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恩
沈登恩（1949年8月7日—2004年5月12日）是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的创始人，也是远景出版社的负责人。他激励了许多作家，如黄春明、七等生、李乔、陈若曦等人出书，并让金庸小说在台湾解禁。他因病于2004年5月逝世，享年56岁。他被誉为“梦幻出版家”。
个人简介
在两岸三地甚而全球的华文读者眼里，李敖、金庸、林行止都是响当当的名字。殊不知，在20多年前的台湾，他们的作品休提“畅销”，还都被列为“查禁目录”不得出版。最终冲破重重阻碍，将他们的著作呈现给读者的，正是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的创始人沈登恩。
1974年，沈登恩与王荣文、邓维共同创立远景出版社，此后推出了金庸、李敖、吴讷孙、黄春明、陈映真、陈若曦、七等生等人的作品。沈登恩是一位有独到眼光的出版家，在台湾出版界有“小巨人”之美誉。
20世纪60年代，金庸小说风行港澳，却被台湾列为禁书。远景成立不久，沈登恩想尽一切办法与金庸签下《射雕英雄传》的出版合同，1979年台湾解禁，金庸小说开始在台湾盛行，也为远景出版社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当金庸热在全球顾贞观读者中持续升温之际，沈登恩又油然想到了当年金圣叹首肯和拔《水浒传》文学地位的盛事。从一个文化人和出版家的眼光来看，沈登恩深感自己出版《金庸作品集》的初衷并不仅仅是供人消遣，他希望世人也不要仅仅把金庸的小说当作纯娱乐、消遣的快餐，而低估了其文学价值。1980年10月，在考虑推进金庸武侠小说学术化，进而让武侠小说大放光芒的计划后，沈登恩首倡“金学研究”一词，并策划出版了一系列“金学研究丛书”，公开向海内外征集金学研究稿件，使金学研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沈登恩的大力推动下，海内外探究金庸作品的文章书籍，很快就洋洋大观。
林行止也是远景出版大力推出的知名作家。林行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信报财经新闻》创办人，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由于林行止的政经评论常常批评台湾当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书在台湾一直被禁止出版。沈登恩心爱林行止的著述，决心冲破禁忌。几经争取，远景公司终于1989年抢得先机，率先在台湾推出《林行止作品集》，立即受到台湾地区读者的极大欢迎。后来沈登恩又将林行止著作输入内地，如今林行止在内地读者中已有渐领风骚之势。沈登恩热爱文学，乐与知识分子往来，李敖的作品也都是靠沈登恩亲自多次拜访才得以出版。
后来远景出版社解散，王荣文另创远流出版社，沈登恩则将出版主力移向台湾以外的地方，中国香港、新加坡成为主要战场。代表作品有《卧虎藏龙》、《七等生作品全集》等。为纪念远景出版社创立30周年，沈登恩出版了大陆学者所写的《张爱玲与胡兰成》，此书成为他最后出版的作品。
生前事迹
当我校对完《当今台湾文学风貌》一书后，照例来到学校香港电台阅览室，随手翻阅香港特别行政区《信报财经新闻》，发现2004年5月21日刊登有著名作家戴天的《悼一个出版人》。他悼念的竟是不久前还和笔者联系过的远景出版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先生，我真不敢相信！于是再翻阅报纸，赫然又发现该报另有上海市作家陆灏写的《悼念一位出版家》，我这
才相信沈先生千真万确地走了！
在和沈登恩先生认识前，我曾通过电话、电传与他联系拙著出版一事。他用传真传来的信中说：
古先生：
外游刚回，很高兴收到你的FAX。久仰大名，可惜一直无缘相见，年中游长江三峡时路过武汉，曾停留一日，只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匆匆一晤，如果那时能见面详谈，那就太好了。
孟樊先生是老友，不知他约您在台北市或宜兰县山上见面？盼告，也请给我他的手机号码，我来安排为您接风，邀他作陪，反正您此行必会经过台北的。
只要编选的文章都有来源，且经作者同意授权，我会设法为您出版，但台湾市场不大，要先有心理准备才好，请来台时将稿携来，若有磁盘尤佳。复函时盼先示知出版条件。
我曾向湖南中南大学出版社购置一书版权，历时两个月，E－mail不到台湾，磁盘寄不出内地，只能托人携带。如果您愿帮忙，请致电文社长，请他即时将《国富论》一书光盘快递寄您并代为携来台北市，先此预先道谢。
尊函提及的二部大作，若能签名赠我最好。待您来台，我可以送您本公司的丛书。“远景”创立三十周年，出版了1300种丛书。
匆此候复，即祝日安！弟 沈登恩 上 2003．11．24
这里讲的赴台，系指我应佛光大学当代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孟樊教授之邀，于去年12月上旬到台北参加“两岸诗学国际研讨会”。抵台后，我马上打电话跟沈先生联系。他原定晚上10点钟来我下榻的饭店，后他忙得不亦乐乎，一直迟到深夜才找到机会与我商谈出书的各种问题。我从交谈中得知，他即将迈入花甲之年，可精力仍然这么充沛，办完许多事后仍兴致勃勃地和我作两岸出版的民间交流，并当场拍了不少拙著的有关图片。
沈先生是一位有独到眼光的出版家，在台湾出版界有过“小巨人”之美誉。在1975年初，当他得到金大侠的作品时，时任中国国民党“新闻局”局长的宋楚瑜曾私下找他借阅《射雕英雄传》，可当时金的作品在台湾被禁。大约在1977年，沈先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查禁金的作品理由不能成立，要解禁金大侠的作品。一旦时局好转，他便以第一时间把金庸的作品引进台湾，并主编了一套“金学研究丛书”。他信中提到的要我签名赠他的拙著，一是武汉版《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内有《“金学”的兴起》专节，提到他主持的出版社为“金学”研究所作的拓荒性贡献；另一本为吉隆坡版《古远清自选集》，把他主持的“金学”研究丛书的封面当插图刊入书中。当我把这两本书当面请他指教并给他带来《国富论》的光盘时，他非常高兴。他是一位嗜书如命的人，难怪他的出版社出了这多有价值的书。像他率先出版的白先勇《孽子》，为台湾的“同志小说”开了先河。另有《七等生全集》以及陈映真、柏杨、高阳、陈若曦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刘以鬯、董桥、彦火、林行止等人的作品，都是研究台港文化必读之书。胡兰成的作品也是他最先出版的。在我离开台湾前夕，他特地赶来为我饯行，赠我胡著《山河岁月》及其他文艺作品，并帮我邮寄台湾文友送我的一大箱书。
沈先生出书不怕争议，不怕围攻，当然也更不怕风险，如李敖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坐完5年大牢后，一般人都不敢出他的书，可这时候，沈登恩先生以出版人的智慧看到了李敖的价值后，曾三顾茅庐找李敖，李深受感动，便把新书《独白下的传统》交“远景”出版。李敖事后称沈登恩是“一位最有眼光的出版家”，他“是在出版界反应一流的人”。两岸开展文化交流后，沈先生又风尘仆仆穿梭于台北市与京沪之间，出版了内地作家张贤亮、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的作品，由此和一些内地文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财力和精力比过去有所逊色的情况下，当他在猎书过程中看到上海市《咬文嚼字》资深编委金文明在山西省出版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仍以出版人的敏锐嗅觉买下繁体字版权。他不但未删作者尖锐的文字，而且在增订本中还附录了许多金、余二人的论争文章，并邀请金文明到香港签名售书。这种敢向权威挑战以及出好书的敬业精神，真令人感动。
今年2月，我在桂林市参加台湾作家杨逵作品研讨会期间，托台湾诗人施善继先生把拙著的光盘带给他。他事后来电话说：“凡是我决定的事情都不会改变的。请你放心，你的书我一定会出，但不要催我。”今年4月我曾寄上一份澳洲出版的内有拙作的报纸给他，我正为他未回信感到纳闷，原来是他病了，且一病不起，于5月12日永别台湾出版界。这些天，我抚摸着他在今年初寄来的“远景”出版的四本戴天作品集，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悲痛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