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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银行

日本银行

日本银行（日文名：日本銀行について）正式成立于1882年10月10日，是日本的国家银行，位于东京中央区日本桥本国町2-1-1。主要负责日本金融、货币等业务的制定与调整。

日本银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2年。1888年，政府正式制定了“日本银行条例”。同年的10月10日，日本银行开始营业。1942年《日本银行法》制定，日本银行从人事到政策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来自行政的完全监督。1949年，日本战败后进行了民主改革，在日银内部设置“政策决定委员会”，形式上带来了机构独立运营的可能性。1997年6月，《日本银行法》颁布，该银行的资本金为1亿日元，该法律条文于次年生效。2013年3月，黑田东彦正式出任日银行长，开始对日本银行进行了重大改革。2023年4月9日，植田和男正式开始了其为期5年的任期，成为日本央行史上首位经济学家出身的行长。2024年3月19日，日本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从-0.1%上调至0%-0.1%。202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续签了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建立背景

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幕府时代，日本尚未成立国家银行，当时有一种类似中国钱庄的组织，由富豪商人经营，从事金、银、铜等不同金属铸币的兑换，以及金银的买卖和存款、贷款业务。这个组织被叫作“汇兑组”。该组织与德川幕府的官僚有紧密联系，在德川幕府政权的倒台后也随之相继衰败。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为实现经济现代化，积极推行移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殖产兴业”政策，但是由于日本当时国家财政基础极为薄弱，工农业发展水平也非常落后，资金严重匮乏导致无法顺利推行此项政策。1872年，日本政府下决心改革混乱且脆弱的金融体系，创造良好的资本市场融资的环境，日本政府借鉴模仿美国1864年发布的《国民银行条例》，制定了日本的《国立银行条例》，旨在把银行券的发行统一于国立银行。但是当时日本国内众多的国立银行并非由国家控制，也没有政府投资，导致货币发行权没有控制在国家手里。针对此问题，日本政府试图将银行的经营模式和资本主义的基础组织——股份有限责任的公司制度移植过来。

1877年日本西南战争爆发后，明治政府为了筹集军费而滥发纸币，但是因为无法兑现，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日本政府为了拯救日益衰败的经济态势，大久保利通的继承人、时任大藏卿的松方正义（1835—1924，后担任日本第四任、第六任首相）基于“制定货币运用之基轴”的思考，在1882年6月推出了《日本银行条例》，同年10月10日日本央行即日本银行在日本东京都日本桥成立，日本银行是政府授权成立的法人。

发展历程

日本银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2年。1882年6月，1882年《日本银行法》颁布，该银行将拥有1000万日元的资本，并获得自开业之日起30年的营业执照。10月10日，业务开始运作。1887年3月，银行资本宣布从1000万日元增加到2000万日元。1895年8月，银行资本宣布从2000万日元增加到3000万日元。1896年4月，总部迁至东京中央区日本桥本国町2-1-1的新楼。1910年2月，从1912年10月10日起，银行获得了30年的营业执照，并宣布将银行资本从3000万日元增加到6000万日元。1942年2月，日本银行法颁布，该银行的资本金为1亿日元。5月1日，日本银行根据1942年日本银行法进行重组。

1949年，日本战败后进行了民主改革，在日银内部设置“政策决定委员会”，形式上带来了机构独立运营的可能性。1997年6月，《日本银行法》颁布，该银行的资本金为1亿日元。1998年4月1日，1997年的《日本银行法》生效。2013年3月，日本通胀派知名人物黑田东彦出任日本中央银行行长，此后日本中央银行多次调整货币政策，不断加大宽松力度。次月，日本中央银行推出“量化与质化金融宽松政策（QQE）”，该政策又被称为“异次元金融宽松政策”。2020年3月，日本中央银行宣布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J-REIT）等风险资产购买额度上调一倍；同年4月，日本中央银行宣布取消每年购买80万日元长期国债的上限规模，继续增加国债持有量。7月21日，日本央行2020年7月20日在结算机构局内新设立“数字货币组”。

2021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续签了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34000亿日元，协议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2023年4月8日，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彦的任期结束，副行长雨宫正佳和若田部昌澄的任期已于3月19日结束。次日，植田和男正式开始了其为期5年的任期，成为日本央行史上首位经济学家出身的行长。4月14日，日本央行官网正式发布新版纸币票样，包括10000日元、5000日元和1000日元3种面额。12月19日，日本银行在会上一致决定将利率维持在-0.1%的水平，同时坚持其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并将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上限参考值保持在1%左右的位置。

2024年2月25日，日经225指数强劲上扬，成功突破39000点大关，不仅超越了1989年12月的历史最高纪录（38957.44），还在上周五（2月23日）收盘时达到39098.68。由于日本央行持续买入日股ETF，其账面浮盈已经高达32万亿日元。3月，日本股市的反弹已将日本央行所持ETF的价值和账面浮盈推至创纪录高位。截至2月底，日本央行EFT持仓攀升至71万亿日元（合4830亿美元），账面浮盈约为34万亿日元。日本央行一直在购买ETF，作为其大规模货币宽松措施的一部分，以实现可持续的2%通胀水平。2024年3月19日，日本央行结束为期两日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解除作为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核心的负利率政策，将基准利率从-0.1%上调至0%-0.1%。3月19日，日本央行取消购买ETF，继续购买日本国债，规模与以前基本持平。10月，日本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保持不变，为2000亿元人民币/34000亿日元，协议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机构治理

企业架构

数据截止2023年12月21日，参考资料：

管理层

数据截止2023年12月21日

分支机构

数据截止2023年12月21日，参考资料：

历届行长

参考资料：

货币政策

2012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执政并推出以“三支箭”为核心的“安倍经济学”，即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及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此后日本中央银行多次调整货币政策，不断加大宽松力度。

政策内容

扩大基础货币供给量并在两年内实现翻倍、增加国债和风险资产的购入量、延长国债持有期间，从而压低中长期贷款利息，促进民间投资。2016年1月，日本中央银行推出“负利率政策”，将短期政策利率水平设定在-0.1%；同年9月，日本中央银行又推出“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继续将短期政策利率水平设定在-0.1%，并通过市场操作将10年期国债利率水平控制在0%左右，从而实施以长短期利率操作为核心的货币宽松政策。2024年3月19日，日本央行结束为期两日的货币政策会议。日本央行宣布解除作为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核心的负利率政策，将基准利率从-0.1%上调至0%-0.1%。

利弊

有利影响

超宽松货币政策对于当前日本促进经济复苏和维持物价具有重要意义。日本银行进一步于2016年1月和9月先后引入负利率和YCC政策，将短端政策利率设定在-0.1%，避免了利率倒挂，保证了银行业的利润，并通过买卖国债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控制在0%，期待实现消费物价指数每年2%的通胀目标。

不利影响

一是物价上涨对企业经营和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压力。除国际形势紧张导致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并向供应链传导外，长期量化宽松、日本与美国间的利差扩大而导致的日元贬值成为加剧物价上涨、引发输入型通胀的关键。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数据，2022年，日本CPI综合指数（除生鲜食品外）较上年平均上涨2.3%，其中，9～12月较上年同期上涨幅度均超过3.0%,12月则达到4.0%，创下近41年以来的最高值。由于物价普遍上涨，企业原材料、零部件等采购成本显著上升，挤压了企业利润空间；而居民消费则是承担物价上涨后果的最终环节，特别是日常消费品占家庭消费比例较高的中低收入家庭将面临更多的支出。同时，由于名义工资增长幅度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日本工薪阶层实际工资收入缩水。根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数据，2022年日本名义平均工资比上年上升2.1%，但去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平均工资比上年下降0.9%，说明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减少。

二是加剧金融市场波动性和脆弱性。为维持收益率曲线控制目标，日本中央银行大量购买国债，国债购入额连创新高。在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十年间，日本银行的国债持有额翻了两番，截至2022年9月末，日本中央银行在日本政府全部发行的国债中持有份额已经超过50%。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和价格发现机制，而且当利率波动时，国家银行持有的国债市值也会随之波动。事实上，在2022年12月日本中央银行上调收益率曲线控制区间后，日本国债市值下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计入大量减值损失。同时，在长期超宽松货币政策下，中央银行通过长短期利率操作压低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以促进企业增加融资和投资。而银行主要业务利润来自于银行支付的存款利息和收取的贷款利息之差，贷款利率下降意味着贷款利息收入减少，导致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环境日益严峻。2022年12月末，日本地方银行计入的包括国债在内的减值损失累计达到1.46万亿日元；并且，鉴于黑田东彦体制下超宽松货币政策已经陷入僵局，市场的警惕性上升，此前日本中央银行宣布以固定利率无限量购入国债、调高收益率曲线控制浮动区间等引导性信息均引发了金融市场剧烈震荡。

三是经济严重依赖低利率政策环境，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时间越长，退出就会越困难。日本经济目前仍处于低迷状态，尚未从疫情冲击下完全恢复。根据日本内阁发布的GDP统计数据，2022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仅为1.1%，较2021年2.1%的水平有所下降；并且，2022年实际GDP的金额为546.0万亿日元，低于疫情前2019年的水平（552.5万亿日元）。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意味着向已经遇冷的国内市场继续泼冷水，经济有可能陷入衰退。根据日本智库测算，如果日本中央银行放弃收益率曲线控制，长期利率将有可能提高1.1%，这将造成企业年经营利润下降3%、设备投资下降9%；同时，日本政府部门由于积累了巨额债务，也难以承受较高利率。多年来，日本依靠发行国债筹集财政资金，截至2022年末，日本国债余额已经达到1115.5万亿日元，政府债务余额与名义GDP之比，即政府负债率达到263.9%，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为最高，是美国（122.1%）的两倍以上，大大超出德国（71.1%）、英国（87.0%）、法国（111.8%）的水平。得益于低利率环境，即使日本国债余额不断攀升，利息费用也能大体维持在一定区间内，日本财政也能持续运行。然而，如果利率上升，巨额国债所产生的利息费用将会激增，财政可持续性将遭遇严峻挑战。

四是YCC使得日本的货币政策是顺周期。2020年疫情爆发后经济下滑，其他国家的中国人民银行都在大幅降息，并加大了债券购买力度。而日本央行成为了一个另类，它无法再降低已经为负的政策利率。为了防止国债收益率掉到负数，日本央行需要减少债券购买量。在YCC的限制下，日本央行在扩大资产负债表方面明显落后于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

五是YCC的另外一个内在矛盾来自于“不可能三角”，也就是在日元可以自由兑换的情况下，日本央行无法同时控制利率和汇率。2022年日本央行坚持YCC，货币政策宽松的代价就是日元大幅贬值。

机构业务

日本央行的目标是“发行纸币并实施货币和货币控制”，以及“确保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顺利结算，从而有助于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该法还规定了日本银行的货币和货币控制原则如下:“日本银行的货币和货币控制应以实现价格稳定为目的，从而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为实现上述目标，日本银行的业务运作详见日本银行简介、货币政策、金融体系、支付与市场、钞票、日本银行国库基金和JGS服务、国际金融、研究与统计。日本银行还决定并公布了其组织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日本银行作为日本中央银行应尊重的一套基本价值观。日本银行职员在从事业务活动时，必须始终遵守这些原则。

机构事件

2023年12月11日报道，安倍晋三派”向所属国会议员下达销售指标，要求他们以每张2万日元（约合989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政治筹款集会入场券。如果销售所得超过指标，相关议员可获得回扣。至少从2018年至2022年，该派系未按规定把相关收入入账，秘密资金累计总额约1亿日元（494万元人民币）。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已经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启动调查。

2018年底，厚生劳动省每月就劳统计的数据存在造假嫌疑，进而引发对厚生劳动省的全面调查。结果发现，在56项基础统计项目中，有22项存在延迟发布、漏查和统计不当的现象，错误占比高达40%。而日本央行的决策也被这些数据所误导，日本央行正是参考了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才做出了进一步量化宽松的经济决策。

2024年3月18日，日本央行开始举行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据多家日本媒体预测，日本央行即将结束已实施多年的负利率政策。日本央行是全球首个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国家银行，自2013年以来，通过这一非传统货币政策手段，试图刺激经济增长和提升通胀。然而，尽管日本央行坚持负利率政策，但其效果一直受到争议，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仅日本央行仍在执行负利率政策。3月19日，日本央行决定终结实行了8年的负利率和收益率曲线控制（简称YCC）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