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军
国民军，全称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是从北洋军阀直系部队中分化出来的以冯玉祥为领袖的一支军队，主力包括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所率领的3个军。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了辛酉政变。在随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国民军正式成立，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国民军成立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扩张。1925年初，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国民军改西北边防军（仍习称国民军，又名西北军）。随着冯玉祥等人的势力发展，国民军的规模逐步得以扩大，鼎盛时期控制了北京市及其附近各县、察哈尔省和绥远省两区，以及河南省、陕西、甘肃省三省。
1926年初，冯玉祥与郭松龄的联合反奉计划失败，引发张作霖联合吴佩孚等人的讨伐，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前往苏联访问。随后，国民军在“南口战役”时惨败张作霖、吴佩孚等人的联军。冯玉祥从苏联访问归来后重整国民军，举行五原誓师，宣布遵奉三民主义，接受中国国民党的领导。1927年4月，国民军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出任总司令。但国民军在与明成祖北伐军主力郑州市会师后，冯玉祥逐渐与蒋介石靠近，国民军蜕变为新军阀部队。北洋政府旧军阀被打倒后，新军阀之间围绕兵权与地盘的混战不断。1930年5月，冯玉祥与蒋介石爆发蒋阎冯大战，最终国民军战败，残部由张学良收编，至此国民军完全瓦解。
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运动史上，国民军成为北方反帝反军阀的主要武装力量，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最终没有改变其军阀的本质。
名称由来
1924年10月25日，在冯玉祥召开的北苑会议上，将参加辛酉政变的军队被统一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关于国民军的名称，冯玉祥解释说，他们的革命“拥护中山先生北上”，孙中山领导的党叫中国国民党，所以他们的队伍也取名为“国民军”，这是为表明其部队“拥护中山先生主义”，为国民效用的宗旨。北京市政变发生后，北京大街上的国民军岗兵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臂章，以向市民表明国民军是为国为民的军队。
国民军成立后，由于名称与国民党相似，受到北洋军阀等的攻击。在此情况下，冯玉祥于1924年12月14日通电取消了国民军的名号，并屡次建议国民军二军、三军也赶快取消国民军的名号。之后，冯玉祥受李大钊及中国国民党左派人士影响，又认为该名称便于接近国民党以及得到苏联援助，故在军中没有真正禁用该名。1926年初，国民军所处环境再度逆转，冯玉祥在通电“下野”后，为掩人耳目，又于1926年1月4日通电“不再延用国民军的名义”。但不久，他又分别授予魏益三及方振武以国民军四军和五军的名号行事。到五原誓师时，冯玉祥又公开打出国民军联军的旗号。从此，这支军队被称为国民军联军，简称国民联军。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武汉国民政府改编国民联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命冯玉祥为总司令。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改编冯玉祥的部队为西北革命军。徐州市会议后，冯玉祥联蒋分共，国民军蜕变为新军阀部队。
各部渊源
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人关系较好，都有一定的爱国思想，皆曾参与辛亥革命。他们同属直系，但都受到吴佩孚的压制，这使他们三人走向联合。冯玉祥所部是以北洋陆军第十六混成旅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部队属北洋军阀集团的正统军。1921年8月，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冯玉祥升任师长，所部含第二十一、二十二旅及第七、第八、第二十五三个混成旅，约三万人。五位旅长，人称“五虎将”，其地位顺序依次是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鹿钟麟。冯玉祥信奉基督教，曾把基督教引入所部军中。因此，冯玉祥也被称为“基督将军”，所部又被称为“基督雄师”。
胡景翼所部由陕西暂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组成，共有两个旅、两个团及三个补充团，总兵力两万人左右。该部的前身是陕西靖国军的一部。其下骨干将领有岳维峻、邓宝珊、李云龙（云龙）、李纪才、史可轩、蒋世杰、田玉洁、冯子明等。1921年8月，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继任陕西省督军。冯玉祥就职后派张之江等去三原县劝胡景翼接受改编。当时直军势大，靖国军处境不利，胡景翼为保全实力，取消靖国军名义，接受冯玉祥改编，所部被编为暂编陕西陆军第一师，胡景翼被任为师长。
孙岳领导下的国民军三军是由北洋军第十五混成旅改编而成。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为曹锟卫兵旅。孙岳早在清末就与冯玉祥结识，同为滦州起义时的战友，并一直保持较密切的关系。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孙岳被任为直军西路司令，战后因功兼任冀南镇守使及剿匪司令，驻军直隶大名。孙岳驻大名时，与驻顺德区的胡景翼相距较近，来往密切。胡景翼部队纪律差，孙岳曾派其参谋长何遂为其轮训军官。国民军三军其他主要领导人有何遂、徐永昌等。
历史进程
国民军组建
北京政变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北京中央政府为直系军阀所控制，曹锟、吴佩孚成了“直系中央”的实际掌权者。1923年10月，曹通过贿选成为大总统。曹锟上台后，冯玉祥与曹锟、吴佩孚矛盾日益尖锐，孙中山和革命高涨形势对冯玉祥的影响，以及段祺瑞和张作霖对冯玉祥的拉拢，使冯玉祥倒戈攻击直系军阀。
1924年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下旬，双方几十万大军在山海关区至九门口长城一线激战，直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联合直军第三路援军司令胡景翼、京警备副司令孙岳，从热河省平秘密回师北京市，推翻了直系曹锟、吴佩孚把持的北京政权，发动了辛酉政变。北京政变后，中央政府暂时落入冯玉祥的掌控。
国民军组建
1924年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了军事政治会议。此时战事仍在继续，为应对吴佩孚的反扑，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各部队急需统一的组织领导。因此在25日的会议上即正式议定，他们三人所率领的部队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其下分为三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同时议定在北京设立国民军联合办事处和总军法处。国民军正式成立。
国民军成立时虽分编为3个军，实际上只有国民军第一军（以下简称国民一军）有1个师、3个混成旅、3个补充旅，共约5万人的兵力。国民军第二军（以下简称国民二军），仅有1个师的兵力。国民军第三军（以下简称国民三军），仅有1个混成旅的兵力。会议就国民军各部的军事任务进行了分配。国民军一军驻守北京市，负责截击由京榆线退却的直系部队；国民军二军负责打通京汉线黄河南段及肃清大河以南之敌；国民军三军负责打通京汉线黄河北段及肃清大河以北之敌。
发展与演变
国民军的扩张
一军在西北的发展
辛酉政变后，奉军趁机大举入关抢占地盘，北方出现了奉系和国民军两大势力对立的局面。冯玉祥在军事上政治上受到很大压力，于1924年11月24日宣布下野，并于12月9日宣布取消国民军名义，解除总司令职权。为维持“均势”，12月19日，段祺瑞“任命冯玉祥部张之江为察哈尔省都统，鹿钟麟为京畿卫司令兼暂编第一师师长，刘郁芬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师长”。此外，段祺瑞还将津浦铁路区域划分为奉军的势力范围，京汉线的豫省及西北区域划分为国民军的势力范围。1925年1月3日，段祺瑞又下令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如此，冯玉祥的国民一军控制了京畿、察哈尔、绥远省地区。
冯自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后，不问北京市政事，全力发展西北计划。国民一军的编制和兵力有了较大的扩充。至1925年夏末，国民军兵力逾十万，到年底已增至十五万人，共编为十二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两个炮兵旅，一个交通团，统称西北陆军（常称“西北军”）。为培养初级军官，1925年7月，国民军一军在张家口市设干部学校，该校学员约500人，二年学制，授以完备的军事学科、术科课程。此外，还设有军官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铁甲车教导团等其它军事训练机构，在短期内培养了一定数量的军事人才。
二军进驻河南
1924年11月下旬，国民二军主力部队在胡景翼率领下，由顺德区南下，进兵河南。国民三军何遂部则由大名南下，协攻河南。12月6日，段祺瑞政府任命胡景翼为河南督办。胡景翼就职后，在河南与刘镇华之镇嵩军第三十五师师长憨玉琨的矛盾尖锐起来。1925年1月23日，禹县地方民团、土匪在憨玉琨的唆使下，收缴胡景翼部曹世英旅的枪械，双方在禹县开火。1月25日，刘镇华亲率镇嵩军出潼关县助憨玉琨。2月25日，胡景翼下总攻击令。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刘镇华部在胡景翼和孙岳合力打击下，节节败退。国民二军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4月10日，胡景翼患疮暴卒，终年34岁。胡临终前致电段祺瑞，请令河南省军民两政职务由岳维峻继任。4月24日，段祺瑞发布了岳维峻督豫的命令，国民二军基本上控制了河南。
三军进入陕西
在助国民二军取得“胡憨战役”胜利的过程中，国民三军虽然移驻豫北地区，却仍无自己地盘，便开始积极谋划夺取陕西地盘。1925年5月中旬，孙岳以剿匪为名率兵进攻陕西省。国民三军入陕得到了国民二军及“陕北地区国民军”的响应。7月15日，国民三军在国民二军李云龙部协助下，于临潼区附近的零口击败吴新田军。7月30日，孙岳进驻西安市。至8月，国民三军已基本控制了陕西，段政府于8月29日任命孙岳为陕西军务督办。
国民三军控制了陕西省，为国民军进入甘肃省创造了条件。1925年8月29日，段祺瑞在任命孙岳为陕西军务督办的同时，任命冯玉祥以西北边防督办兼任甘肃军务督办、陆洪涛为甘肃省长。至此，国民军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控制北京市及其附近各县、察哈尔省和绥远省两特别区外，又控制了河南省、陕西省、甘肃省三省，而且联成了一大片；同时军队编制和兵力也有了很大扩充。
反奉战争
与郭松龄联合反奉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成为全国军事实力最大的军阀。张作霖增派大批奉军入关，国奉矛盾日益紧张。与此同时，上海市发生了“五”惨案，奉系军阀协助英国、日本镇压爱国主义运动，激起了民愤。在全国人民反奉运动的浪潮下，奉系军阀郭松龄也走上倒戈反奉的道路。为争取反奉同盟者，1925年11月，冯玉祥与郭松龄签订《冯郭密约》。同时，奉系军阀将领李景林也加入反对张作霖的联盟，与冯玉祥、郭松龄形成三角同盟。三方商定，直隶、热河省归李景林，国民军自由出入保定市、大名、京汉线和天津海口，东北地区、内蒙东部归郭松龄开发，郭松龄助冯玉祥开发西北。
1925年11月下旬，郭松龄倒戈反奉，并将所部改编为东北国民军。但由于日本对郭军的阻挠，及其对奉军的支援，郭军进展缓慢。1925年12月22日夜，郭松龄军在巨流河之战与奉军决战，郭军战败。其部下魏益三继承郭松龄遗志，与冯玉祥合作，将所部改组为国民军第四军。
天津战役
郭松龄反奉战争开始之前，冯玉祥、郭松龄、李景林三方私下协定，保证李景林在直隶地区的利益，并且将热河省地区让给李景林。但是在郭松龄反奉战争尚未胜利之时，国民军二军、三军违约抢占地盘，将原本的盟友李景林变成了敌人，使李景林重新倒向奉系军阀。国民二军和国民三军与李景林的部队发生冲突后，李景林决意与国民军开战。为夺取天津市作为国民军的出海口，冯玉祥任命张之江为总指挥，率领部队向天津发起猛攻。邓宝珊率领的国民二军和徐永昌率领的国民三军部队配合作战。1925年12月8日，国民军完成部署，开始进攻。12月10日-15日，双方在杨村一带激战。国民军人数超过李景林军，但李景林军在德国顾问指导下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加之日本顾问参与指挥，李景林军顽强固守。国民军激战多日，进展甚微，部队伤亡严重。直到12月24日，即郭松龄反奉兵败的同一时期，国民军才攻占天津市。但国民二军和国民三军未能截断津浦铁路，李景林军残部退往山东省。
国民军溃败
冯玉祥下野
1926年初，中原地区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国民军与奉军的关系已彻底决裂，直系吴佩孚又把矛头公开指向冯玉祥。1926年1月，张作霖与吴佩孚就“讨赤”问题达成合作，他们视冯玉祥为北方“赤化”势力的代表人物，决定在“讨赤”的旗帜下联合进攻国民军。吴佩孚与张作霖实现联合后，奉军便在滦河一线向国民军进攻，直鲁联军向天津市反扑，吴佩孚的军队向河南省进攻。吴佩孚、张作霖的军队超过45万人，而国民军部队只有约15万人，国民军处于南北两线作战的危险之中。此时，国民军内部二军和三军之间为争夺直隶地盘而发生尖锐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冯玉祥通电下野，他把军权交给张之江后，前往苏联访问。冯玉祥下野后，国民军的压力没有得到缓解，内部矛盾激化，逐渐向代表不同政治倾向的派系斗争发展。
国民二军溃败
吴佩孚在与张作霖实现联合“讨赤”后，于1926年1月20日分兵三路进攻河南省。靳云鹗部进攻豫东，寇英杰部进攻豫南，刘镇华部进攻豫西。吴佩孚另派人收编红枪会为豫卫军，破坏国民二军的后方。面对吴佩孚的进攻，岳维峻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令蒋世杰固守信阳市，并派2个旅增援，李纪才部退回豫东，全军主力集结于洛阳市至开封市一线，以应付各方情况。蒋世杰坚守信阳，寇英杰屡攻不下，便以部分兵力包围监视，主力绕道北进，于2月连克驻马店市、偃城、漯河市、许昌市等地。信阳守军坚持到3月13日，经教士调停而放下武器，时国民二军南路已溃败。
在东路，靳云鹗部攻占归德、兰封（兰考）。在西路，刘镇华部截断国民二军向陕西省的退路。同时，阎锡山陈兵黄河北岸。国民二军四面楚歌，10万大军集中于郑州市、洛阳一带。岳维峻惊于东路和南路的失败以及红枪会的破坏，举棋不定，无心恋战。1926年3月2日，岳维峻放弃郑州，直奉联军靳云鹗和寇英杰的部队会师，追击国民二军。国民二军在撤退途中遭到红枪会和地方武装的袭击，溃不成军，在陕州区、灵宝市缴械投降，岳维峻被晋绥军俘获，国民二军瓦解。
大沽口事件
国民军与“讨赤”联军开始激烈的斗争后，发生了大沽口事件。1926年3月8日，奉军兵舰由大沽口袭击北塘，被国民军一军击退。为阻止直鲁联军用军舰运兵，国民军封锁大沾口，规定任何船舰不得驶入，外国船舰亦须白天行驶并接受检查。3月12日，2艘日舰企图掩护奉军进入大沽口。日舰强行驶入，不在指定地点停泊接受检查。国民军守军发空炮警告，日舰实弹炮击大沽口炮台遗址，伤守军13人，守军被迫还击，将日舰击退到海面。事件发生后，国民军前敌总司令鹿钟麟将军向日本领事提出抗议。日方不但不承认炮击大沽口和击伤守军之事，反而诬称“受炮台附近之中国军队之射击”，造成日舰人员受伤，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军方面当即公布事实真相，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为奉作怅之罪行。
南口战役
1926年3月24日，国民军步兵在骑兵掩护下登上专用列车，撤离天津市。4月15日，国民军在一夜之间撤离北京。国民军退到南口一线以后，与“讨赤”联军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大战。国民军的总兵力近20万人，直、奉、直鲁、晋联军的总兵力达50余万人。1926年5月初，“讨赤”联军开始向南口发起攻击，吴佩孚、张宗昌、张学良亲临前线督战。联军集中优势炮火向国民军阵地轰击，国民军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打退敌人进攻，联军损失惨重。在联军向南口正面猛攻的同时，阎锡山应吴佩孚、张作霖的要求，出兵晋北，切断京绥线交通，威胁国民军后方。国民军调整部署，以北路军总司令宋哲元调任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司令，指挥对晋绥军作战，以图恢复和保证京绥路的畅通。多伦县、沽源县一线由王镇淮、席液池的守备部队坚守。但战争在雁北地区形成相持状态，国民军的计划未能实现。
“讨赤”联军在正面进攻受挫后，便采取加强侧翼攻击的策略，一面加强对多伦、沽源一线的进攻，一面唆使盘踞在陇南市、庆阳市的孔繁锦、张兆钾进攻兰州市，并促刘镇华加紧图陕，威胁国民军的后方。1926年8月1日，奉军发起总攻，在敌人攻击下，多伦守军不支溃退。国民军受到侧翼威胁，被迫于8月14日全线撤退。韩复榘、石友三、张自忠部撤退不及，接受晋绥军改编。至此，战3个多月的南口战役宣告结束，国民军被“讨赤”联军击败。
冯玉祥重振国民军
五原誓师
冯玉祥在莫斯科得知国民军在南口战役中失败的消息后，于1926年8月17日，离开莫斯科回国。9月15日，冯玉祥抵达五原。时在五原的国民军只有弓富魁、徐永昌、方振武等部，其余各部分驻于甘肃省和绥远省各地，除原在甘肃的部队外，统计各部不满5万人。次日，冯玉祥召集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石敬亭、孙连仲、孙岳等国民军众将领举行会议。会议决定组织国民军联军，推举冯玉祥为总司令。随后，冯玉祥发表了《五原誓师宣言》。在宣言中，冯玉祥表示将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接受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解放全国民众而战。随后，冯玉祥组织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召回其他各部，整编部队，使濒临瓦解的国民军得以重振旗鼓。
参加北伐
五原誓师后，国民军确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按照这一方针，冯玉祥派孙良诚率军援陕，并指挥在绥远省的部队南撤。奉军闻知冯玉祥回国，即派大军西进以图根本消灭国民军。孙良诚奉命后即率部由平凉市向西安市疾进，1926年10月初到达兴平市。11月23日，国民军攻占咸阳市。26日，国民军全线总攻。镇嵩军后方受袭，全线动摇，向潼关县溃退。27日上午，西安解围，方振武部首先入城，以军粮赈济饥民。1927年1月，冯玉祥进入西安，处理善后事宜，整顿军务，颁布《国民军管辖区域军政时期临时行政大纲》作为临时施政纲领。
1927年4月19日，武汉政府举行第二期北伐，主力为唐生智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以期与冯玉祥会师。4月26日，武汉政府改编国民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命冯玉祥为总司令，令其向河南省进军，以准备与北伐军会师。5月6日，冯玉祥赴潼关县督师。国民军连克灵宝市、陕州区、渑池县、洛阳市等地。国民军占领洛阳后，继续东进，于5月30日占领郑州市，于6月4日进入开封市。武汉北伐军在击溃奉军主力后于6月1日进入郑州。至此，国民军与明成祖北伐军会师。
国民军解体
郑州会师后，冯玉祥走上与蒋介石合流的道路。1927年6月30日，冯玉祥致电国民军各部，命令整顿党务，肃清共产党。国民军联军随着其统帅转向反动而变质，从一支革命军队转变成为中国国民党新军阀部队。同时，冯玉祥还致力于调停宁汉纠纷，促成继续“北伐”。1928年2月-6月，国民军联合蒋介石、阎锡山各军打倒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三省易帜，北洋军阀统治终结。
北洋军阀被打倒后，新军阀之间围绕兵权与地盘的矛盾激化，彼此之间的混战不断发生。1930年2月，冯玉祥与阎锡山谋划联合反蒋。5月1日，国民军与蒋军在砀山县开火，蒋阎冯大战爆发。这次大战同时在陇海铁路、平汉、津浦三线及湘南进行。大战的重心在陇海线，阎锡山、冯玉祥集重兵于此线。5月11日，蒋介石下总攻击令，晋绥军、国民军节节败退。10月3日，蒋军占领开封市，包围洛阳市，截断国民军西退之路。国民军残部由张学良收编。张学良将国民军残部约5万人减为3万人，缩编为1个军，以宋哲元为军长，至此国民军完全瓦解。
军队编制
国民一军
国民一军自辛酉政变正式成立后，其兵力持续扩充。1925年4月，国民一军已扩充到七八万人。其编制如下：
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后，国民一军继续不断扩编。至1925年12月，国民一军的地盘从西到东有甘肃、绥远省、察哈尔省、京兆、热河，兵力由6个师逐渐扩编到12个师和2个骑兵师，2个炮兵旅及1个卫队旅。全军总称西北陆军，共15万人。部队扩编情况如下：
国民二军
国民二军刚组编时，其编制是三个师另六个团（一教导团、五补充团）。其中，胡景翼自兼师长的第一师辖六个旅及二炮兵团；岳维峻任师长的第二师下辖二旅一炮兵团；以田玉洁为师长的第三师下属二个旅（仍驻陕西省）。
国民二军入豫后，迅速扩张，逐渐将部队扩编到11个师，另有13个混成旅，2个骑兵旅，22个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其中步兵团18个，炮兵团3个，骑兵团1个，全军共25万人。每师辖2个旅，11个师的师长分别是：
国民三军
国民三军主要驻于豫北和保定地区，其编制为：
国民三军入陕后被编为4个师，师长分别是孙岳、叶荃、杨虎城、何遂，另有3个混成旅，部队近10万人。这样，三支国民军的总数近50万人。
历史影响
积极影响
国民军从直系军阀军队中分化出来，并倾向于南方革命势力，给当时的直系军阀以沉重打击，使其在北方的势力崩溃，使其控制的中央政权垮台，撼动了整个北洋军阀的统治。冯玉祥背后没有帝国主义背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国民党左派人士都重视对冯玉祥及国民军的改造工作，从而对国民革命起了重要作用。五原誓师以后，国民军正式走上国民革命道路。在政治上，冯玉祥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与共产党合作，任用共产党员在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军事上，冯玉祥率领国民军进军陕西省，参加北伐战争，为打倒直奉军阀而战。国民军壮大了革命统一战线，使革命势力扩展到了黄河流域，鼓舞了革命军民战胜北洋军阀的斗志，并推动了陕西革命高潮的到来。
消极影响
国民军虽然自成一系，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缺乏与北洋军阀的其他派系彻底决裂的决心。1925—1926年间，国民军与直奉双方的战争也属于军阀之间的利益混战，没有改变其军阀的本性，再加之政治、军事上的弱势导致其在华北地区的争夺失败，使得北方的反革命势力再次联合壮大。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转向反动，在其部队中实行“清党”，将坚持革命的共产党清除出去，甚至加以枪杀，国民军联军已随着其统帅的转向反动而变质，从一支革命军队转变成为中国国民党新军阀部队。
历史评价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号召全国民众“不惜以重大牺牲实际援助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因为国民军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张吴两派军阀统治中国之障碍”。
苏联政府曾评价：“这些国民军的社会基础和北方其他集团的基础一样，虽然这些军队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但是意志并不坚决，各军的司令都没有革命的经历，而军队本身也没有革命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