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伟
伟（1911—1972），男，原名亓纯祖、亓维祖；1911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莱芜东汶南村。曾任四川宝鼎煤矿党委书记。
1972年3月26日去世，享年61岁。
人物简介
1927年考入莱芜县立中学，
1930年考入济南省立高中，
1932年毕业后在莱芜县泉河寺高小任教。
1937年10月下旬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春参加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
1939年1月，任泰山特委军事部第一大队供给处长；七县联合办事处成立后，负责粮食工作。
1940年泰山区行政专员公署成立后，任粮食科科长。
1943年11月，任泰历县抗日民主政府代理县长，
1944年5月选为泰历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后于1944年10月兼管县委工作。
1945年10月，任泰安县县长。
1947年9月，任泰山专署工商管理局局长。是年11月，调任华东工商干部学校校长，不久又调任山东省行政学院训练部主任。
1952～1958年，历任山东矿务局器材处处长，华东煤炭工业管理局基建处处长、计划处处长，济南市与徐州煤矿基建局副局长。
1958～1964年，历任云南省煤炭厅副厅长、党组书记，云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党委书记。
1965年1月，任四川渡口宝鼎山煤矿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
1972年3月26日去世，享年61岁。
先进事迹
1964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开发攀枝花市的战略决策。亓伟知道后，立即到省里请求到攀枝花开发宝鼎煤田。省委和煤管局党组织让他先来看一看。亓伟离开四季如春的昆明市，头戴草帽，身背水壶，足蹬草鞋，爬上了宝鼎山，仔细观察了煤田，决心把“宝贝”挖出来。
1965年1月，组织上决定正式调亓到攀枝花，他离开妻子儿女来到宝鼎山下，担任宝鼎山煤矿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这时从七个省市调来的近5000名职工，有的扛着行李，翻山越岭，步行三天三夜才到矿区。当时生活艰苦，亓伟组织职工先搞“三通一住”(通水、通电、通路，解决住房)。他说：“我们眼前这点苦，比起红军爬雪山，红军过草地，吃草根，咽树皮来，算不了什么。大庆人冒严寒、战荒原，练了人，出了油，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我们要以红军和大庆市人为榜样，吃大苦，创大业。”在他的领导下。砌墙无砖，自己动手筑土墙，无瓦，割山草盖房；无木材，有计划地到森林砍伐；无公路，开山挖路；无灯，就用蜡烛、松油枝；无自来水，到金沙江边一盆一盆往上端。很快使职工住下来。
有一个从东北调来的党员科长，见荒野一片，吓哭了，没两天就跑回家，群众十分气愤，影响极坏。亓伟知道后，坚决主张把这人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并立即召开干部大会通报此事。他在会上说：“希望我们的党员干部，真心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为共产主义事业吃苦在前，冲锋在前。当然，我不能只要求你们这样做，自己却是另一个样。请同志们作证，亓伟这一百多斤就撂在这里了。”
“花木兰”班由彝、傣、纳西等各民族的12个16岁至20岁的姑娘组成，她们提出把盖房用的山草全包下来。于是带上豆腐乳、冷馒头，上山割草。第一天每人只能割30多公斤，回到住地腰背痛，有的低声哭泣。亓伟知道后把班长李祥志找来问，方知姑娘们想妈。亓伟建议开个想妈妈的会。会上，大家谈了对妈妈的回忆。亓伟也谈了自己离家想父母的体会。并说：“我希望你们在想念自己的母亲时，更多地想想祖国这个伟大的母亲，想想怎样使她富强，想想怎样为她做贡献。“花木兰”班的姑娘割了一年茅草，保证了7000多平方米房屋用草。班长李祥志被评为全市著名的“六金花”之一。“花木兰”班被矿区党委称为英雄集体。
新来矿区的工人，生活不习惯，亓伟常到宿舍问寒问暖、查铺。他每天检查一次工人是否喝上了开水；要求食堂做到使工人每天至少能吃上两个肉莱，干部每天能吃上一个最低价格的小菜，价廉物美。为了改善职工生活，发动职工开荒种地，仅1965年全矿区就种植蔬菜106亩。他带领机关干部到医院看望伤病员，工人们常亲切地叫他“贴心书记”。
攀枝花市建设全面上马，煤是建设的关键。亓伟和矿党委商定，首先恢复和扩建小宝鼎煤矿。这个矿1958年永仁县曾经开采，1962年“下马”，是个小煤窑。亓伟带着200人，来到乱石、荒草、木棒交叉的井口，和大家商议如何恢复生产。他对大家说；“困难是等不走的，我们群策群力，豁出去掉下几斤肉，洒下几缸汗，也要劈开宝鼎山，为攀枝花提供宝贵的能源。”在无通风设备情况下，他同几个老工人冒着危险下井探察，发现主、副巷和已垮塌堵塞的回风巷达120米，他们用大锤、钢掘进，电筒照明，棒抬绳拖，经过28个昼夜苦战，日产汽车公司原煤90吨，保证了攀枝花市发电厂投产用煤。28个日日夜夜，亓伟和职工一样没有洗过一次热水澡，没有吃过一块肉，没有见过一片青菜。后来又连续奋战16个月，终于建成年产15万吨的矿井。接着，亓伟又投入太平矿建设。这个矿设计能力为75万吨，他到现场指挥，和工人一起打眼放炮，有时一干10多小时。当副井掘至300米时，有四处断层涌水，他同工人顶着淋头水打眼、放炮、铺轨。一天下来，他站立不住，行路困难。大家劝他回去休息，他说：“一个党的干部不能在群众艰苦奋斗时，自己躺在床上休息。”经38天奋战，全岩大巷单孔月进226米，主副井贯通，工程质量全优，创本矿建设最高记录，受到煤炭工业部的通报表扬。
“文化大革命”爆发，“造反派”罢了亓伟的官。戴上“走资派”、“投敌叛变分子”的帽子，遭受残酷斗争。远在昆明市的妻子也被关进牛棚，14岁的女儿被撵到边疆落户，13岁的女儿被弄去农场劳动，小儿子因为是“走资派”的“狗崽子”，被打掉门牙。亓伟虽受尽折磨，信念不变。宝鼎矿区1968年成立革委会后，亓见矿区生产总上不去，便去找到军代表恳求说：“攀枝花市建设不能缺煤啊，给我工作吧，让我领个采煤队也行，如果需要批斗我，只要捎个信，我不会迟到的。”
1969年12月，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下达了攀钢集团1970年7月1日出铁的任务。矿区党委根据市委指示，决定开发龙洞矿，解决气肥煤问题。1970年3月，矿区革委会派亓伟去龙洞煤矿当现场指挥，要求在75天内建成日产汽车公司700吨的矿井，为7月1日攀钢出铁保证气肥煤的需要。亓伟心急如焚到了现场，把六十一处掘进队调往主平峒，10天完成150米，创矿区纪录。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深入群众，依靠技术人员和工人，累得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经过75天，日产气肥煤达300吨，继续奋战105天，21万吨矿井基本建成。龙洞初战告捷，亓伟又马不停蹄地于这年7月投入年产90万吨的大宝鼎矿的建井会战。他带领10个掘进队，拉开13个施工面，组织劳动竞赛，矿区职工无不赞扬他的拼命精神。
患病期间
1971年5月的一天，亓伟突然晕倒了。经医院检查，他患肺癌已进入晚期。矿区党委派人护送他去北京市治疗。亓伟住院时间将《共产党宣言》、《为人民服务》读了几遍。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和民族敌人斗，苦死不怕；和大自然斗，敢字当头；和癌病斗，坚定沉着。活着建设攀枝花市，死了埋在攀枝花!”经手术一个月后出院。医生对他妻子讲，亓伟的癌细胞已经转移，要好好疗养。归途中，他路过昆明市，云南省委准备安排他去温泉疗养：亓伟对妻子说：“书兰，我得回渡口去。”陈书兰知道他从来就是说到做到。第二天下雨，妻子准备要个车送，但被他制止了。亓伟回到攀枝花，一个医生问他，有病为什么不在家休息。他说：“你应该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要回来。我还要动员家里人都来，学习老愚公嘛，愚公子子孙孙挖山不止，我也要教育子孙，建设攀枝花市。”不到三个月，妻儿从昆明迁到了攀枝花。矿区党委同矿区院医生商量后，只好同意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他又象往常那样，拄着棍子，不分白天黑夜下基层，听汇报，研究工作。由于操劳过度，病情一天天加重，只得再次住进医院。
亓伟病情恶化的消息很快传遍矿山，职工都纷纷赶到医院看望他。在生命垂危之际，亓伟仍笑着说：“同志们不要难过，我不要紧，望你们把攀枝花建设好……我死后，请把我埋在宝鼎山上，让我日日夜夜看着攀枝花出煤、出铁、出钢。”
1972年3月26日，亓伟在渡口煤炭指挥部医院逝世，终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