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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苑

说苑

《说苑》又名《新苑》，成书于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由西汉刘向在主持校理皇家图书期间编写而成，是一部说体著作，意为杂史小说的总集。该书原有二十卷，后仅存五卷，大部分已经散佚，后经宋曾巩搜辑，复为二十卷。

刘向处在西汉由昭宣中兴急剧走向衰败的过渡时期，他目睹了西汉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和问题，于是数次上书进谏，然而无果。于是转而以书为谏，把道理以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编成《说苑》一书，以向帝王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为进谏作持之以恒的努力。

该书主要有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尊贤、正谏、敬慎等篇，系搜集《论语》《孟子》《荀子》《礼记》以及先秦古籍已散佚之文字，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分类记述了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奇闻异事。其中记载孔子言行条文甚多，对研究孔子和儒家有一定参考价值。《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说此书“议论醇正，不愧儒宗”。同时该书叙事意蕴深厚，文字简洁生动，清新隽永，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对魏晋乃至明清的笔记小说具有一定的影响。

编纂者简介

刘向（约公元前79年—约公元前8年），原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沛(今江苏省沛县)人，刘知远之弟刘交的四世孙，西汉时文学家、经学家、目录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文献学家。汉宣帝时任散骑谏大夫，刘奭时因反宦官臣而下狱，刘骜时任光禄大夫，受诏校书秘阁。他于经传诸子诗赋等均有相当造诣，主张“天人感应”学说。刘向为古代图书的编目整理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曾参与校理宫廷藏书并撰写了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后汇编成《别录》一书，是为我国最早之分类书目。著作有《洪范五行传论》《七略别录》《新序》《说苑》《列女传》等。

书名释义

《说苑》书名中的“说”字的含义并非说理、辩说，而是述说。“说体”是对先秦源自讲说、记录成文、具有一定情节性的叙述体故事文本的统称。《说苑》则赋予说体故事以明确的寓意，将它们变成了丰富的寓言，创造了富于中国特色的寓言艺术。

刘向在《说苑序奏》中提到了他对《说苑》的命名。他在校对中书《说苑杂事》时，发现书中事类众多，或有上下缪乱的文字，难以分别次序，于是便除去其中与《新序》重复的内容，并对余下内容进行了分类与补充，最终得到二十篇文字，添加篇题，自命其书为《新苑》。《说苑》之名始见于班固的《汉书》，书名变化的原因，清代姚振宗认为《新苑》疑是《新说苑》；学者徐复观则认为刘向本命名为《新苑》，至班固写《刘向传》时改称或误称为《说苑》，而《新苑》之名反因之泯灭。自班固《汉书》以后，《说苑》之名沿用至今。

成书背景

刘向一生供职于汉宣、汉元、汉成、汉哀四位皇帝。昭、宣二帝在位时，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作为执政原则，注重经济的恢复，且鼓励生产，选贤举能，赏罚分明，百姓安居乐业。然而统治集团的腐败黑暗积弊已深，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还是非常尖锐，宇文赟又颇慕刘彻之风，展开对匈奴的战争，庞大的军费支出导致财政困难，统治者自上而下却竞相奢侈。至元成哀时代，贵族、官僚、豪强竞相侵土地，导致农耕生产秩序严重破坏，大汉帝国鼎盛之势一去不复返。刘向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由昭宣中兴急剧走向衰败的过渡时期。

刘向目睹了西汉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和问题，曾抱着以古鉴今、经世致用的强烈愿望数次进谏，仍无果。于是刘向转而以著书为谏书，择取有“义理”可观的内容编入《说苑》呈给天子，向帝王“微而著”地言其执政之失，把道理以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使之入于无迹。在宣传其思想主张的同时，刘向巧妙运用语言表达艺术，既增强了道理的可读性，又能达到讽谏的目的，助其为进谏作“坚强以持之”的努力。故而《说苑》以叙述为主，议论为辅。每章多以故事的形式出现，而这些历史故事或传说带有很强的趣味性和故事性，与庄子运用“藉外论之”的寓言形式以表达其深奥哲思为同一机杼。

取材来源

《说苑》的材料主要来源于皇家所藏的典籍、刘向个人藏本和民间流传的书册资料。刘向博采先秦至西汉的经传、史传、诸子作品及异文传说，据学者梅军的《\u003c说苑\u003e研究》统计，《说苑》中的材料主要取自《韩诗外传》《晏子春秋》《淮南子》《吕氏春秋》《史记》《荀子》《韩非子》《左传》《周易》《论语》《礼记》《尚书》《国语》《战国策》等典籍。

内容概要

《说苑》收录内容二十卷，每卷有一个标题，依次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每个标题都点明该卷主旨所在。每卷一般以第一则或前数则为一卷的大纲，杂引前人言论陈说本卷主旨，并在后文以大量历史实例加以证明。

《君道第一》中刘向系统、全面地提出了为君之道，认为君王的品行、能力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臣术》提出为臣之道，借晏婴之口指出臣子对于君王来说是“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为辞令，可分布于四方”。《建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述了治国之本，为治国之大纲。在刘向看来，“君道”“臣术”、“建本”这三者共同构成执政之基，乃治国之要。后面的17卷涉及国家政事的各方面，围绕着前三卷对国家政治作了进步的阐述，是治国的具体方略。《立节》提出臣子要忠君爱国，不惧牺牲。《贵德》建议君王要重民爱民，是对《建本》中民惟邦本思想的进一步阐述。《复恩》从治国安邦的政治高度探讨复恩的社会作用，提出君王要“悬禄以待之”，臣下要“竭力以报之”。《尊贤》《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修文》等卷则分别论述了君王执政、臣子辅政应该具备的各方面能力。

主要思想

《说苑》一书围绕治国安邦之道书写编排，刘向于故事结尾简短评论、抒发感想，或借助故事的角度选取和次序安排、故事中正面人物的言行来间接传达自己的观点，其中主要传达了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的德治思想，重民爱民、富民利民的民本思想，修己至公、任贤纳谏的人君之术。

德治思想

刘向具有儒家思想，是董仲舒思想的追随者，他宣扬德治思想、提倡“德教”的同时，又主张适当汲取法家的思想因素。

刘向认为治国的三种策略中，最上乘的是“化”，即道德教化。对于一国的政务而言，教化最为重要，它能化除人民的争端，令“兵戈不陈”，体现出以儒家“仁政“思想为主导的特征。刘向赞同《论语》“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的观点，认为“草上之风，必偃”，鼓励君子以德行教化天下百姓。他认为礼乐能约束人的行为、感化人的心志，是教化百姓、安民治乱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手段，《说苑·修文》篇第一章即说:“夫功成制礼，治定作乐。”明确了以礼乐治国、推行教化于天下的礼乐思想。

与此同时，刘向将刑罚看作教化的补充手段，反对不教而虐，滥施刑罚。他一再强调教化的作用，提倡从内在层面、心灵深处去感化百姓，觉醒百姓的善心，使他们自觉地向善为善，而不是通过外部的强力加以约束和控制。如果执政者不教化百姓，当百姓弃义逐利乃至于违法犯罪时，执政者不反省自身错误，而是直接以严刑酷法惩治百姓，那就是残民、虐民。这继承了孔子“不教而诛谓之虐”的思想。

民本思想

《说苑》将重民爱民视为人君美德，把富民利民看作为政之基，充分体现了民本思想。

刘向认为百姓是国家的根基，只有安众养民，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他在《说苑·建本》篇第二十四章提到民心所向对国家的祸福存亡至关重要，敬天祀鬼神不如顺从民意。由此，刘向宣扬“天生君以为民”的思想，认为上天降生万民的本意，不是为了替他们立一个君主，而是为了使百姓受益得利，而百姓与君主的利益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秉公为民，君主也将受益得利。在具体措施上，刘向认为富民利民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要使百姓生活富足。他在《说苑·建本》篇第二十五章提出使百姓生活富足，是先之于教化的基本措施，是治国之根本，要积极解决百姓衣食困难等基本问题。当发生灾害时，官府则要打开仓库，救济百姓；第二，要缓刑罚、薄赋敛、节省开支。《说苑·政理》篇第十三章认为君主要减少繁琐的法律条文，宽缓刑罚，废除烦琐的狱治，减少赋税，使太平之风兴于世，让百姓摆脱沉重的负担，以慢慢积累财富。刘向提出君王不能无节制地享乐，浪费人力、财力、物力，而应该节省开支，以利百姓，更不要肆意大兴土木，侵夺百姓从事生产的时间。

人君之术

刘向认为对国家治乱兴衰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君主和权臣。人君修己自为、以天下为公，权臣尽忠竭智，国家才会国运昌盛。

执政者要修养品德，任贤纳谏，秉承至公思想。刘向认为对事情结果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天命，而是人的作为，他谆谆劝谏人君，要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把道德视为政治之根本，认为君主贤能则国运“茂昌”，“不贤则速亡”；此外，刘向认为贤士能辅佐人君令其垂拱而治，能补君之过使国家兴旺发达，能否任用贤臣、听取谏言，是人君的必备素质，治国的重要方略。他提出人君不光要懂得慧眼识贤、知人善用，还要能广泛听取速言，择其善者而从之。为励子进谏，人君要倡导言论无忌的风气，保护臣子进谏的积极性，对于进谏者提供的意见，广泛听取，然后选择有价值的予以采纳；刘向还指出作为执政者要秉持公正，不偏不私。这不光体现在执政者要推已及人，使广大百姓生活和乐富足，更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为此，刘向编选了多则公正守法的范例。

臣子要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刘向在《说苑·至公》第一章对人臣提出了不以权谋私、不计个人得失、秉公执法和不徇私枉法的要求。刘向认为，臣子在处理国事时要做到不经营私人的利益，身在君主之门便不可计较财利，在国法面前不袒护亲戚，奉行公事推举贤要做到不排弃仇敌。臣子应当用忠诚来事奉君主，用仁德来使民众得利，凭借宽容的品德来推行自己的措施，不可营私结党。

价值影响

保存不同版本的文学文献

《说苑》不是刘向创作的作品，而是刘向的编辑之作。《说苑》的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三类书:中书、刘向本人藏书、民间书。这些是与刘向自己参与创作、改编的故事相分离的。“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赋予了《说苑》《新序》以文献价值，对于早期文献的保存与流传有着积极意义。

发展小说文体概念

《说苑》在发展“小说”这一概念上，表现在文体因素的萌芽。刘向并没有完全按照真实历史进行编撰，而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各种变通与转化。例如在选取素材上，并不是完全从正史中选取，而是将眼光投放到诸子及野史杂传等。他对历史材料进行了一定的自由组合，且都按主题的需要作了相应改动。例如赵氏孤儿的故事在《说苑》和《新序》中皆有记载，但《说苑》第六章《复恩》以韩厥报赵盾之恩为主要的记叙重点，《新序》第七章《节士》中则以公孙杵臼和程婴保护赵氏孤儿的行为为中心，两书侧重点不同，增强了《说苑》的小说意味。

影响后世小说文学

《说苑》的出现是小说观念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促进了“说体”向小说的发展与成熟。《说苑》中的许多事例进入历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影响深远的一部分，并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事例材料。除此之外，《说苑》独特的编撰体例也被后世许多类似的文学作品继承，例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传承了《说苑》分门别类的体例划分法，全书划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雅量、识鉴、品藻、容止、任诞等三十六篇(门)，显现了《说苑》《新序》“以类相从”的编撰体例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后人评价

刘向之切议……精诚由中，故其文语感动人深。或抽列古今，纪著行事，若司马迁、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然而无胸中之造。

——汉·王充《论衡·超奇》

扬雄《扬子法言》，刘向《说苑》……咸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

——梁·刘勰《文心雕龙·诸子》

《说苑》《列女》《神仙》诸传，自造《洪范五行》及《新序》、而皆广陈虚事，多构伪辞。非其识不周而才不足，盖世人多可欺故也。

——唐·刘知几《史通·外篇》卷一八《杂说下》

向以区区宗臣，老于文学，穷经之苦，崛出诸儒，先秦古书甫脱切，一入向笔，采不遗。至其正纲纪，迪教化，辨邪正，异端，以为汉规速者尽在此书（《说苑》）也。

——宋·高似孙《子略》

刘向《说苑》，曾巩序之矣，其可否已括其间，学者当有所择，而徒博者失之。

——宋·陈著《本堂集》卷四七《题刘向说苑卷首》

《说苑》出于刘向。向之学不纯，溺于诞妄，所取不经，且多战国纵横之论坏人心术，莫此为甚。

——明·解缙《文毅集》卷一《大庖西封事》

刘子政作《新序》《说苑》，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而止。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

《说苑》今存，所记皆古人行事之迹，足为法戒者，执是以推《百家》，则为故事之无当于治道者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名言

文王问于姜子牙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小行星1584；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说苑·政理卷七》

地广而不平，人将平之；财聚而不散，人将争之。　——选自《政理37》

善言进，则不善无由入矣；不进善言，则善亦无由入矣。　——选自《政理35》

圣王布德施惠，非求报于百姓；郊望尝，非求报于鬼神。　——选自《贵德3》

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辨，长幼之序。——选自《贵德3》

君子博学，患其不习；既习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让也。——选自《谈丛80》

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选自《谈丛71》

枝无忘其根，德无忘其报，见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于三者，吉祥及子孙矣。——选自《谈丛75》

高山之巅无美木，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美草，伤于多阴也。——选自《谈丛69》

福生于微，祸生于忽，日夜恐惧，惟恐不卒。——选自《谈丛32》

道以优游故能化，德以纯厚故能豪。——选自《谈丛34》

言人之善，泽于膏沐；言人之恶，痛于矛戟。——选自《谈丛34》

为善不直，必终其曲；为丑不释，必终其恶。——选自《谈丛34》

恭以敬，可以摄勇；宽以正，可以容众；恭以洁，可以亲上。——选自《政理29》

参考资料

走进魏晋风流，《世说新语》里的那些成语.手机凤凰网.2024-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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