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惨案

济南惨案是1928年5月3日到5月11日，日本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而出兵济南，对济南城内军民进行屠杀的事件。因屠杀在5月3日开始，又称“五三惨案”。

1928年4月，蒋介石开启第二次北伐，北伐军在徐州市誓师，随即迅速击败山西省、山东省、豫北的奉系军队，进入山东境内，逼近济南市。4月下旬，日本为维护在山东的利益，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济南。5月1日，随着奉系军队放弃济南，北伐军部分主力进驻济南。日军在济南商埠以及交通路口设置工事，配置士兵，阻止中国军队通行。蒋介石采取隐忍态度，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5月3日，中国军队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所部与日军发生冲突，日军开枪杀人，随后日军乘机制造流血事件，对城内中国军民展开无差别屠杀，酿成惨案。

蒋介石派外交部长黄郛与日军交涉失败，日军随即闯入交涉公署，杀害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省交涉员蔡公时及其他17名公署人员。5月4日，蒋介石寻求与日交涉，日军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济南市。蒋介石妥协退让，命令北伐军退出济南，绕道北伐，仅留下约三千人驻守济南。5月7日，日军要求所有中国军队撤离济南，并严惩中方将领贺耀祖等人。次日凌晨，日军不等中方答复，随即炮轰济南城，进攻北伐军，济南城内中国守军寡不敌众。5月10日，蒋介石电令守城士兵全部退出济南城。日军进入济南城内，随即大肆奸淫掳掠、烧杀抢夺，无差别屠杀中国军民，屠杀持续到5月11日。济南惨案期间，日军的暴行造成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受伤1701人，财产损失约2957万元。

济南惨案发生后，全国学生掀起反日抗议运动，要求蒋介石与日本严重交涉，并对日断交。中共发表反日宣言与“告山东民众书”，揭露日军罪行，抨击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政策。上海市、北京的工商团体纷纷致电张作霖，呼吁停战，奉系内部将领也劝谏张作霖停战对外。5月9日，张作霖通电全国，宣布停战。随后张作霖专列从北京返回沈阳市，日军拉拢张作霖不成，在6月4日趁机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南京国民政府诉诸国联与国际舆论，寻求外交途径解决济南惨案问题，但希望落空。蒋介石被迫继续对日交涉，多次要求日本从山东省撤军，遭到日本拒绝。直到1929年3月28日，国民政府与日方签订《济案协定》，日军才答应从山东撤军，日军并未对济南惨案承担任何责任。抗战胜利后，济南惨案的始作俑者酒井隆被国民政府下令逮捕，经过审判后，酒井隆在1946年9月30日被押赴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

事件背景

国民军二次北伐

1927年4月17日，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同年，蒋介石访问日本，本意在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在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晤后，蒋介石判断出日方毫无诚意，中日双方并无合作可能，甚至日军很可能出兵干涉国民革命军北伐，以阻止中国统一。然而蒋介石上台后，仍然推行亲日外交路线，并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外交部长。

1928年1月，蒋介石在下野后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随即开始整顿内部，改组国民政府，筹备第二次北伐，消灭割据东北地区、山东省、平津地区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以统一中原地区。蒋介石联合西北军阀冯玉祥、晋系军阀阎锡山、桂军李宗仁等组建北伐军合共四个军团，兵力约99万人。4月7日，蒋介石在徐州市发布北伐誓词，随即下达总攻击令，北伐军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分别由津浦、京汉、石太铁路挺进。在蒋介石筹划北伐之际，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等也在积极备战，以应对北伐军的进攻。两军交战后，北伐军在山西省、豫北、山东三条战线上节节胜利，很快就将奉系军队击溃，先后攻占陇海铁路、龙潭、台儿庄区、薛城区等地。北伐军进入山东省境内，逼近济南市，随即引发日本出兵济南。

日本出兵济南

自从明治维新以来，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发展，日本迅速走上了现代军国主义道路，并形成了“侵略朝鲜、攫取满蒙、征服中国”的大陆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机出兵中国山东，推进其大陆政策的实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通过《山东问题交换》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利益，获得在济南市、青岛市的驻军权。随着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兴起，掀起抵制日货思潮，日本经济受到影响。在此情况下，日本决定鼓吹“满蒙独立”，收买北洋政府首脑袁世凯，扶持奉系军阀张作霖，试图渗透并侵占东北地区。

第二次北伐前夕，蒋介石积极对日本释放善意，希望日方不要阻挠北伐。4月18日，国民政府向日本及其他国家驻沪总领事递交了保护外侨的声明，希望避免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出兵干涉的可能。但是日本政府为了维护其在山东的利益，并未理会蒋介石的善意。4月16日，日本驻济南市武官酒井隆呈请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出兵；青岛市总领事藤田荣介和代理驻济南总领事西田一也向日本政府请求出兵。18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开内阁会议，决议从天津市、青岛等地增兵济南，保护胶济铁路，并即刻发布出兵声明。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要求北伐军绕避济南。4月21日，日本从天津派出的三个中队抵达济南，随后日本第六师团在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领下也陆续在青岛登陆，并向济南推进。同一天，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照会日本政府，要求日本停止向山东派兵。4月30日，蒋介石派时任兵工署长张群以个人代表名义赴日，试图劝阻日本出兵。

事件经过

北伐军进入济南

1928年4月下旬，北伐军先后攻占兖州区、济宁等地，孙传芳率领残部退守泰安市、济南一带。随后，北伐军沿津浦铁路向济南方向推进，军阀张宗昌率部北逃。4月23日，蒋介石抵达州，亲自部署歼灭孙传芳、张宗昌残余部队的作战，要求北伐军迅速北上，攻占济南。4月28日，北伐军孙良诚所部进占泰安，方振武所部在两天后占领长清区，逼近济南，陈调元所部也切断济南以东的胶济铁路。5月1日，孙传芳、张宗昌两军放弃济南，向黄河以北撤退。同一天，北伐军刘峙所部、贺耀祖所部、陈调元所部、孙良成所部共四个军团相继进驻济南市地区。为了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进入济南地区的北伐军除少量主力进驻城内以外，大部分都驻扎在济南郊外。

北伐军进驻济南的当天，即侦知日军早已在济南商埠以及各重要交通路口堆积沙包，架设铁丝网，设置掩体等，并在各路口配置武装士兵，严禁中国军队通行。与此同时，日军师团长福田彦助率领所部第六师团作战部队从青岛市赶赴济南。日军假扮的“日本侨民”则组成“义勇团”，奉命在商埠各处张贴告示，威胁济南城内的中国军民。为了实施战争预谋，日军蓄意寻衅，闯入国民党济南市党部机关，强行抓捕六名工作人员；日军还在济南街头枪杀无辜市民宋占光、李青海等人，蓄意制造冲突；此外，日军还在济南报社门口，堵截刺杀刘峙所部营长阮济民、少校副官朱有礼等数名官兵。5月1日晚，蒋介石抵达济南，随后任命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打算正式接管济南。对于日军的种种行为，蒋介石决定采取隐忍态度，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

中日矛盾升级

5月3日上午，日军驻济南代理领事西田和宪兵司令拜会蒋介石，假意地称赞北伐军军纪很好，很守秩序，并诈称已派到济南的日本军队和宪兵即将撤退。在日方的蒙骗下，蒋介石并未对济南城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当天，贺耀祖所部第四十军一名患病士兵在送往医院途中，遭到日军阻止通行，由于语言不通，双方发生争执。日军当即开枪射击，打伤中国士兵和役夫各一人，并包围医院。枪声响起后，驻守在济南市各处的日军乘机制造流血事件。驻守在牌税局一个营的中国军队，遭到日军包围并勒令缴械，成为俘虏。上午九时，日军在南魏家庄集体枪杀中国军队宣传人员；驻守商埠的日军全面出动，向中国军队第四十军第3师第7团所部两个营，以及第三十七军第1团所部、第八十九师补充团发起进攻。由于事发突然，中国军队毫无准备，又没有接到抵抗命令，因此不少官兵遭到日军屠杀。5月3日当天，日军在济南城内展开无差别屠杀，只要遇到中国军民即开枪射击，街道上处处都是被日军残杀的中国军民尸体。因日军屠杀从5月3日开始，故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

虽然事态恶化，但蒋介石仍然不准备抵抗，反而派遣当时在济南市的外交部长黄郛前往日军司令部交涉。日军态度傲慢，强迫黄郛在伪造的文件上签字，承认济南冲突是因中国人抢日本人的东西引起，遭到黄郛拒绝后，日军将黄郛扣留在日军司令部，并强迫其卫队缴械。在蒋介石单方面下令中国驻军撤离商埠的情况下，日军佯称接受停火，中日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日军封锁交涉公署，搜掠文件。时任外交处主任兼山东省交涉员蔡公时怒斥日军的野蛮行径，遭到日军捆绑凌辱；随后日军将蔡公时及其他17名公署人员残忍虐杀。日军又闯入黄郛的办公处，大肆劫掠外交文件与私人财物，黄郛事先离开才逃过一劫，日军随即纵火将黄郛的办公处焚毁。面对日军的疯狂屠杀，贺耀祖所部第四十军第三师一部以及担任济南卫戍任务的方振武所部第四十一军第九十二师、驻守商埠的第九十三师所部奋起还击，迫使日军停止进攻。

蒋介石对日妥协

5月4日，蒋介石为免事态扩大，命令中国军队停止对日军还击，随后派遣高级参谋熊式辉前往日军司令部，与日军日军代表、第六师团参谋长黑田周一谈判。日方提出三条无理要求：其一，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其二，胶济、津浦两铁路不许中国运兵；其三，中国军队一律退离济南市20华里以外。熊式辉不敢签字，以“事关重大”须向蒋介石请示为由返回。下午，蒋介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日军暴行，并请示应付方针。同时，外交部长黄郛致电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日军停止战争行为，并立即从济南撤兵。在在英、美两国驻济南领事出面调停后，日军稍有收敛，济南形势缓和。但到了晚上，日军即从青岛市增兵济南，又不断以飞机、大炮轰击济南驻军及居民，并将中国驻济南警备军一千余人全部缴械拘禁。5月5日，蒋介石在济南市与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高级参谋熊式辉等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了避免与日军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决定命令中国军队大部退出济南，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

5月6日早晨，蒋介石、朱培德、杨杰、熊式辉等离开济南，退驻近郊党家庄镇。济南城内仅留第一军第一师李延年部及第四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第2团邓殷藩部共约三千人，作为卫戍部队。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并未换来日军的让步，反而助长了日军的侵略野心。日军继续增兵济南市，第三十六旅团由青岛市调至济南，第二十八旅团和海军一部调至青岛。日军参谋本部向第六师团发出电令，妄图歼灭济南的中国军队。5月7日晚，日军提出条件，要求所有中国军队撤出济南，并处罚参与冲突的相关高级将领、解除参与对抗的军队武装、严禁反日宣传等无理要求，并限蒋介石在12小时内答复。面对日军的逼迫，蒋介石随即派熊式辉前往日军司令部交涉，希望日军能稍作让步；同时，蒋介石又电令张群在东京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希望和平解决济南市问题。蒋介石又以“未遵军令回避日军”为由，将贺耀祖免职，但是他对日妥协求和的努力，均告失败。

日军占领济南并持续制造屠杀

5月8日凌晨，日军不等中方答复就炮轰济南城。随后，济南日军以最后通牒限期已过，未获答复为借口，向北伐军发出总攻命令，并限令城内中国守军一小时内缴械离城。城内中国守军被迫应战，很快不支，退守济南内城。与此同时，日军占领辛庄、张庄及白马山车站，向党家庄前进，沿途不断扫射无辜平民。当天下午，日军迫近党家庄，进攻在此休整的中国军队第三军第八师。次日，日军第十一旅团进攻济南西城门，与中国守军李延年所部激战。蒋介石对和谈仍未死心，再次派人与日军交涉，告知已经将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免职，并同意济南市城内不驻兵，由武装警察维持秩序。但是日军寸步不让，要求蒋介石必须完全接受其条件，将方振武、贺耀组、陈调元三个军团全体解除武装，同时严惩参与冲突的军官。

5月10日晚，蒋介石电令守城士兵“暂缓让步”，全部退出济南城。中国守军撤退，济南失陷，没有来得及突围出城的中国士兵，全部遭到日军屠杀。日军占领济南，在5月11日举行入城仪式，升挂太阳旗，并以搜索中国士兵为名，在济南城内大肆奸淫掳掠、烧杀抢夺。日军进城后张贴告示，告知居民可以正常生活，但是随后即开始无差别屠杀城中军民。期间，济南市城内无辜市民被日军以各种名目屠杀，日军见人就杀，无论男女老少，而且手段残忍，连儿童与孕妇也不放过。日军还将西关江家池市内医院的中国守城士兵全部屠杀，连医生也不放过。此外，日军还将一千七百多名被俘的中国士兵秘密杀害。英、美、德等国为了限制日本的继续扩张，出面调停，但是日军不予理会，继续在济南城内制造屠杀。据事后调查，济南惨案期间日军的暴行造成中国军民死亡6123人，受伤1701人，财产损失约2957万元。除了大屠杀之外，日军进入济南城后还有炸毁当地火药库，侵占兵工厂，抢劫商店等一系列恶行。

各方舆论

学生抗议运动

济南惨案发生后，南京市、上海市等地的学生大规模组织罢课、集会、示威和街头演讲来表达对日愤慨。5月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代表大会，提出“恢复民众运动、与日本断绝外交，要求蒋介石与日本严重交涉，对日经济绝交”的主张。南京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代表在金陵大学集会，宣布成立首都民众反对日本暴行大同盟，通过请求中央组织青年救国军、电请蒋介石驱逐日军出境等多项议案。抗议运动迅速从上海、南京扩展到全国各地。国民政府担心事态扩大，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对日经济绝交办法大要》，反对日本商品在中国的流通。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反日会、外交后援会反对日本商品。

中共反日主张

济南市惨案发生后，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和共青团山东省执行委员会连续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民众书》《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炮轰济南告胶济铁路全体工友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号召全省人民开展反日爱国运动，并提出了反日斗争的具体目标和主张。中共济南市执行委员会与共青团济南市委员会，胶济铁路总工会也相继发表了《为“五·三惨案”告全市民众书》《为反抗日兵炮轰济南告全路工友书》，向全市人民发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潘汉年、潘梓年、成仿吾、李一氓等七十七人联合发表《对济南惨案宣言》《为济南事件对日本民众宣言》《为济南惨案敬告各国民众》书，指斥日军暴行，号召民众声援反日救国运动。

其他评价

蒋介石评价：济南惨案是日本加给中原地区的国耻、军耻、民耻。”

时任上海出版社的评论员密勒认为：“此次济南惨案是田中义一有意破坏和平。”

时任《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哈雷特·阿班记载：“平时有40万人口的济南市城，这时却空空荡荡，除了尸体外，街上见不到一个中国人，只有日军的巡逻队来来去去。一条条的街道上满是尘土，在上火炙烤下，静静伸往远处。人行道上，建筑物门口，甚至大路中间，到处横陈着中国人的尸体，大多已肿胀。这些尸体中有些穿军服，有些着便衣，男女老少都有。除了死人外，死马也不少，都把四腿僵直地支棱在空中，样子显得怪诞，又充满哀婉。房屋大多被毁坏了，只剩门框的门，还有破碎的窗。房屋的余烬还在冒烟，但是里面已经没有生命痕迹了。商店几乎被毁，劫掠一空。”

济南惨案发生后，《芝加哥论坛报》连续刊登避难外国人见闻等，并刊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电报，称日军 “炮击毫无防御的城市，陷济南于恐怖时代”。

济南惨案发生后，针对中原地区民众的反日情绪，日本《外交时报》写道：“如果中国仍以种种借口继续反日，或是以建设之名巧施破坏，又或借款不还，欲行欠账，则应该采取出兵一类强硬措施。”

事件后续

国民政府妥协

济南惨案前夕，南京国民政府即反对日本出兵，坚持要求日军撤退。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谴责日军暴行，并诉诸国联、美国与国际舆论，要求“调查公断”。5月7日，蒋介石电令张群会晤日首相田中义一，表示中日间一切问题都可通过外交方式和平解决。5月10日，驻美全权代表伍朝枢赴美寻求帮助，国民政府要求美国和国联出面调停，5月15日，美国公开发表对日不满，同时出台《调停济案争议决议案》。5月28日，日本向国联提交说明书，松井石根奉命来华协商。同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北伐宣告成功。新任外交部长王正廷开始就济南事件重启交涉。同年7月，中日开启外交谈判，日本希望与南京政府建立“邦交正常化”，双方就“济案”问题进行交涉。中日双方经过多次谈判，直到1929年3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签署《济案协定》。协定规定：“济南不幸事件认为既往不咎，相互不课军事行动的责任。”中国方面既没有追究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责任，也没有提出赔偿、道歉等任何要求，反而表示济南惨案使“中日两国俱复损害”。在国民政府保证保护日侨的前提下，日本答允于两个月内撤退山东省日军。

张作霖返奉

济南惨案发生后，上海、北京的工商团体纷纷致电张作霖，呼吁停战。北洋派系在野元老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等也都通电呼吁停战。5月5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建川美次要求奉军不得反攻济南市，激起安国军政府交通次长常荫槐的愤慨。常荫槐致电奉军将领张学良和杨宇霆，让他们电请张作霖通电表示“速息内争，一致对外”。5月9日，孙传芳以及国务总理潘馥奉劝张作霖顺应潮流，停战言和。同一天，张作霖通电全国，宣布停战。5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关于维持满洲地区治安措施的方案》，企图趁机迫使奉军退出关外。日本驻华公使芳泽向张作霖递交备忘录，奉劝其立即自动撤回东北地区。张作霖十分愤懑，双方不欢而散。5月30日，安国军政府召开最高紧急会议，张作霖、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潘复等军政要人出席，张作霖决定以大元帅名义下达总退却令。6月3日，张作霖专列从北京返回沈阳市。6月4日，关东军拉拢张作霖不成，趁机制造“皇姑屯事件”，在张作霖专列经过皇姑屯的路线上预先埋下炸弹，炸死张作霖。

战后审判

时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酒井隆作为济南惨案的始作俑者，在中日双方签署《济案协定》后并未受到惩罚。1945年10月10日，国民政府在北平市接受日军投降，随后开始逮捕日本战犯嫌疑人。酒井隆是蒋介石亲手圈定的12名主要战犯中的一个，他曾参与济南事变、华北事变、攻占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济南惨案、《何梅协定》和日军香港暴行的责任人之一。12月25日，酒井隆在北平被捕，随即被押解到南京。1946年5月29日，南京军事法庭检察官陈光虞对酒井隆提起公诉。随后，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公审酒井隆。8月27日，国防部南京军事法庭判处酒井隆死刑。9月13日，蒋介石批准了对酒井隆的死刑判决。9月30日，酒井隆被押赴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

后世纪念

防空警报

为纪念“五三惨案”（济南市惨案），提醒国人勿忘国耻，济南在每年的5月3日10时会鸣放防空警报。

蔡公时纪念馆

蔡公时纪念馆位于槐荫区经四路370号，纪念馆占地面积900余平方米。该地区原本是蔡公时遇难地，馆内以蔡公时事迹和“五三惨案”为主题，通过文字、图片、雕塑展示了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纪念馆二楼放置了蔡公时的铜像，东西展厅讲述了蔡公时的事迹和相关文物。纪念馆是2012年济南市文物局对原有建筑进行修缮后建立的，后面向所有观众开放。纪念馆被列为山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济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山东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济南惨案纪念堂

济南惨案纪念堂位于济南市趵突泉公园东北角，展厅修建于2007年4月28日。纪念堂占地约2600平方米，展厅一楼有蔡公时的铜像、济南惨案相关的文字论述。二楼则展示了一系列民族觉醒的铜版画。毛主席纪念堂外面，有雕刻着《济南惨案歌》的巨石，东侧还悬挂了“勿忘国耻”的大钟。

五三惨案纪念园

五三惨案纪念园位于济南市区泺源桥南侧、西护城河南段，在济南百姓为纪念“五三惨案”改名为“五三街”的旧址上修建。纪念园中有“五三惨案纪念碑”，护城河西岸有“五三惨案纪念亭”。五三惨案纪念园中记载了五三惨案的全部经过，还有勿忘国耻的浮雕。

参考资料

防空警报响彻济南上空 各界人士共祭“五三惨案”93周年.今日头条.2024-04-04

1928年5月3日 济南发生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 .济南网.2024-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