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奕
傅奕（555年-639年），相州邺（一说今河南安阳，一说今临漳县）人，隋唐自然科学家、无神论者。在当官之前曾做过道士，深通天文、历数，亦是一位激烈的排佛论者。
隋开皇年间，傅奕以仪曹的身份为汉王杨谅办事。唐高祖李渊称帝后，拜傅奕为太史丞、太史令。在其上任后，他主张革新，变更隋制，武德三年(620年)创制刻漏新法并被颁行。武德七年（624年），他上书请求废黜佛教，李渊召集百官评议，傅奕也参加了这次由朝廷主持的关于佛教的大辩论。唐高祖本已决定听从傅奕的进言，因为玄武门之变发生而作罢。贞观十三年（639年），傅奕去世，终年八十五岁。
傅奕著有《老子注》《老子音义》等作品，并收集魏晋以来反佛教的人物编成《高识传》。他推崇儒道、反对佛教，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他从佛教违背中华的伦理佛教、破坏中央集权、制造祸乱、与中华民风相悖等角度对佛教进行批判。傅奕在唐初佛教盛行之时最先向佛教展开斗争，有着进步的社会意义，他的反佛思想也为后来许多反佛教的思想家提供了积极的借鉴意义。
人物生平
隋事汉王
傅奕通晓天文历法。在隋开皇年间，他以仪曹的身份为汉王杨谅办事。杨谅起兵谋反时，对傅奕说：“如今出现火星入井的现象，这是什么预兆呢？”傅奕回答说：“天上东井，黄道从中通过，正是火星运行的路径，不算怪异。假如火星进入地上的井，这就是灾难了。”杨谅听后很不高兴。至杨谅兵败之时，傅奕也因此得以免去死罪，被流徙至扶风县。彼时李渊是扶风知府，对傅奕很恭敬。
出任太史令
李渊即位后，召傅奕入朝封为太史丞。太史令庾俭的父亲庾质在占卜时冒犯了隋炀帝，死在狱中。这导致庾俭本人十分避讳占卜之事，同时他还认为凭借占卜之事入仕并不光彩，于是推荐傅奕代替自己，傅奕由此升为太史令。傅奕上奏有关天文的奏章，时常符合皇帝的意思。他还设置了参旗、井等十二军之号。武德三年(620年)，傅奕进献《漏刻新法》，颁行于世。
力主革新
初唐时期许多典章制度都因袭隋朝旧制。傅奕认为唐创立于乱世之后，对旧的制度应该有多变更，于是他呈上《请革隋制疏》力主革新。在上疏中，他首先论说了历史上不沿袭旧制的例子，并借《周易》说明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正是由于隋代违背天意、残害百姓，专用严刑峻法，这才招致天下人的反抗，最终使隋代灭亡。而如今已经改朝换代，正值拨乱反正之时，天下百姓苦于隋的暴政，活的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变革旧制是不行的。因此，傅奕主张修改正朔、更换服饰的颜色、变更律令、变换官名，制礼作乐，只有这样，百姓才能感知福德。不仅如此，傅奕还提出更为具体的改革方案：其一是裁减官员；其二是减轻刑法。当时太仆卿张道源建议改变文繁杂的情况，精简文书，这一主张只有傅奕一人赞同。
上疏废佛
武德七年（624年），傅奕上疏请求除去佛教，此后又上疏十一条。李渊发给一众大臣进行讨论，只有太仆卿张道源认为傅奕的奏章合理。中书令萧瑀与他争论称：“佛，是圣人。傅奕的这种观点，对圣人进行攻击，应该给予严厉的制裁。”傅奕回答说：“礼义是从奉养父母出发，到为侍奉帝王为终点，这样才能显示忠孝之义和臣子的行为规范。而佛教徒走出城镇脱离家庭，背叛其主，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与天子对抗，以继位来背叛亲人。你不是从佛门出来的，却信奉背反其父的教义。我听说不孝的人不认父母，大概说的是你吧。”二人此后又展开了争论，萧无法驳倒傅奕，便说：“地狱正是为这种人设置的。”李渊打算采纳傅奕的建议，但正值传位给李世民李世民而没能实行。
武德九年（626年），傅奕向李渊密奏称，太白金星出现在了秦地上空，秦王李世民将坐拥天下，李渊将密奏交给了李世民。等到李世民即位，召见傅奕并赐他食物，对他说：“你上一次的密奏，几乎连累到我，但今后说话做事不必因之前的事而心存疑虑。”李世民曾在上朝时对傅奕说“：佛教的教义玄妙，留下的圣迹可以学习，而且因果报应显然，经常得到验证，独独你不领会其中教理，这是为什么呢？”傅奕回答说：“佛是外族的狡猾之人用来欺骗边远民族的手段，最初只传到了西域，渐渐流传到中国。信奉佛教的都是邪僻小人，他们通过模仿编造庄子、老子之类的玄言，用来掩饰妖幻的教义。对百姓没有好处，对国家只有危害。”李世民对此表示赞同。
晚年去世
贞观十三年（639年），傅奕去世，终年八十五岁。临死前他告诫自己的儿子称：“五胡乱华之后，整个社会都被迷惑了，只有我还保持清醒，但大家都不信我，这是十分可悲的。你们不要学习这些习气，古人裸身下葬，这才是你们该遵从的。”傅奕平时生病，从不请医服药，虽然研究阴阳占卜的著作，但却并不相信这些学说，曾经醉倒，突然惊起，他预感自己死期将至，于是为自己撰写了墓志铭。
思想主张
反对佛教
唐代佛教势力较为强大，影响也十分广泛。唐朝反佛教的阵容相较于佛教的势力仍落于下风，傅奕在唐初佛教盛行的时期最先向佛教展开斗争，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反对佛教。傅奕称佛教经典为“妖书”，称佛法为“邪法”，他继承了范缜反佛教的传统，首先对佛教的六道、因果报应之说进行批判，然后从中华伦理、社稷民生等方面指出佛教的弊端。他主张废除佛教的主要依据有四点：
其一，佛教违背中华的伦理佛教。据《广弘明集》记载，傅奕认为僧人不做皇帝的臣民，不做父母的子女，对皇帝是不忠，对父母是不孝，违背了伦理道德规范。
其二，佛教破坏了中央集权，逃避税役，削弱国力。为中央集权的政府考虑，佛教徒的数量过多，势必会影响政府的收入。据《旧唐书·傅奕列传》记载，他认为佛教徒是为了逃避国家的负担才出家的，如果废除佛教，不仅可以免去这一批蚕食人民的寄生者，还可增加国家的人口和税收。随后他又举出南北朝佛教与农民起义相结合的例子，以此论述佛教对朝廷是潜在的威胁。
其三，从“华夷之辩”的角度，称佛教不适用于中国。傅奕认为从历史治乱来看，佛教是祸乱的根源。他指出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人们恪守伦理，遵守等级秩序，民风淳朴，具有“华夏之气”。因此他认为在没有佛法时，人们都很淳朴，世上也没有谋逆之事；而在佛法传入以后，篡权悖乱之事便增多了。故统治者不信佛教则可使王朝兴盛；崇信佛教就会使王朝短命而亡。
其四，中华民风之本色在于“齐物敛欲”，这正与儒家所倡导的勤俭清虚相符合，而佛教喜好奢靡，暴殄天物，这与中华民风相悖。他在《请废佛法表》中指出，魏晋之后佛教劳役工匠、剥削民财、挥霍无度。
傅奕据此提出了自己的废佛主张，他认为应从朝廷政令入手，废除佛教，令僧尼还俗，编归原籍，婚配生养，交租服役。
元气自然论
傅奕反佛教的斗争，在理论上以元气自然论为基础，从中可以看出传统的中华朴素唯物论以及无神论思想。他认为人寿命的长短是自然原因形成的，人的富贵贫贱是由君主决定的，与佛教的宗教信仰没有关系。佛教徒将这些社会现象的决定力量都归结于佛教的法力，这是毫无道理的。
亦儒亦道
《旧唐书》与《新唐书》均对傅奕的遗训进行了记载，《旧唐书·傅奕列传》记载傅奕临终时告诫他的儿子称：“你应该学习名教所推崇的规范，如老子、庄子的玄言，孔子的儒家学说以及六经等。”在这里他将道教也归于正统名教，把儒教与道教置于同等的位置。《新唐书·傅奕列传》中则只说：“《六经》等名教的规范应该学习。”此外，他曾著《老子注》，并撰写了《老子音义》。由此可见，他对于儒教和道教的看法虽不完全相同，但都持推崇的态度。
主要作品
道教典籍
《旧唐书》《新唐书》以及明代学者焦竑的《国史志》中均记载傅奕著有《老子注》两卷。他还校订了《老子古本篇》，今存《道藏》之中。唐宋以来，流传较广的《老子》注本为王弼注本和河上公注本，傅奕的《老子注》以王弼本为底本。宋代经学家晁以道在为王弼本作跋时称：“傅奕辨认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这十六字是《老子》古本中所没有的，只有河上公注本中收录有。”而傅奕的《老子注》中也有此句。由此可见傅奕的《老子注》应是以王弼本为底本，同时参考了多家注本，参核经文而成。这一版本同帛书《老子》本有相近之处，但上下篇的分法有所不同。除《老子注》外，《新唐书》记载，傅奕撰有《老子音义》。《宋史》载，他写有《道德经音义》两卷，在撰写过程中，他对众多版本进行考证，校定了其中的文字。上述作品，除《老子古本篇》外，其余著作均已亡佚。
《高识传》
《新唐书》《旧唐书》以及《新唐书·艺文志》中记载傅奕撰有十卷《高识传》。《高识传》成书于唐贞观年间，书中内容为魏晋至初唐二十五位帝王及大臣反对佛教的事迹。在编排体例上，《高识传》分为帝王、臣子两个部分，每一部分又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在编方法上，以辑录排佛言行、事迹为主，兼收傅奕本人的评议。此书今已亡佚，但唐朝僧人道宣为反驳《高识传》而撰写的《列代王臣滞惑解》完整保存在《广弘明集》中。参照释道宣的著述，可以恢复《高识传》的部分面貌。
相关人物
范缜
范缜（约450年-515年），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泌阳县西北）人，是南齐梁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他年少时孤弱家贫，十八岁时赴沛郡相县(今安徽宿迁县境)读书。约三十五岁时在齐入仕，起初担任宁蛮主簿，而后累迁至尚书殿中。在梁，先后任晋安知府、尚书左丞、中书郎和国子博士等职。范缜不信鬼神，提出“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等观点，撰有《神灭论》，客服了以往唯物主义形神观的缺陷，对佛教的神不灭论进行了批判。他的排佛主张对傅奕的反佛思想具有一定的影响。
庾俭
庾俭，唐朝天文学家，父亲是庾质。李渊在位时，庾俭出任太史令。由于父亲庾质因占卜之时得罪隋炀帝，死于狱中，同时庾俭本人又耻于凭借占术当官，因此他举荐傅奕取代自己出任太史令。傅奕便和庾俭同任太史令。在任期间，庾俭编写《周史》，还与傅奕一同举荐东都道士傅仁均。
轶闻典故
智破佛齿
据《国史纂异》记载，唐朝贞观中期，有一个婆罗门僧说：“他得到一颗佛齿，没有任何东西能打碎它。”于是人们纷纷前来观看。正值傅奕卧病在床，听说后告诉他儿子说：“那不是佛齿，我听说金刚石特别坚硬，一般的东西打不碎它，唯有用羚羊角才能打破它，你可以去试一试。”那僧人将佛齿放在袋中，绑扎严密，不愿拿出，傅奕的儿子再三恳求，才让他看，他用羚羊角一打，佛齿便破碎了。从此，再没有人去看了，而后雕刻珠玉的人都用这种方法。
梦入地狱
据《地狱苦记》记载，傅奕和傅仁钧、薛颐同为太史令。薛颐欠了傅仁钧五千钱，没等还，傅仁均就死了。后来薛颐梦见了傅仁均，言谈话语都和平常一样。薛颐问以前的钱应该还给谁。傅仁钧说可以给那个下地狱的人。薛颐追问究竟是谁。傅仁均回答说是太史令博奕，至此，梦方醒。
某天夜里，少府监冯长命也做了一梦，梦见自己在一个奇怪的地方，见到很多已经过世的人。冯长命问佛教经典中所说罪福因果报应，是否真是如此。人们回答说正是这样。冯长命又问像傅奕那样生平不信佛的人，死后会得到什么报应。他们回答说，罪福一定有报应，博奕已经发配越州下地狱了。
排毁庾俭
据《旧唐书》记载，傅奕因庾俭的举荐升任为太史令，但在他出任太史令后，却多次排毁庾俭，但庾俭并不怀恨于他，人们都由此赞扬庾俭仁厚而称赞傅奕率直。
相关评价
《太平广记》中评价傅奕称：“傅奕自幼好学，学识渊博，精通天文历法，才思敏捷，能言善辩，谈吐流畅。”
哲学家任继愈评价傅奕称：“唐代佛教的势力较为强大，影响也较为广泛。傅奕在初唐佛教盛行的时期向佛教展开斗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的思想给后来的许多反佛教的思想家如韩愈、李翱等，提供了积极的借鉴意义。”“傅奕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反对佛教，这种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他的方向是正确的，批判佛教的态度也是坚定的。”而在对傅奕反佛的功绩进行肯定的同时，任继愈也指出其排佛主张的局限性。任继愈认为，傅奕在反对佛教时将佛教传播的原因仅仅说成是佛教徒对人们进行欺骗与愚弄，未能找出佛教产生以及发展的根本原因。傅奕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反对佛教，并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剥削阶级的阶级性决定了他反佛教的局限性。
学者辛旗认为，傅奕的反佛主张相较于范缜而言有些逊色，这是因为傅奕的排佛主张缺乏理论说服力。傅奕之理论是从朝廷礼教、财政等方面去论述佛教的危害，称其破坏民风、腐蚀国本，因此具有一定的情绪色彩，没有从较为理性、务实的态度去思考如何用中华固有思想去改造及利用佛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相关名言
“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
“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
“佛是胡中桀，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原地区。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
“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