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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家

阴阳家

阴阳家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因汉代《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中的分类而得名。该学派内部流派众多，以战国时齐人邹衍、邹奭为代表的阴阳家最为闻名，亦被称为“阴阳五行家”，重要文献包括《邹子》《邹奭子》。

关于阴阳家的起源，《汉书·艺文志》称阴阳家源于古代羲和之官，除此之外亦有方士说、儒家说等。阴阳家在战国末期广受统治阶级推崇，邹衍及其学说的传人邹奭被时人称为“谈天衍，雕龙奭”。汉代以后，阴阳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逐渐消失，其阴阳五行思想被儒家与道家进一步发展吸收。

阴阳家的思想主要包括五行生胜观、五德终始说，大小九州说等。战国时期阴阳家文献，《汉书·艺文志》著录68家，1300余篇，现均已亡佚。阴阳家学说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与辩证色彩，其对宇宙自然规律的探究蕴含着中国科学的萌芽。在思想政治领域，经由阴阳家发展的阴阳五行思想构筑了汉代以后的政治思维模式，对儒、道思想亦有深远影响。但是，阴阳学说在汉代以后统一助长了迷信思想的盛行，抑制了学术自由的发展。

名称

先秦时期并没有“阴阳家”的具体名称，后人所谓某家之说，在当时则是称呼学者为某子或直呼其名。“阴阳家”的名称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被作为六家之一首次提及：“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后《汉书·艺文志》将其算作九流十家之一，“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阴阳家同时亦被称为阴阳五行家。

诞生背景

历史背景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包括阴阳家拥有共同的社会矛盾背景。春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农业、商业、手工业、科学等诸多方面都有技术进步。同时，复杂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也都深刻影响着当时当世，知识分子往往治学立说以解决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阴阳家作为众多思想潮流中的一支也在此影响下蓬勃发展。

士阶层的兴起

方士被认为是阴阳家之始，阴阳家的诞生与士阶层的兴起也息息相关。随着私学的兴起，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各诸侯国纷争的历史时期中试图以理论学说影响社会舆论、改造社会思想、参与政治世界，以此达到重建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理想的目的。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兴起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在众多的士中，方士阶层也出现在这一时期，以巫祝术数为职，影响了后世阴阳家的产生发展。

自然科学的发展

自然科学的发展为阴阳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战国时期，自然科学也得到了一定进步，天文、地理、物理、医学等方面的知识都有一定高度的科学总结。甘德《天文星占》、石申《天文》合称为《甘石星经》，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禹贡》与邹衍《大九洲》都是当时的地理学专著。这些自然科学的成果都为阴阳家创立思想学说以干预社会事务提供了科学基础与演算手段。

思想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旧有的政治制度逐渐走向解体，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逐渐形成，百家皆在寻找重建社会秩序的方法，并以此建立了各自的思想体系。在此背景下，阴阳家吸收此前的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将对自然界中阴阳变换、五行运转的规律性认识推广到人事活动中，借此解释历史变迁、宇宙法则与历史的兴废并参与影响社会政治实践。

起源假说

王官说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认为阴阳家源于古代“羲和之官”。羲和之官就是古代执掌天文、历数等事务的王官。以刘歆、刘向为代表的汉代学者认为诸子之学皆出于王官，在百家兴起之前，官师政教合一，学在官府，但周代衰微之后，王官之学沦落民间，于是演变为了诸子之学。

方士说

胡适认为诸子之学与王官无关，阴阳家是集齐各地杂学而成的学派。

冯友兰主张方士起源说，他认为诸子之学本出于贵族内的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这批专业人士中有精通巫祝、术数之辈，有的是周王室的王官，有的是诸侯国的小官，后来流落民间，靠卖技艺为生，成为方士，为后世阴阳家之起源。方士是实际掌握了术数技艺之人，而阴阳家是在掌握术数知识与理论的基础上能够以此解释社会与人生、干预政治实践的一类学术流派。

儒家说

从学术派别上来看，阴阳家的形成原以儒家为主线。阴阳说与五行说本都为儒家的思想。《易传》肯定“易”的绝对和永恒，认为运动的永恒性就在于阴阳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和转化，阴阳作为一种基本思想贯穿其中。在《大戴礼记》《论语》中亦记载有孔子基于阴阳思想对天道的认识。至于五行学说，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行》篇被认为与儒家孔伋有密切的联系，在《五行》篇中，“仁”、“义”、“礼”、“智”是道德实践，而“圣”是与天道相连的道德性心性，君子要将五行内化于心，进而合乎天道。在《荀子·非十二子》中也记载有若思创五行说、孟子加以继承的说法。

历史沿革

战国末期兴盛

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风靡一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68家，著述有1300余篇。邹衍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战国时期阴阳一派学者们将阴阳与五行统合，以阴阳消长的自然规律来解释社会人事的变迁、以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来解释王朝更替的规律。邹衍行至各国，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广泛重视，甚至燕昭王愿以邹衍为师，说明阴阳家及其学说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地位。与邹衍同为齐国人的邹奭同样被视为战国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他承袭邹衍之名，大量吸收了邹衍的学说，齐人有“谈天衍，雕龙奭”的称法，所谓“谈天”，即邹衍所论皆为天事，“雕龙”即邹奭修饰邹衍之文，犹若雕镂龙文。

汉代以后衰落

虽然阴阳家思想在战国末期名声大振，但在汉代以后鲜少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学派所提及，阴阳五行思想主要表现在儒、道作品之中。一方面，阴阳家相关著作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期损毁不少，刘彻时期也有罢黜百家之举，阴阳家在社会政治方面遭到打压；另一方面，秦汉之后，百家思想逐渐走向融合，互鉴吸收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加之儒学、道学具有极强的包容性，阴阳家的思想倾向偏离于学术思想发展主流，其核心内容便逐渐被儒、道所吸收，从而构成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汉代董仲舒将阴阳家思想与儒学相结合，将阴阳学说中的四时变化附会为君臣、夫妇、父子等封建伦理关系，将对天地自然运行规律的认识转化为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与先秦时期朴素辩证的阴阳观念已然有别，其意旨在于维护封建宗法制度。汉初黄老之学融摄阴阳家思想，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指出，道家博取阴阳、儒、墨、名、法诸家而形成，而以阴阳家为首，说明阴阳家思想在道家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儒、道两家皆是以本家思想为主干，以阴阳五行思想为骨架而构建认识世界的图示。阴阳家这一学术流派虽然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阴阳五行思想学说却在中国哲学史上持续发展。及至宋明，理学家们又对阴阳五行说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批判。

思想主张

阴阳五行体系

阴阳五行体系是阴阳家思想的理论核心。初始的阴阳、五行学说带有自然哲学特征，《管子》将阴阳与“五行”、“五方”、“四时”相配合，解释季节更迭与天象变化。至战国阴阳家邹衍处，古代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实现合流，形成对后世影响巨大的阴阳五行思想体系。阴阳五行思想以阴阳联系五行，探讨自然宇宙的发展规律。邹衍之后，《吕氏春秋》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推测万物生长演变的历史，西汉董仲舒赋予阴阳五行以道德属性，开汉代谶纬神学之先河。及至北宋，周敦颐创“太极”说，王安石以阴阳二气的运行说明五行“皆各有耦”，清代戴震也对阴阳五行作了唯物主义的阐发。下文就阴阳与五行两项核心思想对阴阳家的思想主张展开分说。

阴阳思想

阴阳最初指自然界中的光线明暗，进入哲学领域后，阴阳代表事物的正反两面，表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阴阳思想的源头最早可追溯至史前时期，严健民认为阴阳观念的滥觞为山顶洞人时期。

灾异说

阴阳家认为，人世中产生的种种灾难与奇异现象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天文现象的吉凶往往是人间祸福的象征。“天”“人”关系就如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之行为就会引发天之感应。“灾异之变”中既包含灾害之象，又有祥瑞之象，阴阳家借自然现象的祸福联系政治的得失，以此鞭策统治者，实现治理社会秩序的目标。阴阳家使人相信，灾异之变是上天意志的表现，代表着天意对人事善恶之赏罚态度。实际上，阴阳家借助了人们对于上天的绝对信仰，以天之权威为准则，借此批评社会中的诸多不合理行为，达成祛恶扬善的目的，从而将社会秩序改善得更为有序。深受阴阳家影响的《吕氏春秋·四时》在论及天人关系中就指出，王朝的兴起必有天降的福兆作为象征。直至汉代董仲舒，天与人思想得到了更为明确的阐述，《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天的阴阳变化与人事活动存在着必然关联，在此种天人观的影响下，汉代谶纬经学的灾异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序四时之大顺”

阴阳家认为，四时依据天道规则而运行，其次序不可打乱，四时对应的人的生产活动也不可打乱，人应顺时而行。阴阳家在认识了宇宙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自然规律推导至人世，以天道的必然性约束人事活动。在反映了阴阳家思想的著作中如《吕氏春秋·十二纪》《管子·四时》《礼记·月令》中，都有对自然天象运行及对应人事该如何处理的描述，讲求人事活动与自然规律的有序性。天与人之间具有相似性，天道之中有四时、十二月之自然变化，有动植物的生死枯荣，有星辰天象的交替运转，基于天与人的相似性，人自然当同自然界的变化相适应。

“顺天应时”

阴阳家思想阐述一年四季、十二月中物候的变化，对相应的人事行为作出了规定，在整体上呈现出“顺天应时”的思想特征。阴阳家之“顺天”，既包含自然之天，又包含具有人格神品质的天，天具有权威性，同时又遵循自然规律，对人来说有迹可循，可以通过观测的方式予以把握，因此对人类活动具有普遍而客观的约束力。阴阳家所谓“应时”，本身就包含诸多自然的研究，如天文、历数等对实际农业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的自然科学研究，包括一年中四时的交替与十二月之运行变换以及由此而生发的自然天象、动植物对应的活动。同时，阴阳家也重视自然气象对万事万物活动的决定性作用，按一定规律变换的“自然之时”具有节奏感与韵律性，在不同时遇下人们采取不同的行动也应当具有一定节奏性。阴阳家并非泛言敬天，“顺天应时”遵循一定规范和规律，尊崇的是有节度的天，更具可操作性。

五行思想

“五行”观念的起源可分为“五”与“行”。“五”的观念源于日常生活，早在商代已经形成，五行思想可能是古代尚“五”思想的产物。“行”之本义为“用”，五行源自五材本身，五材即金木水火土，《左传》：“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15]，说明五材是百姓最常使用的材料，五行之本义，就是五种常用材料的施行并用。

五行生胜观

邹衍在总结早期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五行相生、相胜的对立统一关系。五行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同时，各元素间也存在五行相胜的对立关系，即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与人事活动之中。

五德终始说

邹衍将阴阳五行说推广到人事，进而提出了五德终始说。《文选》：“邹子有终始五德，言土德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五德”即水、火、木、金、土的“德”。五德首先始于土德，次序为五行相胜。五德终始说的解释使得神秘的天道、天命祛魅化，使之成为有迹可循、自然运行的结果，人在面对天道运行时不再束手无策，而是有了应对的方法，即依照五行的规律依次用事，由此，天道的存在拥有必然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五德终始说为政权的建立提供了合法性。每一个朝代代表每一种元素之“德”，每种“德”都有兴盛与衰亡之时，与朝代的兴亡更替相匹配。“从所不胜”就是指当某一“德”衰落时，能够胜它的那一“德”所代表的朝代即将代替它，新兴王朝取代旧王朝便可解释为是顺应天道。五德终始说代表的是王朝兴替的循环历史观，朝代更替亦如五行的相生相克，自“土”而始，由始而终，终而复始，由此构成了人们的天道观。阴阳家认为，历史的演进具有重复性。阴阳家以黄帝至战国末的历史推测战国末期以后的历史，正是基于历史的相似性，由已知推导未知。同时，阴阳家将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归结为阴阳之气，朝代的更替乃是五德的转移，转移之因在于五行的相克关系，而相克关系又可归结于天地阴阳之气的盈虚消长，所以，阴阳之气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地理学说

大小九州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邹衍认为，中国为“赤县神州”，在其中有禹所序之“九州”，并以此为基础推广设想世界上另有一大州，该大州以“赤县神州”为其中的一个小州，即世界上还有众多同“赤县神州”一样的州，中国乃是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

大小九州说反映了阴阳家学者们类比推理的思维特点，其中“九”未必是实指，而是反映了州的数目繁多，邹衍的地理学说由此可以看成是一种推测宇宙无垠的思想认识，虽然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但具有突破思维束缚的积极作用。大小九州说，不仅仅是一种地理观念，更是一种天地观念，具有宇宙论的意义。它立足于一种宇宙混沌发生论，突破了“中国即天下”的狭隘视界，认为天外有天，拓展了时人的天地观。

代表人物

邹衍

又作驺衍，为战国末期齐国人，是稷下学宫派的重要理论学者，是先秦阴阳家的集大成者。据《盐铁论》记载，邹衍年轻时曾学儒，后转而学习变化终始之论（方仙道术）。《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现均已亡佚。马国翰有《邹子》辑佚书1卷。邹衍活动的时期与公孙龙等同时，其人及其学说广受王公贵族的推重。燕昭王曾为邹衍修建碣石宫遗址并亲自拜师学习，司马迁对邹衍所受的礼遇曾大发感慨，认为孔子困于陈蔡，脸呈菜色，而孟子困于齐梁，不为王公所重，相比之下，邹衍的待遇过优于孔子。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治学之法是“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即经由自身的直接经验推导出外部的未知世界，由已知推导出未知。邹衍统合阴阳五行思想，以此解释历史的变迁、宇宙运行的法则与人事的兴废，他的主要思想包括：“五德终始”的历史哲学，以五德的演进推测王朝的兴衰更替；顺天应时的教令思想，强调人事活动应该同自然时节一样具有韵律感与节奏性；大小九州的地理观念，将所在中原地区视作九州之一中的又一小州，拓宽了时人对世界的认识，对后世影响深远。

邹奭

齐国人，与邹衍同为稷下学宫先生，是邹衍学说的传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邹衍之术迂大而辩，奭也文具难施……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邹衍谈论天道，而邹奭继承与吸收了邹衍的学说，与之一同为时人所称赞。

《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奭子》12篇，但均已散佚，其基本思想应与邹衍相同。

著作

阴阳家作品多成书于战国时期，但已散佚众多。《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阴阳家作品包括：

影响

科学萌芽

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虽然带有一定迷信色彩，但其学说也具有一定的自然主义色彩。阴阳消息，五行终始，都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人事的兴替、王朝的盛衰都只是顺着自然的转移而变化，符合自然客观规律，而并非是用人事去转移天命。

阴阳家以包罗宇宙万象解释其所创立的整体系统观，虽然缺乏一定的科学论证方法，但这种将宇宙万物系统化、探究宇宙运行之因的做法极具科学精神。其系统化、一体化的努力为秦汉之际的中国开拓了大一统的全新格局。同时，阴阳家所研究的历法术数之学，也蕴含着中国科学的萌芽。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指出：“阴阳家之学，虽有若斯流弊，而中国科学萌芽，则多在其中……试观《黄帝内经》及《周髀算经》等书，即可知之。阴阳家在此各方面之努力，直至最近，始渐消灭……自汉迄近，中国始终在中古时代，而近古时代，则最近始方萌芽也。”阴阳家的学说虽然有其弊端，但其中仍蕴含着发展科学的努力，这种科学努力在近代以前始终未曾消弭。

思想政治

邹衍所提出的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天道循环学说，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合理性，成为历代统治者所渴求的政治哲学，构成了古代中国人对社会与历史的基础认知，对汉代以后的王朝政治具有深刻影响。阴阳家所发扬的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深刻影响了汉代的政治体系及其后古代中国的政治思维模式。顾颉刚论及汉代学人的思想：“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

医学运用

在中医领域，医学家同样也运用阴阳五行来把握、说明和治疗人的生命有机体。中医诊断原理“八纲”，有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要之皆归于阴阳；阴阳和平之人就是健康的人，反之，如果阴阳不和、不平，就是生病。治疗的本质就是调和阴阳。

天文历法

天文学与阴阳家的关系密不可分，对天象的观测本身就与阴阳观念息息相关，天文学家可以视作最早实践的阴阳家。古代天文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星占之术与五行学说的融合，以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来解释、分析星象，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可被认为是星占学说与五行学说结合的明证。董仲舒之后，天人感应学说与阴阳五行学说共同构成了古代天文之学的两大理论支柱，利用星象变化占验人事吉凶祸福，随后出现了以占星术来预测人事的职业术士，星占术的影响力在民间大大提高，迷信星占之学的人群也逐渐扩大。

消极影响

汉儒的灾异说谶纬学，也受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谶纬学说从阴阳五行、同类相感等谶纬基本思想出发，主观色彩浓郁，其学说包含有许多臆造成分，将对天的崇拜神圣化，因而具有迷信色彩。其中许多天论思想不具备科学的基础，成为社会动乱的一种诱因，其所研究的天文历法思想过于主观和保守，阻碍了历法科学的进步。

历史评价

荀子《荀子·非十二子》：“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

司马谈《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阴阳家……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司马光《司马光文集·葬论》：“吾常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于丧家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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