旗帜、日间通行并接受检查。

3月12日，日本驱逐舰抵达大沽湾，因数量与通报不符引发误会，导致双方交火，火力悬殊。国民军仅使用步枪，而日舰则以机关枪回击。

15日，英、日等八国以《辛丑条约》签署国身份，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五项要求，威胁若不满足将采取军事行动。1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全盘接受这些要求，激起学生抗议。

日本帝国主义联合英、美、法等八国，于3月16日再次向北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天津市大沽口防务，限3月18日前答复，并调动20余艘军舰至大沽口，外国驻天津军队也蠢蠢欲动。

面对帝国主义的威胁，段祺瑞政府未予反击，反而全盘接受无理要求，引发北京民众强烈愤慨。中共北京地委在北方区委指示下，召开会议，李大钊指出这是第二个“八国联军”，应联合中国国民党左派组织抗议斗争。会后，决定于18日“八国通牒”满期前举行群众示威，敦促政府严正拒绝无理要求。

事件经过

请愿集合

1926年3月18日，许广平，当时正在女子师范大学就读，将刚完成的《小说旧闻钞》抄本送至位于宫门口西三条21号的鲁迅住处。放置好抄稿后，许广平准备离开。鲁迅询问她为何如此匆忙，许广平回答说她要去参加请愿活动。

当天，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等组织计划在天安门前举办“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作为女师大的学生领袖，许广平自然参与其中。在集合前，她抽空将抄好的稿子送至鲁迅家。

得知许广平的请愿计划后，鲁迅表示不赞同，并以抄稿为由挽留她。许广平不便拒绝，于是到南屋继续抄写。未曾料到，这一举动意外地救了她一命。

在抄写过程中，有人前来通报，称铁狮子胡同的段执政命令军警关闭铁门，并用机关枪向群众扫射，伤亡情况尚不清楚。许广平回忆道，听到这一消息后，她立刻放下笔，返回学校。不久，她目睹了同学刘和珍、杨德群的遗体被抬回，她们浑身是血。

1926年3月18日上午10时，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等80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以及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先锋队、留日归国代表团等140多个团体的2万余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共同举办“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会上宣读了《反抗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驳复列强通牒致八国公使函》，彰显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独立、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中午12时，大会结束，共产党员王一飞指挥并带领2000余人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

开始游行

天安门前已聚集了大量人群。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率先发表了演讲。随后，游行群众列队前往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门前。参与游行的悟庵在两天后于《京报》上发表文章描述，当游行队伍抵达执政府门前时，已有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卫兵守候在那里。群众推选出丁惟汾、安体诚等四人作为代表，要求进入会见负责人。悟庵回忆，当时执政府门前的秩序尚算平稳。

朱自清，时任清华大学教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后方。当他抵达执政府门前时，几位代表已从内部走出，告知大家执政府内并无负责人。此时，人群中开始有零星的呼喊：“不能回去！”“去吉兆胡同！（段祺瑞府邸）”朱自清观察到队伍开始变得松散，许多人向外散去。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一队卫兵已经完成了子弹的装填。

在请愿队伍中，包括领导此次活动的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和北京市地委的领导人，以及刘和珍、杨德群、韦杰三等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还有朱自清、陈翰笙等知名教授。队伍从天安门出发，途径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持抵制最后通牒！”的口号，于下午2点左右抵达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大门前。然而，在他们到达之前，执政府门前早已布满了荷枪实弹、气势汹汹的军队，附近的街道也埋伏了携带武器的便衣特务。

惨剧发生

在请愿代表被迫退出大门，人群正欲前往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之际，卫队突然向请愿群众开枪射击。走在最前方、高举女师大校旗的刘和珍身中七弹，血流满地，杨德群见状上前搀扶，亦被子弹击中倒地。刚坐起的刘和珍又遭到反动军警的猛烈头部击打，当场身亡。

在刺耳的警笛声中，密集的枪声持续了整整五分钟，死伤者堆积如山。广场南面的影壁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尘土遮天蔽日。卫兵和便衣特务手持大刀、木棍，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砍杀。朱自清随着人流向外奔跑，亲眼目睹身边的同伴中枪倒下。李大钊头部和双手受伤，据李星华回忆，李大钊险些丧命于卫兵枪下，关键时刻，一名卫兵正要向他开枪，旁边有人高喊：“不要开枪，要活的！要活的！”李大钊转头一看，是位警察，警察朝东边一指，低声说：“往那边走！快走，快走！”李大钊踉踉跄跄地向南逃去，躲进一家小饭铺才得以脱险。

屠杀开始后，一阵枪声过后，朱自清感到身旁人的鲜血流到了他的手背和马褂上。他在文中写道：“全场除了劈啪的枪声外，一片死寂，没有任何人声。所谓的‘哭声震天’，不过是记者们的臆想罢了。”第一次枪声持续了约四五分钟，连续放了好几排枪。枪声稍歇，朱自清随着人流向外奔跑，但身边的伙伴已经中枪倒地。躲在石堆后的悟庵目睹了一个士兵用枪柄猛击倒地的人，直至其不再动弹。悟庵逃进西边马厩时，发现李大钊也在其中，显得非常狼狈。李星华回忆，李大钊同样是在卫兵枪下死里逃生，一名卫兵正要向他开枪时，有人大喊：“不要开枪，要活的！要活的！”李大钊按照警察的指示向南逃去，躲进小饭铺后得以安全。

事件结果

伤亡情况

这一天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段祺瑞执政府门前不到两百平方米的空场，刹那间变成了惨不忍睹的尸山血海，阵阵发射药气和血腥气熏得人无法呼吸。在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中，包括刘和珍、杨德群在内的47名请愿学生和群众，近200人受伤，死者中有共青团员8人。在死难烈士中，有7个是中学生，最小的一个年仅12岁，都惨死在段祺瑞执政府卫兵的枪下。

执政政府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段政府发布了“临时执政令”。以“假借共产主义学说，啸聚群众”为名，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兆熊五人。

事实上，这5人通缉令乃是段政府反复删减后的结果。4月9日《京报》上刊登了《“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文中称，据线人爆料，通缉令的名单最初多达百人。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和教育总长马君武对近年来的学潮深恶痛绝，曾派人开列了一个多达百人的反对者名单。“三一八”之后，他们挑出了其中的50人来讨论。向《京报》爆料的某君曾亲眼看见50人的名单写在一张毛胎纸上，姓名上还有圈点符号。某君将这份名单秘密抄录下来，只是“仓卒间未录符号，只记录徐、李等五人名上各有三圈，吴稚晖列名第三，而仅一点，余或两圈一圈或一点，不记其详。”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马裕藻等人都赫然在这份名单上。

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执政府给出了一个荒唐的解释，反诬共产党“李大钊等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泼火油，抛炸弹，手持木棍冲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致互有死伤”。因为段祺瑞执政府的无耻，鲁迅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留下了著名的语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经过反复质讯，现场军警承认，请愿团除木棍所粘旗子、号筒、传单外，并无政府所言的“凶器”及放火物件。开枪军警也证实，段卫队放枪前后听到传令哨声，枪击时间近十五分钟。尸检结果表明，所有死者都是子弹从背部或脑后穿入而致死，可见这是针对退却群众的疯狂追击，是有预谋的血腥大屠杀。

惨案发生后，北京知识界发出了怒吼，鲁迅连发7篇檄文，包括名篇《记念刘和珍君》《淡淡的血痕中》。段祺瑞执政府很快倒台，但随后而来的奉系军阀更加严酷。许多知识分子被通缉、被逮捕、被枪杀，许多人不得不离开北京“往南方去”。

影响

声讨活动

血的镇压从来都不能让爱国者屈服。1926年3月18日当晚，李大钊带伤在北京大学一院召开中共北京地委、共青团北京地委与各团体联席会议，决定把斗争坚持到底，悼念死者，慰问伤员，揭露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的滔天罪行，并在五天后举行各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为死难烈士举行声势浩大的葬礼。

1926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段祺瑞是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号召群众“团结、武装和革命”，号召全国民众立即行动起来，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为死难者复仇。中国共产党正义呼声使一切有爱国思想的国民，一切反对卖国政府的政党，联合起来同仇敌忾。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左派合作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段祺瑞、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

在全国人民此起彼伏声讨催促下，一向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痛斥段祺瑞毁法卖国的罪恶，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国民军北京卫戍司令鹿钟麟解散了屠杀学生的段祺瑞卫队，段祺瑞逃跑，随后被迫通电下台。

追悼大会

1926年3月23日，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团体和各学校1万多人，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场门前扎牌楼一座，高悬“‘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横幅，左面书写“先烈之血”，右面书写“革命之花”，场中遍置花圈及挽联诗词。台上陈放着烈士遗像、血衣，台前列出烈士名单。被推选担任大会主席的陈毅，冒着生命危险在会上痛斥军阀的血腥罪行，慷慨激昂地为参会民众讲述惨案发生的情况，并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打倒列强军阀。与会者纷纷发表演讲，抨击军阀政府的凶残黑暗，指出不采取革命手段，中原地区是没有前途的。不久，天津市、上海市、武汉、长沙市等城市也相继召开了悼念三一八烈士大会。烈士所在学校也隆重举行了公祭追悼仪式。清华大学师生代表入城为烈士韦杰三迎灵，路经沙滩时，北京大学数百人路祭，到清华西门时，全体师生员工列队迎祭，三鞠躬默哀5分钟，众人失声痛哭。

激发革命

正如鲁迅饱蘸着血泪写下的《记念刘和珍君》所说：“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愤然前行。”反动统治者以为用血的镇压能制止民众的觉醒，岂不知反而激起更多的人参加革命。烈士刘和珍和杨德群的同学李沐英说：“烈士的鲜血教育了我，使我由一个朦胧的爱国者，坚决走向革命。就在这一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女师大的第一个党支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千千万万个和李沐英一样的中原地区青年，擦干泪水，奋然前行，为完成烈士未竟之业而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三一八惨案发生前，中共北方区委所辖直属组织有北京、天津市、唐山、乐亭县、张家口市、正定县等10多个地委和几十个独立支部，党员2000余名；北京华北青年团有11个团委，27个特别支部，总数为1050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1927年，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绥德县、榆次区、绥远、顺德等地委，全区党员发展到3000余人；团组织发展到1300人，几乎所有的地方，甚至直隶的一些农村都有团组织。在反动军阀的铁蹄下，中国共产党的党团组织依旧发展壮大，中国革命的队伍越发强大起来。

事件评价

关于“三一八”惨案的评价，众说纷纭。许多史书将责任归咎于执政段祺瑞，但近年来也有流传段祺瑞深感悔意的说法。同时，有人指责时任执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尽管他坚称与此事无关。现场指挥细节亦存在争议，有回忆称原意仅为驱散学生，而朱自清的记述则显示有明确的指挥者控制射击。总之，“三一八”惨案的责任归属及现场情况复杂，仍需深入研究和探讨。

关于“三一八”惨案的评价，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颜浩指出，当时北京城实际控制权在国民军手中，但面对府卫队向群众开枪，国民军表现冷漠。颜浩认为，尽管国民军名为“国民”，实则一方军阀，且当时处于战场劣势，倾向于对西方列强妥协。这一评价揭示了惨案发生时的政治背景及国民军的态度。

周作人研究专家止庵指出，周作人对“三一八”惨案极为重视，认为其标志着北京政府对知识阶级及人民的猛烈反攻的开始，影响深远且持久。即使四十年后，记忆者已稀少，但周作人仍深感其重要性。

“三·一八”惨案及此前的女师大事件可谓是重要的转折点。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邱焕星认为，鲁迅此前对革命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反对街头政治和无谓牺牲，另一方面面对强权，又深觉手中的笔墨无力；但随着惨案发生和民众革命形势的高涨，他积极行动了起来，“不但参与了国共两党在京发动的一些国民革命的外围活动，而且公开批判政府，控诉凶残统治，从思想革命转向了在野的政治革命，持续左转，实际成为了革命的同路人”。他的杂文写作也“开始从文明批评转向政治批评，制造了一个民众公开发声的平台”。

“三一八惨案”之后，诗人通过操纵土白这一特殊的语言，模拟底层民众对惨案的看法，却由此发出了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这些人并不直接参与革命，甚至也不分享革命的意识形态，但他们“世俗的”价值观却又不自觉地生成一种抵抗历史叙述的力量。死难学生化为幽灵出没的背后，恰恰暗示着对所谓革命意义、价值的怀疑。而这些无法被消化的历史的幽灵，一次次回返革命的场域，也正是在不断提醒某些难以解决的现代性议题。

纪念活动

圆明园公墓

1929年3月18日，三一八烈士公墓在圆明园建成，北平市市民近万人在烈士纪念碑前举行公祭。当天，北平市民近万人在圆明园隆重举行公祭。圆明园是被英、法等八国联军所毁，将三一八惨案烈士葬在这里，将激励更多的中国青年勿忘国耻，坚持进行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

烈士公墓呈圆形，墓基60平方米，中央为5米高的汉白玉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三一八烈士公墓”7个字，碑座刻有墓表和烈士姓名。墓内葬有女师大刘和珍、杨德群及北京大学黄克仁、李家珍等28位烈士的遗体。

1997年9月2日《北京日报》5版报道，三一八烈士公墓在1984年5月24日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10月18日《北京晚报》10版报道，三一八惨案发生地——段祺瑞执政府旧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9月30日《北京晚报》2版报道，在烈士纪念日清晨，清华大学师生来到学校英烈碑前祭奠，并设展介绍韦杰三等英烈的生平事迹。

烈士纪念碑

三·一八烈士纪念碑

在北京圆明园西南面“九洲清宴”遗址，有一座“三·一八”烈士墓，这座墓园占地约100平方米，正中修筑一米多高的石砌圆形台基，台基上竖起通高九米六面体大理石墓碑。墓碑正南面镌刻着“三·一八烈士纪念碑”几个大字。从正南面开始，自右而左，镌刻北平市市长何其巩所写的《三·一八烈士墓表》和39位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所在单位和职业等。墓碑四周有28位烈士的坟茔，其余烈士葬于别处。这处烈士墓是在“三·一八”惨案三周年时建成的，当时北平市近万人参加了隆重的烈士公葬典礼。

在“三·一八烈士公墓”的东北角，有一座三公尺高的三棱形石质墓碑。这就是“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这三位烈士生前都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北京工业大学师生在1926年3月21日举行了祭奠仪式，28日举行了追悼大会和纪念碑奠基礼。这座纪念碑建立在西城区端王府夹道的工业大学校园。三棱形的纪念碑上，三面分别刻有“三·一八惨案江禹烈、刘葆彝、陈燮烈士纪念碑”。六角形的碑座上刻有烈士的生平。1970年代，工业大学早已迁走，当地因施工建设而将纪念碑迁到现址。

鲁迅中学纪念碑

在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的鲁迅中学校园内，有一座高约2米的石碑，这是1931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为纪念在惨案中牺牲的本校学生刘和珍与杨德群烈士而建立的“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里曾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园。在校园的西跨院内，矗立着一座汉白玉纪念碑，两层方形碑座上是方锥形的碑身，上刻“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碑座上刻着两位烈士的生平传略。碑身阴面镌刻着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杨德群曾在国立武昌高师肄业，后转入北京女师大，武昌高师当时也为她举行了追悼会。

北师大纪念碑

在北京西北郊北京师范大学宿舍区的楼群中，建有“三·一八殉难烈士范士融、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这是一座1985年3月建成的汉白玉方锥形纪念碑，碑座正面镌刻着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写的“碧血丹心”四个字，还刻有三位烈士的生平。碑文叙述了建碑缘起。和平门外师大院内曾建有范士融纪念碑。

北大纪念碑

在北京大学西部化学南楼后面的柏林中，建有“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烈士牺牲一年后，燕京大学学生会建立了这座方锥形的汉白玉碑，碑身正面镌刻着“魏士毅女士纪念碑”八个大字。碑下的三层基座上，刻有“魏士毅女士纪念碑铭”。与“魏士毅烈士纪念碑”并列而立的是“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克仁、李家珍、张仲超纪念碑”。1982年3月，北大团委从原北大三院（在东城区北河沿）迁移来的。碑座高三尺，碑腰高一尺，碑身高八尺，暗喻“三·一八”惨案。纪念碑为方锥形，四面分别用篆书刻写着：“三一八遇难烈士黄君克仁、李君家珍、张君仲超纪念碑”，“中华民国十有八年五月卅日立石”。与此相对应的碑腰四面，分别刻着三位烈士的简历和铭文。

清华纪念碑

在清华大学内“水木清华”北面土山之阴，建有“三·一八烈士韦杰三纪念碑”。这是清华学生在1926年从圆明园遗址运来的一根大理石断柱，人们称之为“三·一八断碑”。碑座上刻“韦杰三君死难纪念碑”，“本校学生会同人立”。清华同学曾将烈士遗骨安葬于清华园内，三周后移至圆明园与三·一八诸烈士合葬，于是在原墓址竖起断碑。

汇文中学纪念碑

在崇文区幸福大街汇文中学校园内，建有“唐耀昆、谢戡烈士纪念碑”。是从天津市汇文中学原校址建国门船板胡同迁来的。碑身正面镌刻着“为国死义唐谢君纪念之碑”，碑铭全文是：“举幡伏阙，自古有之。惟义与此，匪党匪私。何渎于天，市朝陈尸？！舍生报国，千古同悲！”

挽联

“三一八”惨案，被周作人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举行全体殉难者追悼会，周作人致送的挽联是：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1926年3月25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又举行刘和珍、杨德群二君追悼会，周作人再送挽联：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

烈士简介

刘和珍（1904年~1926年），号素予，女，原籍安徽省合肥市，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民国时期北京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刘和珍出身贫寒，从小养成吃苦耐劳、好学上进的优良品德。1918年，刘和珍考入省立南昌女子师范学堂（后并入一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刘和珍投身于运动之中，组织同学走上街头讲演。1923年秋，刘和珍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预科，后升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语系学习，当选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并成为当时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24年11月至1925年，刘和珍领导女师大学潮运动。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180余团体和各校学生5000余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国民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刘和珍带病参加，并担任女师大游行队伍的指挥，行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刘和珍遭枪击去世；同年4月1日，鲁迅写《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赞扬刘和珍是“真的猛士”，是“为了中原地区而死”的青年。

魏士毅，原名魏士娟，1904年2月19日出生于天津市。1919年小学毕业后，魏士毅以优异成绩考入天津私立严氏女子中学。读书期间，她不仅学习勤奋刻苦，而且关心国家前途，积极参加抗议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集会、游行、演讲等活动。1923年，她考入燕京大学女校预科，次年升入燕大女校理科数学系。

范士融，字子任，男，云南昆明人。1901生，中国共产党党员。192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部。学业优良，勇于伸张正义。曾任中国国民党北京市第七区党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